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存在·政权 ——麦家小说《暗算》中的编/解码阐释
一、 几乎所有的符号都有隐喻作用，麦家的小说《暗算》也不例外，它明讲的是“密码”，事实上却说的是“符号”，一个带有延展性身份的符号。 小说《暗算》将目光投向身负国家安全重任的情报机构特别单位701，这些无名英雄的所有任务均由密码而展开，在由明文向信号转换的编码和信号的重新组合还原信息的解码中经历生死离别：《听风者》中瞎子阿炳因具有听见和识别“天外来音”的天赋而被带到了701做侦听，由于截获了全部敌台，成为前呼后拥的英雄。超群的耳力不仅给他带来运气，也让他蒙受灭顶之灾，因发现妻子与他人私通，对爱情纯洁和忠贞的信仰驱使他走向死亡的深渊。《看风者》中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的数学女天才黄依依才华横溢桀骜不驯，天生是密码的克星，在破译“乌字一号”后，终因爱情误入歧途死于非命；如果说黄依依不按常理出牌，那么陈二湖对密码的热爱如磐石一般坚定，虽然在退休后身不在“红墙”之内，但仍不放弃对密码的钟情甚至到了走火入魔之境地，不得不在与人对弈中消磨余生，在破译了一部已经报废的密码之后撒手人寰。《捕风者》中越南人韦夫在临死前与美女相拥入眠，荒诞离奇和匪夷所思的是其灵魂对往生的追忆则是在死后被误称为军人胡海洋，尸体更是漂洋过海充当了情报传递的工具；地下工作者鸽子虽顺利经过了种种劫难，但在分娩的阵痛中不自觉的喊出了爱人的名字而功亏一篑暴露了身份。正是这些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勾勒出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情节，让读者深刻读懂了生命无常，就像这部小说结构如迷宫一般蜿蜒曲折，在找到出口时才在百感交集之余对人生有所顿悟。 符号的聚合作用并未让它止步于充当元语言，由于它的神秘和嬗变与密码有着先天的雷同——诡异多变但并不高深，并且它们的幕后操纵者均来自缺席“在场”的人，这些不在场的人在麦家的小说《暗算》上演了一场密码从截获、破译到按图索骥行动的过程，与此同时，也将符号的编/解码做出了迷宫般的阐释。 《暗算》中的编/解码结构如俄罗斯套娃般被放置为三层，其一，小说整体文本呈现出的编/解码模式：听风是密码截获，看风指密码破译，捕风则是根据破译出的密码采取行动，揭示了密码破译的全过程，与此同时，作者对人物全部经验世界的编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其进行解码。其二，三段故事中每一章的编/解码模式：经敌方编码的情报，阿炳、黄依依、陈二湖、韦夫、鸽子等以不同方式进行解码。这些人物的故事相互独立，“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他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同一的世界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 米哈伊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5页。］，就像一首曲子中同时存在着多个旋律同时奏响，这即是复调小说的独特之处。其三，主要人物命运的编/解码模式：《暗算》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以天才著称于世，通过爱欲的洗礼，最终以死亡终结。他们或是有着超常的智慧，或是对事业有着无限的痴迷和执着，抑或智勇双全，这些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天才与勇士不仅为密码所着迷，还受到爱欲的驱使，这种来自本能的欲望让他们难以逃脱“天妒英才”的命运走向死亡。他们暗算的是密码，然而他们也无时无刻被命运暗算着。看似宿命论的结局暗含着对人的种种思索，从表面上看，人物的死亡是英雄最高亢嘹亮的挽歌，撼动着读者的心灵深处；从深层次看，作者麦家可能意识到人的命运与种种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价值密不可分，701中所发生的故事也恰恰聚焦于此。 小说中的701，如果说聚集了对现实有着极为敏感并且理性的人，不如是作为符号的人的集合。密码是符号，而且“人具有一种别的动物所绝对没有的功能——运用符号的功能”［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4页。］，每个符号都可能是陷阱，当他们看到了死亡——处于人生底色的符号时，那些阻挡去路的鸿沟不会让他们望而却步，这来源于701赋予他们的信仰和使命，在背后潜藏的是由“7”这个数字蕴含的神秘主义：“‘7’是个奇怪的数字，它的气质也许是黑的。黑色肯定不是个美丽的颜色，但肯定也不是世俗之色。它是一种沉重，一种隐秘，一种冲击，一种气愤，一种独立，一种神秘，一种玄想。据我所知，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一些担负着某些特殊使命的组织似乎都跟‘7’字有关……”［ 麦家：《暗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7页。