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见搞笑家族
日本《万有百科大事典》在对“幽默”进行释义时写道:“曾经有人把‘幽默’译成‘有情滑稽’,这虽不成熟,但却有一定道理。幽默中的笑,凝聚着对人类可悲性格的爱怜之情,这是比较高级、复杂的笑。”基于这样的体认,日本的搞笑文学才会如此特殊,并进而对鲁迅、林语堂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产生影响。它表现为以一种轻松、诙谐而且意味深长的笔调,一种风趣机智而且兴味盎然的态度对世界、人生进行观察和冥想,森见登美彦可谓谙熟此道,在本书中引用江户时代幕末政治家、军事家高杉晋作的那句名言(“我要让这个无趣的世界变有趣”)便是最好的佐证。
搞笑文学在日本源远流长,最早可上溯至记载日本开国的第一史料《本事记》中的一个经典桥段:疯狂乱舞的女神利用自己的形体语言引诱受惊自闭的天照大神出洞相会。这种描写发生在外界所认知的“严谨多礼、规矩刻板的日本人”主神身上,真是不可想象。其实,倘使对日本江户时代的历史文化稍有了解的话,应不会产生这样的误解,更不会像本尼迪克特那样在名著《菊与刀》一书中提出日本人过于严肃的观点。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日本的京都、大阪和江户(即现在的东京)成为当时最繁华的三大都市,在文化层面映现出贵族没落后“雅文化”逐渐变色、让位并融会于异常活跃的新兴市民阶层——町人的“俗文化”这一特征。昔日的望族沦为庶民,出身低贱、缺乏教养的商户凭借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开始有恃无恐。双方的巨大落差所引发的尴尬、怨怼、轻蔑、嫉妒乃至仇视,都毫无例外地成为滋养幽默的肥料。美国哈佛大学的霍华德·希伯特教授在《菊与鱼》一书中指出:“江户的都市幽默家们以一种都会的洗练风格超然俯视世事,而在观察这种导致滑稽效果产生的不可或缺的冲突的时候,他们便以超人一等的高屋建瓴者自居,目中流露着对他们的幽默而言同样不可或缺的恶毒之意。”按照法国哲学大师柏格森在《笑与滑稽》中归纳的幽默理论,“搞笑”源于“生活对机制的冲突”,大阪小说家井原西鹤所创作的“浮世草子”便是这一观点的集中体现,特别是“浮世”这一文学艺术领域的世界观系统正是这种冲突的衍生物,“西鹤以综合了讽刺、善意揶揄、文字游戏以及巧妙戏仿的手法来描绘‘浮世’,他对在封锁压抑的空间中生命力盎然的近世日本都市社会惊人的洞察力使其成为一位堪称空前绝后的搞笑大师”(希伯特语)。西鹤去世的 300 年后,年轻的文坛新秀森见登美彦正将日本的“搞笑文学”传统发扬光大,他的关键词是出产于京都、蔓延至全日本的“新浮世”——“有顶天”。
有顶天是佛教术语, 又称“ 阿迦尼吒天”(梵语音译),一般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三界(自上而下分别为无色界、色界、欲界)中色界第十八天,为有形世界的最顶峰,故称有顶;二是指无色界的第四天,即“非想非非想天”,以其为三界之绝顶,故称有顶。而森见登美彦不管在色界(非人类物象的拟人化)还是在无色界(宅男的“非想非非想”),都展示了“无远弗届”的极致,臻至搞笑文学的最顶端,所以才是“有顶天”,他的小说书系则成了“有顶天家族”。举例来说,“有顶天”的突出表现有几个——
是直接将自己的作品当作子女,给他们取绰号、扮“家家酒”,比如《塔》是长男、《四叠半》是次男、《狐》是三男、《有顶天》是五男、《恋文》是七男、《春宵》是长女、《宵山》是次女,而《有顶天》又戏称为“毛男”、“毛深皮厚的娃儿”;
二是各种妄想状态的拟人化,如《塔》中男主角将自己的爱车(自行车)视为叫“真奈美”的温柔女子,而本书则进一步升级——与人类并存的天狗、狸猫二族在外形、个性和心理层面都活脱脱是人样,更有甚者是“恶名昭彰”的壑山电车的真身;
三是现实世界的幻化,如《 四叠半》、《春宵》中校园生活虽各有其原型,却无一不在脱线和异化中,充满了奇妙的超现实感,《宵山》则将整个祭典舞台置于时空错乱、线索庞杂的“万花筒”中,而本书致力于京都三族恩怨情仇的关系刻写(天狗传说、火锅聚会等);
四是各种概念、人物、团体、现象的“串场”,某些“森见物”在多部作品中将反复地、不经意地、莫名地出现,从而造成阅读上的亲切喜感,如“四叠半空间”、“壑山电车”、“图书馆警察”、“诡辩论部”、“乖僻王”等;
五是古朴归真又突梯搞怪的语言文字,其作品随处可见对日本古典文学和世界经典作品(如《海底两万里》、《心慌方》等)的致敬内容,作者甚至专门写了一本谐模(戏仿)小说集《新译 跑吧美乐斯》(向太宰治、芥川龙之介、坂口安吾、森鸥外等近现代文学大师致敬),而本书则是日本媒体公认的“森见体”文风的集大成之作。
可以说,森见登美彦很好地诠释了柏格森的“搞笑冲突说”,在他笔下“有顶天”存在的意义仅在于对无趣现实的对抗,通过世界观架设和宅男狂想使之“变有趣”,读者诸君也不必抱着谨慎研读的心态来剖析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人物角色的艺术魅力,套用欧阳修《卖油翁》中的一句台词:“我亦无他,唯搞笑尔。”只要惬意坐着赏览,享受这份“小清新”的幽默情绪就好。
