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楼头空悲愤
我所游历过的城市中，最爱的还是南京，兼具北方城市之厚重与南方城市之灵秀，六朝烟雨潋滟秦淮。一座虎踞龙盘王者之气的故城，却不知为何定都于此的历代王朝从未成就王霸之业却往往短命，最后竟只留下一段玉树后庭传唱。王半山词云，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偶然间看到这本《抗日战争的细节》，一时读起竟不忍释手，读罢掩卷长叹悲愤相续。我们的电视荧屏上每天都在粉墨演绎着荒诞不经的抗战神话，但这段民族的抗争史却在有意无意之间已经淡出了所有人的记忆。如果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那么篡改历史又意味着什么。
这只是一本通俗读物，并不是严格的史书，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无从查证其援引史料是否真实，但仅就其日本视角的细节描述，就已经为我们这些经受过“国民教育”的人打开了一扇通还原真相的大门。
自然界有蝴蝶效应，历史也可以有。日本人一次次挑起的事端，往往竟不是日本政府的蓄意而为，而多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军官胆大妄为之举，事后经过官方确认照准，推波助澜之下，竟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波及数亿人和数十国家的全面战争，似乎也太不严肃了。可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因缘际会之下，推倒的第一根多米诺骨牌可能只是无心之失。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谁又能料想到，一个耳光之下，待要黄袍加身，倏忽成为阶下之囚，偶然书写的历史还少吗？我们叹人生如戏，历史何尝不如戏，或者戏写的都是历史。
可是，便是这荒诞的偶然性，让我们四万万同胞历经生灵涂炭，还有这因缘际会之下五年前文明的空前倒退，又如何能让人甘心。学过初中历史的人都知道，卢沟桥事变起于日本人谎称演习时丢失了一个士兵要进程搜查便炮轰宛平城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大幕，可是读过此书得知，当天演习时确实走时了一名士兵，带队的头目变向上级报告，吊诡的是，20分钟之后，走失的士兵出现了，而这一消息却未向上级更新。于是，20分钟的开小差，直接触发了战争。或者有人说，即使没有这20分钟，日本人或者还找到别的借口发动战争，没错这我非常同意，历史的大幕将要落下的时候没有什么能阻止，换一种方式还是要捅破这层窗户纸，但是日本人在事后还是勒令这名开小差的士兵退出现役，将其遣送回国，是否是出于一种恼火的责罚呢？
我在读此书时，有过无数次假设，每一个因缘际会错开了毫厘，会是什么样呢，一定大不同吧。我没法不产生这种想法，我曾以为日本发动战争是田中奏折里计划的那样，即便它是假的，田中义一本人并没上过这么一本奏折，但至少这是日本人的战略构想，是日本发展的规划纲要。岂知在实践层面上，居然如此缺乏严肃。不由不让人感慨，偶然所书写的历史。西谚说的好：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中国和日本的交往，比其他任何两个国家的交往都要纠结得多，尤其到了19世纪以后的两百年，两国的基调一直在变化。我们中国人所熟知的往往停留华夷之辨的阶段，认为中国是日本的老师，却往往忽略了，日本也曾是中国的老师。以笔者对日本浅薄的了解，以下都是姑妄言之贻笑大方。
本书的作者在书中简单地提到了日本的民族性格，审美和价值盖因日本是岛国，资源和生存空间有限，影响了日本的行为方式。但是我却又想到，英国也是岛国，却为何没有日本这种心态。战后为解决日本的托管问题，曾有一本《菊与刀》的书是应美国政府要求所做，对日本的民族性格有关细致的考察。书中的立论很好地回答了美国政府解决战后日本问题的求知欲，以西方人的视角观察日本，对于其形成却缺乏历史性研究。由于已经是多年前读过的书，很多记忆已经模糊，说错也是再所难免。书中提到，日本价值观与中国相比，缺少仁这一文化概念。中国积弱的时候，日本会认为改变中国是它的责任。在日本的民族性格中，本身就存在这种文化基础。
在西方崛起以后，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日语原来是学习汉语而来，日语中存在大量的汉字书写，向西方学习以后，引入大量的平文罗马字，直接照搬西方语言发音引入到自己的语言中，这么大跨度的转变我们中国人是做不来的，于是在打开国门师夷长技之时，有很多西方的科学和社会学概念，我们不是从西方直接学来，是通过日本这个二手师傅学来的，现代汉语中使用的大量双字词都是引自日文。19世纪西方列强首推英法，但我们不是直接学习英法，而是学习后起之秀，于是我们学德国学日本，同时也在和日本竞争。在社会革新方面，无论是当时的保皇党还是革命党，都与日本关系密切。
