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未能存活下来的人
“献给未能存活下来的人”。
这句话写在我最喜欢的战地摄影记者——唐•麦卡林的自传扉页。1958年，他曾用一部禄来相机拍摄了童年伙伴们组成的街头帮派照片，并因此一举成名，走上新闻摄影的道路。
你也许感叹麦卡林的幸运，他不像卡帕，不像伯罗斯，不像千千万万他的同行或士兵们，在战场上送了命。他几乎跑遍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所有的重大战场，然而无论是遭到基督教长枪党的格杀令，还是被送进地狱般的马肯纳监狱做了阿明的囚犯，或是在越南战场出生入死，在柬埔寨目睹红色高棉的暴行……他活着，命运之神一次又一次插手，让他从死亡的边缘爬回来，而他则如自己所说：“的确，我一生中一直有某种东西逼着我走出去记录死亡与苦难，但绝不会因此而渴望自己或任何人死去。”
目睹身边的人在战火中死去，永远不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在这种时刻，当你面前和身后的人都死了，你会有一种强大到无法抵抗的感觉：他们都是代你而死的”。那些最终“未能存活下来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他的心，在战争中，目击黑暗、剥夺、灾难、死亡、破碎的心、支离的身体，然后，拿起相机，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快门，更像是一个情绪的按钮，包含太多怜悯，厌恶，无奈，甚至自责。
此处我想探讨的正是1964年以后的几十年里，他的战地摄影记者生涯，以及他的作品里呈现出的他对于生命和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摄影伦理的解构。
曾有观点认为摄影师只是敏锐而不带观点的观察者，是抄写员而不是诗人。然而这样的观点很快得到冲击，因为一张照片并非只是通过相机被拍摄，而是通过某个人的眼睛，转达给相机。
我相信战地摄影更是如此，因为荒诞的战争，永远是人性最真实也最刻薄的背景——战地摄影伦理的前提，必然是摄影记者的良知。而一张战地照片能否在道德上影响受众，往往与拍摄者和受众的所接受的意识形态不可分割——正如国家和军队需要的往往是那些能够从照片中体现战争中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摄影师，并由此强化受众对战争的支持，毕竟，如果你坚信美军攻打越南是“正义的自由世界”对“非自由世界”的解救，那么拍摄其城市惨遭狂轰滥炸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但如果让你眼见人们受难的脸，一张可以被反复观看且广泛传播的照片，也许会比一万字的反战倡议更能激起人们心中的道德与愤怒，因为那同是一张人类的脸。而这些努力去传播战争真相的战地记者往往受到刻意误导与阻拦，正如1982年英国出兵马尔维纳斯群岛时，将麦卡林拒之千里的真正原因是麦卡林揭露战争创伤的摄影风格极大威胁了军方希望塑造的正义战争形象。
如何想象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存在于一个大脑中？对于战地摄影记者来说，选择体现英雄主义还是体现战争伤疤有时并不一定是一个难题，但作为拍摄者必得有独立的人格——在战场上，他不该是任何人的爪牙——“我从不觉得越共和北越人民是我的敌人，尽管我到达顺化时看起来和美军陆战队没有什么两样，但我并不听命于美国。我向来致力于当独立的目击者，尽管并不冷静”，一个真正的值得敬佩的拍摄者，只有黑暗里的良知与人性之光才能召唤他——或许是童年的疏散经验使他喜欢亲近遭受迫害的人，因为他知道被烙上野蛮、肮脏、危害社会的标记是什么滋味；或许是他艰苦的成长经历与生性不羁的个性让他向来同情弱者而蔑视强权；又或许是战争让他懂得对生命平等的珍视——麦卡林始终坚定地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于是我们看见的是那些在影像里冻结的神情对这世界绝望的拷问与质疑，并且，永远无法忘怀——因为这一切不是因为自然，不是意外，而是由于人类邪恶的欲望造成，战争没有荣耀，那是一种虚假的英雄主义。
“我注意到，他站在那里专心舔着糖果时，手上仍然抓着那只玉米牛肉空罐子，好像它随时会忽然消失一般。他看起来已经不像一个人而像一具不知何故还活着的小骷髅”——照片上，一个比拉夫白化病饿童，拿着他的空罐子，半弯着身子靠墙站着……而他身边则是另一个因营养不良而畸形、裸着身子的饿童。
另一张照片上，一位十六岁的伊波族少女用手遮住私处，坐在木桌上——“我想拍她，便问陪同人员能不能说服女孩用手遮住私处，好让我能透过她的赤裸呈现更多尊严，但她的景象把我生而为人所可能具有的全部特质都扒光了，在比拉夫期间，同情心和良心的鞭子从未停止鞭挞我”，麦卡林在自传中如是写道。
