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风范，长水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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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风范，长水悠悠
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史学界格外引人瞩目。此一时期，得益于西方学术方法的引入和治学环境的相对宽松，各人文学科纷纷呈现出相当强劲的发展势头。于其中，史学界更是拔得头筹，经历了被后世称为“中国史学黄金期”的长达二三十年的繁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吕思勉……光是大师级人物就不胜枚举，自然吸引了不少拥有第一等才智的年轻人跨入史学园地，追随前辈耕耘种月，乐此不疲。在这群人中，就有谭其骧。这位被后人以“中国历史地理学开创者”的身份铭记的大学者、名教授，早年并不安分，大学时代初入极富革命色彩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颇参与过一些有政党背景的社会运动，次转入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再转外文系，旋转历史系，至此方才寻到人生的落脚点，埋首史学研究数十载，终成一代大家。
可惜如今即使是大师的名字与成就，亦尚需倚靠有公共影响力的人物做 “推广”。谭其骧先生是幸运的——他恰恰拥有那么一位数十年来为“先师季龙”做了大量工作的著名学生葛剑雄。《谭其骧日记（珍藏版）》出版不久，恰好赶上编者因事再次引发媒体关注，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巧合。其实，这部日记早在1996年就出版过，此次重版主要增加了作者年谱，令读者对各时期日记的写作背景了然于心，减少了阅读障碍，弥补了过去版本的一点遗憾。
读目录，便知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学人日记，实乃史家笔下世象之侧影：土改日记、文革日记自不待说，此外尚有1950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作者所做的详细笔记，主要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内多位教授的发言记录等。当然，亦有1956年短暂的“小阳春”时期，作者赴京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日常起居，读来颇有趣味。
今天，通过历史学家对史实的基本还原，我们了解到：1950年代初发动的那场土改运动，其主旨并不在于均分土地，而是在于借此一则使参与其间的土改工作队成员（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逐渐熟悉、认同并服从当局把控和运行权力的方式，巩固其政权；再则是力图打击乡村中存在了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乡绅治理传统，将农村社会的权威和权力统归至新生政权名下。从这一点来说，这部日记就是一个明证。作者在土改队的工作始于1951 年10月27日，仅仅五天以后他便抱怨说：“连日工作困难，群众对地主仇恨心不高……贫雇中农间闹小纠纷，诉苦对象多非地主。”隔不多日又说，开会有如儿戏，“而群众举手与否又以陶（土改队同事）之意见为转移。”此外作者在日记中还写道：“学申好人，现家中仅有薄田十四亩……生活不及贫雇农，斗争中群众皆发笑，余亦为之莞尔。”一叶可知秋，由此便知，惯常对于土改运动所下的定义完全不能为事实所佐证，而在厘清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时，我们所期待的恰是这类较少受到宏大历史叙述污染的私人记录。
本书的第四部分，题为“虔诚的忏悔——思想改造手记”。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日之记录，未免将此一运动视为替知识分子“洗澡”或是“洗脑”之开端。的确，在这段手记里，读者很容易找到许多后来逐渐令人熟悉的情景：自我检讨、互相揭发、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如果说土改时知识分子在不经意间参与了对他人的专政，那么从这日起，此后近三十年间，从反右到文革，知识分子逐渐蜕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专政对象。这本不奇怪，因为掌舵者历来将知识人视作工具，“善待”之抑或是摧残之，皆因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充满功利色彩。今天读这类记录，令人唏嘘的倒是当事人虔诚的态度。但我相信，这“虔诚”并不会像许多人自称的那么“纯粹”，因其本身就是权力压制的产物。试问：没有强大的外力作用，谁会愿意接受这种近乎自取其辱的思想改造？而这场“领风气之先”的运动，实在是为了再次令知识人自觉低人一等，同时“激发起对资产阶级的仇恨”（陈毅语）。不难看出，一个时代精神格局的变迁就此正拉开序幕。
谭其骧先生曾将自己的一部重要学术论文集题为“长水集”，取“细水长流”之意；葛剑雄先生为谭其骧先生所作的传记名为《悠悠长水》，大约同样意在强调谭先生作为历史学家的智慧和风范。而谭其骧先生的这部日记，确也坚守了秉笔直书的史家传统，哪怕是在文革年代，他也照样细水长流，录下每日活动详情，为后世留下了这部极具分量的原始文献。时过境迁，这些当年的私人记录终得以走进公众视野，成为了公共历史记忆的一部分，相信这也是谭先生作为一位深谙历史奥妙的智者所乐见的。
