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外交家的回忆录，提供的思考土壤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
伍修权不是中国革命的元勋级人物，后来的重要职务也都有一个“副”字：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副部长、总参谋部副部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审判庭副庭长等等。但他文武兼备、资深望重，是“将军外交家”的代表。1982年，伍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西班牙时，被安排参观佛朗哥纪念馆，主人又突然要求题词。共产党人当然不能赞誉一个法西斯分子，但参观访问毕竟不是斗争场合，征询左右，均感为难。伍沉思片刻，写下“一介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始了”一句，寓批评于叙述之中，甚为得体。（张长鹰，1998）伍修权逝世后，回忆他的文章很多，且不少出自小人物之手，亦见其很得人心。
１ 老师与“大革命”
革命需要“无法无天”的革命者，需要满怀仇恨、矢志推翻现存权力秩序的破坏者。任何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既有的组织系统和文化规范的塑造品，除了极少数“天生”有“反骨”或先知先觉者，他们大多不能充当革命的生力军。所以革命首先需要生产革命者。用办学传播革命思想，国共两党都是如此。蒋介石最喜欢部下叫他“校长”，共产党第一代核心多是教师出生（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陈谭秋、瞿秋白等）。直到“文革”后期，毛想给个人崇拜降温时，虽然讨嫌“四个伟大”，却愿意保留“导师”的称号。
伍出生于武汉一个破落的中产阶级家庭，“度过了饥寒困苦的童年，度过了对人间不平很不理解的少年阶段，又度过了一段几分兴奋、几分希望还有几分神秘的青年时期。”（伍修权，1991：1）底层青年的青春心理大抵如此。他的新生，从1920年进入武昌高师附设的“单级学校”开始，在受到毛的同学熊器叔先生的左翼思想影响，特别是1922年升入武昌高师附小后，得到陈谭秋的引导之后，他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参与革命活动，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老师而不是任何其他人，影响了他的一生。陈谭秋：
利用老师的身分，进行了有效的革命工作，随时传播革命思想，发现并培养革命青年。为此，他作为级任老师，亲自担任了几门课的教学任务，不断地利用讲课的机会，将许多革命道理和社会知识，点点滴滴又深入浅出地灌输到我们的头脑中。……使学生不知不觉间接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伍修权，1991：18─19）
高师附小因为有了陈谭秋而成为小小的革命摇篮：“当年武汉地区的党的工作，大都是在这里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的，许多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活动，也常是在这里计议策划出来的。……附小成为武昌的革命中心之一。也正因此，1927年4月召开的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就在附小的礼堂里举行。”（伍修权，1991：27）
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起源于黄（安）麻（城）起义，而发动起义的主要是黄安人，因为黄安有学田，专门供人读书，即使讨饭人家的子弟也能上完小学，他们后来大多在武汉接受过董必武、陈谭秋的教育。（王宏坤，1991：11—13）《李先念传》就特别强调：“旧时的黄安，虽然交通闭塞，但不乏常识渊博之士，尤其是董必武、陈谭秋的学生很多，都有一定的革命理论水平。”（朱玉，1999：21）
“老师”是中国革命的主角之一。尽管现代中国具备了革命的客观条件，革命的主力开始也主要是农村的游民，但革命的实际发生，却首先是由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启动的。科举制废除之后，读书人不能从现存秩序中获得功名和思想文化方面的领导权，很多人只好当乡村老师，他们怀抱的不满与观察到的社会危机都使他们萌生革命的冲动。苏俄提供了理念与与典范，“老师”们通过教学传播这些理念。20年代中期参加革命、后来成为高级干部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学校受到一、两个老师的影响后走向革命的，刘志丹、方志敏、粟裕、王树声、萧克、刘英、黄克诚、叶飞、杨成武、张宗逊、王首道、宋任穷等莫不如此。穷富不均、阶级斗争、强邻欺侮等中国现状，又与他们接受的革命理念相印证，革命行动因此成为必然。在苏俄理念与中国现实之间，老师充当了必要的中介。
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责的老师成为革命的主角，另一原因在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有大、小之别，“小革命”以暴力推翻或夺取现有政权，以达到转变现有政治秩序的目的，如辛亥革命；“大革命”除小革命的目的外，还要以政治力量迅速改变现存的社会 / 文化秩序，如法国革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也属此类。这就是毛屡屡对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不满的原因，1965年他批评赫鲁晓夫：“似乎认为只要共产党取得政权，革命就大功告成了！──好像搞的是民族解放运动似的。”毛的革命理想是“再造中国”：“必须肃清把中国引向现在这种地步的思想、文化和习惯，必须让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思想、文化和习惯产生出来。”（马尔罗，1998）也正因此，老师之于革命，不仅是传播火种，而且要使社会/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统一起来，使革命具有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革命并不以夺取政权为满足，它的最终目的是重新建立一套可称之为“党文化”或“革命文化”的价值信念和行为准则。思想革命本为政治革命的准备，而意识形态革命的特色却在于，思想革命不只是手段，也是目的。从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前提可以顺利地推断：即使政治革命完成了思想革命也还需要继续——这就是“君师合一”的新义：马克思加秦始皇。
２ 美感
革命是暴力行动，革命者需要一种特殊的环境和氛围，才能摆脱日常的因循苟且、琐碎平庸，献身于一个集体、一个事业。只有一个集体中，个人才能为了一个事业作出孤独状态下根本不可能作出的行为。“大革命”必然是“群众革命”。
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大多在莫斯科接受革命的熏陶。在伍的叙述中，异国他乡没有孤独、压抑，而是令人向往的圣地：
那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大森林，特别是那“红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广阔的红场，静卧着伟大导师的列宁墓，金碧辉煌的圆柱大厅，令人神往的大剧院，还有那一个又一个面貌各异、热情相同的伊凡、卡佳等苏联好友。（伍修权，1991：81）
受洗回来，第二站是江西：
我站在山顶举目望去，只见苏区山林田野，沐浴在一片火红的落日余晖中。繁茂的树丛竹园迎风曼舞，村庄里正炊烟四起。山下一处平地上还有许多儿童团员在操练，队列整齐，精神抖擞。到处歌声飘扬，军号嘹亮，鸡鸣犬吠，牛哞羊咩，是勃勃的动人景象。（伍修权，1991：91）
第三站该是延安了，伍没有叙述他的观感。摄影家吴印咸的回忆是：“深厚紧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都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是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吴印咸，1992；267—268）作家韦君宜也记得：“去延安之前，我有过个人的不幸 ── 我的爱人孙世实同志为党的事业贡献了年轻的生命。但我觉得到了延安便一切都会好了，党将爱抚我，抚平我的创伤，给我安慰，鼓舞我拿起投枪来继续战斗……那时我们传唱过两句苏联的歌：人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无分人种黑白棕黄红。 ”（韦君宜，1998：5）除非具有资产阶级癖好和知识分子情趣的人，谁不唱上一曲延安颂？甚至在整风审干之后的1944年，一批外国记者也像发现了新大陆似地，没有一个对延安有所挑剔。
但美感之外，莫斯科、江西、延安还有另一面。
关于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游行的王凡西回忆：“我们的队伍越行近检阅台，气氛就越发热烈，叫喊声也越发高昂。前前后后的红旗挥动着，形成了火海。四周围的人，列宁墓上，墓旁两侧 的贵宾台上，面向宫墙，层层叠叠排列在游行队伍之另一边的，上千上万的人。挥舞着帽子或者旗帜，对我欢呼出庆祝中国革命的口号。人们仿佛要奔向我们，要举高我们，要紧紧地拥抱我们。处在这种情景中，任谁都要被感动得掉下泪来。”但检阅场外，发生着另外的事：“回到宿舍，在傍晚。我却听到一个消息，说另有一些人，今天在红场上遭到了和我们相反的待遇。那是我在国内认识，现在孙大当翻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说今早晨反对派举行‘反示威’，拿了‘要求实行列宁遗瞩’的标语，参加在队伍中，经过红场时，被人撕去标语，双方发生冲突，有人还向托洛茨基的汽车开了枪。”（王凡西，1980：59）留苏的革命者也并不生活在天堂中。1930年清党期间，每个人都要在大会上“过筛子”：“从个人历史讲到现实斗争中的立场，不会俄文的有人翻译。讲完后，台下200多党员都可以向你提意见，揭发，追问，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斗争估差不多，只是没有弯腰、低头和‘喷气式’，直到没有人提意见了，就算是PASS。提意见和通过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靠紧学校支部局。紧靠的，就保护你过关；半靠的，特别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进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杨尚昆，2001A：38）
关于江西根据地。1930年6月后实行“严厉的赤色肃反”，红20军由军长到副排长全部七百多名干部均被打成“AB团”，陈毅领导的红22军三千人中被挖出五百多名“AB团”。据《江西苏区中共省委的工作总结报告》，1931年4月后第二次“肃AB团”时，“所有AB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所谓硬的方法，通常捆住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子去打，如果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和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暇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等。就胜利县来说，刑法计有一百廿种之多。”“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以致造成一切机关革命团体都自由拘留审讯，处决反革命分子，来表示自己忠实于革命。”肃反机构“甚至公开地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使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哭哭啼啼，不愿意去……在打ＡＢ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ＡＢ团。”（江西档案馆等，1982：475—489）
关于延安。薄一波回忆：“那时我母亲也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薄一波，1996：362）
革命的美感诱人，革命的恐怖惊人。没有美感，革命不能吸引人；没有恐怖，革命不能组织人。少了哪一面，都不是这场最终成功的革命。对此，鲁迅在1930年左联成立大会上就告诫革命作家：“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崇高与卑贱，光明与血污，都属于革命。
３ 博、洛、稼与毛泽东
毛泽东是在战胜“王明路线”后取得最高权力的，在此过程中他得到了曾经是“王明路线”参与者的有力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是王稼祥。1931年4月，王与任弼时、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江西苏区后，否定了此前项英在“肃ＡＢ团”问题上对毛的极端行为的纠偏，在处理“富田事变”上坚决支持毛；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苏区中央局”领导狠批毛的“消极怠工”、“纯粹防御的路线”，使毛丧失兵权，而作为与毛一起在前方指挥的领导人，王稼祥实际上却是赞同毛的主张的。长征前，他“曾几次提出与博古和李德不同的意见，支持过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伍修权，1991：566）长征途中，他与毛同行，对毛表示了对当前形势的担忧，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当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从伍的这段行文的来看，是王先提出改换领导的设想，而后得到毛的赞同的。接着：
在进遵义以前，王稼祥同志最早提出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倡议。他首先找张闻天同志，谈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张闻天同志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接着，王稼祥同志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伍修权，1991：120）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周恩来报告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后，毛接着发言，就反“围剿”失败一事对此前的中央领导作了批评。在双方都表明了态度后，王第一个发言支持毛反对博古，定下了会议的基调。陈毅把王比作楚汉相争中的韩信，归汉则汉，归楚则楚胜，是一个取足轻重的人物。（曾涌泉，1985）