然而，要如何站在苦难者的面前？以怎样的姿势？距离多远？焦距多少？光圈多大？面对苦难者——要怎么做，才能抓稳相机？要做么做，才能让心安理得的按下快门，而手指竟不曾犹豫、颤抖？
——麦卡林说，“我们都受天真的信念之害，以为就能光凭正直就能理直气壮的站在任何地方，但倘若你是站在垂死者面前，你还需要更多理由。如果你帮不上忙，便不该在那里”，因为战争之地，古老的偏见巨轮周而复始地运动，苦难的一切从不天真。
而当你的镜头对准苦难者，这里没有英雄主义。一旦当获准拍照，你则必须以一种严肃并且尊严的方式构图，并尽可能给那些饱尝苦难的人多一点尊严。那些生活安逸的人们应该看看，与我们同在的人们如何在战争的炼狱中受苦受难，人类如此对待自己的同类，每个人都必须牢记在心上。而如果不能够通过照片提醒人们所有战争其实毫无价值，那么不仅是战争的毫无正当性，你拿起相机、站在苦难者面前的正当性也将不复存在。
曾有人批评麦卡林硬是把恐惧带到安乐的人面前，说他的主题太过严肃，称不上艺术。可什么是艺术呢？我不相信政治艺术，我不相信军事艺术，不相信战争艺术，更不相信有战地摄影艺术……罪恶的战场上有什么艺术可言呢？这里永远没有美好的修饰，永远没有艺术。
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批评者们或许要得意洋洋了，而这正是麦卡林所担忧的——“整个杂志界都受到波及，非正式地宣告新闻摄影已死。那是货币主义盛行的1980年代，他们再也不要战争、恐惧与饥荒的震撼照片……没有哪种营销手法希望他们的产品广告旁有个埃塞俄比亚或贝特鲁的濒死儿童”，麦卡林无法忍受默多克收购《周日泰晤士报》后该报发生的种种变化，永远的离开了这家报纸，却不得不时而应邀拍摄商业广告和宣传片以维持生计——而商业摄影的报酬，恐怕远高于新闻摄影，但正如他所说，拍摄那些他觉得荒唐的照片几乎完全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精神上的满足。
我于是不明白，丰收叙事的摄影对新闻摄影的同学们来说有何满足感？我也不明白，为何他们讨论机器与技术，总是多于讨论新闻道德与摄影伦理？
而麦卡林带给我们的，除了出生入死换来的那些能够唤起大众良知的照片，也许还有一些更为深远的东西。战争，不过是所有荒诞背景中的一个，当身在其中的人们不自知，我相信伟大的影像能够影响人心——愿那些不安的灵魂能借由影像，获得自由。
约翰•伯格说，“麦卡林是我们不能闭上的双眼”。
——我愿意说，麦卡林使我不能闭上双眼。
这句话写在我最喜欢的战地摄影记者——唐•麦卡林的自传扉页。1958年，他曾用一部禄来相机拍摄了童年伙伴们组成的街头帮派照片，并因此一举成名，走上新闻摄影的道路。
你也许感叹麦卡林的幸运，他不像卡帕，不像伯罗斯，不像千千万万他的同行或士兵们，在战场上送了命。他几乎跑遍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所有的重大战场，然而无论是遭到基督教长枪党的格杀令，还是被送进地狱般的马肯纳监狱做了阿明的囚犯，或是在越南战场出生入死，在柬埔寨目睹红色高棉的暴行……他活着，命运之神一次又一次插手，让他从死亡的边缘爬回来，而他则如自己所说：“的确，我一生中一直有某种东西逼着我走出去记录死亡与苦难，但绝不会因此而渴望自己或任何人死去。”
目睹身边的人在战火中死去，永远不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在这种时刻，当你面前和身后的人都死了，你会有一种强大到无法抵抗的感觉：他们都是代你而死的”。那些最终“未能存活下来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他的心，在战争中，目击黑暗、剥夺、灾难、死亡、破碎的心、支离的身体，然后，拿起相机，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快门，更像是一个情绪的按钮，包含太多怜悯，厌恶，无奈，甚至自责。
此处我想探讨的正是1964年以后的几十年里，他的战地摄影记者生涯，以及他的作品里呈现出的他对于生命和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摄影伦理的解构。
曾有观点认为摄影师只是敏锐而不带观点的观察者，是抄写员而不是诗人。然而这样的观点很快得到冲击，因为一张照片并非只是通过相机被拍摄，而是通过某个人的眼睛，转达给相机。
我相信战地摄影更是如此，因为荒诞的战争，永远是人性最真实也最刻薄的背景——战地摄影伦理的前提，必然是摄影记者的良知。而一张战地照片能否在道德上影响受众，往往与拍摄者和受众的所接受的意识形态不可分割——正如国家和军队需要的往往是那些能够从照片中体现战争中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摄影师，并由此强化受众对战争的支持，毕竟，如果你坚信美军攻打越南是“正义的自由世界”对“非自由世界”的解救，那么拍摄其城市惨遭狂轰滥炸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但如果让你眼见人们受难的脸，一张可以被反复观看且广泛传播的照片，也许会比一万字的反战倡议更能激起人们心中的道德与愤怒，因为那同是一张人类的脸。而这些努力去传播战争真相的战地记者往往受到刻意误导与阻拦，正如1982年英国出兵马尔维纳斯群岛时，将麦卡林拒之千里的真正原因是麦卡林揭露战争创伤的摄影风格极大威胁了军方希望塑造的正义战争形象。
