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鼠阿佛与魏晋风度

"谁洒下雪花，谁融化冰霜？
谁把天气搞坏，谁让天气转好？
谁在六月长出四瓣的幸运草？
谁把日光弄暗，谁把月亮点着？
是四只住在天上的小田鼠，
四只小田鼠，就像你和我
春田鼠把阵雨拧开，
夏田鼠把花儿画好，
秋田鼠帶來小麦和核桃，
冬田鼠，有着一只小冰脚。
我們多幸运，
一年有四季，不多也不少。"

中国诗歌经历了屈原之后漫长的严冬，终于走到了曹植。这严冬来自于七国混战，来自于嬴政焚书，来自于董仲舒独儒，也来自于东汉的党锢清流。而春天终于来了，唱响春天的，不仅有曹植的诗歌，还有嵇康的音乐、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陶渊明的田园理想……偏偏在这动荡、战乱、饥荒、惶恐的汉末魏晋时期，中国士大夫们两千年的审美范式，就此奠定了。

而开创这华美时代的最大功臣，不是上面提到的任何一位，乃是以中国图书馆之祖著称的刘向，若不是他与他儿子刘歆致力收集整理自秦始皇焚书之后一直散佚的各种文献，庄子和屈原的精神也未必能再次被发扬光大。当然，刘向和刘歆不是艺术家，不是田鼠欧佛。他们是捡拾柴火的小田鼠。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王充，他在《问孔》和《物势》里质疑了儒家的所有大部分理论要点。他吹响了挣脱思想枷锁的号角。当然，他也还不是田鼠欧佛。他是点燃篝火的小田鼠。

于是，阿佛们终于可以在篝火边吟唱了。除了曹植，还有嵇康、王羲之、顾恺之、陶渊明，还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裴頠、郭象、王导、谢安，等等如《世说新语》里记载的那些人物。他们喜欢扪虱清谈、放浪形骸、嗑药酗酒，他们清峻通脱、烟云水气、风流自赏，他们一方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一方面“岂不罹凌寒，松柏有本性”、“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然后，魏晋风度延续到李白那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自魏晋之后，整体气质未有超越其风度者。也许盛唐的两千诗人煌煌四万首诗还堪称相提并论，两宋的千余词人悠悠两万首词也可说不甘其后，但到了元曲明小说以及唯有一部红楼拿得出手的大清——当然，这里说的是整体——再也没有那种“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气象。文学尚有可道之处，音乐绘画则再也没有出其窠臼。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画，自顾恺之后，审美意趣风格题材乃至作画的工具，再也没有大的改变。而中国音乐，嵇康之后更是毫无寸进。

那么，魏晋之后的中国士大夫们，都干什么去了？自从杨坚发明了科举，李世民颁行了《五经正义》，接着是武则天的殿试……文人们欢呼雀跃，韩愈赶紧擎起“文以载道”的大旗，朱熹抛下年轻时“为有源头活水来”的金翅膀，一门心思披上《四书章句集注》的黑羽毛……开放、宽容、浪漫、积极进取的魏晋风度，就这样变成温雅细致、操守谨严和注重内心道德体验感的后宋典型人格。他们再没有超越自我与世俗的“玄心”，投入在红尘权力中打滚，只追求“立德立言立功”。他们不再是阿佛，他们成了同光和尘的蒂科。他们要么就“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要么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要么就“理在先，气在后，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就连“致良知”的阳明先生的弟子们，也前仆后继头破血流地投入党争。总之，他们不光不是田鼠阿佛。还成为仇视金翅膀的那三只乌鸦，他们对上天赐予的金翅膀羡慕嫉妒以至于仇恨，如果蒂科不抛弃金羽，那就等着被孤立打压，被流徙千里，被枭首弃市……

中国的田鼠阿佛——尼采无数遍赞叹的酒神——如柳永、朱耷、曹雪芹、郑板桥等人，从此过上了暗无天日的生活。而中国，也一次一次地重复蹈入“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兴废泥潭，再也没有出来过。

直到今天，当佩利细心呵护着瑞尼们的金翅膀时，我们孩子的课桌上仍只摆着一个东西——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