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织物，也检查机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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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真诚而简捷，尖锐中透露慈悲，无论你原先对法律和法治理念抱持多坚定的信仰，这部作品都会让你有所触动与反思。推荐给那些关心社会、心地善良的人。
<罪与罚>
被杀者对其被杀并非全无责任，
被劫者对其被劫并非无可责难。
行善守法者在恶人恶行中并非纯洁无邪。
在作恶多端者犯下的罪行中，双手无染者也未必清白。
的确，被判有罪者往往是罹难者的受害人，
更常见的是被判刑的人为未获罪名和免于责罚的人承担重责。
你们不能把公正与不公，善良与邪恶分开；
因为它们并立于阳光下，就像黑线与白线被编织在一起。
当黑线断开，织工就应审视整块织物，他也应检查机杼。
－节录自纪伯伦《先知》第八篇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汉斯－麦亚是德国一家大型工业企业的创始人和最大股东，今年已有85岁高龄。麦亚为人宽容且善良，在多年前的一场车祸中，独子、媳妇和孙子不幸死去，只剩下一个孙女与他相依为命。
法布里奇欧－柯里尼是个意大利裔的德国移民，今年67岁，五0年代便来到德国，进入一个著名汽车厂工作直到退休。柯里尼终身未婚，同事和邻居都说他做事谨慎、可靠，是个安静而亲切的男人。
根据警方后来的调查，柯里尼的人生中没有任何可非议之处，他与麦亚之间也没有交集。只是某一天，柯里尼突然就假扮成一位采访记者，来到麦亚所在的饭店房间，对着麦亚的后脑连开四枪，在麦亚倒地死后，还不断以脚踩踏他的头部，使得麦亚的脸颊、颚骨、颅骨因受重击而碎裂。杀人毁尸后，柯里尼下到饭店大堂，静静地坐等警察的逮捕。
这是一桩没有悬念的案件，人证、物证俱全，被告柯里尼虽然始终拒绝说出犯罪动机，但对自己的犯行却供认不讳。在德国，故意杀人有两种罪刑，一种是谋杀罪，必定判处无期徒刑；另一种是普通杀人罪，具体量刑取决于是否有减刑理由。不意外地，检察官很快便以谋杀罪起诉柯里尼。
■柯里尼有罪吗？
柯里尼杀害麦亚显然是有原因的。尽管柯里尼对自己的杀人动机三缄其口，将自己的命运交付德国刑事法庭来裁决，但辩护律师终于还是找出柯里尼与麦亚之间的牵连。原来，在二战期间，麦亚是第三帝国的纳粹军人，他在意大利执勤时，发生一起恐怖袭击、造成两名德国军人死亡，由于找不到真凶，麦亚下令逮捕和枪毙二十名百姓以示效尤。而柯里尼的父亲就是这二十人中的一位。
柯里尼的犯行有因可循，并非一个冷血疯狂的谋杀犯，被害人麦亚对于自己遭到杀害的命运，并不完全无辜。然而，柯里尼的犯行虽有因可循，是否就等于“情有可原”？这需要进一步探究麦亚当年究竟做了什么，是单纯依令行事？还是格外冷血残酷？控方很快便指出来，被杀害的麦亚虽是纳粹份子，下令枪毙过平民百姓，但法律早已判定麦亚无需为当时的行为负责，因此柯里尼杀害的是一个法律上无罪的人。
■麦亚有罪吗？
第三帝国期间，德国和联军在军人遭到杀害又找不到真凶时，枪决平民百姓以示效尤的做法极为普遍。纳粹垮台后，很多国家对于这样的射杀行动有过很多的刑事审判，结果不尽相同，有无罪开释的，也有判决有罪的。