遵义会议上的‘反报告”是由张闻天（洛甫）作的，报告的提纲由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共同拟定的，主要体现毛的观点。张之赞同毛，也是有基础的。1932年2月到达江西苏区后，张在两件事上与博有矛盾。一是军事战略的分歧。在讨论广昌战役的一次会议上，张批评与敌人死拚而遭致不应有的损失的战法，博古大为反感，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双方公开争论。“事后，也许是博古意识到这样对待张闻天不好，或许是李德对博古有所批评，博古曾找张闻天交谈，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博洛不应该闹磨擦。张闻天无意于将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抱成一团，因此对这种提示没有理睬。”（程中原，1993：176—177）二是张受到排挤。六届五中全会上张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委员、书记处书记，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但张却感到：“这是一种极为巧妙的‘排挤’。……既用张闻天取代毛泽东，把毛泽东从中央政府‘排挤’出来，又让张闻天去管理日常行政工作，表面的理由是‘因毛泽东不管日常事’，因而要张闻天去接替，实质是把张闻天从党中央实际的领导核心中‘排挤’出去。广昌战役后中央军委会上的那场院激烈争论，使得‘博洛矛盾’又加深了一层。这种矛盾，促进了张闻天对博古、李德领导的怀疑，对‘左’倾机会主义正确与否的思想。”（程中原，1993：178）正是在政府工作期间，张对毛有了更多的接触，思想开始接近。长征开始后，张闻天应毛之邀与毛泽东、王稼祥同行，意见更趋一致，形成与博古、周恩来、李德“中央三人团”相对的“中央队三人团”，直至遵义会议上成为政治同盟。
博古资历甚浅。1930年5月回国后，任全总宣传干事，因为反立三路线有功而于年底补选取为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长。1931年3月，博升任团中央书记，王明10月赴苏时，安排博等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博为常委及“总负责”。从回国留学生到党的最高领导人，博只用了一年多时间。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既有战略错误，也有客观原因，但博作为最高领导人显然负有责任。长征后的“湘江之战”红军损失五万多人，博的威信丧失殆尽。但博古在遵义会议上表现了相当的民主作风：
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毛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伍修权，1991：127─128 ）
陈独秀有家长制遗风，李立三有霸气，后来的个人崇拜更是听不得不同意见。比较起来，只有瞿秋白、博古这两个左倾人物在关键时刻较具民主作风。
４ “不要弄死王稼祥”
王稼祥对毛地位的确立贡献极大。1937年7月他到莫斯科后向共国际积极宣传毛，1938年回延安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王稼实，1979）前苏联学者季托夫认为：“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37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甚么建议，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季托夫，1987：356—357）共产国际是否有这样的决定并不重要，但王稼祥传达的“口信”对毛战胜王明具有决定性意义。1943年，王稼祥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同时直接领导了最早的《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尽管毛并不想把“毛泽东思想”的命名权授予给他。
政治而外，一些细节小事，王也不糊涂。49年5月，刘少奇访苏，王稼祥陪同，斯大林有一次提出下次聚会时请中国方面的女同志（江青及王夫人朱仲丽）也参加，“王稼祥很聪明，他没请朱仲丽参加聚会”，从而使江青风光独占。（师哲，1995：410）小事不小。正像“两个主席”不能平行一样，江青也容不得王光美的风光。196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刘夫妇与印尼总统苏加诺夫妇的巨幅合影，作为回应，9月29日江青以第一夫人的身份与毛一起会见苏加诺夫妇。
忠诚有效。遵义会议上，王进入政治局并成为“三人团”一员，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担任军委副主席、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要职，一度是中央核心领导之一，办公桌上有三部电话，然而，王在“七大”上差点连候补中委都当不上。杨尚昆解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这个人性格比较孤僻，不大接近群众，大家认为他架子大，实际上他是个书生气很浓的干部。”第二当然是因为他曾是王明路线上的人。“他作为一个留学生，回国后工作做得不多，但一下子就作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不是一步登天？”杨把“性格孤僻”作为第一条不是偶然的，“七大”是团结的大会，王明和张闻天都进了中央委员会，张还是政治局委员，何况是有力支持过毛的王稼祥？就此而言，没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可能是其落选取的主要原因。曾涌泉也认为，“有些同志对他并不怎么了解，据说是因为稼祥同志对下级态度生硬，民主作风差，而没有选他。”（曾涌泉，1985）1997年，杨尚昆与《王稼祥传》的作者谈话，第一句话就是“稼祥同志很像一个学者，他不太会‘交际’，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不太会‘公关’。虽然他当红军政治部主任的时间很久，但对于红军干部并不很熟悉。……在中央红军中，军团一级的干部他熟悉，……他对师发下的干部就不大熟悉了，甚至都没有见过。”你连人都认识，叫人家怎么选你？进入北京后，“稼祥同志住在中南海，几乎不同别的人接触”。（杨尚昆，2001B：120—129）
书生的优点是没有政治野心。因此王难过的日子并不长，49年后任驻苏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中联部部长，“八大”是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文革”时期的“十大”上，他也是中央委员。毛多次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王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中，就数他在位最久。逝世之前虽无具体职务，但“十大”还是中央委员，日子比较好过，秘书、警卫、小车配套齐全。
但王稼祥毕竟有着历史包袱，虽处处小心仍防不胜防。1948年在东北批评侵犯工商业的“左”的倾向后，被东北局认为犯了“右倾”错误。1958年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公社决定，王不敢去汇报，刘少奇向毛泽东转告了，结果毛发了脾气。”（李锐，1999A：44）如果王自己去汇报，肯定也与张闻一样是“右倾主义”；60年代初他提出在国际交往中少一点斗争哲学的观点，被概括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而受到批判，实际上被剥夺权力。“文革”更是受到多次围攻游斗。结合张闻天的遭遇来看，30年代犯左倾错误的人40年代后一般容易被认为是“右倾”，而批判他们“左”的人却越来越左。“左‘到极点时，王的功劳没有忘记，王的生命却并不重要：
有次我到中央参加一个会议，休息时周恩来同志找到我，告诉我说：“毛主席有过指示，王稼祥是有过功劳的人，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处。”（伍修权，1991：405）
王稼祥的命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只是弄死了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最好不要弄死。难以设想的是，如果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没有主动出来支持毛，也就是说王没有功劳，弄死他恐怕也就不会有“损失”了。
严格地说，党组织、党领袖对一个党员并没有生杀予夺之权。党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当一个党员犯了错误或者与最高领袖有不同意见的时候，纪律严明的党只能根据党章对其进行直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如果不因不废言，张国焘有一个观点是有道理的：“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与中共的党章，共产党组织是信仰相同的志愿结合，党组织对于党员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党员也可以自动脱党。如果根据这样的民主性原则，就没有所谓叛党，也没有比开除党籍更严厉的处罚。”（张国焘，1981：431）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宪法对公民的人身权利都有明文规定，把一个党员长期关起来甚至“弄死”，不但是侵犯公民权利，也是违背党章的。
５ 监视
延安初期，伍为边区政府秘书长，张国焘为政府主席，两人住在一个地方。后来各奔东西。“张国焘在外面写了些回忆录，其中不断吹嘘自己，为自己的罪过辩护，攻击毛主席和许多同志。其中写到我，说我如何监视他。但事实也并不都是那样子，有些事是他自己心怀鬼胎、疑神疑鬼。”（伍修权，1991：147）这句话是很含蓄，“并不都是那样子”、“有些事”都不是全盘否定的意思。因为伍确有监视的任务：
这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同志分配我去的，其中也确有这么个含意，看张国焘是否搞鬼。……当时我还是尽力之所及放手工作的，对张国焘也保持一定的警惕。他对我也一样，彼此互怀戒备，心照不宣。（伍修权，1991：147）
革命的目的是夺取政权，但从革命进行之时到革命成功之后，党权、军权实际上都大于政权。党政军三权中，就数政权“没有权力”。例证之一，是1931年11月7日，毛在受到严厉批评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无论在党内还是在他本人，这个“国家元首”式的位置都不及红一方面军总政委重要，就任此职，是被剥夺了“发言权”。
所以，不再拥有四方面军实力的张国焘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是必然的，伍大可不必否认当时的特殊使命，“看张国焘是否搞鬼”与“监视”到底有何差别？给这件事增加色彩的事是，张的妻子杨子烈曾想把妹妹介绍给伍修权，态度很热烈，“我说我已经结婚了，她才打消此念。”（伍修权，1991：147）统率红四方面八万雄兵、敢向毛泽东挑战的“张主席”到了这种境地，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不过，除“特务派头十足”一句外，张的回忆录对伍的评价并不很坏：“伍修权很热心工作，连升三级，边区政府整个工作完全由他处理，他表现得有点踌躇满志。”（张国焘，1991：416）
伍修权善于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做出正确的选择。“在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曾经和许多风云一时不可一世的反面人物直接共过事、打过交道，如王明、李德、张国焘、林彪、高岗、康生等等，难能可贵的是，他出污泥而不染，从来没上过‘贼船’，从这里不难看出伍老识人见事的敏锐政治观察力和坚守的政治立场。”（徐信：1998）遗憾的是，伍未能充分地叙述并总结其“敏锐政治观察力”。
６ 林彪对抗战没多大贡献
林彪的功劳和声望主要建立在30年代的江西苏区和45年以后内战中。八年抗战，大体与他无关。平型关一仗后，他被友军误伤回延安治疗，1938年到43年他一直住在苏联修养，回国后不想去前线却先到“陪都”再回延安，“他住到王家坪后，总参管理局为他砌了三间石窑。因为没有什么职务和工作，他就到处转悠，结果认识了正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的叶群。……两人每天你来我往，不久就结了婚，并生了女儿。林彪还将自己的父亲和姐姐等也接到延安，住在王家坪他那儿。”（伍修权，1991：191）在国破家亡、灾难深重的时期，一代名将和女友过着轻松浪漫的恋爱生活。
在抗战八年的多数时间内，不仅不在前线，精力更未都用在抗战事业上，对于伟大的抗日战争，他谈不上有多大贡献。（伍修权，1991：191）
1950年，林彪也不愿出国与美国人打仗。但林在党内、军内地位一直很高。师哲记得，1943年6月7日，林彪从重庆回延安。“这天一早我从窑洞出来，和主席不期而遇。他正向山下走，边走边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我听后心中一震，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恩来、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这样迎接。恩来1940年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他通了电话。第二天八、九点钟他仍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前去迎接，而且主要还是接他的夫人蔡畅，过了几天，才在杨家岭山下的河滩上开了个欢迎会，还是由中组部主持的。而今天他竟亲自迎接比朱总、恩来、弼时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主席握林彪的手到窑洞去，这等于斯大林拉着林彪的手一样了不起。主席亲自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让林住在杨家岭，靠近他。”（师哲，1995：232）
