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决定历史？

真理总有其局限性，牛顿的惯性定律只适合宏观世界，对于微观的粒子世界，它没有任何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如此，在局部的历史中，它总是无法对号入座。局部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人民群众推动的，恰恰相反，个人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勇在重述1840-1911中，用“坦然面对历史的伤”来审视这段历史，他鲜活的文字是这段历史的放大镜，可以让读者看清每寸伤口。
之所以把“1840-1911”的历史叫伤，是因为这段晚清的屈辱史是人为造成的，原本可以修复，但仅仅因为一些“意外”，终究没有修复。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最知名的英雄当属林则徐，但是清政府罢免了他，使他仅获得半世英明。当时的道光虽不是昏庸的皇帝，但绝对不够智慧，只因为英国的一个小小诡计，他便用耆善代替了林则徐，随后，这位肩负重任的替代者，却因为一个《穿鼻条约》又被道光砍下了无辜的头颅。我们现在无法揣测道光当时的心情，但是他的抉择却凸显出了他的愚蠢。
对于鸦片战争的爆发，马勇认为当时中英之战难免，战则败，败则变。但清朝的皇帝一直在战和之间犹疑不决，存在着侥幸和希望，既害怕失败，又不想失去帝国尊严，所以对战事一拖再拖，错过了变革的时间。皇帝的保守思想，使他对英国的一切要求都异常敏感，仅仅是放开口岸，在今天来看，实在是互惠互利的事情，但是当时的清朝决策者却以为是阴谋而拒绝通商。清朝因为最高领导的无智而一再错过学习和变革的时机，像一个苟延残喘的病人，拖一天就离死亡近一天。尽管慈禧执政的前三十年，使清朝出现了洋务运动，从而呈现了一段中兴的繁荣，但是这应该归功于曾国藩这些明智的汉臣，而不是清朝的当权者，慈禧终究是个女人，不算一个政治家。如果是明治天皇那样的人物在清朝的末年出现，也许历史真的会改写。
马勇的文字没有鞭挞任何人，也没有刻意去褒扬任何人，但是每段的事实描述，却叫我们振聋发聩，笔下的李鸿章和慈禧都是鲜活个性的人，并非历史记载的冰冷政客，李鸿章为了少赔银子对伊藤博文近乎乞求，堂堂一个中堂宰相在敌国面前哭诉，因要可怜其一把年纪，而要求讨价还价，这也许就是当时真实的历史。慈禧也并非不支持变革，只是面对被罢免的老臣们的哭诉，动了恻隐之心，在马勇的笔下，这位权倾一时的太后终于还原成了一个女人。对慈禧而言，他与光绪皇帝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多数时候都是一致的，马勇用一个“亲情尚在”来解释慈禧与光绪的分分合合，这更符合人性。慈禧作为光绪的姨妈，绝对不会害他，甚至对光绪一直都是疼爱和宽容的，而清廷的斗争也不像后来电视里演的那样机锋相对。
读完马勇的书，你会觉得真实的历史就是一些简单的人和一些简单事的结合，任何历史都会因为偶然事件而随时改变，哪怕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变革，也许最初仅仅源自于一场闹剧。很多时候，一些“意外”或者是“偶然”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随时蹦出来，瞬间就会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比如，在当时来看，武昌起义如果没有黎元洪，一定会失败。而却很少有人知道黎元洪参加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竟然是他听说这次起义的领导者是他的学生，他原本是想劝说他学生放弃革命，结果却阴错阳差被误认为要参加革命而被推上了领导岗位。因此，在汤化龙叫其签字之际，他十分不情愿，最终还是别人代签的，可当义军攻下武汉三镇之后，他的态度马上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立刻决定支持革命。黎元洪也没有大是大非或大智大勇，他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只是那一刻他恰巧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从而被历史记住。
当历史还原到某个场景的时候，决策者的大脑往往决定着下面一段历史的走向。马勇从人性出发去研究历史，使我们看到最鲜活的历史，最细微的真实。这并非与唯物史观不合，而是把历史切碎的时候，我们的确看到的只有人性，没有规律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