以纽伦堡的美国军事法庭审判为例，法院表示，杀人是一种“源自远古时期的野蛮的残余”，但在极端的情况下是可以允许的——在符合一长串的条件下可以允许，如绝对不可杀害女人及儿童、不能以残暴的手法杀人、处决前不得施以凌虐，而且还必须曾经认真地追缉过发动攻击的犯罪人。枪决后必须公诸于世，唯有如此才能对其余百姓有杀鸡儆猴之效。
然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枪决是正当的，依然是有争议的。可以为一名死去的士兵，而杀害一名平民吗？还是十名？或一千名？答案是标准不一，根据国际法并没有固定的准则。希特勒在1941年下令要求一比一百——这个比例很确定是为国际法所不容。
1944年，意大利游击队在热那亚的咖啡馆引爆一枚炸弹，这次的袭击，造成两名德国士兵死亡。保安处没有找到要负责的游击队员。麦亚依照上级指示，射杀了二十名平民百姓，比例是十比一，被射杀的都是成年男子，最年轻的是二十四岁。行刑前没有因求取口供而遭到刑求凌虐的。枪决后在三份地方报纸做了相关报道。
以六0、七0年代的眼光来看，麦亚的作为落在国际法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实际上，1968、1969年时，德国法院确实审理过麦亚一案，检方在侦查后宣告不起诉处分。因此，不同于大家一开始的理解，柯里尼杀害的并非一个有罪之人，柯里尼的犯行有因可循，但不是情有可原。
■法律有罪吗？
确实，德国司法机构对麦亚在纳粹时期的行为做出不起诉处分，但这就等于麦亚无罪吗？辩方律师紧接着便透过几个诘问指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还进一步指出，柯里尼的权利被法律不可挽回与不可原谅地剥夺了。
问：1968年时对麦亚一案提出告诉的谁？
答：柯里尼。
问：检方为何宣告麦亚一案不起诉？
答：因为案件过了追诉期限，麦亚不曾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接受调查和审问。
问：柯里尼是否可循其他法律途径将麦亚送上法庭受审？
答：不行。某罪行一旦过了追诉期限，就再也不能翻案了，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
问：1968年时，联邦议会希望纳粹罪行丧失追诉时效？
答：大家都想继续追查，但一道完全不引人注目、不曾在联邦议会被讨论过的法条改变了历史。
这个法条的名称是《秩序违反法施行法》，订定的人是爱德华特－德雷尔博士。根据更先前的判决先例，只有纳粹的最高领导是谋杀的正犯，其他人都是帮助犯。而《秩序违反法施行法》则规定，任何帮助犯只要不具备成为正犯所须具备的特质（例如此处的“纳粹的最高领导”），则其罪刑必须在正犯的基础上减轻。亦即，这些纳粹帮助犯只会如普通杀人者，而非谋杀者般受处罚。
于是在一夕之间，除了纳粹最高领导外，所有策划了大屠杀、必须为百万计的犹太人、神职人员、共产主义者及吉普赛人之死负责的人，再也不必被追究，他们的罪行在1960年集体过了追诉期限。德雷尔法条和大赦没什么差别，一个几乎为所有纳粹罪犯而开放的冷酷大赦。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德雷尔法条所体现的不是时代精神，更多是法律里的人为错误和结构暴力。
这个爱德华特－德雷尔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订定了《秩序违反法施行法》？他又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什么代价？其实，辩方律师心中早已清楚问题的答案，他不过是要透过这些问题指出，不光是法律有罪，法律体系里的每个成员都有罪。