毛泽东目光深邃。1929年在与朱德有关建军原则的论争中，毛得益于原南昌起义部队中仅次于朱德的军事首长林彪的支持。其时，因为毛的主张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赞同而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6月8日深夜，“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主要是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金冲及，1996：201）从此直到60年代，无论林彪有什么缺点和问题，毛都始终认定他是自己的战友，以至于遵义会议后明明是林彪写信要求更换毛的领导，毛却认定林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
林彪也不是庸才，不但在历次党内斗争中义无反顾地支持毛，他的军事天才也没有因为不打外国侵略者而荒废。抗战时期毛的军事策略就是通过游击战开疆辟土、发展军队以便与国民党最后逐鹿，所以他把主张积极配合国民党作战的周恩来、朱德等视为“右倾投降主义”，狠批彭德怀组织的“百团大战”。毛的决策收到了效果，1945年后在与中国人打仗中，林彪建立了他的殊勋。抗战刚结束的45年10月，中央派大批干部到东北，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彭真为东北局书记、自治军总政委。不久两人发生矛盾，次年6月16日，毛决定彭的职务全部让给林彪，彭退为副书记、副政委。其时，彭是政治局委员，林只是中央委员，这种异乎寻常的安排，再次证明毛对林的特殊宠信。林统率山东子弟和东北健儿，凭借从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的巨量日军先进武器，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从冰天雪地的白山黑水一直打到四季长青的天涯海角。
好钢用在刀刃上。
７ 不容异见
伍是幸运者，江西肃反、延安抢救都平安走过。他挨整是在南斯拉夫当大使的时候。1958年初，南共为准备七大提出了南共纲领（草案），与当时奉为金科玉律的《莫斯科宣言》中所提的社会主义九条共同规律相比，南共至少符合六条。不同的三条有两个内容，一是强调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兄弟党的平等原则，二是在实现农业集体化方面，南共坚持自己的做法。这两点，第一点触犯了有霸权思想的苏联，第二点与中国正轰轰烈烈进行的“公社化”相径庭，因此，苏共和中共都不承认，苏中两国都开展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运动。
伍之所“犯错误”，在于他在得到《草案》后，组织草拟了《对南党纲领草案的初步意见》及其他材料，认为《草案》的许多部分反映了正确的观点，“虽然我们与南共同志在一些问题上，在看法上有所不同，但是南拉斯夫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渴望和相当的干劲也是事实，而且这是最本质的问题，几乎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伍修权，1991：313）
1958年，是毛力图摆脱苏联影响、“赶美超英”实际上还要超苏的年代，在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和客观需要出发、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探索符合自己国家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机械照搬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外国党的经验方面，南斯拉夫的所为与毛的倡导并无二致。。他之加入反南斯拉夫的合唱，当然有配合苏联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政治考虑，同时也因为南斯拉夫在农业问题与他的思路不一样。
南斯拉夫在农业上不强求形式上的集体化，有点像我们的生产责任制，看起来还是个体生产为主，但是实际上还是有组织的。国家统一计划和协调农业生产，管理农产品的销售，提供农业所需的肥料、种籽、农具和耕作机械等，还在土壤研究等科学技术上，给农民以帮助和指导。农民与国家相互间组织协作，订有合同，实际上是一种农业生产的联营合作性质，只是没有采取苏联和我国的形式。（伍修权，1991：308）
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道路”可以走，但集体化不能不搞。斯大林死后，毛有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意向，南斯拉夫与中国在集体化方面这一“形式上”的差异，被认为是“反马列主义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因此，连通常的外交礼仪都不顾就免掉了伍修权驻南大使一职，中南两国的关系迅速恶化。差不多与此同时，毛在成都会议上明确讲：“斯大林基本正确，但有错误。”（李锐：1999C：199）从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且其起点比苏联更低”。（李锐，1999B：337）
1977年，中南两党关系还未恢复，伍率解放军老战士代表团访南，为了感谢伍当年对南的同情和理解，南方给予高规格的接待，提出“一切向伍修权开放”。（张长鹰，1998）经过了反苏的中国人当然容易理解铁托，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有改革的要求，所以“文革”后中国迅速与南斯拉夫改善了关系，最高领导人亲自访南。
８ 海内知己
阿尔巴尼亚是欧洲最小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共本无特殊因缘。1960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以彭真、康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组织围攻：
当时的气氛，真有一股“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们代表一时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由于苏共历来的地位和威信，许多党还是跟着他们跑的；有的原来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党，由于事情发生得比较突然，一时也无法表示态度；就连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代表团长卡博在听了我们的申述后，也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什么“如果情况确实如中共代表团所说的那样的话，那么中国同志的立场就是对的。”换句话说，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党也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在当时的会议上，我们只有阿尔巴尼亚半票的支持。不过这种态度赫鲁晓夫也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对阿尔巴尼亚党马上施加了压力，逼迫阿党代表参加对我们的围攻，结果反而惹恼了他们，促成阿党干脆明确支持了我们。（伍修权，1991：337）
中国驻苏大使刘晓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回忆了阿尔巴利亚“半票”的来历：卡博在会上表示：“希望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能通过两党之间的讨论来解决，现在让各国党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是不适宜的，阿党中央要在深入研究之后适当的时机才能对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提出看法。”这种表态表面上是在中苏之间搞折衷，但对处于弱的中共来说，却是一种支持。更重要的是。“由于卡博在会上还提到1960年1月份米高扬对霍查谈到过苏中分歧的问题，并指责了中共，但米高扬要求阿方不要向外透露。赫鲁晓夫立即发言说：使我们感到痛心的是卡博同志不与我们站在一起，阿代表的发言是对苏联党的侮辱”。而对中共来说，却是“极大支持，避免了孤立，突破了围攻。”（刘晓，1986：85—86）
从此，“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中阿关系进入超蜜月期，巨量中国援助送到这个蕞尔小国，中国源料点亮了这盏“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披露，1962年，他到中国来要求粮食支援，“当时我找到中国的外贸部长李强，李强坚持说：‘我们手头也没有小麦，因此没法发货。’……我去找刘少奇，刘少奇就：‘别着急，我来关心这件事。’”“短短几天后，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运往中国的小麦轮船，接到命令后，改变了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下了上麦。在中国的慷慨援助下，我们度过了缺粮危机。”（马利列，1999：86—88）而此时，正是中国因大跃进而发生严重饥荒的时候，如果这些小麦运回中国，那该是多大的福音！穷了自己的国民不要紧，世界革命事大。“毛泽东随便一句话就赠给阿?尤布汗４亿元，轻松地说：‘只要我们打扫仓库就够了。’这位巴基斯坦总统拿到这４亿元之后，回国就被反对派推翻了。”（杨继绳，1998：16）国民的血汗并没有推动世界革命，但确实使一些革命者能够说大话：
霍查也是个能说的人，虽然当时他们内政外交的状况都不太乐观，他演说时却充满了自信，口气很大。他常一边讲话一边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抽的都是我国的“大中华”烟。（伍修权，1991：391）
政治家一般都能说会道，意识形态革命更需要演说家。60年代的中苏论争是一连串唇枪舌战，从中培养出一批特别能说的人。像霍查这样，抽着免费送来的好烟，在数十万人的大会上激扬慷慨，大讲特讲，自然特别能过嘴瘾，不失为一种人生境界的自我实现。至于小民百姓从中受到什么益处，那是无需考虑的。当然，中阿友好并不都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1964年11月29日，阿解放20周年：
这场庆祝盛典，前后进行了三、四个小时，其场面之大，人数之多，气氛之热烈，在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国家里，可能是是十分不容易的。（伍修权，1991：391─392）
1966年11月7日，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建党25周年纪念日。这天晚上，在地拉那歌剧院举行了盛大的歌舞晚会。次日，阿党“五大”宣布闭幕。
当天下午，在地拉那斯坎德培广场举行了十几万人的大会，全国几乎有十分之一的人都赶来参加了，隆重庆祝阿党“五大”胜利闭幕，晚上又举行盛大宴会，表示庆祝和招待各个国党的代表。他们这样大会套小会，晚会加宴会，一个接着一个，自己劳民伤财，也把我们搞得疲劳不堪。（伍修权，1991：397）
社会主义国家都热情好客，组织几十万人手持鲜花欢迎贵宾是常事，广场文化因此特别发达。“别看阿尔巴尼亚国家不大也不富，但是在组织这些活动上，还是很下功夫和不惜代价的。”（伍修权，1991：392）“不富”的是老百姓，领导人们却照样沉浸在鲜花和宴会之中。
中阿两国当时又都染上意识形态狂热症：“康生率领代表团在各地参观时，每到一处就向人家赠送我国的‘红宝书’和像章等礼品。不过阿尔巴尼亚人看来倒也乐意接受这赠礼，因为他们当时几乎照搬了我国的许多搞法，有着与我国近似的政治气氛。”（伍修权，1991：394）更妙的是：
康生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洋洋得意地一边抽烟一边信口开河地讲，一讲就是好长时间。正好阿人也有发表演说的爱好，主客轮番在讲坛上滔滔不绝地讲，翻译再依次照说一遍，大会一开就是几个小时，把我们搞得十分倦。（伍修权，1991：395）
霍查和康生都是光荣的反修战士。不过这两个战士并不需要在战场上与修正主义对阵，不需要承受经济困难而来的饥饿与贫困，反修之于他们非常简单：抽着好烟在群众大会上神侃就是了。
９ 康生的一句诗
写作回忆录时，康生早已被否定，伍本人就是审讯包括康生在内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的副庭长。但至少有一次，伍对康生并不反感。
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间，伍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先后参加了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八大”、匈牙人产党的“八大”、捷克斯洛法克共产党的“十二大”、东德共产党的“六大”。此时，中苏已经闹翻，四次会议上都出现了围攻中共的场面。“我作为中国共产党派出的代表，不论在何种场合和形势下，都认真执行着中共中央的指示，‘我自岿然不动’，顶住并应付了种种不利局面。一些参加这些大会的外国记者，看到当时的情景，根据我几次面对反华喧闹时，都表现出异常冷静和沉着，就在他们的新闻报道中就我的态度始终是‘泰然自若’。”伍也曾是光荣的反修战士。所以回国后
有人把我和赵毅敏同志在同一时间内出席了几国党代会的事，编了几句打油诗，其中两句是“‘赵再见’独战‘罗马国’，‘伍泰然’四闯‘恶虎村’。”毛主席听到后颇表赞赏。（伍修权，1991：364─365）
这首打油诗的作者是康生。康生之所以写这首诗，也许是在迎合此诗兴正浓有毛泽东。虽然当年的争论照邓小平后来的说法是“空话”，但当时双方都是极为认真的，而且维护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党与党之间不平等的关系，至今也是绝对正确的。伍的“泰然自若”和康生对他的颂扬都是当时“反修”斗争的一部分。伍没有回避历史，认真记下了当年的光荣，特别引出了这句诗。但他没有必要不提这首诗的作者──康生60年代的“反修”并不是他的劣迹。