所以通观明治维新以来我们和日本的交往，会发现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一方面日本给中国的社会革新提供了大量的帮助。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收留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在海外搞革命大后方是日本，还获得了以梅屋庄吉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精英的帮助，那时的很多日本人都乐于帮助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民国时中国很多精英都是在日本留洋。而另一方面，日本在20世纪以后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宣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两个矛盾背后的，就是泛亚洲主义的兴起。
泛亚洲主义实际上还是植根于日本民族的危机意识，从前迷恋汉唐，后来中原先后为蒙元和满清所占领。因为这两朝外族占有中原汉人之地后吸收汉文化，开科取士，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汉人的正统性要求。但是日本人不这么认为，日本人在汉文明强大时是汉人的学生，这时候他眼见得异族入侵，他对元和清不但是否定的，更认为恢复中原的汉文明是日本人的一种道义责任，尽管这种道义上的责任对中国人来说不屑一顾。从对于中原的迷恋到不屑于外族在中原的非法统治，忽然有一天，西方文明传入，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对比太惊人，日本人原本就强烈的危机感跳出来。打开国门，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同时思想上希望与东亚各国共同抗击西方霸权。这种泛亚洲主义不但在当时的日本非常有市场，而且因为最初的泛亚洲主义是持东亚各国平等合作的态度，所以也吸引了相当多中国的有志之士，孙中山、汪兆铭都是泛亚洲主义的拥趸。
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泛亚洲主义开始变味了。尽管满清算不上中原正统，但至少以清王朝不久前还是全球第一强国和当时北洋海军的超凡实力，日本自问大概没想过能和体量相差过大的对手来一场较量，但是甲午一战，日本拉开架势要举全国之力抗击大清王朝的北洋水师，却没想到蚂蚁意外踩死大象，在这样一场因朝鲜问题而起的局部战争中居然全歼北洋水师。日本从此看透了清王朝的虚弱，在日本的印象里，此时的清王朝大概是个癌症晚期的巨人，再也入不了日本的眼中了，于是日本希望在中国谋取利益。这时的泛亚洲主义已经演变为一种以日本为首建立亚洲的新秩序，而且由于恰逢经济危机日本国内矛盾尖锐，军国主义势力抬头，泛亚洲主义已经从思想上的和平路线转变为务实的的侵略行动了。在中日正式开启全面战争之后，泛亚洲主义在军国主义政府的主导下变成了东亚新秩序。1940年，近卫文磨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以“解放殖民地、相互尊重彼此独立”为号召，虽然有点睁着眼说瞎话的意思，但也拉拢了附庸之下的多个国家。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虽然已经进行了辛亥革命，但是并没有产生日本明治维新一样的效果，从中国人的本心上已经认同了日本是一个实力强于中国的对手，这一点从郁达夫《沉沦》中描述的留日青年的心态上可见一斑。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不仅是泛亚洲主义思潮，还有真刀真枪的军事实力。
在日本正式发动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在东北扶植了溥仪建立了满洲康德政权，在华北扶植汉奸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冀东政权。如果说这两个政权还只是顺从了日本的需要当了汉奸毫无争议的话，那么汪兆铭的南京政权的汉奸之名就有争议得多了。有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打是打不赢日本的，汪兆铭忍辱负重，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护中国在国家主权上的独立性，不但在范围内维持了外交和内政（先帝在当时入读中央大学还是免费的），更是逐一取消了和英、法、日多国的租界和不平等条约，单从这点来看，骂汪兆铭汉奸确实牵强。还有人认为中国当时的条件下汪和蒋不过一个亲日，一个亲美，单凭民族主义谋求自立是站不住脚的。汪实际上也是当时泛亚洲主义思潮和形势下的一种合作。