■谁无罪？
第三帝国时期，德雷尔是因斯布鲁克特别法庭的首席检察官。他在这段时间的作为人们所知不多，但举凡知道的，都是骇人听闻的。例如对一个偷取民生物品的男人要求判处死刑。在纳粹投降后，德雷尔在西德开业当律师，但1951年他进入联邦司法部，然后开始平步青云，后来担任到内阁部会次长及刑法部门负责人。大家都知道德雷尔的过去，但他还是受到任命。
这条德雷尔订定的法律在当时听起来无伤大雅，以致没有人察觉到会发生什么事。十一个邦司法行政厅、联邦议会的成员、联邦参议院及个法律委员会全都混混噩噩，直到被媒体揭露出来才引起轩然大波。尽管到现在也没有十分肯定的证据，可以证实德雷尔纯粹弄错了，但在过去这几十年来，德雷尔不仅不曾被追究相关责任，他所撰写的《刑事注释书》是德国流传最广、今日几乎所有法官、检察官及辩护律师的桌上都有的注释书。德雷尔在1995年过世，备享尊荣。
柯里尼杀害麦亚固然有罪，然而是谁将柯里尼的法律途径全数封上？是谁让法律沦为作恶工具？是谁任由法律被操弄？又是谁对已然发生的法律暴力视而不见？德国法律界的每个人，谁无罪？
■■柯里尼的谋杀罪名是否应该成立？如果对他判以普通杀人罪，又该如何量刑，二十年、十五年、还是五年？轻判，对被杀害的麦亚未必公平。重判，对受到法律剥削而犯罪的柯里尼未必公平。当加害者亦是受害者、受害者亦是加害者时，法律该如何做到公平？更重要的是，当法律失去正义性、执法者失去正当性时，究竟还有何立场来做判决？
法律是一组具有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的行为有遵循的标准，限制“任意性”所可能引发的社会混乱。然而，法律终究是人工产物，无论立法者的立意如何善良，终究难以避免出错的情况。更有甚者，法律是时代的产物，很难超越时代，且经常是落后于时代。于是“恶法”不时会出现在法律当中，引发“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之争。
支持“恶法非法”的一方认为，法律是用来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并非天生就有被遵守的义务，如果法律的制定或使用不当，反而沦为作恶的工具。沦为作恶工具的法律不值得被遵守，人们此时应该以“善”的原则行事，即使越过法律也在所不惜。支持“恶法亦法”的一方则认为，法律一旦制定就有遵守的必要，就算是发现了缺陷，在进行相应修改前也该遵守。如果法律存在可以不遵守的任意性，将使得整个法律制度的有效性遭到瓦解破坏、危害巨大。因此为了全部，不得不牺牲局部。
德国法律向来以严谨著称，被奉为欧洲大陆法的典范，在这样的基础上，多数法学专家相信，在恶法面前，既不是被告、也不是原告的权利，而是法律的有效性应当被优先捍卫。但在实际探讨“恶法”问题时，被引用的案例多数是影响层面小、且涉及无辜第三方的，例如城市建设里的拆迁问题，如果执法者选择不按照法律来执行，基于某些住户的特殊性而给予例外，则虽然保全了当事人的权利，却不免损害到其他无辜者的权利，还留下了选择性执法的任意空间。
相较之下，《谁无罪》中的案例简单却有极大的差异性和冲击性。里头的恶法影响极大、为一群重大罪犯开启了大赦之门，严重伤害法律的正义性和正当性。而且案件里头所涉及的人都难称无辜，如果书中被杀害的不是麦亚、而是麦亚的亲人，那么依法重判柯里尼、捍卫法律的有效性，在情理上都有其可被接受的地方。然而案件中的麦亚并不无辜、订定恶法的德雷尔也不无辜，此时再高举“恶法亦法”的旗帜，不免让人倍感矛盾与讽刺。