伍修权反修是积极的，后来给苏联“摘帽”也是积极的。田健于1977年出任驻东德大使后，“发现他们执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制度与五十年代一代。在五十年代我们承认苏联和东欧各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这些国家首先与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到了六十年代国内许多人以‘极左思潮’的观点观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就导致了我们与驻在国产生了许多分歧。”1980年回国时，田健向伍提出了这个问题，此时伍正负责对苏联的社会性质进行研究，他说：再有半年，我们即可向中央写出报告。苏联除政治外，从经济方面讲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各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田健，1998）从1983年中国政府承认匈牙利是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苏东“修正主义”的帽子被摘掉了。
１０ 和老百姓比
1968年，北京卫戍区对被打倒的伍实行“监护”，伙食与战士同一标准，每天四毛钱。但实际上不如战士，因为连队里能自己养猪种菜，又有伙食结余，经过调剂还是可以的。伍只能早上一顿玉米糊糊，中午一顿粗粮窝窝头，晚上吃馒头算是细粮，其他的是白菜萝卜之类最便宜的蔬菜。
这种伙食在当时的全国人民中，按说也不是最差的。我在年轻时也长时间过着困苦的生活。但是与我近一二十年的生活水平相比，可就悬殊很大了，最初确实难以适应。尤其是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受到压抑，根本谈不上什么胃口，只是勉强吃点维持生命而已。（伍修权，1991：422）
官员就是官员，即使被打倒了，日常生活也还是高于老百姓。真要和老百姓比，任何被打倒的官员，只要不被弄死，都没有权利抱怨。举两个例子，一是李锐1960年下放北大荒，“有一个同我很谈得来的老头。去世前只说：‘我只想喝一碗稀饭。’同我一起劳动的老头们，无不乐意回忆伪满时期过的好日子。说当年喂牲口的东西也比现在好的多，真是不如畜。”（李锐，1999D：188）另一个是《人民政协报》2000年5月3日“年华副刊”上雷长风的文章回忆的：“三年困难时期，我的小妹妹因病饿而死，母亲为了保住我的生命骨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到大队里去干很累的活，换回来一两个黑窝头，半夜里装在怀里带回家，让我充饥。有一次被派去推碾，把大片的红薯干碾碎。那天没发窝头，十分瘦弱的母亲疲惫地走到我的床前，从嘴里抠出一块指头肚大的红薯干，悄悄塞进我嘴里。这一幕我至死都不会忘记，那是母亲在大队干部严厉看管下偷偷放在嘴里，压在舌头底下，含了一个晚上都没有舍得咽下去的。”
对于一个负有国家使命的高级官员来，让他们像农民一样为自己的衣食温饱操心是不应当的，他们有理由过上比一般老百姓好的生活。但前提是他们要把主要的时间用于为国为民办事上，而且也不能因此说官员就不能过老百姓的生活。何况我们大多数官员都“来自老百姓”呢？文革发动的理由之一，是防止干部变修，所以要他们下放劳动，要他们再度体验老百姓的生活。就这一点来说，不能说毛发动文革全是胡闹。当然，伍个人的生活是比较朴素的，“如早餐是两块囟豆干，一个鸡蛋，加上稀饭、咸菜、馒头，如此而已。”（张长鹰，1998）
１１ 教训？
“监护”期间，专案组经常来审问伍。专案组由陆海军三个军人组成，负责的是陆军的：
五十来岁，派头不小，……开始审问以前还要先泡上一杯茶，都是挺讲究的龙井之类的好茶，抽的烟也是比较高级的，每次都得等他泡好茶点上烟才开始审讯。（伍修权，1991：424）
这些好茶好烟，伍是太熟悉了，所以一望而知。从心理上说，一个曾经享用过好茶好烟而现在一天只有四毛钱伙食的人，面对一个尽情享受好茶好烟而地位肯定不比自己过去高的人，自然是没有好感的，老干部对“文革”新贵的敌意充满在味觉之中。
对海、空军的那两位我印象稍好，每次审讯都由他们两个做记录。审讯结束时让我看记录时，我发现他们的记录都记得比较准确，说明他们是有一定的工作能力的。可惜他们的才能却没有用在有益的地方。但愿他们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也能得出一点经验教训。（伍修权，1991：425）
他们的才能没有用在有益的地方是肯定的。但参加专案工作是个人选择的吗？审讯伍是组织上的安排，是党的信任，有幸进入专案组的人，不但有较强的工作能力，政治上也是过得硬的。一个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干部受组织的委派参与审讯一个被认为有“敌我矛盾”的人，有什么“教训”可吸取呢？至于说伍本人有冤，那也不是这两个干部决定的，所以如果回忆往事，他们也只能说：我服从了组织。难道可以要求他们对抗组织？对当年的专案人员持类似看法的人不少，穆欣也说：“当然这都是‘长官意志’造成的，‘长官’的诺言扭曲了他们的灵魂，把所有的受审人员都当成十恶不赦的敌人。当然也与他们自己的素质不高有关，遇事不懂得想一个‘为什么’？”（穆欣：1994：312）穆欣的素质肯定是高的，难道他就没有执行过错误路线？冤假错案之所以频频发生，原因之一是每次运动都把上次运动的执行者也列入打击对象。
在这一方面，李一氓看得清楚些：“我认为同狱吏吵吵闹闹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因为把你捉起来关进来，不是他们的权力，要把你放出去，也不是他们的权力，另有其人。他们不过是奉命把你看守住，不让你自杀，他们就能够交差了。”（李一氓，2001：276）
12 “吃得好一些”
49年以后，党内高级干部只有少数人是形式上经党内斗争后由法院判刑的，如潘汉年。大多数“反党分子”未经法律程序就长期关押，彭德怀、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人甚至是以公民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被折磨至死。此类行为是任何法制国家都不允许的。毛泽东也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1975年7月他就针对周扬等人批示说“久关不是办法”。所以进行提倡法制的80年代，已经被关了几年的江青等人终于被送上法庭。1980年，伍担任林虎、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特别法庭副庭长。
林、江反革命集团尽管对中国的危害要远远大于一般刑事犯罪，但他们的行为与一定的政治格局、政治路线紧密相联，他们不是一般的刑事犯，所以尽管反复讨论后决定只审理他们的刑事罪行，不涉及党内的是非问题，但事实上，这一审判不能不充分考虑到政治因素，以至于“实际上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都参加或旁听了每一场审判。”（伍修权，1991：452）据胡耀邦说：在有关会议上，“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有个别人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叶帅和我、赵紫阳等都反对，徐帅坚决反对，陈云说，如果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主张杀头的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了。”（李锐，2001：40）
把政治犯公开送上法庭，这在党史上是第一次。因为是第一次，主持审判的主要是政治干部而不是由法官：
在受领这次任务以前，我们许多人本来都是不大懂得法律的，受到党和人民的委托之后，我们都认真地钻研起法律条文来，把我国的刑事诉讼等有关法令，都找来一一反复研读。（伍修权，1991：446）
“不大懂法律”的政治干部主持审判，说明这不是一般的司法审判；政治干部又以法官的身份出现，形式上表明这毕竟是一次法律行为。由政治干部而出任法官，这是中国“走向”法制化而不完全是法制化的象征：“不大懂法律”的政治干部也开始“反复研读”有关法令了。
事有特殊，甚至受审者的吃饭问题也得考虑：
到审判时，又将他们的伙食标准提高了一些，让他们吃得稍微好一点，以保证营养充足身体健康，好有足够的精力来出庭受审。如果他们身体不好，到时候出不了庭，或出庭时狼狈不堪，有气无力，对内对外影响也不好。（伍修权，1991：449）
究竟提高了多少，伍没有说，但肯定不止一天四毛钱。谁能说是罪犯就得受罪？除了“形象好一点”的政治考虑外，保证一些犯人较好的生活待遇，更主要是要从他们口中挖出材料。1967年，针对潘汉年的病情，公安部有一个报告：“除已建议潘汉年专案组抓紧审讯外，经部办公会研究，已对潘犯增加一些营养，使其多活一些时间，以利搞清潘犯的问题和挖出更多潘所知道的材料。”（尹骐，1996：378）这份报告最后得到江青的认可。
审判者也要吃好。“连在我家做饭的阿姨都接到电话，让她最近把伙食搞得更好一些，‘保证你们的首长更健康地去审判那帮坏家伙！’”（伍修权，1991：449）其实，审判者都是高级干部，不当法官时也不会一天只有四毛钱的伙食费，即使没有提醒，他们也会“吃得好一些”。不过，这时强调要“吃得好一些”，目的不是健康，而在于鼓足勇气，因为“当时，我们有的同志心里似乎有一种畏难情绪，对江青有点发怵，总以为她特别难缠，不好对付，此外确有‘投鼠忌器’的顾虑。”（伍修权，1991：456）唯物主义者相信吃得好一些，就可以增强在法庭上信心。
可见，第一次审判党内巨奸，确实要事事考虑：罪犯要吃得好，不能使他们狼狈不堪；审判人员要吃得好，不能使他们面对过去的大人物时“发怵”。然而，以一些不大懂法律的政治干部来审判，尽管吃得较好，审讯也还是导致与法制原则不一致的偏差。比如第一庭的审讯：
开始的突破口未选准。当时拿出的第一个题目中“长沙告状”问题，即江青、张春桥等为篡夺国家领导权，于1974年10月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的毛主席告状，反诬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在“搞篡权活动”。问题的真相是这样，当时江青等人在党内都有合法的地位，她在钓鱼台找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几个政治局委员一起商量一些问题，然后让作为党的副主席的王洪文到长沙去向毛主席讲他们的意见，尽管内容是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的，但是在组织上却是合法的。如果这样做算是罪行，那么以后同志间谁还敢一起商谈问题交换意见呢？（伍修权，1991：456）
党内斗争与法律诉讼不同，江青等人推行的错误路线为千夫所指是一回事，依法审判其刑事罪又是一回事。“不大懂法律”的法官们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的政治意识又使他们难以分辩这一区别。看来，面对这样一批特殊的罪犯，光吃得好一点是远远不够的。优秀的法官不是因为他吃得好，而在于他们依法审判。
13 仗义
80年代，西路军战俘和志愿军战俘的悲惨命运久久令人伤怀。相对而言，前者因为顶着“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解决起来更为困难。1983年秋天，伍与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到甘肃访问。王是西路军战俘之一，伍1938年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工作时就营救过西路军战俘，所以他们重回兰州的任务之一就是进一步调查战俘情况。伍当时说：
世界上哪有只打胜仗的军队？西路军失败这些同志有什么责任？竟长期忍受这么多委屈！今后还要不要有人当兵？这事一定要解决好，不然会给党和军队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我在中央有发言权，你给我写材料！（黄景渊，1998）
调查报告及落实政策的建议出来之后，伍亲自给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组织部写信，直接推动了西路军战俘命运的改善。显然，结局的完满与伍“在中央有发言权”有关。王定国对此感慨系之：“我作为西路军老战士，同时也曾在河西被俘，有幸的是得到党组织的及时营救。我为战友，为西路军鸣不平，尚‘情有可原’，是我‘份内事’，……他与西路军无任何‘瓜葛’，西路军失散人员问题又是既棘手又敏感拖了几十年的老大难问题，进入古稀之年的伍修权若是‘颐养天年’或‘睁只眼闭只眼’、视而不见，不去管那招惹是非的‘闭事’也绕着走，谁又能说什么呢？……可是伍修权就是伍修权，……他挺身而出身而出，仗义执言，秉公直书，为这些失散的老战士请命，鸣不平。”（王定国，1998）
但仅仅有发言权是不够的。徐向前、李先念、秦基伟等西路军老战士长期都有发言权，但长期不便也不忍提出此一问题。西路军战俘所关涉的既有阶级斗争，又是“路线斗争”。在“分裂主义”、“逃跑主义”的帽子下谁还能就此说些什么？徐向前1982年就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历史问题的谈话在其逝世后才公开，李先念直到90年代初才向其传记编写组介绍西路军的若干情况，秦基伟也只有在90年代写回忆录时才透露了当时的情况。与伍同一级别的王首道，其前妻王泉媛原是中共苏区的干部，当年他们是由康克清介绍结婚的。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编在左路军，后为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被俘后历尽千辛万苦，1939年找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不被接受，展转回到老家吉安泰和。60年代康克清到江西时，还去看过她，所以王首道应当是知道她的情况，但王不能为她以及其他战俘说什么话，直到西路军战俘问题解决后，两人才在北京重逢。所以，如果不是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在中央有发言权”的伍修权不一定在西路军战俘问题上也有“发言权”。
伍修权简历
1908年生于武汉；1923年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共产党。
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转入红军步兵学校学习。
1931年回国，在江西根据地先后任参谋、教员、团政委、师政委、军分区司令等职。
1933年10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李德的翻译，参加长征。
1936年后任师参谋长、西北政府办事处秘书长、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主任、军委作战部副部长等职。
1945年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参谋长、东北军区参谋长等职。
1949年后任外交部东欧司司长、驻南斯拉夫大使、中联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等职。