（谭其骧日记（珍藏版），葛剑雄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版。）
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史学界格外引人瞩目。此一时期，得益于西方学术方法的引入和治学环境的相对宽松，各人文学科纷纷呈现出相当强劲的发展势头。于其中，史学界更是拔得头筹，经历了被后世称为“中国史学黄金期”的长达二三十年的繁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吕思勉……光是大师级人物就不胜枚举，自然吸引了不少拥有第一等才智的年轻人跨入史学园地，追随前辈耕耘种月，乐此不疲。在这群人中，就有谭其骧。这位被后人以“中国历史地理学开创者”的身份铭记的大学者、名教授，早年并不安分，大学时代初入极富革命色彩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颇参与过一些有政党背景的社会运动，次转入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再转外文系，旋转历史系，至此方才寻到人生的落脚点，埋首史学研究数十载，终成一代大家。
可惜如今即使是大师的名字与成就，亦尚需倚靠有公共影响力的人物做 “推广”。谭其骧先生是幸运的——他恰恰拥有那么一位数十年来为“先师季龙”做了大量工作的著名学生葛剑雄。《谭其骧日记（珍藏版）》出版不久，恰好赶上编者因事再次引发媒体关注，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巧合。其实，这部日记早在1996年就出版过，此次重版主要增加了作者年谱，令读者对各时期日记的写作背景了然于心，减少了阅读障碍，弥补了过去版本的一点遗憾。
读目录，便知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学人日记，实乃史家笔下世象之侧影：土改日记、文革日记自不待说，此外尚有1950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作者所做的详细笔记，主要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内多位教授的发言记录等。当然，亦有1956年短暂的“小阳春”时期，作者赴京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日常起居，读来颇有趣味。
今天，通过历史学家对史实的基本还原，我们了解到：1950年代初发动的那场土改运动，其主旨并不在于均分土地，而是在于借此一则使参与其间的土改工作队成员（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逐渐熟悉、认同并服从当局把控和运行权力的方式，巩固其政权；再则是力图打击乡村中存在了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乡绅治理传统，将农村社会的权威和权力统归至新生政权名下。从这一点来说，这部日记就是一个明证。作者在土改队的工作始于1951 年10月27日，仅仅五天以后他便抱怨说：“连日工作困难，群众对地主仇恨心不高……贫雇中农间闹小纠纷，诉苦对象多非地主。”隔不多日又说，开会有如儿戏，“而群众举手与否又以陶（土改队同事）之意见为转移。”此外作者在日记中还写道：“学申好人，现家中仅有薄田十四亩……生活不及贫雇农，斗争中群众皆发笑，余亦为之莞尔。”一叶可知秋，由此便知，惯常对于土改运动所下的定义完全不能为事实所佐证，而在厘清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时，我们所期待的恰是这类较少受到宏大历史叙述污染的私人记录。
本书的第四部分，题为“虔诚的忏悔——思想改造手记”。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日之记录，未免将此一运动视为替知识分子“洗澡”或是“洗脑”之开端。的确，在这段手记里，读者很容易找到许多后来逐渐令人熟悉的情景：自我检讨、互相揭发、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如果说土改时知识分子在不经意间参与了对他人的专政，那么从这日起，此后近三十年间，从反右到文革，知识分子逐渐蜕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专政对象。这本不奇怪，因为掌舵者历来将知识人视作工具，“善待”之抑或是摧残之，皆因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充满功利色彩。今天读这类记录，令人唏嘘的倒是当事人虔诚的态度。但我相信，这“虔诚”并不会像许多人自称的那么“纯粹”，因其本身就是权力压制的产物。试问：没有强大的外力作用，谁会愿意接受这种近乎自取其辱的思想改造？而这场“领风气之先”的运动，实在是为了再次令知识人自觉低人一等，同时“激发起对资产阶级的仇恨”（陈毅语）。不难看出，一个时代精神格局的变迁就此正拉开序幕。
谭其骧先生曾将自己的一部重要学术论文集题为“长水集”，取“细水长流”之意；葛剑雄先生为谭其骧先生所作的传记名为《悠悠长水》，大约同样意在强调谭先生作为历史学家的智慧和风范。而谭其骧先生的这部日记，确也坚守了秉笔直书的史家传统，哪怕是在文革年代，他也照样细水长流，录下每日活动详情，为后世留下了这部极具分量的原始文献。时过境迁，这些当年的私人记录终得以走进公众视野，成为了公共历史记忆的一部分，相信这也是谭先生作为一位深谙历史奥妙的智者所乐见的。
（谭其骧日记（珍藏版），葛剑雄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