■■我个人觉得，在一个尊重民主制度的法治国家里——立法权掌握在百姓手中——法律本身应当具备一定的弹性，留下一些裁量、变通的空间，但法律制度的整体有效性必须被捍卫。行政者、立法者、执法者、以及百姓都应该严格按照法律来行事，毕竟一旦允许法律出现不遵守的任意性，最容易滥用这任意性的不是百姓，而是政府。如此一来，受损害的将不止是法治精神，民主体制也会受到重创。
然而，法律和制度毕竟是死的，而世界是万千多变的，任何完全与绝对的态度都不免流于极端与愚昧。就像《谁无罪》里所指出的，法律本身固然有被捍卫的必要性，然而当法律违反了其背后那基于公平、正义的法理，法律显然沦为剥削欺凌的作恶工具时，比起法律本身，更需要被优先捍卫的，是那些遭到法律剥削欺凌的人。因此柯里尼杀害麦亚不仅有因可循，至少在法律面前，也是情有可原的。
《谁无罪》一书最终并未给出对柯里尼的刑罚，作者席拉赫对柯里尼的命运另有安排——柯里尼在法庭宣判前便自杀于狱中。这样的结局固然留给读者自行思考的空间，也触发另一些关于法律本质的问题。
■■在审判的过程中，柯里尼一直思考着一句话，这句话也是导致他最终选择自杀的原因：“死者不会想复仇，只有生者才会。”在柯里尼杀害麦亚一案中，一切的原因肇始于麦亚在第三帝国期间下令枪杀了柯里尼的父亲，麦亚亏欠柯里尼的父亲一条性命。但麦亚又亏欠了柯里尼什么？一个完整的家庭？一个幸福的童年？但无论如何，麦亚不欠柯里尼一条性命。
当我们说法律应当维护公平和正义时，说的究竟是谁的公平与正义？在柯里尼的父亲被枪杀后，不管是杀死麦亚、还是将他关进监牢，于柯里尼那死去的父亲都没有任何意义。惩罚杀人者其实只对活着的人有意义，让受害者的亲人得以恢复心灵的平静，让社会里的好人无需担心杀人者继续作恶，让社会里的坏人因刑罚而惧于作恶。凡此种种对活着的人有意义、法律所企欲达到的目的，其实与公平、正义并不很相关。由此看来，“捍卫法律的尊严”这话其实也不很理直气壮。
柯里尼自杀后留了一封遗书给他的辩护律师，信中装着一张陈旧的照片，照片背后写着：“这是我的姐姐。对这一切我很抱歉。”柯里尼的姐姐也是死于纳粹手中，在德国军人来家中逮捕柯里尼父亲后，一个德国士兵再次返回，奸杀了柯里尼的姐姐。比起父亲被杀，姐姐的死应该是柯里尼心中更加难以释怀的痛苦与仇恨。
德国士兵返回时，柯里尼也在家，但姐姐要他快逃。而当躲在屋外的柯里尼听到姐姐的惨叫时，他冲回家了，目睹到强奸的场面并放声尖叫。就这样，惊慌失措的士兵失手触击手枪，当场将柯里尼的姐姐打死了。之后柯里尼才拔腿一路逃到舅舅家中。从此在舅舅和舅妈的抚养下长大。
杀死柯里尼姐姐的并不是麦亚，而是一个官阶低许多的二等兵。说来，这个二等兵应该才是柯里尼真正想复仇的对象。那年，如果柯里尼没逃到屋外，而是和姐姐一起留在家中，或许惨剧不会发生；如果柯里尼听姐姐的话逃走，而不是再次返回家中，或许惨剧也不会发生。这些事情谁都说不准，但可想而知的是，柯里尼一生都背负着对姐姐的内疚与对那个德国士兵的仇恨。
然而，麦亚在柯里尼姐姐的死上头是无罪的，至少不比柯里尼的罪更多。因此，如果柯里尼杀害麦亚的真正动机，是因为德国士兵害死了柯里尼的姐姐，但又无法让德国士兵付出代价，于是转而要那位德国士兵当时的队长麦亚负责，那么柯里尼的犯行就是有因可循、但非情有可原。