］，这并不是麦家的一家之言，“7”在基督教中有特别的含义，上帝创造世界用了七天，并且在翁贝尔托•埃科的小说《玫瑰之名》中也频现“7”：上帝有七股灵，七个天使吹响了毁灭性的七声号角并且有七个人在修道院里先后遇害，甚至在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1922-2008)的小说《窥视者》中，马弟雅思在小岛上停留了一周七天后逃之夭夭。“意义从符号的相互影响中产生，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不是一种“事实”，而是关于事实的符号，我们从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不停地给这些符号编码和解码。”［ 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25页。］然而，文本中“7”的解释是否属于这些事实？这其中不乏过度阐释的嫌疑，支配语言编码方式的是背后的神秘主义，其中可以解释符号学为何发展的原因：大多数人对表面清晰显现的事物嗤之以鼻，因为它们不费吹灰之力唾手可得，反而是好奇心的驱动使其对隐而不显的事物有所怀疑。符号就属于此，它只提供模糊的线索，越是秘而不宣，就越是让人以为那深不可测的事物无限接近真理。古希腊时期主张宗教顿悟和救赎的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认为，“‘神性’自身是模糊不可知……神性自身的一部分则堕入到此世界之中，形同监禁或放逐……尽管存在是病态的，人还是感到自己被赋予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只有不断进行精神探索的人才有望获得真理并因而得到拯救。”［ 翁贝尔托•埃科：《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43-44页。］在后现代众多漂浮不定的观念中，它们通过既有现实根据，又赋予想象的理念寻求着通往真理之路。事实上，文学的虚构与历史的实证存在着辩证法，文学若是脱离了现实则不能被理解；而历史像个小姑娘任人随意打扮，从另一视角看亦是虚构的。 二、 虚构是人的精神支柱，作家以虚构抵抗虚无，读者又以这种虚构充实虚幻。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他们恐慌被嘲笑，因为如果不知道一切，那么将会一无所知。上帝之所以发笑，是因为人类不管如何思考，总离真理只差一小步。《庄子·养生主》有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其意旨在点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却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知识，就会困顿疲乏，既然如此，还孜孜不倦地求知，这样就太辛苦了。然而，每个时代都会涌现真理的捍卫者和守护者，就像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所言：“我们必须知道，而且必将知道。”《看风者》中的黄依依就是其中一个，她曾与数学巨匠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共事，在莫斯科做访问学者期间得过一绰号——“伏尔加的鱼”。小说中并未将此寓意阐明，事实上，俄罗斯流向北冰洋方向的伏尔加河中的俄罗斯鲟游到此地性腺发育受到刺激，由此看来，黄依依得此绰号是他人以为她难以抑制自身对性的欲望。然而，他人对她的误解并未让她张扬的个性有所收敛，她似乎不愿被这冰冷的密码同化，也不屑于风言风语对她的污蔑。她是个玩世不恭、无拘无束而且有爱的女人，和当时保守冷漠的环境格格不入。但是，只要和密码相逢，她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沉着冷静处乱不惊。破译密码就是听死人的心跳，是一个天才对另一个天才的暗算，密码的真理永远隐藏在表象之下，就像陈二湖时常念叨的：“你肯定不是你，我肯定不是我，桌子肯定不是桌子，黑板肯定不是黑板，白天肯定不是白天，晚上肯定不是晚上……”因此，破译密码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人迹罕至之境徘徊，就像《暗算》的作者麦家曾在“小说家讲坛”上引用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情节：乞力马扎罗山的西高峰有“上帝的庙殿”之意，在它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为何到高处不胜寒之境？有人解释说，豹子是作家。诚然，破译者和作家都要探究人类灵魂不为人知的深邃——破译者面临着密码保险期如倒计时般迫在眉睫，作家盼望着灵感跃然纸上、妙笔生花，毕竟，这些通灵之感转瞬即逝，幕后操纵它的是密码制造者和灵魂潜伏者，他们在人迹罕至之地与其不期而至，才能获得达到彼岸的通行证，在他们中间不乏难逃“红菱艳”魔咒之人，为密码而疯狂的数学家约翰·纳什和内心冲突难以释怀而疯魔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 显然，这是一段读心术式的编/解码历程，在这其中，棋子是他们共同的游戏，成为这条艰难之路上助其一臂之力的武器。