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向双赢的中间道路
初看史蒂芬•柯维的《第3选择》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作者是在浪费篇幅重复一个中国人已经践行了上千年的为人处世的原则。中国的古典思想很多都在讲述一个观念,那就是事物本质的相对性,在矛盾与冲突之中不可以执一端而以为晓天下,要以一种调和不同以达到和谐统一的“中和”态度来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柯维所谓的在“我”的第1选择和“你”的第2选择之间生出一种“我们”的第3选择难道不就是这种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吗?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只看到了两者之间相似的结果,而忽略了柯维完全不同的思维过程和行动要求。
当哲学把世界分为二元的主体和客体,无数的主体间认知能力与认知背景的巨大差异带来了一沙一世界的分歧,这种分歧被柯维看来是世界上所有问题的根源,如果能够克服它,那么一切的冲突和矛盾都可以得到化解。
既然问题出自认识的主体身上,那么就需要先找出错误的机制。柯维认为错误的起源就是“我”这个主体概念带来的限制,“我”的思维始终是从某种立场出发的,要么是国家、民族,要么是政治、经济,要么是自己的身份或职业,要么是它们的综合体,柯维称之为外部文化形成的“我”。这种“我”的思维出发点带来的就是偏见和固执,很容易堕入一种自我防御和自以为是的高墙之中,将所有“非我”的不同观点都看作是敌对的,错误的,需要纠正的。接下来,“我”就会沿着这一思维轨迹将持有异议的“你”或“他”看成是一种威胁,不同意“我”的对象被贬低为只有某一种意见的物,它只是某个党派、宗教、年龄段或者性别的代表,而不是完整的一个人,这样会急剧的加深冲突和矛盾,最终要么以独裁的方式压迫对方接受,要么引起关系的破裂,目标的失败。
柯维指出要克服这一系列的错误,最好的办法无疑就是阻止错误思维的发生,每一步都用逆向思维的方法。首先就是“看到我自己”,通俗一点就是重新设置自己认识的出发点,要尽可能的放弃自身以外的文化带给自己的限制,切断带来偏见的自我意识的来源,从一个真正的自我出发,一个不是固有观点的代表而是包容、自信和合理怀疑的“我”,“我”可以相信别人,也可以怀疑自己,可以坚持自信,也可以接受意见。摆正自己的位置,消除自我防御和前置的敌对态度是做出正确选择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我看到你”。有了正确的“我”的出发点,同样的就是将“你”或“他”放在和我平等的位置,作为人来看待。“你”或“他”实际上就是不同意见的“我”,也是可以怀疑、可以接受的,柯维称这一过程为产生同理心的过程。接着就是“我找到你”,尽量倾听他人的意见和想法。最后就是“我和你协同”。
协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是单方面的采用我的或你的意见和想法,也不是一种妥协。柯维认为无论采用哪一方的意见都意味着单输或单赢的状态,而妥协,看似是一种宽容的做法,但是实际上可能无法满足任何一方的要求,最后是一个双输的局面,而协同是唯一创造双赢局面的办法,也是第3选择的最关键的一步。
协同这一步柯维又细分为了4个步骤,既询问、界定、创造和达成。询问是对第3步“我找到你”的进一步完善,也就是向对方表达自己重新寻找新的解决方法的意向,让对方对进入到第3选择的协同中。界定就是让双方在充分交换意见的基础上设定新的共同目标,这个目标不是放弃,而是包含双方各自的最初目的,当然还有可能产生新的需求,这就要看双方的沟通程度。然后就是关键的创造。柯维认为这是第3选择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关系成败的一环。如果无法创造性的得到新方法,那么新界定的目标也只能是双方谅解的口头成果而已。最后就是付诸实践的达成过程。
柯维的第3选择应用非常广泛,他认为无论在职场、教育、家庭、社会还是在外交中,第3选择都是存在的,它并不是现在的发明,很多人已经在下意识中成功的实践了这种思维和处理方式,并得到了很好的结果。柯维用大量的实例详细分析了第3选择在这些领域的运用。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圣雄甘地,在面对残酷的殖民统治时,他没有选择我是解放者,你是压迫者的对抗模式,而是创造了一种非暴力的哲学,打破了以暴易暴的循环,最终以较小的代价获得了民族独立。后来的曼德拉在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中也同样放弃了仇恨,他知道普通白人同样是隔离政策的受害者,他倡导的运动最终得到了很多南非白人的支持。他们都是最典型的第3选择的成功例子。同样有些公司总是将员工的意见视为敌对和不合作,总是以压制的方式传递公司的决定,而不是听取大家的建议,结果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中无法获得成功。
不过第3选择也并不是如柯维宣称的那样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它的适用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第一步“看到我自己”,完全排除外在因素的自我认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只能无限接近,因为所有人都必然有认识的前提和限制,认识能力更是千差万别的。而且第3选择在很多时候需要对方积极的回应。比如在夫妻关系中,如果一方是一个偏执狂,那么无论你多么努力的朝第3选择靠近都是徒劳。还有创造这一个环节,个人的素质和知识能力决定了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创造出满足新目标的方法。虽然有诸多的不足,不过柯维总算给大多数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处事思维和方法。