柯里尼的犯罪动机对他的量刑至关重要。但“动机”是主观的，即使是本人也难以看清其真貌。就像一个人在一个大热天杀死了与他有宿怨的邻居，宿怨固然是杀人动机，但或许真正至关重要的，是热天使得当事人情绪格外暴躁——法律很重要，法律很严肃，但它的基石却很薄弱。为了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我们应该极力捍卫法律的有效性，但或许，“不计代价”就有点过了。
<罪与罚>
被杀者对其被杀并非全无责任，
被劫者对其被劫并非无可责难。
行善守法者在恶人恶行中并非纯洁无邪。
在作恶多端者犯下的罪行中，双手无染者也未必清白。
的确，被判有罪者往往是罹难者的受害人，
更常见的是被判刑的人为未获罪名和免于责罚的人承担重责。
你们不能把公正与不公，善良与邪恶分开；
因为它们并立于阳光下，就像黑线与白线被编织在一起。
当黑线断开，织工就应审视整块织物，他也应检查机杼。
－节录自纪伯伦《先知》第八篇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汉斯－麦亚是德国一家大型工业企业的创始人和最大股东，今年已有85岁高龄。麦亚为人宽容且善良，在多年前的一场车祸中，独子、媳妇和孙子不幸死去，只剩下一个孙女与他相依为命。
法布里奇欧－柯里尼是个意大利裔的德国移民，今年67岁，五0年代便来到德国，进入一个著名汽车厂工作直到退休。柯里尼终身未婚，同事和邻居都说他做事谨慎、可靠，是个安静而亲切的男人。
根据警方后来的调查，柯里尼的人生中没有任何可非议之处，他与麦亚之间也没有交集。只是某一天，柯里尼突然就假扮成一位采访记者，来到麦亚所在的饭店房间，对着麦亚的后脑连开四枪，在麦亚倒地死后，还不断以脚踩踏他的头部，使得麦亚的脸颊、颚骨、颅骨因受重击而碎裂。杀人毁尸后，柯里尼下到饭店大堂，静静地坐等警察的逮捕。
这是一桩没有悬念的案件，人证、物证俱全，被告柯里尼虽然始终拒绝说出犯罪动机，但对自己的犯行却供认不讳。在德国，故意杀人有两种罪刑，一种是谋杀罪，必定判处无期徒刑；另一种是普通杀人罪，具体量刑取决于是否有减刑理由。不意外地，检察官很快便以谋杀罪起诉柯里尼。
■柯里尼有罪吗？
柯里尼杀害麦亚显然是有原因的。尽管柯里尼对自己的杀人动机三缄其口，将自己的命运交付德国刑事法庭来裁决，但辩护律师终于还是找出柯里尼与麦亚之间的牵连。原来，在二战期间，麦亚是第三帝国的纳粹军人，他在意大利执勤时，发生一起恐怖袭击、造成两名德国军人死亡，由于找不到真凶，麦亚下令逮捕和枪毙二十名百姓以示效尤。而柯里尼的父亲就是这二十人中的一位。
柯里尼的犯行有因可循，并非一个冷血疯狂的谋杀犯，被害人麦亚对于自己遭到杀害的命运，并不完全无辜。然而，柯里尼的犯行虽有因可循，是否就等于“情有可原”？这需要进一步探究麦亚当年究竟做了什么，是单纯依令行事？还是格外冷血残酷？控方很快便指出来，被杀害的麦亚虽是纳粹份子，下令枪毙过平民百姓，但法律早已判定麦亚无需为当时的行为负责，因此柯里尼杀害的是一个法律上无罪的人。
■麦亚有罪吗？
第三帝国期间，德国和联军在军人遭到杀害又找不到真凶时，枪决平民百姓以示效尤的做法极为普遍。纳粹垮台后，很多国家对于这样的射杀行动有过很多的刑事审判，结果不尽相同，有无罪开释的，也有判决有罪的。
以纽伦堡的美国军事法庭审判为例，法院表示，杀人是一种“源自远古时期的野蛮的残余”，但在极端的情况下是可以允许的——在符合一长串的条件下可以允许，如绝对不可杀害女人及儿童、不能以残暴的手法杀人、处决前不得施以凌虐，而且还必须曾经认真地追缉过发动攻击的犯罪人。枪决后必须公诸于世，唯有如此才能对其余百姓有杀鸡儆猴之效。