索绪尔为了说明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看到了语言和下棋的状态、规则相当，由此将二者相比拟。语言的每个要素要和其他项要素相对立才有价值，这如同棋子的价值是由其所在的位置所决定的。二者从诞生之日起形成的约定和规则影响着棋子和语言要素在其中的放置和操作，每走一步棋或者每变换一次语言要素，都会对整盘棋局或语言结构产生影响，而它们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独一无二的布局，语言也是如此，言语在语言的框架内进行，期间的变化不会影响整体结构。棋类对作为破译者的黄依依和陈二湖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对弈双方在静默中俯视棋子如兵临城下的统帅一般，每走一步都是为全局的谋划做铺垫，有欺骗、躲藏，甚至阴谋，这和破译密码及其相似。另外，密码的分析师对密电中可能出现的字或者词进行分析，这种对片段的肢解有如“分尸”，这和后结构主义对文本的拆解有异曲同工，每个文本的边界都是模糊的，它们是在和其他文本嫁接中形成互文(intertextuality)。密码在截获时总是伴随着啸叫与杂音，破译时则会被密码制造者设置的陷阱所干扰，行动时会遇到不在计划之内的突发事件，这都会造成意义的不确定。在一个满是喧嚣、拥挤杂乱环境中，延异导致了噪音的轰鸣，每一句话语都是多义的。既然每一部密码在设计时都设定了保险年限，那么在这个期限内破解密码可谓“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超越人的能力范围。 “密码是反科学、反人性的，反科学也是科学，所以研制和破译密码都需要智慧、知识、技术、经验、人才。但同时更需要一颗‘恶毒的心’（不管是研制还是破译密码），因为它是反人性的。密码，说到底，玩的是欺骗，是躲藏，是暗算。兵不厌诈，密码是兵器，是兵器中的暗器，是人间最大的诈。”［ 麦家：《暗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中国的特工史可以追溯到《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若掌握了其中的兵家谋略精髓， 必能运筹帷幄，如有神灵相助。然而，密码是诡辩的，破译不仅需要的是理性，更多的非理性，毕竟它是疯子的语言，是破坏语言的语言。在《暗算》中，麦家一语道破了人与密码关系的天机：“如果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坦率说，我不会选择干破译，因为这是一门孤独的科学，充满了对人性的扭曲和扼杀。” 主体的消解后聚合成符号，密码又作为符号的其中一种形式显现，作为国际通用电讯语言的莫尔斯码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语言，由“滴”和“嗒”组成，电文由若干电码构成，而电码又是由0与1构成，每四位阿拉伯数字分为一组。符号是“存在(Dasein)”的语言和行为的缩影，这时的存在与密码在“1/0”的二元对立结构中被颠覆，甚至与神灵都处在同等的地位，密码赋予神启之音和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于存在，当三者合一时，“不可能”才能成为“可能”。但是，这样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在701的红墙之内，人们以保持缄默的方式存在；当走出高墙时，默契的暗语让他们从失语症中走出，但是，只要一日未现身于解密名单，就无时不处在密码和情报的阴影之中。在高墙之内，人作为侦听、破译、行动的机器而存在，丧失部分的人身自由，一举一动都在纪律的监控下进行。在这样严苛的氛围中，内心的情欲不被压制反而挣脱束缚，黄依依和鸽子就被爱情的魔咒迷幻而葬送。高墙之内的封闭空间即是对人的考验，也是对人的规训，“它监督着活动过程而不是其结果，它是根据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编码来进行的。这些方法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顺—功利关系。”［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55页。］在密码主宰的游戏中，他们只不过充当着政治玩偶的角色，是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更是任政权使用、驾驭、改造的模型，生命在一波波盘旋下沉的漩涡中徘徊，正如他们的自白所言：“清晨醒来看自己还活着是多么幸福。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我们所从事的职业是世上最神秘也最残酷的，哪怕一个不合时宜的喷嚏都可能让我们人头落地……”［ 麦家：《暗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31页。］对人行为的监视以及对话语的监听从生理波及到心理，即是福柯所说的微分权力(infinite simal power)，此时的人性遭到极度压抑。政权赋予人从意识到肉体脱胎换骨般的新生，这种“政治解剖”无须对人体实施粗暴的酷刑，以最低廉的、和风细雨的方式使人体在最须发挥价值时被规训和顺从，或者是在被规训和服从之后发挥其价值最大化以符合政权的初衷。 