尚未结束的“战争”：民主与威权

自从产生政治以后就逐渐出现了民主、专制等各种政治体制，现在很难说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最早采取的形式到底是哪一种，尽管现今主流观点就是原始社会政治模式就是民主的。实际上在当今世界各国政治体制研究中，专制政体已经基本上被排除了，当然不能否认现在仍有个别国家还采用专制政体。亨廷顿这位政治学的耆宿通过《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已经充分的说明了一点，现当代世界已经从民主与专制的对立转化为民主与威权的“战争”。 民主政体自产生之初就有着很鲜明的特点，即每个个体都能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并且以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表现出来。这种政治体制有着很顽强的生命力以至于在几千年的世界历史中没有断代，在专制制度替代了它并长期实施后，民主并没有甘心的退出历史舞台。这些都证明了民主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人类的理性始终会因为民智的开启得到解放，最终将不文明社会的奴性彻底的清除。可以说不论世界历史还是中国历史，在私有制产生后民主制就很自然的消失了，一种所谓的丛林法则即“胜者为王，败者寇”就成为诸种专制政体的重要渊源。然而人始终不是动物，在人的理性不断得到启蒙、思想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专制政体的奴性思维几乎被清除殆尽，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西方世界的思想、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实质上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等重大历史运动和事件之后，西方世界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了专制制度的存在，然而即使有所谓的复辟也会因为没有基础而迅速垮台。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思想的力量和制度本身生命力的重要体现，民主制度在西方建立的比较彻底，直接决定了它们不可能有成功的专制复辟甚至反民主的东西，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民主制度的本身也是需要外部的力量维护的，这就是真正的法治而非一些虚假的法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意大利、德国就是典型的专制复辟，但也恰恰出现在一个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和一个思辨哲学发达的国家，这说明思想本身是没有约束力的，只能依靠真正的、完善的法治以及社会普遍对法律的尊重，法西斯主义兴起以后专制思想贯穿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作为群体的专制政党成功的展现了自己的权威，让社会大众或认同、或臣服最终建立起了不同于君主专制的政党专制。法治的失败让民主制度变得苍白无力，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突出的理念则是民主威力的巨大，当然他说的也不错民主的浪潮始终是世界政治进程的唯一方向，因为民主中蕴含着太多的人文、人性的东西，它能让人类社会发展的更为正常、更为多元、更为精彩，但是民主本身的所谓“抗毒性”是比较差的。随着世界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民主政体确实已经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占据了制高点，更重要的是它已经让最大多数的民众相信专制确实是一种坏的体制，专制政体也基本上在世界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政体就此能够在人类社会独一无二，因为出现了另一种非常有生命力的政治体制——威权政体。 实际上，威权政体的历史并不很长，它实际上是一种介乎于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之间的体制，它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外部环境以及政治实体特性所决定的，亨廷顿认为在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一些国家就是典型的威权国家，这些国家包括一些新兴的市场化国家，这样的划分也算有一定道理，他们大多数因为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军事政变后的军人政权或是一党执政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体制，那就是典型的威权政体，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基本路线有着最终的决定权，但是他们的施政并不能任意而为，经常会受到包括本国民众在内的力量的影响，因此常常会有民众认为这种体制并不坏，它能够让自己在一定的渠道内表达出自己的看法，而且这些国家还会因为体制本身的特点，必须强化政绩、经济等现实物质问题的解决，也因此往往这些国家的发展动力是非常强，甚至会超过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同时也会有人拿民主国家与这些国家作对比，其实这也是情有可原的，西方等发达国家始终将自己的发展成就与自己的制度联系起来，总是试图让一些欠发达国家相信只有建立西方民主制度才能从根源上摆脱贫困，甚至用了他们认为是权威主义产物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来进行价值观输出，最终这些所谓的硬手段反倒起到了反作用，在经济竞争上威权政体的国家往往能够做到西方民主国家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到的事情，也自然就有了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其中的新加坡、韩国在当时就是典型的威权国家，如此成功的发展经验确实会让一些国家产生兴趣，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就更加愿意采用这种政治体制。当然还有一些国家被美国用武力强制推行民主化进程，最终这些国家不是陷入战乱就会经济停滞和衰退，显然让一些本来在观望的国家的领导层最终放弃，甚至都得不到普通民众的支持。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家近几年出现的怀旧风实际上就是一种客观的反映，民众的心中对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有自己的选择，即使在政治冷漠最为强烈的国家依旧不会有什么变化。 民主始终是个好东西，尽管现在明白了民主制度本身与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没有直接必然的关系，但毫无疑问民主制度会带给国家、社会、民众更多的东西。只有在民主化的国家才能更多的让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重要性得到凸显，当集体和个人发生矛盾的冲撞时就会出现制度间的争论，到底应该更尊重个人还是应该舍弃个人利益而维护一个集体？在我看来个人的权利是否能够得到尊重实际上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一种公平、公正能否实现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容易被平等化。威权国家更多强调的是国家和集体，但这与其领袖或领导集团的英雄主义并不相违背，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在领导层自身与对待民众的态度上有双重标准，他们在领导的过程中很少提及所谓的公共情怀。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认为类似于戈尔巴乔夫等威权国家领导人主动进行民主化改革是最好的效果，其暴力和社会混乱的危险可以降低到最小，但是他仍旧忽略了一个问题即民主化改革在威权国家到底如何进行才能真正的软着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绝不是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改革，致使俄罗斯等国家在10多年的时间都难以恢复自身元气，绝不能陷入所谓的“宁要穷的民主化，也不要富的威权化”，因为任何社会的基础还是物质。在我看来民主化改革在威权国家的改革只能是渐进方式的，此外还必须认真分析本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不能盲目的进行西化，同时要加强引导主流舆论以及民众意识，发展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 威权与民主在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是两种不同的发展形态，我认为两者没有什么善与恶的定性问题，采用威权或是民主来治国都是一种现实考量，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实用主义的思维。因为政治体制最终都是要作用到人的发展上来，作为工具的他们民众和社会不应该带有色眼镜和情绪化来评论，而应以更加宏观、睿智的立场来分析，并存于世的这两种政体模式目前仍在“战争”，而在我看来它们不应该有战争，而应该尊重民众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