然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枪决是正当的，依然是有争议的。可以为一名死去的士兵，而杀害一名平民吗？还是十名？或一千名？答案是标准不一，根据国际法并没有固定的准则。希特勒在1941年下令要求一比一百——这个比例很确定是为国际法所不容。
1944年，意大利游击队在热那亚的咖啡馆引爆一枚炸弹，这次的袭击，造成两名德国士兵死亡。保安处没有找到要负责的游击队员。麦亚依照上级指示，射杀了二十名平民百姓，比例是十比一，被射杀的都是成年男子，最年轻的是二十四岁。行刑前没有因求取口供而遭到刑求凌虐的。枪决后在三份地方报纸做了相关报道。
以六0、七0年代的眼光来看，麦亚的作为落在国际法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实际上，1968、1969年时，德国法院确实审理过麦亚一案，检方在侦查后宣告不起诉处分。因此，不同于大家一开始的理解，柯里尼杀害的并非一个有罪之人，柯里尼的犯行有因可循，但不是情有可原。
■法律有罪吗？
确实，德国司法机构对麦亚在纳粹时期的行为做出不起诉处分，但这就等于麦亚无罪吗？辩方律师紧接着便透过几个诘问指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还进一步指出，柯里尼的权利被法律不可挽回与不可原谅地剥夺了。
问：1968年时对麦亚一案提出告诉的谁？
答：柯里尼。
问：检方为何宣告麦亚一案不起诉？
答：因为案件过了追诉期限，麦亚不曾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接受调查和审问。
问：柯里尼是否可循其他法律途径将麦亚送上法庭受审？
答：不行。某罪行一旦过了追诉期限，就再也不能翻案了，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
问：1968年时，联邦议会希望纳粹罪行丧失追诉时效？
答：大家都想继续追查，但一道完全不引人注目、不曾在联邦议会被讨论过的法条改变了历史。
这个法条的名称是《秩序违反法施行法》，订定的人是爱德华特－德雷尔博士。根据更先前的判决先例，只有纳粹的最高领导是谋杀的正犯，其他人都是帮助犯。而《秩序违反法施行法》则规定，任何帮助犯只要不具备成为正犯所须具备的特质（例如此处的“纳粹的最高领导”），则其罪刑必须在正犯的基础上减轻。亦即，这些纳粹帮助犯只会如普通杀人者，而非谋杀者般受处罚。
于是在一夕之间，除了纳粹最高领导外，所有策划了大屠杀、必须为百万计的犹太人、神职人员、共产主义者及吉普赛人之死负责的人，再也不必被追究，他们的罪行在1960年集体过了追诉期限。德雷尔法条和大赦没什么差别，一个几乎为所有纳粹罪犯而开放的冷酷大赦。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德雷尔法条所体现的不是时代精神，更多是法律里的人为错误和结构暴力。
这个爱德华特－德雷尔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订定了《秩序违反法施行法》？他又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什么代价？其实，辩方律师心中早已清楚问题的答案，他不过是要透过这些问题指出，不光是法律有罪，法律体系里的每个成员都有罪。
■谁无罪？
第三帝国时期，德雷尔是因斯布鲁克特别法庭的首席检察官。他在这段时间的作为人们所知不多，但举凡知道的，都是骇人听闻的。例如对一个偷取民生物品的男人要求判处死刑。在纳粹投降后，德雷尔在西德开业当律师，但1951年他进入联邦司法部，然后开始平步青云，后来担任到内阁部会次长及刑法部门负责人。大家都知道德雷尔的过去，但他还是受到任命。