1937年11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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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 原作者，单世联
伍修权不是中国革命的元勋级人物，后来的重要职务也都有一个“副”字：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副部长、总参谋部副部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审判庭副庭长等等。但他文武兼备、资深望重，是“将军外交家”的代表。1982年，伍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西班牙时，被安排参观佛朗哥纪念馆，主人又突然要求题词。共产党人当然不能赞誉一个法西斯分子，但参观访问毕竟不是斗争场合，征询左右，均感为难。伍沉思片刻，写下“一介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始了”一句，寓批评于叙述之中，甚为得体。（张长鹰，1998）伍修权逝世后，回忆他的文章很多，且不少出自小人物之手，亦见其很得人心。
１ 老师与“大革命”
革命需要“无法无天”的革命者，需要满怀仇恨、矢志推翻现存权力秩序的破坏者。任何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既有的组织系统和文化规范的塑造品，除了极少数“天生”有“反骨”或先知先觉者，他们大多不能充当革命的生力军。所以革命首先需要生产革命者。用办学传播革命思想，国共两党都是如此。蒋介石最喜欢部下叫他“校长”，共产党第一代核心多是教师出生（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陈谭秋、瞿秋白等）。直到“文革”后期，毛想给个人崇拜降温时，虽然讨嫌“四个伟大”，却愿意保留“导师”的称号。
伍出生于武汉一个破落的中产阶级家庭，“度过了饥寒困苦的童年，度过了对人间不平很不理解的少年阶段，又度过了一段几分兴奋、几分希望还有几分神秘的青年时期。”（伍修权，1991：1）底层青年的青春心理大抵如此。他的新生，从1920年进入武昌高师附设的“单级学校”开始，在受到毛的同学熊器叔先生的左翼思想影响，特别是1922年升入武昌高师附小后，得到陈谭秋的引导之后，他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参与革命活动，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老师而不是任何其他人，影响了他的一生。陈谭秋：
利用老师的身分，进行了有效的革命工作，随时传播革命思想，发现并培养革命青年。为此，他作为级任老师，亲自担任了几门课的教学任务，不断地利用讲课的机会，将许多革命道理和社会知识，点点滴滴又深入浅出地灌输到我们的头脑中。……使学生不知不觉间接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伍修权，1991：18─19）
高师附小因为有了陈谭秋而成为小小的革命摇篮：“当年武汉地区的党的工作，大都是在这里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的，许多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活动，也常是在这里计议策划出来的。……附小成为武昌的革命中心之一。也正因此，1927年4月召开的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就在附小的礼堂里举行。”（伍修权，1991：27）
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起源于黄（安）麻（城）起义，而发动起义的主要是黄安人，因为黄安有学田，专门供人读书，即使讨饭人家的子弟也能上完小学，他们后来大多在武汉接受过董必武、陈谭秋的教育。（王宏坤，1991：11—13）《李先念传》就特别强调：“旧时的黄安，虽然交通闭塞，但不乏常识渊博之士，尤其是董必武、陈谭秋的学生很多，都有一定的革命理论水平。”（朱玉，1999：21）
“老师”是中国革命的主角之一。尽管现代中国具备了革命的客观条件，革命的主力开始也主要是农村的游民，但革命的实际发生，却首先是由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启动的。科举制废除之后，读书人不能从现存秩序中获得功名和思想文化方面的领导权，很多人只好当乡村老师，他们怀抱的不满与观察到的社会危机都使他们萌生革命的冲动。苏俄提供了理念与与典范，“老师”们通过教学传播这些理念。20年代中期参加革命、后来成为高级干部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学校受到一、两个老师的影响后走向革命的，刘志丹、方志敏、粟裕、王树声、萧克、刘英、黄克诚、叶飞、杨成武、张宗逊、王首道、宋任穷等莫不如此。穷富不均、阶级斗争、强邻欺侮等中国现状，又与他们接受的革命理念相印证，革命行动因此成为必然。在苏俄理念与中国现实之间，老师充当了必要的中介。
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责的老师成为革命的主角，另一原因在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有大、小之别，“小革命”以暴力推翻或夺取现有政权，以达到转变现有政治秩序的目的，如辛亥革命；“大革命”除小革命的目的外，还要以政治力量迅速改变现存的社会 / 文化秩序，如法国革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也属此类。这就是毛屡屡对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不满的原因，1965年他批评赫鲁晓夫：“似乎认为只要共产党取得政权，革命就大功告成了！──好像搞的是民族解放运动似的。”毛的革命理想是“再造中国”：“必须肃清把中国引向现在这种地步的思想、文化和习惯，必须让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思想、文化和习惯产生出来。”（马尔罗，1998）也正因此，老师之于革命，不仅是传播火种，而且要使社会/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统一起来，使革命具有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革命并不以夺取政权为满足，它的最终目的是重新建立一套可称之为“党文化”或“革命文化”的价值信念和行为准则。思想革命本为政治革命的准备，而意识形态革命的特色却在于，思想革命不只是手段，也是目的。从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前提可以顺利地推断：即使政治革命完成了思想革命也还需要继续——这就是“君师合一”的新义：马克思加秦始皇。
２ 美感
革命是暴力行动，革命者需要一种特殊的环境和氛围，才能摆脱日常的因循苟且、琐碎平庸，献身于一个集体、一个事业。只有一个集体中，个人才能为了一个事业作出孤独状态下根本不可能作出的行为。“大革命”必然是“群众革命”。
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大多在莫斯科接受革命的熏陶。在伍的叙述中，异国他乡没有孤独、压抑，而是令人向往的圣地：
那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大森林，特别是那“红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广阔的红场，静卧着伟大导师的列宁墓，金碧辉煌的圆柱大厅，令人神往的大剧院，还有那一个又一个面貌各异、热情相同的伊凡、卡佳等苏联好友。（伍修权，1991：81）
受洗回来，第二站是江西：
我站在山顶举目望去，只见苏区山林田野，沐浴在一片火红的落日余晖中。繁茂的树丛竹园迎风曼舞，村庄里正炊烟四起。山下一处平地上还有许多儿童团员在操练，队列整齐，精神抖擞。到处歌声飘扬，军号嘹亮，鸡鸣犬吠，牛哞羊咩，是勃勃的动人景象。（伍修权，1991：91）
第三站该是延安了，伍没有叙述他的观感。摄影家吴印咸的回忆是：“深厚紧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都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是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吴印咸，1992；267—268）作家韦君宜也记得：“去延安之前，我有过个人的不幸 ── 我的爱人孙世实同志为党的事业贡献了年轻的生命。但我觉得到了延安便一切都会好了，党将爱抚我，抚平我的创伤，给我安慰，鼓舞我拿起投枪来继续战斗……那时我们传唱过两句苏联的歌：人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无分人种黑白棕黄红。 ”（韦君宜，1998：5）除非具有资产阶级癖好和知识分子情趣的人，谁不唱上一曲延安颂？甚至在整风审干之后的1944年，一批外国记者也像发现了新大陆似地，没有一个对延安有所挑剔。
但美感之外，莫斯科、江西、延安还有另一面。
关于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游行的王凡西回忆：“我们的队伍越行近检阅台，气氛就越发热烈，叫喊声也越发高昂。前前后后的红旗挥动着，形成了火海。四周围的人，列宁墓上，墓旁两侧 的贵宾台上，面向宫墙，层层叠叠排列在游行队伍之另一边的，上千上万的人。挥舞着帽子或者旗帜，对我欢呼出庆祝中国革命的口号。人们仿佛要奔向我们，要举高我们，要紧紧地拥抱我们。处在这种情景中，任谁都要被感动得掉下泪来。”但检阅场外，发生着另外的事：“回到宿舍，在傍晚。我却听到一个消息，说另有一些人，今天在红场上遭到了和我们相反的待遇。那是我在国内认识，现在孙大当翻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说今早晨反对派举行‘反示威’，拿了‘要求实行列宁遗瞩’的标语，参加在队伍中，经过红场时，被人撕去标语，双方发生冲突，有人还向托洛茨基的汽车开了枪。”（王凡西，1980：59）留苏的革命者也并不生活在天堂中。1930年清党期间，每个人都要在大会上“过筛子”：“从个人历史讲到现实斗争中的立场，不会俄文的有人翻译。讲完后，台下200多党员都可以向你提意见，揭发，追问，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斗争估差不多，只是没有弯腰、低头和‘喷气式’，直到没有人提意见了，就算是PASS。提意见和通过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靠紧学校支部局。紧靠的，就保护你过关；半靠的，特别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进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杨尚昆，2001A：38）
关于江西根据地。1930年6月后实行“严厉的赤色肃反”，红20军由军长到副排长全部七百多名干部均被打成“AB团”，陈毅领导的红22军三千人中被挖出五百多名“AB团”。据《江西苏区中共省委的工作总结报告》，1931年4月后第二次“肃AB团”时，“所有AB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所谓硬的方法，通常捆住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子去打，如果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和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暇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等。就胜利县来说，刑法计有一百廿种之多。”“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以致造成一切机关革命团体都自由拘留审讯，处决反革命分子，来表示自己忠实于革命。”肃反机构“甚至公开地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使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哭哭啼啼，不愿意去……在打ＡＢ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ＡＢ团。”（江西档案馆等，1982：475—489）
关于延安。薄一波回忆：“那时我母亲也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薄一波，1996：362）
革命的美感诱人，革命的恐怖惊人。没有美感，革命不能吸引人；没有恐怖，革命不能组织人。少了哪一面，都不是这场最终成功的革命。对此，鲁迅在1930年左联成立大会上就告诫革命作家：“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崇高与卑贱，光明与血污，都属于革命。
３ 博、洛、稼与毛泽东
毛泽东是在战胜“王明路线”后取得最高权力的，在此过程中他得到了曾经是“王明路线”参与者的有力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是王稼祥。1931年4月，王与任弼时、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江西苏区后，否定了此前项英在“肃ＡＢ团”问题上对毛的极端行为的纠偏，在处理“富田事变”上坚决支持毛；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苏区中央局”领导狠批毛的“消极怠工”、“纯粹防御的路线”，使毛丧失兵权，而作为与毛一起在前方指挥的领导人，王稼祥实际上却是赞同毛的主张的。长征前，他“曾几次提出与博古和李德不同的意见，支持过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伍修权，1991：566）长征途中，他与毛同行，对毛表示了对当前形势的担忧，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当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从伍的这段行文的来看，是王先提出改换领导的设想，而后得到毛的赞同的。接着：
在进遵义以前，王稼祥同志最早提出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倡议。他首先找张闻天同志，谈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张闻天同志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接着，王稼祥同志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伍修权，1991：120）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周恩来报告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后，毛接着发言，就反“围剿”失败一事对此前的中央领导作了批评。在双方都表明了态度后，王第一个发言支持毛反对博古，定下了会议的基调。陈毅把王比作楚汉相争中的韩信，归汉则汉，归楚则楚胜，是一个取足轻重的人物。（曾涌泉，1985）