(文/曾靖皓 本文发表于 2013年7月13日上海证券报 )
当哲学把世界分为二元的主体和客体,无数的主体间认知能力与认知背景的巨大差异带来了一沙一世界的分歧,这种分歧被柯维看来是世界上所有问题的根源,如果能够克服它,那么一切的冲突和矛盾都可以得到化解。
既然问题出自认识的主体身上,那么就需要先找出错误的机制。柯维认为错误的起源就是“我”这个主体概念带来的限制,“我”的思维始终是从某种立场出发的,要么是国家、民族,要么是政治、经济,要么是自己的身份或职业,要么是它们的综合体,柯维称之为外部文化形成的“我”。这种“我”的思维出发点带来的就是偏见和固执,很容易堕入一种自我防御和自以为是的高墙之中,将所有“非我”的不同观点都看作是敌对的,错误的,需要纠正的。接下来,“我”就会沿着这一思维轨迹将持有异议的“你”或“他”看成是一种威胁,不同意“我”的对象被贬低为只有某一种意见的物,它只是某个党派、宗教、年龄段或者性别的代表,而不是完整的一个人,这样会急剧的加深冲突和矛盾,最终要么以独裁的方式压迫对方接受,要么引起关系的破裂,目标的失败。
柯维指出要克服这一系列的错误,最好的办法无疑就是阻止错误思维的发生,每一步都用逆向思维的方法。首先就是“看到我自己”,通俗一点就是重新设置自己认识的出发点,要尽可能的放弃自身以外的文化带给自己的限制,切断带来偏见的自我意识的来源,从一个真正的自我出发,一个不是固有观点的代表而是包容、自信和合理怀疑的“我”,“我”可以相信别人,也可以怀疑自己,可以坚持自信,也可以接受意见。摆正自己的位置,消除自我防御和前置的敌对态度是做出正确选择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我看到你”。有了正确的“我”的出发点,同样的就是将“你”或“他”放在和我平等的位置,作为人来看待。“你”或“他”实际上就是不同意见的“我”,也是可以怀疑、可以接受的,柯维称这一过程为产生同理心的过程。接着就是“我找到你”,尽量倾听他人的意见和想法。最后就是“我和你协同”。
协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是单方面的采用我的或你的意见和想法,也不是一种妥协。柯维认为无论采用哪一方的意见都意味着单输或单赢的状态,而妥协,看似是一种宽容的做法,但是实际上可能无法满足任何一方的要求,最后是一个双输的局面,而协同是唯一创造双赢局面的办法,也是第3选择的最关键的一步。
协同这一步柯维又细分为了4个步骤,既询问、界定、创造和达成。询问是对第3步“我找到你”的进一步完善,也就是向对方表达自己重新寻找新的解决方法的意向,让对方对进入到第3选择的协同中。界定就是让双方在充分交换意见的基础上设定新的共同目标,这个目标不是放弃,而是包含双方各自的最初目的,当然还有可能产生新的需求,这就要看双方的沟通程度。然后就是关键的创造。柯维认为这是第3选择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关系成败的一环。如果无法创造性的得到新方法,那么新界定的目标也只能是双方谅解的口头成果而已。最后就是付诸实践的达成过程。
柯维的第3选择应用非常广泛,他认为无论在职场、教育、家庭、社会还是在外交中,第3选择都是存在的,它并不是现在的发明,很多人已经在下意识中成功的实践了这种思维和处理方式,并得到了很好的结果。柯维用大量的实例详细分析了第3选择在这些领域的运用。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圣雄甘地,在面对残酷的殖民统治时,他没有选择我是解放者,你是压迫者的对抗模式,而是创造了一种非暴力的哲学,打破了以暴易暴的循环,最终以较小的代价获得了民族独立。后来的曼德拉在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中也同样放弃了仇恨,他知道普通白人同样是隔离政策的受害者,他倡导的运动最终得到了很多南非白人的支持。他们都是最典型的第3选择的成功例子。同样有些公司总是将员工的意见视为敌对和不合作,总是以压制的方式传递公司的决定,而不是听取大家的建议,结果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中无法获得成功。
不过第3选择也并不是如柯维宣称的那样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它的适用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第一步“看到我自己”,完全排除外在因素的自我认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只能无限接近,因为所有人都必然有认识的前提和限制,认识能力更是千差万别的。而且第3选择在很多时候需要对方积极的回应。比如在夫妻关系中,如果一方是一个偏执狂,那么无论你多么努力的朝第3选择靠近都是徒劳。还有创造这一个环节,个人的素质和知识能力决定了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创造出满足新目标的方法。虽然有诸多的不足,不过柯维总算给大多数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处事思维和方法。
(文/曾靖皓 本文发表于 2013年7月13日上海证券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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