这条德雷尔订定的法律在当时听起来无伤大雅，以致没有人察觉到会发生什么事。十一个邦司法行政厅、联邦议会的成员、联邦参议院及个法律委员会全都混混噩噩，直到被媒体揭露出来才引起轩然大波。尽管到现在也没有十分肯定的证据，可以证实德雷尔纯粹弄错了，但在过去这几十年来，德雷尔不仅不曾被追究相关责任，他所撰写的《刑事注释书》是德国流传最广、今日几乎所有法官、检察官及辩护律师的桌上都有的注释书。德雷尔在1995年过世，备享尊荣。
柯里尼杀害麦亚固然有罪，然而是谁将柯里尼的法律途径全数封上？是谁让法律沦为作恶工具？是谁任由法律被操弄？又是谁对已然发生的法律暴力视而不见？德国法律界的每个人，谁无罪？
■■柯里尼的谋杀罪名是否应该成立？如果对他判以普通杀人罪，又该如何量刑，二十年、十五年、还是五年？轻判，对被杀害的麦亚未必公平。重判，对受到法律剥削而犯罪的柯里尼未必公平。当加害者亦是受害者、受害者亦是加害者时，法律该如何做到公平？更重要的是，当法律失去正义性、执法者失去正当性时，究竟还有何立场来做判决？
法律是一组具有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的行为有遵循的标准，限制“任意性”所可能引发的社会混乱。然而，法律终究是人工产物，无论立法者的立意如何善良，终究难以避免出错的情况。更有甚者，法律是时代的产物，很难超越时代，且经常是落后于时代。于是“恶法”不时会出现在法律当中，引发“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之争。
支持“恶法非法”的一方认为，法律是用来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并非天生就有被遵守的义务，如果法律的制定或使用不当，反而沦为作恶的工具。沦为作恶工具的法律不值得被遵守，人们此时应该以“善”的原则行事，即使越过法律也在所不惜。支持“恶法亦法”的一方则认为，法律一旦制定就有遵守的必要，就算是发现了缺陷，在进行相应修改前也该遵守。如果法律存在可以不遵守的任意性，将使得整个法律制度的有效性遭到瓦解破坏、危害巨大。因此为了全部，不得不牺牲局部。
德国法律向来以严谨著称，被奉为欧洲大陆法的典范，在这样的基础上，多数法学专家相信，在恶法面前，既不是被告、也不是原告的权利，而是法律的有效性应当被优先捍卫。但在实际探讨“恶法”问题时，被引用的案例多数是影响层面小、且涉及无辜第三方的，例如城市建设里的拆迁问题，如果执法者选择不按照法律来执行，基于某些住户的特殊性而给予例外，则虽然保全了当事人的权利，却不免损害到其他无辜者的权利，还留下了选择性执法的任意空间。
相较之下，《谁无罪》中的案例简单却有极大的差异性和冲击性。里头的恶法影响极大、为一群重大罪犯开启了大赦之门，严重伤害法律的正义性和正当性。而且案件里头所涉及的人都难称无辜，如果书中被杀害的不是麦亚、而是麦亚的亲人，那么依法重判柯里尼、捍卫法律的有效性，在情理上都有其可被接受的地方。然而案件中的麦亚并不无辜、订定恶法的德雷尔也不无辜，此时再高举“恶法亦法”的旗帜，不免让人倍感矛盾与讽刺。
■■我个人觉得，在一个尊重民主制度的法治国家里——立法权掌握在百姓手中——法律本身应当具备一定的弹性，留下一些裁量、变通的空间，但法律制度的整体有效性必须被捍卫。行政者、立法者、执法者、以及百姓都应该严格按照法律来行事，毕竟一旦允许法律出现不遵守的任意性，最容易滥用这任意性的不是百姓，而是政府。如此一来，受损害的将不止是法治精神，民主体制也会受到重创。