一时多少弄潮儿，功过自由后人评。张学良的一生，两次忍辱，一次被骗，在那么一个跷跷板上，纨绔子弟作弄了中华。
偶然间看到这本《抗日战争的细节》，一时读起竟不忍释手，读罢掩卷长叹悲愤相续。我们的电视荧屏上每天都在粉墨演绎着荒诞不经的抗战神话，但这段民族的抗争史却在有意无意之间已经淡出了所有人的记忆。如果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那么篡改历史又意味着什么。
这只是一本通俗读物，并不是严格的史书，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无从查证其援引史料是否真实，但仅就其日本视角的细节描述，就已经为我们这些经受过“国民教育”的人打开了一扇通还原真相的大门。
自然界有蝴蝶效应，历史也可以有。日本人一次次挑起的事端，往往竟不是日本政府的蓄意而为，而多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军官胆大妄为之举，事后经过官方确认照准，推波助澜之下，竟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波及数亿人和数十国家的全面战争，似乎也太不严肃了。可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因缘际会之下，推倒的第一根多米诺骨牌可能只是无心之失。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谁又能料想到，一个耳光之下，待要黄袍加身，倏忽成为阶下之囚，偶然书写的历史还少吗？我们叹人生如戏，历史何尝不如戏，或者戏写的都是历史。
可是，便是这荒诞的偶然性，让我们四万万同胞历经生灵涂炭，还有这因缘际会之下五年前文明的空前倒退，又如何能让人甘心。学过初中历史的人都知道，卢沟桥事变起于日本人谎称演习时丢失了一个士兵要进程搜查便炮轰宛平城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大幕，可是读过此书得知，当天演习时确实走时了一名士兵，带队的头目变向上级报告，吊诡的是，20分钟之后，走失的士兵出现了，而这一消息却未向上级更新。于是，20分钟的开小差，直接触发了战争。或者有人说，即使没有这20分钟，日本人或者还找到别的借口发动战争，没错这我非常同意，历史的大幕将要落下的时候没有什么能阻止，换一种方式还是要捅破这层窗户纸，但是日本人在事后还是勒令这名开小差的士兵退出现役，将其遣送回国，是否是出于一种恼火的责罚呢？
我在读此书时，有过无数次假设，每一个因缘际会错开了毫厘，会是什么样呢，一定大不同吧。我没法不产生这种想法，我曾以为日本发动战争是田中奏折里计划的那样，即便它是假的，田中义一本人并没上过这么一本奏折，但至少这是日本人的战略构想，是日本发展的规划纲要。岂知在实践层面上，居然如此缺乏严肃。不由不让人感慨，偶然所书写的历史。西谚说的好：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中国和日本的交往，比其他任何两个国家的交往都要纠结得多，尤其到了19世纪以后的两百年，两国的基调一直在变化。我们中国人所熟知的往往停留华夷之辨的阶段，认为中国是日本的老师，却往往忽略了，日本也曾是中国的老师。以笔者对日本浅薄的了解，以下都是姑妄言之贻笑大方。
本书的作者在书中简单地提到了日本的民族性格，审美和价值盖因日本是岛国，资源和生存空间有限，影响了日本的行为方式。但是我却又想到，英国也是岛国，却为何没有日本这种心态。战后为解决日本的托管问题，曾有一本《菊与刀》的书是应美国政府要求所做，对日本的民族性格有关细致的考察。书中的立论很好地回答了美国政府解决战后日本问题的求知欲，以西方人的视角观察日本，对于其形成却缺乏历史性研究。由于已经是多年前读过的书，很多记忆已经模糊，说错也是再所难免。书中提到，日本价值观与中国相比，缺少仁这一文化概念。中国积弱的时候，日本会认为改变中国是它的责任。在日本的民族性格中，本身就存在这种文化基础。
在西方崛起以后，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日语原来是学习汉语而来，日语中存在大量的汉字书写，向西方学习以后，引入大量的平文罗马字，直接照搬西方语言发音引入到自己的语言中，这么大跨度的转变我们中国人是做不来的，于是在打开国门师夷长技之时，有很多西方的科学和社会学概念，我们不是从西方直接学来，是通过日本这个二手师傅学来的，现代汉语中使用的大量双字词都是引自日文。19世纪西方列强首推英法，但我们不是直接学习英法，而是学习后起之秀，于是我们学德国学日本，同时也在和日本竞争。在社会革新方面，无论是当时的保皇党还是革命党，都与日本关系密切。