遵义会议上的‘反报告”是由张闻天（洛甫）作的，报告的提纲由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共同拟定的，主要体现毛的观点。张之赞同毛，也是有基础的。1932年2月到达江西苏区后，张在两件事上与博有矛盾。一是军事战略的分歧。在讨论广昌战役的一次会议上，张批评与敌人死拚而遭致不应有的损失的战法，博古大为反感，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双方公开争论。“事后，也许是博古意识到这样对待张闻天不好，或许是李德对博古有所批评，博古曾找张闻天交谈，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博洛不应该闹磨擦。张闻天无意于将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抱成一团，因此对这种提示没有理睬。”（程中原，1993：176—177）二是张受到排挤。六届五中全会上张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委员、书记处书记，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但张却感到：“这是一种极为巧妙的‘排挤’。……既用张闻天取代毛泽东，把毛泽东从中央政府‘排挤’出来，又让张闻天去管理日常行政工作，表面的理由是‘因毛泽东不管日常事’，因而要张闻天去接替，实质是把张闻天从党中央实际的领导核心中‘排挤’出去。广昌战役后中央军委会上的那场院激烈争论，使得‘博洛矛盾’又加深了一层。这种矛盾，促进了张闻天对博古、李德领导的怀疑，对‘左’倾机会主义正确与否的思想。”（程中原，1993：178）正是在政府工作期间，张对毛有了更多的接触，思想开始接近。长征开始后，张闻天应毛之邀与毛泽东、王稼祥同行，意见更趋一致，形成与博古、周恩来、李德“中央三人团”相对的“中央队三人团”，直至遵义会议上成为政治同盟。
博古资历甚浅。1930年5月回国后，任全总宣传干事，因为反立三路线有功而于年底补选取为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长。1931年3月，博升任团中央书记，王明10月赴苏时，安排博等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博为常委及“总负责”。从回国留学生到党的最高领导人，博只用了一年多时间。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既有战略错误，也有客观原因，但博作为最高领导人显然负有责任。长征后的“湘江之战”红军损失五万多人，博的威信丧失殆尽。但博古在遵义会议上表现了相当的民主作风：
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毛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伍修权，1991：127─128 ）
陈独秀有家长制遗风，李立三有霸气，后来的个人崇拜更是听不得不同意见。比较起来，只有瞿秋白、博古这两个左倾人物在关键时刻较具民主作风。
４ “不要弄死王稼祥”
王稼祥对毛地位的确立贡献极大。1937年7月他到莫斯科后向共国际积极宣传毛，1938年回延安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王稼实，1979）前苏联学者季托夫认为：“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37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甚么建议，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季托夫，1987：356—357）共产国际是否有这样的决定并不重要，但王稼祥传达的“口信”对毛战胜王明具有决定性意义。1943年，王稼祥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同时直接领导了最早的《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尽管毛并不想把“毛泽东思想”的命名权授予给他。
政治而外，一些细节小事，王也不糊涂。49年5月，刘少奇访苏，王稼祥陪同，斯大林有一次提出下次聚会时请中国方面的女同志（江青及王夫人朱仲丽）也参加，“王稼祥很聪明，他没请朱仲丽参加聚会”，从而使江青风光独占。（师哲，1995：410）小事不小。正像“两个主席”不能平行一样，江青也容不得王光美的风光。196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刘夫妇与印尼总统苏加诺夫妇的巨幅合影，作为回应，9月29日江青以第一夫人的身份与毛一起会见苏加诺夫妇。
忠诚有效。遵义会议上，王进入政治局并成为“三人团”一员，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担任军委副主席、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要职，一度是中央核心领导之一，办公桌上有三部电话，然而，王在“七大”上差点连候补中委都当不上。杨尚昆解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这个人性格比较孤僻，不大接近群众，大家认为他架子大，实际上他是个书生气很浓的干部。”第二当然是因为他曾是王明路线上的人。“他作为一个留学生，回国后工作做得不多，但一下子就作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不是一步登天？”杨把“性格孤僻”作为第一条不是偶然的，“七大”是团结的大会，王明和张闻天都进了中央委员会，张还是政治局委员，何况是有力支持过毛的王稼祥？就此而言，没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可能是其落选取的主要原因。曾涌泉也认为，“有些同志对他并不怎么了解，据说是因为稼祥同志对下级态度生硬，民主作风差，而没有选他。”（曾涌泉，1985）1997年，杨尚昆与《王稼祥传》的作者谈话，第一句话就是“稼祥同志很像一个学者，他不太会‘交际’，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不太会‘公关’。虽然他当红军政治部主任的时间很久，但对于红军干部并不很熟悉。……在中央红军中，军团一级的干部他熟悉，……他对师发下的干部就不大熟悉了，甚至都没有见过。”你连人都认识，叫人家怎么选你？进入北京后，“稼祥同志住在中南海，几乎不同别的人接触”。（杨尚昆，2001B：120—129）
书生的优点是没有政治野心。因此王难过的日子并不长，49年后任驻苏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中联部部长，“八大”是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文革”时期的“十大”上，他也是中央委员。毛多次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王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中，就数他在位最久。逝世之前虽无具体职务，但“十大”还是中央委员，日子比较好过，秘书、警卫、小车配套齐全。
但王稼祥毕竟有着历史包袱，虽处处小心仍防不胜防。1948年在东北批评侵犯工商业的“左”的倾向后，被东北局认为犯了“右倾”错误。1958年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公社决定，王不敢去汇报，刘少奇向毛泽东转告了，结果毛发了脾气。”（李锐，1999A：44）如果王自己去汇报，肯定也与张闻一样是“右倾主义”；60年代初他提出在国际交往中少一点斗争哲学的观点，被概括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而受到批判，实际上被剥夺权力。“文革”更是受到多次围攻游斗。结合张闻天的遭遇来看，30年代犯左倾错误的人40年代后一般容易被认为是“右倾”，而批判他们“左”的人却越来越左。“左‘到极点时，王的功劳没有忘记，王的生命却并不重要：
有次我到中央参加一个会议，休息时周恩来同志找到我，告诉我说：“毛主席有过指示，王稼祥是有过功劳的人，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处。”（伍修权，1991：405）
王稼祥的命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只是弄死了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最好不要弄死。难以设想的是，如果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没有主动出来支持毛，也就是说王没有功劳，弄死他恐怕也就不会有“损失”了。
严格地说，党组织、党领袖对一个党员并没有生杀予夺之权。党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当一个党员犯了错误或者与最高领袖有不同意见的时候，纪律严明的党只能根据党章对其进行直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如果不因不废言，张国焘有一个观点是有道理的：“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与中共的党章，共产党组织是信仰相同的志愿结合，党组织对于党员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党员也可以自动脱党。如果根据这样的民主性原则，就没有所谓叛党，也没有比开除党籍更严厉的处罚。”（张国焘，1981：431）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宪法对公民的人身权利都有明文规定，把一个党员长期关起来甚至“弄死”，不但是侵犯公民权利，也是违背党章的。
５ 监视
延安初期，伍为边区政府秘书长，张国焘为政府主席，两人住在一个地方。后来各奔东西。“张国焘在外面写了些回忆录，其中不断吹嘘自己，为自己的罪过辩护，攻击毛主席和许多同志。其中写到我，说我如何监视他。但事实也并不都是那样子，有些事是他自己心怀鬼胎、疑神疑鬼。”（伍修权，1991：147）这句话是很含蓄，“并不都是那样子”、“有些事”都不是全盘否定的意思。因为伍确有监视的任务：
这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同志分配我去的，其中也确有这么个含意，看张国焘是否搞鬼。……当时我还是尽力之所及放手工作的，对张国焘也保持一定的警惕。他对我也一样，彼此互怀戒备，心照不宣。（伍修权，1991：147）
革命的目的是夺取政权，但从革命进行之时到革命成功之后，党权、军权实际上都大于政权。党政军三权中，就数政权“没有权力”。例证之一，是1931年11月7日，毛在受到严厉批评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无论在党内还是在他本人，这个“国家元首”式的位置都不及红一方面军总政委重要，就任此职，是被剥夺了“发言权”。
所以，不再拥有四方面军实力的张国焘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是必然的，伍大可不必否认当时的特殊使命，“看张国焘是否搞鬼”与“监视”到底有何差别？给这件事增加色彩的事是，张的妻子杨子烈曾想把妹妹介绍给伍修权，态度很热烈，“我说我已经结婚了，她才打消此念。”（伍修权，1991：147）统率红四方面八万雄兵、敢向毛泽东挑战的“张主席”到了这种境地，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不过，除“特务派头十足”一句外，张的回忆录对伍的评价并不很坏：“伍修权很热心工作，连升三级，边区政府整个工作完全由他处理，他表现得有点踌躇满志。”（张国焘，1991：416）
伍修权善于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做出正确的选择。“在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曾经和许多风云一时不可一世的反面人物直接共过事、打过交道，如王明、李德、张国焘、林彪、高岗、康生等等，难能可贵的是，他出污泥而不染，从来没上过‘贼船’，从这里不难看出伍老识人见事的敏锐政治观察力和坚守的政治立场。”（徐信：1998）遗憾的是，伍未能充分地叙述并总结其“敏锐政治观察力”。
６ 林彪对抗战没多大贡献
林彪的功劳和声望主要建立在30年代的江西苏区和45年以后内战中。八年抗战，大体与他无关。平型关一仗后，他被友军误伤回延安治疗，1938年到43年他一直住在苏联修养，回国后不想去前线却先到“陪都”再回延安，“他住到王家坪后，总参管理局为他砌了三间石窑。因为没有什么职务和工作，他就到处转悠，结果认识了正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的叶群。……两人每天你来我往，不久就结了婚，并生了女儿。林彪还将自己的父亲和姐姐等也接到延安，住在王家坪他那儿。”（伍修权，1991：191）在国破家亡、灾难深重的时期，一代名将和女友过着轻松浪漫的恋爱生活。
在抗战八年的多数时间内，不仅不在前线，精力更未都用在抗战事业上，对于伟大的抗日战争，他谈不上有多大贡献。（伍修权，1991：191）
1950年，林彪也不愿出国与美国人打仗。但林在党内、军内地位一直很高。师哲记得，1943年6月7日，林彪从重庆回延安。“这天一早我从窑洞出来，和主席不期而遇。他正向山下走，边走边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我听后心中一震，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恩来、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这样迎接。恩来1940年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他通了电话。第二天八、九点钟他仍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前去迎接，而且主要还是接他的夫人蔡畅，过了几天，才在杨家岭山下的河滩上开了个欢迎会，还是由中组部主持的。而今天他竟亲自迎接比朱总、恩来、弼时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主席握林彪的手到窑洞去，这等于斯大林拉着林彪的手一样了不起。主席亲自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让林住在杨家岭，靠近他。”（师哲，1995：232）
