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梁思成辩护

《梁》

独眼

2月中，《南方周末》上曾经刊登了一篇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奖人王澍的访谈。其中一个问题问他：“你曾批评过梁思成，批评的核心是什么？”王澍回答说：“……但他（梁思成）面对两个不同类型的文明，却用治西方建筑史的方法来治中国建筑史。这方法对中国建筑的终结是有致命性的。他采用西方建筑史当时比较主流的方法——以帝王将相为核心的建筑史，事实上西方建筑史的做法也不完全是那样。这就使中国的民间建筑完全不在他所讨论的建筑史范围内。但我们又以他的观点制定了建筑文物保护法，导致每个城市只保留几处著名的传统大建筑就可以了，其他都拆了。”

如果梁先生泉下有知，大概会不得不在心里有一阵委屈。因为王澍的话，恰恰和事实相悖。在今年年初出版的《梁》一书里，就有着驳斥他观点的证据。如果真如王澍所说，梁思成是以帝王将相为核心来研究中国建筑史，就不会有《梁》里收录的《华北古建调查报告》所写的纪年于公元544年的神通寺四门塔——它身处杂草，浑身裂缝，看上去只有一层，跟“塔”看似不沾边，但它现在仍然被认定为同类塔中最古老的遗构；而更不可能在1937年重新发现佛光寺——当时人们认定在敦煌壁画中大放异彩的佛光寺早已消失，而它现在已经作为五台山项目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真正为古建调查提供线索的，恰恰是与帝王将相的生存形态相反的最基本的民间记录，在调查队伍出发前，通过史书、地方志和佛教典籍研究可能遗留在野外的古建筑地点，根据书中只言片语的记述，他们再去实地寻找。“时常，我们从文学典籍中读到某个古代遗迹的精妙景致，但满怀期望的千里朝拜只找到一堆荒墟，或许尚余零星瓦片和雕石柱础聊充慰藉。”在收录书中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里更有“山西民居”一章，实为近代最早的对山西民居的系统记述，为后来的民居研究奠定了基础。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的其他同仁，在1932-1938年期间，调查了137个县市，1823座古建，测绘建筑206组。最详实的资料、严谨的测绘和调查所形成的结果，为梁思成写就《中国建筑史》创造了条件，他以年代时期为界，构建了中国建筑在技术、构造、形态上的演化进程，尤其在“元·明·清”一章里以实物照片为证，记述了中国各地区的民居形态特征。

如果因为《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就认定梁思成“导致每个城市只保留几处著名的传统大建筑就可以了”，那真是断章取义，大错特错。这也可以从《梁》中找到可悲的反证，梁思成在刊发于1951年的《北京——都市计划中的无比杰作》中写道：“我们爱护文物建筑，不仅应该爱护个别的一殿、一堂、一楼、一塔，而且必须爱护它的周围整体和邻近的环境。我们不能坐视，也不能忍受一座或一组壮丽的建筑物遭受到各种各样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使它们委屈在不调和的周围里，受到不应有的宰割。”如果没有这样结合环境的整体保护观念，他就不可能在与陈占祥合著《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篇后来被称为“梁陈方案”的文件，考虑的不是如何保护“几处”“帝王将相”的“传统大建筑”，而是保留北京旧城完整的格局。他们的方案最终没有被采纳，直到2000年之后，北京市才陆续编制了《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和控制范围规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北京旧城整体保护框架方案》等文件，从保护古建筑个体发展到划定片区，再逐步重回“整体保护”。可惜，如今事情已经像梁思成曾经最担心的那样“……所谓的摩天高楼，摹仿到家或不到家的欧美系统的建筑物，庞杂凌乱的大量渗到我们的许多城市中来，长久地劈头拦腰破坏了我们的建筑情调，渐渐地麻痹了我们对于环境的敏感，使我们习惯于不调和的体形或习惯于看着自己优美的建筑物被摒斥到委曲求全的夹缝中，而感到无可奈何” 。

《梁》一书中，不仅收录了这些珍贵的梁思成的主要学术文章，另外还有三个部分，一是梁家家庭相册的珍贵照片，二是他1924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时的珍贵手绘作业，最后一部分，则是这本书备受争议的重点。梁思成晚年与他的续弦林洙之间的通信，在这些信里，当时已经60多岁的梁思成展露了他学者严肃面貌之外的对妻子的热烈和直白，这些被选出公布的信里，语言热辣亲密如年轻人。让人想起之前谣传甚广的一个故事，据说梁思成新婚不久，参加中国建筑学会早八点半开始的会议难得地迟到了。等他来了，其中一位参会者说了一句“君王从此不早朝！”大家哄堂大笑。

林洙女士作为梁思成的第二任夫人，长时间生活在林徽因的阴影之下，人们要么不去提她，只去不断反复讲述林徽因的爱情纠葛；要么就是把她和林徽因拿出来做比较，得出不太高明的结论。可生活中的很多事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冷暖自知，没有哪个外人有资格评判一个人的婚姻和他所选择的伴侣。林洙女士在梁思成先生过世之后，几十年悉心整理了大量他的学术著作、手稿、图纸，尤其是使建筑领域之外的普通人认识到他不仅仅是爱情故事中的赢家，更是出色的建筑师、古建筑专家、建筑教育家、城市规划学者、美学家、史学家。作为《梁》的编者，她让这些信在为纪念梁思成逝世40周年而编的书中出现，是她给世人的回答，也是她对他的思念的一种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