所以通观明治维新以来我们和日本的交往，会发现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一方面日本给中国的社会革新提供了大量的帮助。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收留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在海外搞革命大后方是日本，还获得了以梅屋庄吉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精英的帮助，那时的很多日本人都乐于帮助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民国时中国很多精英都是在日本留洋。而另一方面，日本在20世纪以后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宣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两个矛盾背后的，就是泛亚洲主义的兴起。
泛亚洲主义实际上还是植根于日本民族的危机意识，从前迷恋汉唐，后来中原先后为蒙元和满清所占领。因为这两朝外族占有中原汉人之地后吸收汉文化，开科取士，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汉人的正统性要求。但是日本人不这么认为，日本人在汉文明强大时是汉人的学生，这时候他眼见得异族入侵，他对元和清不但是否定的，更认为恢复中原的汉文明是日本人的一种道义责任，尽管这种道义上的责任对中国人来说不屑一顾。从对于中原的迷恋到不屑于外族在中原的非法统治，忽然有一天，西方文明传入，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对比太惊人，日本人原本就强烈的危机感跳出来。打开国门，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同时思想上希望与东亚各国共同抗击西方霸权。这种泛亚洲主义不但在当时的日本非常有市场，而且因为最初的泛亚洲主义是持东亚各国平等合作的态度，所以也吸引了相当多中国的有志之士，孙中山、汪兆铭都是泛亚洲主义的拥趸。
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泛亚洲主义开始变味了。尽管满清算不上中原正统，但至少以清王朝不久前还是全球第一强国和当时北洋海军的超凡实力，日本自问大概没想过能和体量相差过大的对手来一场较量，但是甲午一战，日本拉开架势要举全国之力抗击大清王朝的北洋水师，却没想到蚂蚁意外踩死大象，在这样一场因朝鲜问题而起的局部战争中居然全歼北洋水师。日本从此看透了清王朝的虚弱，在日本的印象里，此时的清王朝大概是个癌症晚期的巨人，再也入不了日本的眼中了，于是日本希望在中国谋取利益。这时的泛亚洲主义已经演变为一种以日本为首建立亚洲的新秩序，而且由于恰逢经济危机日本国内矛盾尖锐，军国主义势力抬头，泛亚洲主义已经从思想上的和平路线转变为务实的的侵略行动了。在中日正式开启全面战争之后，泛亚洲主义在军国主义政府的主导下变成了东亚新秩序。1940年，近卫文磨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以“解放殖民地、相互尊重彼此独立”为号召，虽然有点睁着眼说瞎话的意思，但也拉拢了附庸之下的多个国家。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虽然已经进行了辛亥革命，但是并没有产生日本明治维新一样的效果，从中国人的本心上已经认同了日本是一个实力强于中国的对手，这一点从郁达夫《沉沦》中描述的留日青年的心态上可见一斑。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不仅是泛亚洲主义思潮，还有真刀真枪的军事实力。
在日本正式发动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在东北扶植了溥仪建立了满洲康德政权，在华北扶植汉奸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冀东政权。如果说这两个政权还只是顺从了日本的需要当了汉奸毫无争议的话，那么汪兆铭的南京政权的汉奸之名就有争议得多了。有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打是打不赢日本的，汪兆铭忍辱负重，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护中国在国家主权上的独立性，不但在范围内维持了外交和内政（先帝在当时入读中央大学还是免费的），更是逐一取消了和英、法、日多国的租界和不平等条约，单从这点来看，骂汪兆铭汉奸确实牵强。还有人认为中国当时的条件下汪和蒋不过一个亲日，一个亲美，单凭民族主义谋求自立是站不住脚的。汪实际上也是当时泛亚洲主义思潮和形势下的一种合作。
一时多少弄潮儿，功过自由后人评。张学良的一生，两次忍辱，一次被骗，在那么一个跷跷板上，纨绔子弟作弄了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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