毛泽东目光深邃。1929年在与朱德有关建军原则的论争中，毛得益于原南昌起义部队中仅次于朱德的军事首长林彪的支持。其时，因为毛的主张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赞同而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6月8日深夜，“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主要是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金冲及，1996：201）从此直到60年代，无论林彪有什么缺点和问题，毛都始终认定他是自己的战友，以至于遵义会议后明明是林彪写信要求更换毛的领导，毛却认定林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
林彪也不是庸才，不但在历次党内斗争中义无反顾地支持毛，他的军事天才也没有因为不打外国侵略者而荒废。抗战时期毛的军事策略就是通过游击战开疆辟土、发展军队以便与国民党最后逐鹿，所以他把主张积极配合国民党作战的周恩来、朱德等视为“右倾投降主义”，狠批彭德怀组织的“百团大战”。毛的决策收到了效果，1945年后在与中国人打仗中，林彪建立了他的殊勋。抗战刚结束的45年10月，中央派大批干部到东北，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彭真为东北局书记、自治军总政委。不久两人发生矛盾，次年6月16日，毛决定彭的职务全部让给林彪，彭退为副书记、副政委。其时，彭是政治局委员，林只是中央委员，这种异乎寻常的安排，再次证明毛对林的特殊宠信。林统率山东子弟和东北健儿，凭借从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的巨量日军先进武器，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从冰天雪地的白山黑水一直打到四季长青的天涯海角。
好钢用在刀刃上。
７ 不容异见
伍是幸运者，江西肃反、延安抢救都平安走过。他挨整是在南斯拉夫当大使的时候。1958年初，南共为准备七大提出了南共纲领（草案），与当时奉为金科玉律的《莫斯科宣言》中所提的社会主义九条共同规律相比，南共至少符合六条。不同的三条有两个内容，一是强调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兄弟党的平等原则，二是在实现农业集体化方面，南共坚持自己的做法。这两点，第一点触犯了有霸权思想的苏联，第二点与中国正轰轰烈烈进行的“公社化”相径庭，因此，苏共和中共都不承认，苏中两国都开展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运动。
伍之所“犯错误”，在于他在得到《草案》后，组织草拟了《对南党纲领草案的初步意见》及其他材料，认为《草案》的许多部分反映了正确的观点，“虽然我们与南共同志在一些问题上，在看法上有所不同，但是南拉斯夫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渴望和相当的干劲也是事实，而且这是最本质的问题，几乎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伍修权，1991：313）
1958年，是毛力图摆脱苏联影响、“赶美超英”实际上还要超苏的年代，在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和客观需要出发、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探索符合自己国家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机械照搬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外国党的经验方面，南斯拉夫的所为与毛的倡导并无二致。。他之加入反南斯拉夫的合唱，当然有配合苏联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政治考虑，同时也因为南斯拉夫在农业问题与他的思路不一样。
南斯拉夫在农业上不强求形式上的集体化，有点像我们的生产责任制，看起来还是个体生产为主，但是实际上还是有组织的。国家统一计划和协调农业生产，管理农产品的销售，提供农业所需的肥料、种籽、农具和耕作机械等，还在土壤研究等科学技术上，给农民以帮助和指导。农民与国家相互间组织协作，订有合同，实际上是一种农业生产的联营合作性质，只是没有采取苏联和我国的形式。（伍修权，1991：308）
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道路”可以走，但集体化不能不搞。斯大林死后，毛有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意向，南斯拉夫与中国在集体化方面这一“形式上”的差异，被认为是“反马列主义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因此，连通常的外交礼仪都不顾就免掉了伍修权驻南大使一职，中南两国的关系迅速恶化。差不多与此同时，毛在成都会议上明确讲：“斯大林基本正确，但有错误。”（李锐：1999C：199）从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且其起点比苏联更低”。（李锐，1999B：337）
1977年，中南两党关系还未恢复，伍率解放军老战士代表团访南，为了感谢伍当年对南的同情和理解，南方给予高规格的接待，提出“一切向伍修权开放”。（张长鹰，1998）经过了反苏的中国人当然容易理解铁托，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有改革的要求，所以“文革”后中国迅速与南斯拉夫改善了关系，最高领导人亲自访南。
８ 海内知己
阿尔巴尼亚是欧洲最小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共本无特殊因缘。1960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以彭真、康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组织围攻：
当时的气氛，真有一股“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们代表一时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由于苏共历来的地位和威信，许多党还是跟着他们跑的；有的原来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党，由于事情发生得比较突然，一时也无法表示态度；就连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代表团长卡博在听了我们的申述后，也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什么“如果情况确实如中共代表团所说的那样的话，那么中国同志的立场就是对的。”换句话说，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党也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在当时的会议上，我们只有阿尔巴尼亚半票的支持。不过这种态度赫鲁晓夫也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对阿尔巴尼亚党马上施加了压力，逼迫阿党代表参加对我们的围攻，结果反而惹恼了他们，促成阿党干脆明确支持了我们。（伍修权，1991：337）
中国驻苏大使刘晓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回忆了阿尔巴利亚“半票”的来历：卡博在会上表示：“希望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能通过两党之间的讨论来解决，现在让各国党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是不适宜的，阿党中央要在深入研究之后适当的时机才能对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提出看法。”这种表态表面上是在中苏之间搞折衷，但对处于弱的中共来说，却是一种支持。更重要的是。“由于卡博在会上还提到1960年1月份米高扬对霍查谈到过苏中分歧的问题，并指责了中共，但米高扬要求阿方不要向外透露。赫鲁晓夫立即发言说：使我们感到痛心的是卡博同志不与我们站在一起，阿代表的发言是对苏联党的侮辱”。而对中共来说，却是“极大支持，避免了孤立，突破了围攻。”（刘晓，1986：85—86）
从此，“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中阿关系进入超蜜月期，巨量中国援助送到这个蕞尔小国，中国源料点亮了这盏“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披露，1962年，他到中国来要求粮食支援，“当时我找到中国的外贸部长李强，李强坚持说：‘我们手头也没有小麦，因此没法发货。’……我去找刘少奇，刘少奇就：‘别着急，我来关心这件事。’”“短短几天后，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运往中国的小麦轮船，接到命令后，改变了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下了上麦。在中国的慷慨援助下，我们度过了缺粮危机。”（马利列，1999：86—88）而此时，正是中国因大跃进而发生严重饥荒的时候，如果这些小麦运回中国，那该是多大的福音！穷了自己的国民不要紧，世界革命事大。“毛泽东随便一句话就赠给阿?尤布汗４亿元，轻松地说：‘只要我们打扫仓库就够了。’这位巴基斯坦总统拿到这４亿元之后，回国就被反对派推翻了。”（杨继绳，1998：16）国民的血汗并没有推动世界革命，但确实使一些革命者能够说大话：
霍查也是个能说的人，虽然当时他们内政外交的状况都不太乐观，他演说时却充满了自信，口气很大。他常一边讲话一边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抽的都是我国的“大中华”烟。（伍修权，1991：391）
政治家一般都能说会道，意识形态革命更需要演说家。60年代的中苏论争是一连串唇枪舌战，从中培养出一批特别能说的人。像霍查这样，抽着免费送来的好烟，在数十万人的大会上激扬慷慨，大讲特讲，自然特别能过嘴瘾，不失为一种人生境界的自我实现。至于小民百姓从中受到什么益处，那是无需考虑的。当然，中阿友好并不都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1964年11月29日，阿解放20周年：
这场庆祝盛典，前后进行了三、四个小时，其场面之大，人数之多，气氛之热烈，在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国家里，可能是是十分不容易的。（伍修权，1991：391─392）
1966年11月7日，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建党25周年纪念日。这天晚上，在地拉那歌剧院举行了盛大的歌舞晚会。次日，阿党“五大”宣布闭幕。
当天下午，在地拉那斯坎德培广场举行了十几万人的大会，全国几乎有十分之一的人都赶来参加了，隆重庆祝阿党“五大”胜利闭幕，晚上又举行盛大宴会，表示庆祝和招待各个国党的代表。他们这样大会套小会，晚会加宴会，一个接着一个，自己劳民伤财，也把我们搞得疲劳不堪。（伍修权，1991：397）
社会主义国家都热情好客，组织几十万人手持鲜花欢迎贵宾是常事，广场文化因此特别发达。“别看阿尔巴尼亚国家不大也不富，但是在组织这些活动上，还是很下功夫和不惜代价的。”（伍修权，1991：392）“不富”的是老百姓，领导人们却照样沉浸在鲜花和宴会之中。
中阿两国当时又都染上意识形态狂热症：“康生率领代表团在各地参观时，每到一处就向人家赠送我国的‘红宝书’和像章等礼品。不过阿尔巴尼亚人看来倒也乐意接受这赠礼，因为他们当时几乎照搬了我国的许多搞法，有着与我国近似的政治气氛。”（伍修权，1991：394）更妙的是：
康生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洋洋得意地一边抽烟一边信口开河地讲，一讲就是好长时间。正好阿人也有发表演说的爱好，主客轮番在讲坛上滔滔不绝地讲，翻译再依次照说一遍，大会一开就是几个小时，把我们搞得十分倦。（伍修权，1991：395）
霍查和康生都是光荣的反修战士。不过这两个战士并不需要在战场上与修正主义对阵，不需要承受经济困难而来的饥饿与贫困，反修之于他们非常简单：抽着好烟在群众大会上神侃就是了。
９ 康生的一句诗
写作回忆录时，康生早已被否定，伍本人就是审讯包括康生在内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的副庭长。但至少有一次，伍对康生并不反感。
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间，伍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先后参加了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八大”、匈牙人产党的“八大”、捷克斯洛法克共产党的“十二大”、东德共产党的“六大”。此时，中苏已经闹翻，四次会议上都出现了围攻中共的场面。“我作为中国共产党派出的代表，不论在何种场合和形势下，都认真执行着中共中央的指示，‘我自岿然不动’，顶住并应付了种种不利局面。一些参加这些大会的外国记者，看到当时的情景，根据我几次面对反华喧闹时，都表现出异常冷静和沉着，就在他们的新闻报道中就我的态度始终是‘泰然自若’。”伍也曾是光荣的反修战士。所以回国后
有人把我和赵毅敏同志在同一时间内出席了几国党代会的事，编了几句打油诗，其中两句是“‘赵再见’独战‘罗马国’，‘伍泰然’四闯‘恶虎村’。”毛主席听到后颇表赞赏。（伍修权，1991：364─365）
这首打油诗的作者是康生。康生之所以写这首诗，也许是在迎合此诗兴正浓有毛泽东。虽然当年的争论照邓小平后来的说法是“空话”，但当时双方都是极为认真的，而且维护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党与党之间不平等的关系，至今也是绝对正确的。伍的“泰然自若”和康生对他的颂扬都是当时“反修”斗争的一部分。伍没有回避历史，认真记下了当年的光荣，特别引出了这句诗。但他没有必要不提这首诗的作者──康生60年代的“反修”并不是他的劣迹。
