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和的散淡与轻逸

“已经不止一位友人这样问过我：为什么要写张充和？……如果说，‘大时代’、‘大史诗’的故事是一幅画上的真山真水，‘张充和’，就是山水云烟间的‘留白’。我想，对于今天这个世界，张充和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在‘无’、在‘不变’、在‘留白’、在‘淡出’与‘游离’之上。”苏炜写《天涯晚笛》，细细记录张充和的故事，是有着自己的审美取向的，而这取向，显然与张充和相契合。犹如爱克曼作为歌德的谈话记录者，苏炜既有幸倾听世纪老人的如许往事，亦有心恭录如仪，使我们得以看到这许多珍贵的史料，以及体尝那份已然逝去的风雅与韵致。

湘西凤凰沈从文墓上有四句极有名的诔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是张充和在沈二哥逝世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拟就的，“那天夜里，我怎么都睡不着了，满脑子都是跟沈先生有关的事情。睡到半夜，干脆爬起来研墨，写字，顺手就写下了这四句话”。表面似为急就章，却精准地点出沈从文的一生品性，大约既要归因于张充和的洞察力，亦表明她与沈从文在对待世事上的某些相似之处。对于时代的风云，他们都是某种程度的游离者，沈从文在启蒙、救国、左翼文学的滚滚潮流中，固执地写自己乡下人的湘西蛮野故事，而张充和虽然也历经北京求学、战争颠沛流离、辗转昆明重庆等，却不改其对书法、诗词、昆曲的钟情；面对1949年的“坎儿”，张充和选择了离开，因为她直觉自己所喜爱的那个世界即将荡然无存，而沈从文的遭际我们已熟知，精神分裂，自杀，小说创作终止，转行文物研究。事实上，沈从文、张充和都不属于“弹性大，适应力强”的人，他们的才情更适合承平之世，在波折起伏的诡谲时代，恐会险遇连连。不过区别在于，张充和自知不敌，躲了出去，为自己换取了自由的空间与时间；而沈从文勉力留下，横遭不幸，荒废了小说家天赋的近四十年。可以想见，书写沈从文诔文的极佳人选，确非张充和莫属，“不折不从，亦慈亦让”，看来亦有她自己的心结在里面。

卞之琳、张充和之间，一直以来有着传扬久远的“罗曼史”。不过充和自己澄清，“什么罗曼史哟，一点也没发生‘罗曼’”。虽有著名的“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仍只是诗人卞之琳一厢情愿的单恋而已。“他人很好，但就是性格很不爽快，不开放，跟我完全不相像，也不相合。我永远搞不清楚他，我每一次见他都不耐烦，觉得他啰里啰嗦的”，这是一种天然的距离，充和是直率简白的性情，而卞之琳多诗人的敏感、优柔、迂回，从女方一面看来，显然是无法投契的。而也正是充和如此的性情，或许为美国青年傅汉思与她的结交相恋提供了联结之径，终于结为连理。两人的结婚之日是1948年11月21日，而12月在北平即将易帜之时，充和随丈夫撤出，辗转青岛、苏州、上海，到了美国。这是一个“乱世佳人”的故事，撇开故旧、背井离乡，再也不愿回头。我们不免猜测，充和是否感到了某种“惘惘的威胁”，精神的家园、文化的故土若不复存在，她亦不再眷恋形同虚壳的那片土地。或许，有着如此的心灵状态，原本自由自在、独来独往的她，不会不在与傅汉思交往时有着别一层思虑吧。

张充和是时代风云的局外人，她注目的是更具超脱意蕴的某些东西，也即是说，她需要营造一个自己的世界。因之，她在万里之外的异国，精心保存着传之数百年的古墨，细细研开，书写各体汉字，包括她珍爱的昆曲工尺谱。她极尽耐心地教授外国学生欣赏中国诗词，练习汉字书法，既传播着故土的文化，亦埋藏着自己的文化之思。她在美国精心地保留着《曲人鸿爪》四册，那里面有着昆曲人的留痕墨迹，更使她联想起重庆时期的笙歌弦管之声。苏炜说，“张充和的性情散淡我是知道的。她一生淡泊名利，从来不想刻意在生活里——包括社会上、历史中，扮演一个什么特别的角色”。其实，这也是张家四姊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的共有品性，不过她们的性格相异，表现的形态各有特点罢了。

张充和的诗集《桃花鱼》中有句云：“记取武陵溪畔路，春风何限根芽。人间装点自由他。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这写于早年的诗句，无意中预示了充和的人生路途，自由是她的心之念之，为此可以漫漫跋涉，虽天涯亦在所不辞。老人1913年出生，今年正是百岁之贺，世间的许多事物已然风流云散，唯她的“不变”仍旧不变，这份轻逸存之弥远，大约是由于有某些拙实厚重的东西作为根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