然而，法律和制度毕竟是死的，而世界是万千多变的，任何完全与绝对的态度都不免流于极端与愚昧。就像《谁无罪》里所指出的，法律本身固然有被捍卫的必要性，然而当法律违反了其背后那基于公平、正义的法理，法律显然沦为剥削欺凌的作恶工具时，比起法律本身，更需要被优先捍卫的，是那些遭到法律剥削欺凌的人。因此柯里尼杀害麦亚不仅有因可循，至少在法律面前，也是情有可原的。
《谁无罪》一书最终并未给出对柯里尼的刑罚，作者席拉赫对柯里尼的命运另有安排——柯里尼在法庭宣判前便自杀于狱中。这样的结局固然留给读者自行思考的空间，也触发另一些关于法律本质的问题。
■■在审判的过程中，柯里尼一直思考着一句话，这句话也是导致他最终选择自杀的原因：“死者不会想复仇，只有生者才会。”在柯里尼杀害麦亚一案中，一切的原因肇始于麦亚在第三帝国期间下令枪杀了柯里尼的父亲，麦亚亏欠柯里尼的父亲一条性命。但麦亚又亏欠了柯里尼什么？一个完整的家庭？一个幸福的童年？但无论如何，麦亚不欠柯里尼一条性命。
当我们说法律应当维护公平和正义时，说的究竟是谁的公平与正义？在柯里尼的父亲被枪杀后，不管是杀死麦亚、还是将他关进监牢，于柯里尼那死去的父亲都没有任何意义。惩罚杀人者其实只对活着的人有意义，让受害者的亲人得以恢复心灵的平静，让社会里的好人无需担心杀人者继续作恶，让社会里的坏人因刑罚而惧于作恶。凡此种种对活着的人有意义、法律所企欲达到的目的，其实与公平、正义并不很相关。由此看来，“捍卫法律的尊严”这话其实也不很理直气壮。
柯里尼自杀后留了一封遗书给他的辩护律师，信中装着一张陈旧的照片，照片背后写着：“这是我的姐姐。对这一切我很抱歉。”柯里尼的姐姐也是死于纳粹手中，在德国军人来家中逮捕柯里尼父亲后，一个德国士兵再次返回，奸杀了柯里尼的姐姐。比起父亲被杀，姐姐的死应该是柯里尼心中更加难以释怀的痛苦与仇恨。
德国士兵返回时，柯里尼也在家，但姐姐要他快逃。而当躲在屋外的柯里尼听到姐姐的惨叫时，他冲回家了，目睹到强奸的场面并放声尖叫。就这样，惊慌失措的士兵失手触击手枪，当场将柯里尼的姐姐打死了。之后柯里尼才拔腿一路逃到舅舅家中。从此在舅舅和舅妈的抚养下长大。
杀死柯里尼姐姐的并不是麦亚，而是一个官阶低许多的二等兵。说来，这个二等兵应该才是柯里尼真正想复仇的对象。那年，如果柯里尼没逃到屋外，而是和姐姐一起留在家中，或许惨剧不会发生；如果柯里尼听姐姐的话逃走，而不是再次返回家中，或许惨剧也不会发生。这些事情谁都说不准，但可想而知的是，柯里尼一生都背负着对姐姐的内疚与对那个德国士兵的仇恨。
然而，麦亚在柯里尼姐姐的死上头是无罪的，至少不比柯里尼的罪更多。因此，如果柯里尼杀害麦亚的真正动机，是因为德国士兵害死了柯里尼的姐姐，但又无法让德国士兵付出代价，于是转而要那位德国士兵当时的队长麦亚负责，那么柯里尼的犯行就是有因可循、但非情有可原。
柯里尼的犯罪动机对他的量刑至关重要。但“动机”是主观的，即使是本人也难以看清其真貌。就像一个人在一个大热天杀死了与他有宿怨的邻居，宿怨固然是杀人动机，但或许真正至关重要的，是热天使得当事人情绪格外暴躁——法律很重要，法律很严肃，但它的基石却很薄弱。为了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我们应该极力捍卫法律的有效性，但或许，“不计代价”就有点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