伍修权反修是积极的，后来给苏联“摘帽”也是积极的。田健于1977年出任驻东德大使后，“发现他们执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制度与五十年代一代。在五十年代我们承认苏联和东欧各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这些国家首先与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到了六十年代国内许多人以‘极左思潮’的观点观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就导致了我们与驻在国产生了许多分歧。”1980年回国时，田健向伍提出了这个问题，此时伍正负责对苏联的社会性质进行研究，他说：再有半年，我们即可向中央写出报告。苏联除政治外，从经济方面讲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各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田健，1998）从1983年中国政府承认匈牙利是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苏东“修正主义”的帽子被摘掉了。
１０ 和老百姓比
1968年，北京卫戍区对被打倒的伍实行“监护”，伙食与战士同一标准，每天四毛钱。但实际上不如战士，因为连队里能自己养猪种菜，又有伙食结余，经过调剂还是可以的。伍只能早上一顿玉米糊糊，中午一顿粗粮窝窝头，晚上吃馒头算是细粮，其他的是白菜萝卜之类最便宜的蔬菜。
这种伙食在当时的全国人民中，按说也不是最差的。我在年轻时也长时间过着困苦的生活。但是与我近一二十年的生活水平相比，可就悬殊很大了，最初确实难以适应。尤其是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受到压抑，根本谈不上什么胃口，只是勉强吃点维持生命而已。（伍修权，1991：422）
官员就是官员，即使被打倒了，日常生活也还是高于老百姓。真要和老百姓比，任何被打倒的官员，只要不被弄死，都没有权利抱怨。举两个例子，一是李锐1960年下放北大荒，“有一个同我很谈得来的老头。去世前只说：‘我只想喝一碗稀饭。’同我一起劳动的老头们，无不乐意回忆伪满时期过的好日子。说当年喂牲口的东西也比现在好的多，真是不如畜。”（李锐，1999D：188）另一个是《人民政协报》2000年5月3日“年华副刊”上雷长风的文章回忆的：“三年困难时期，我的小妹妹因病饿而死，母亲为了保住我的生命骨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到大队里去干很累的活，换回来一两个黑窝头，半夜里装在怀里带回家，让我充饥。有一次被派去推碾，把大片的红薯干碾碎。那天没发窝头，十分瘦弱的母亲疲惫地走到我的床前，从嘴里抠出一块指头肚大的红薯干，悄悄塞进我嘴里。这一幕我至死都不会忘记，那是母亲在大队干部严厉看管下偷偷放在嘴里，压在舌头底下，含了一个晚上都没有舍得咽下去的。”
对于一个负有国家使命的高级官员来，让他们像农民一样为自己的衣食温饱操心是不应当的，他们有理由过上比一般老百姓好的生活。但前提是他们要把主要的时间用于为国为民办事上，而且也不能因此说官员就不能过老百姓的生活。何况我们大多数官员都“来自老百姓”呢？文革发动的理由之一，是防止干部变修，所以要他们下放劳动，要他们再度体验老百姓的生活。就这一点来说，不能说毛发动文革全是胡闹。当然，伍个人的生活是比较朴素的，“如早餐是两块囟豆干，一个鸡蛋，加上稀饭、咸菜、馒头，如此而已。”（张长鹰，1998）
１１ 教训？
“监护”期间，专案组经常来审问伍。专案组由陆海军三个军人组成，负责的是陆军的：
五十来岁，派头不小，……开始审问以前还要先泡上一杯茶，都是挺讲究的龙井之类的好茶，抽的烟也是比较高级的，每次都得等他泡好茶点上烟才开始审讯。（伍修权，1991：424）
这些好茶好烟，伍是太熟悉了，所以一望而知。从心理上说，一个曾经享用过好茶好烟而现在一天只有四毛钱伙食的人，面对一个尽情享受好茶好烟而地位肯定不比自己过去高的人，自然是没有好感的，老干部对“文革”新贵的敌意充满在味觉之中。
对海、空军的那两位我印象稍好，每次审讯都由他们两个做记录。审讯结束时让我看记录时，我发现他们的记录都记得比较准确，说明他们是有一定的工作能力的。可惜他们的才能却没有用在有益的地方。但愿他们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也能得出一点经验教训。（伍修权，1991：425）
他们的才能没有用在有益的地方是肯定的。但参加专案工作是个人选择的吗？审讯伍是组织上的安排，是党的信任，有幸进入专案组的人，不但有较强的工作能力，政治上也是过得硬的。一个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干部受组织的委派参与审讯一个被认为有“敌我矛盾”的人，有什么“教训”可吸取呢？至于说伍本人有冤，那也不是这两个干部决定的，所以如果回忆往事，他们也只能说：我服从了组织。难道可以要求他们对抗组织？对当年的专案人员持类似看法的人不少，穆欣也说：“当然这都是‘长官意志’造成的，‘长官’的诺言扭曲了他们的灵魂，把所有的受审人员都当成十恶不赦的敌人。当然也与他们自己的素质不高有关，遇事不懂得想一个‘为什么’？”（穆欣：1994：312）穆欣的素质肯定是高的，难道他就没有执行过错误路线？冤假错案之所以频频发生，原因之一是每次运动都把上次运动的执行者也列入打击对象。
在这一方面，李一氓看得清楚些：“我认为同狱吏吵吵闹闹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因为把你捉起来关进来，不是他们的权力，要把你放出去，也不是他们的权力，另有其人。他们不过是奉命把你看守住，不让你自杀，他们就能够交差了。”（李一氓，2001：276）
12 “吃得好一些”
49年以后，党内高级干部只有少数人是形式上经党内斗争后由法院判刑的，如潘汉年。大多数“反党分子”未经法律程序就长期关押，彭德怀、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人甚至是以公民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被折磨至死。此类行为是任何法制国家都不允许的。毛泽东也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1975年7月他就针对周扬等人批示说“久关不是办法”。所以进行提倡法制的80年代，已经被关了几年的江青等人终于被送上法庭。1980年，伍担任林虎、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特别法庭副庭长。
林、江反革命集团尽管对中国的危害要远远大于一般刑事犯罪，但他们的行为与一定的政治格局、政治路线紧密相联，他们不是一般的刑事犯，所以尽管反复讨论后决定只审理他们的刑事罪行，不涉及党内的是非问题，但事实上，这一审判不能不充分考虑到政治因素，以至于“实际上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都参加或旁听了每一场审判。”（伍修权，1991：452）据胡耀邦说：在有关会议上，“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有个别人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叶帅和我、赵紫阳等都反对，徐帅坚决反对，陈云说，如果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主张杀头的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了。”（李锐，2001：40）
把政治犯公开送上法庭，这在党史上是第一次。因为是第一次，主持审判的主要是政治干部而不是由法官：
在受领这次任务以前，我们许多人本来都是不大懂得法律的，受到党和人民的委托之后，我们都认真地钻研起法律条文来，把我国的刑事诉讼等有关法令，都找来一一反复研读。（伍修权，1991：446）
“不大懂法律”的政治干部主持审判，说明这不是一般的司法审判；政治干部又以法官的身份出现，形式上表明这毕竟是一次法律行为。由政治干部而出任法官，这是中国“走向”法制化而不完全是法制化的象征：“不大懂法律”的政治干部也开始“反复研读”有关法令了。
事有特殊，甚至受审者的吃饭问题也得考虑：
到审判时，又将他们的伙食标准提高了一些，让他们吃得稍微好一点，以保证营养充足身体健康，好有足够的精力来出庭受审。如果他们身体不好，到时候出不了庭，或出庭时狼狈不堪，有气无力，对内对外影响也不好。（伍修权，1991：449）
究竟提高了多少，伍没有说，但肯定不止一天四毛钱。谁能说是罪犯就得受罪？除了“形象好一点”的政治考虑外，保证一些犯人较好的生活待遇，更主要是要从他们口中挖出材料。1967年，针对潘汉年的病情，公安部有一个报告：“除已建议潘汉年专案组抓紧审讯外，经部办公会研究，已对潘犯增加一些营养，使其多活一些时间，以利搞清潘犯的问题和挖出更多潘所知道的材料。”（尹骐，1996：378）这份报告最后得到江青的认可。
审判者也要吃好。“连在我家做饭的阿姨都接到电话，让她最近把伙食搞得更好一些，‘保证你们的首长更健康地去审判那帮坏家伙！’”（伍修权，1991：449）其实，审判者都是高级干部，不当法官时也不会一天只有四毛钱的伙食费，即使没有提醒，他们也会“吃得好一些”。不过，这时强调要“吃得好一些”，目的不是健康，而在于鼓足勇气，因为“当时，我们有的同志心里似乎有一种畏难情绪，对江青有点发怵，总以为她特别难缠，不好对付，此外确有‘投鼠忌器’的顾虑。”（伍修权，1991：456）唯物主义者相信吃得好一些，就可以增强在法庭上信心。
可见，第一次审判党内巨奸，确实要事事考虑：罪犯要吃得好，不能使他们狼狈不堪；审判人员要吃得好，不能使他们面对过去的大人物时“发怵”。然而，以一些不大懂法律的政治干部来审判，尽管吃得较好，审讯也还是导致与法制原则不一致的偏差。比如第一庭的审讯：
开始的突破口未选准。当时拿出的第一个题目中“长沙告状”问题，即江青、张春桥等为篡夺国家领导权，于1974年10月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的毛主席告状，反诬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在“搞篡权活动”。问题的真相是这样，当时江青等人在党内都有合法的地位，她在钓鱼台找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几个政治局委员一起商量一些问题，然后让作为党的副主席的王洪文到长沙去向毛主席讲他们的意见，尽管内容是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的，但是在组织上却是合法的。如果这样做算是罪行，那么以后同志间谁还敢一起商谈问题交换意见呢？（伍修权，1991：456）
党内斗争与法律诉讼不同，江青等人推行的错误路线为千夫所指是一回事，依法审判其刑事罪又是一回事。“不大懂法律”的法官们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的政治意识又使他们难以分辩这一区别。看来，面对这样一批特殊的罪犯，光吃得好一点是远远不够的。优秀的法官不是因为他吃得好，而在于他们依法审判。
13 仗义
80年代，西路军战俘和志愿军战俘的悲惨命运久久令人伤怀。相对而言，前者因为顶着“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解决起来更为困难。1983年秋天，伍与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到甘肃访问。王是西路军战俘之一，伍1938年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工作时就营救过西路军战俘，所以他们重回兰州的任务之一就是进一步调查战俘情况。伍当时说：
世界上哪有只打胜仗的军队？西路军失败这些同志有什么责任？竟长期忍受这么多委屈！今后还要不要有人当兵？这事一定要解决好，不然会给党和军队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我在中央有发言权，你给我写材料！（黄景渊，1998）
调查报告及落实政策的建议出来之后，伍亲自给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组织部写信，直接推动了西路军战俘命运的改善。显然，结局的完满与伍“在中央有发言权”有关。王定国对此感慨系之：“我作为西路军老战士，同时也曾在河西被俘，有幸的是得到党组织的及时营救。我为战友，为西路军鸣不平，尚‘情有可原’，是我‘份内事’，……他与西路军无任何‘瓜葛’，西路军失散人员问题又是既棘手又敏感拖了几十年的老大难问题，进入古稀之年的伍修权若是‘颐养天年’或‘睁只眼闭只眼’、视而不见，不去管那招惹是非的‘闭事’也绕着走，谁又能说什么呢？……可是伍修权就是伍修权，……他挺身而出身而出，仗义执言，秉公直书，为这些失散的老战士请命，鸣不平。”（王定国，1998）
但仅仅有发言权是不够的。徐向前、李先念、秦基伟等西路军老战士长期都有发言权，但长期不便也不忍提出此一问题。西路军战俘所关涉的既有阶级斗争，又是“路线斗争”。在“分裂主义”、“逃跑主义”的帽子下谁还能就此说些什么？徐向前1982年就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历史问题的谈话在其逝世后才公开，李先念直到90年代初才向其传记编写组介绍西路军的若干情况，秦基伟也只有在90年代写回忆录时才透露了当时的情况。与伍同一级别的王首道，其前妻王泉媛原是中共苏区的干部，当年他们是由康克清介绍结婚的。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编在左路军，后为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被俘后历尽千辛万苦，1939年找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不被接受，展转回到老家吉安泰和。60年代康克清到江西时，还去看过她，所以王首道应当是知道她的情况，但王不能为她以及其他战俘说什么话，直到西路军战俘问题解决后，两人才在北京重逢。所以，如果不是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在中央有发言权”的伍修权不一定在西路军战俘问题上也有“发言权”。
伍修权简历
1908年生于武汉；1923年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共产党。
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转入红军步兵学校学习。
1931年回国，在江西根据地先后任参谋、教员、团政委、师政委、军分区司令等职。
1933年10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李德的翻译，参加长征。
1936年后任师参谋长、西北政府办事处秘书长、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主任、军委作战部副部长等职。
1945年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参谋长、东北军区参谋长等职。
1949年后任外交部东欧司司长、驻南斯拉夫大使、中联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等职。
1937年11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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