如何想象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存在于一个大脑中？对于战地摄影记者来说，选择体现英雄主义还是体现战争伤疤有时并不一定是一个难题，但作为拍摄者必得有独立的人格——在战场上，他不该是任何人的爪牙——“我从不觉得越共和北越人民是我的敌人，尽管我到达顺化时看起来和美军陆战队没有什么两样，但我并不听命于美国。我向来致力于当独立的目击者，尽管并不冷静”，一个真正的值得敬佩的拍摄者，只有黑暗里的良知与人性之光才能召唤他——或许是童年的疏散经验使他喜欢亲近遭受迫害的人，因为他知道被烙上野蛮、肮脏、危害社会的标记是什么滋味；或许是他艰苦的成长经历与生性不羁的个性让他向来同情弱者而蔑视强权；又或许是战争让他懂得对生命平等的珍视——麦卡林始终坚定地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于是我们看见的是那些在影像里冻结的神情对这世界绝望的拷问与质疑，并且，永远无法忘怀——因为这一切不是因为自然，不是意外，而是由于人类邪恶的欲望造成，战争没有荣耀，那是一种虚假的英雄主义。
“我注意到，他站在那里专心舔着糖果时，手上仍然抓着那只玉米牛肉空罐子，好像它随时会忽然消失一般。他看起来已经不像一个人而像一具不知何故还活着的小骷髅”——照片上，一个比拉夫白化病饿童，拿着他的空罐子，半弯着身子靠墙站着……而他身边则是另一个因营养不良而畸形、裸着身子的饿童。
另一张照片上，一位十六岁的伊波族少女用手遮住私处，坐在木桌上——“我想拍她，便问陪同人员能不能说服女孩用手遮住私处，好让我能透过她的赤裸呈现更多尊严，但她的景象把我生而为人所可能具有的全部特质都扒光了，在比拉夫期间，同情心和良心的鞭子从未停止鞭挞我”，麦卡林在自传中如是写道。
然而，要如何站在苦难者的面前？以怎样的姿势？距离多远？焦距多少？光圈多大？面对苦难者——要怎么做，才能抓稳相机？要做么做，才能让心安理得的按下快门，而手指竟不曾犹豫、颤抖？
——麦卡林说，“我们都受天真的信念之害，以为就能光凭正直就能理直气壮的站在任何地方，但倘若你是站在垂死者面前，你还需要更多理由。如果你帮不上忙，便不该在那里”，因为战争之地，古老的偏见巨轮周而复始地运动，苦难的一切从不天真。
而当你的镜头对准苦难者，这里没有英雄主义。一旦当获准拍照，你则必须以一种严肃并且尊严的方式构图，并尽可能给那些饱尝苦难的人多一点尊严。那些生活安逸的人们应该看看，与我们同在的人们如何在战争的炼狱中受苦受难，人类如此对待自己的同类，每个人都必须牢记在心上。而如果不能够通过照片提醒人们所有战争其实毫无价值，那么不仅是战争的毫无正当性，你拿起相机、站在苦难者面前的正当性也将不复存在。
曾有人批评麦卡林硬是把恐惧带到安乐的人面前，说他的主题太过严肃，称不上艺术。可什么是艺术呢？我不相信政治艺术，我不相信军事艺术，不相信战争艺术，更不相信有战地摄影艺术……罪恶的战场上有什么艺术可言呢？这里永远没有美好的修饰，永远没有艺术。
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批评者们或许要得意洋洋了，而这正是麦卡林所担忧的——“整个杂志界都受到波及，非正式地宣告新闻摄影已死。那是货币主义盛行的1980年代，他们再也不要战争、恐惧与饥荒的震撼照片……没有哪种营销手法希望他们的产品广告旁有个埃塞俄比亚或贝特鲁的濒死儿童”，麦卡林无法忍受默多克收购《周日泰晤士报》后该报发生的种种变化，永远的离开了这家报纸，却不得不时而应邀拍摄商业广告和宣传片以维持生计——而商业摄影的报酬，恐怕远高于新闻摄影，但正如他所说，拍摄那些他觉得荒唐的照片几乎完全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精神上的满足。
我于是不明白，丰收叙事的摄影对新闻摄影的同学们来说有何满足感？我也不明白，为何他们讨论机器与技术，总是多于讨论新闻道德与摄影伦理？
而麦卡林带给我们的，除了出生入死换来的那些能够唤起大众良知的照片，也许还有一些更为深远的东西。战争，不过是所有荒诞背景中的一个，当身在其中的人们不自知，我相信伟大的影像能够影响人心——愿那些不安的灵魂能借由影像，获得自由。
约翰•伯格说，“麦卡林是我们不能闭上的双眼”。
——我愿意说，麦卡林使我不能闭上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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