作为作者的第一本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小说,《有顶天家族》将不是“独生子女”,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家族。森见计划以“狸猫家族”三部曲的形式来呈现“三族统治下的大京都世界”。希望这后两部不要让我们等得太久,也希望其中富含更多的笑点。 (来源:外滩画报)
搞笑文学在日本源远流长,最早可上溯至记载日本开国的第一史料《本事记》中的一个经典桥段:疯狂乱舞的女神利用自己的形体语言引诱受惊自闭的天照大神出洞相会。这种描写发生在外界所认知的“严谨多礼、规矩刻板的日本人”主神身上,真是不可想象。其实,倘使对日本江户时代的历史文化稍有了解的话,应不会产生这样的误解,更不会像本尼迪克特那样在名著《菊与刀》一书中提出日本人过于严肃的观点。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日本的京都、大阪和江户(即现在的东京)成为当时最繁华的三大都市,在文化层面映现出贵族没落后“雅文化”逐渐变色、让位并融会于异常活跃的新兴市民阶层——町人的“俗文化”这一特征。昔日的望族沦为庶民,出身低贱、缺乏教养的商户凭借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开始有恃无恐。双方的巨大落差所引发的尴尬、怨怼、轻蔑、嫉妒乃至仇视,都毫无例外地成为滋养幽默的肥料。美国哈佛大学的霍华德·希伯特教授在《菊与鱼》一书中指出:“江户的都市幽默家们以一种都会的洗练风格超然俯视世事,而在观察这种导致滑稽效果产生的不可或缺的冲突的时候,他们便以超人一等的高屋建瓴者自居,目中流露着对他们的幽默而言同样不可或缺的恶毒之意。”按照法国哲学大师柏格森在《笑与滑稽》中归纳的幽默理论,“搞笑”源于“生活对机制的冲突”,大阪小说家井原西鹤所创作的“浮世草子”便是这一观点的集中体现,特别是“浮世”这一文学艺术领域的世界观系统正是这种冲突的衍生物,“西鹤以综合了讽刺、善意揶揄、文字游戏以及巧妙戏仿的手法来描绘‘浮世’,他对在封锁压抑的空间中生命力盎然的近世日本都市社会惊人的洞察力使其成为一位堪称空前绝后的搞笑大师”(希伯特语)。西鹤去世的 300 年后,年轻的文坛新秀森见登美彦正将日本的“搞笑文学”传统发扬光大,他的关键词是出产于京都、蔓延至全日本的“新浮世”——“有顶天”。
有顶天是佛教术语, 又称“ 阿迦尼吒天”(梵语音译),一般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三界(自上而下分别为无色界、色界、欲界)中色界第十八天,为有形世界的最顶峰,故称有顶;二是指无色界的第四天,即“非想非非想天”,以其为三界之绝顶,故称有顶。而森见登美彦不管在色界(非人类物象的拟人化)还是在无色界(宅男的“非想非非想”),都展示了“无远弗届”的极致,臻至搞笑文学的最顶端,所以才是“有顶天”,他的小说书系则成了“有顶天家族”。举例来说,“有顶天”的突出表现有几个——
是直接将自己的作品当作子女,给他们取绰号、扮“家家酒”,比如《塔》是长男、《四叠半》是次男、《狐》是三男、《有顶天》是五男、《恋文》是七男、《春宵》是长女、《宵山》是次女,而《有顶天》又戏称为“毛男”、“毛深皮厚的娃儿”;
二是各种妄想状态的拟人化,如《塔》中男主角将自己的爱车(自行车)视为叫“真奈美”的温柔女子,而本书则进一步升级——与人类并存的天狗、狸猫二族在外形、个性和心理层面都活脱脱是人样,更有甚者是“恶名昭彰”的壑山电车的真身;
三是现实世界的幻化,如《 四叠半》、《春宵》中校园生活虽各有其原型,却无一不在脱线和异化中,充满了奇妙的超现实感,《宵山》则将整个祭典舞台置于时空错乱、线索庞杂的“万花筒”中,而本书致力于京都三族恩怨情仇的关系刻写(天狗传说、火锅聚会等);
四是各种概念、人物、团体、现象的“串场”,某些“森见物”在多部作品中将反复地、不经意地、莫名地出现,从而造成阅读上的亲切喜感,如“四叠半空间”、“壑山电车”、“图书馆警察”、“诡辩论部”、“乖僻王”等;
五是古朴归真又突梯搞怪的语言文字,其作品随处可见对日本古典文学和世界经典作品(如《海底两万里》、《心慌方》等)的致敬内容,作者甚至专门写了一本谐模(戏仿)小说集《新译 跑吧美乐斯》(向太宰治、芥川龙之介、坂口安吾、森鸥外等近现代文学大师致敬),而本书则是日本媒体公认的“森见体”文风的集大成之作。
可以说,森见登美彦很好地诠释了柏格森的“搞笑冲突说”,在他笔下“有顶天”存在的意义仅在于对无趣现实的对抗,通过世界观架设和宅男狂想使之“变有趣”,读者诸君也不必抱着谨慎研读的心态来剖析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人物角色的艺术魅力,套用欧阳修《卖油翁》中的一句台词:“我亦无他,唯搞笑尔。”只要惬意坐着赏览,享受这份“小清新”的幽默情绪就好。
作为作者的第一本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小说,《有顶天家族》将不是“独生子女”,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家族。森见计划以“狸猫家族”三部曲的形式来呈现“三族统治下的大京都世界”。希望这后两部不要让我们等得太久,也希望其中富含更多的笑点。 (来源: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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