不仅如此，纪律还规定了人的身体与其操纵对象间的关系。障人眼目的密写溶液以人血液中的血红蛋白混合物为配料之一，技术控制已经直接影响到最为私密的人与自身的关系，可视为生物权力的一种变异。在技术统治时代，就像福柯所说的，人像海滩上沙子堆成的脸孔被迎面而来的潮水猛地被抹去，符号的普遍编码仿佛剥落了作为存在的人的身份，衣衫褴褛浪荡于世间。人与其自身相见而不相识，由于外在环境的影响而失去了内在或者外在独立自主的能力，更加充满讽刺意味的是人都以为自身是有能力的，他们相信“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密码来源于人，也应终结于人。因此，无论破解密码和传递情报的人都秉持着一颗破釜沉舟的心，在自身的肉体同工具、机器、武器相绞合时突出重围，电码的转动速度越杂乱迅速，听力的反应越被要求冷静敏锐；密码越艰深复杂，思维就要越加疯狂；敌方越狡猾，传递情报甚至要比对方还要诡计多端，他们在逐渐被改善、驯服中脱离了他们原本存在的轨迹，为了完成特殊使命将生死置之度外，因为他们已经做出或死亡或疯狂的姿态迎接此生的终结。除非，他们意识到人并非永恒不变。莱布尼茨的“单子论(monadologie)”所言，由于世界万物都是由单子构成的，它既是不能再分的单纯实体，也就是灵魂；另一方面，它们在数量上和性质上存在着多重变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单子从宏观上看是作为“一”而存在的，但它有转变成“多”的可能性，在这个从“一”转化为“多”。人就是在不断变化中分化成自身不同的状态，以至于自身出现二元对立的矛盾，阿炳兼具了弱智和耳力超群两种人的特质，黄依依则是天使和魔鬼的双面附身，鸽子则混合了“炽热的金”和“柔弱的银”的特质，事实上，若深究他们的心理活动和行为举止，性格和气质的分化要比表象繁杂的多。 三、 就在这些文字落笔之时，这些有着多重身份的战士已将战场转入到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信息如洪水猛兽般从多维空间中汹涌而来，原始的传输和破解技术就在此时寿终正寝。这个由声音、图像、文字等众多符号领衔，超越血肉之躯的虚拟空间主宰着当下的信息处理系统，暗语、情报、密码，甚至是隐形文书都掺杂在众多信息之中，模糊了隐喻和现实间的距离。作为“人的延伸”的新媒介的出现，反而使人的身份认同感丧失。如今，不仅是密码破译技术，与人息息相关的一切都被纳入了这张网中，巴赫金似乎在这个时代到来之前就做出了预言：“与自然现象、技术对象以及消费品一起，存在一个特别的世界——符号世界。符号也是一些单个的物体，正如我们看见的那样，任何一个自然、技术或消费的东西都可以成为符号，但是同时它又具有单个物体自身范围内的意义。符号不只是作为现实的一部分存在着的，而且还反映和折射着另外一个现实。”［ 米哈伊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李辉凡、张捷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0页。］这个现实就是一个虚拟的真实空间，它将社会、文化、政治等整合在一起，而且对于现实中的符号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当人群中的意识形态出现分化，就会出现阶级，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赛博空间均是如此，“符号不仅是反映现实，而是折射现实，这由一个符号集体内不同倾向的社会意见的争论，即阶级斗争所决定。在每一种意识形态符号中都交织着不同倾向的声音。符号是阶级斗争的舞台。 正是由于声音的这种交织，符号才是活生生的、运动的，才能发展。正是使得意识形态符号成为活生生的和易变化的那些因素，正是它们让符号成为对存在折射和曲解的媒介物。统治阶级总是力图赋予意识形态符号超阶级的永恒特征，扑灭它内部正在进行着的社会评价的斗争，使它成为单一的声音。”［ 米哈伊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李辉凡、张捷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5页。］正是阶级间利益的争夺，作为政治延续的战争得以出现，符号不再是个人的意志，而是阶级之间夺取政权的传声筒。美国的兰德公司(Rand)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名字源自于“研究与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由众多科学家组成参与军事活动，在二战期间曾将运筹学运用于作战中成绩显赫，尤其注重战略研究和形势预测，曾对中美建交、美国经济危机等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做出成功预测，成为世界范围内政治与军事决策的智囊机构。作为强制镇压机构的国家，这不仅是阶级之间对政权的争夺，在意识形态上夺取领导权的重要性在某种情况下要超过前者。首先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是阿尔都塞，他认为，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一种劳动技能的再生产，同时还要求一种对于现存秩序规则加以人身屈从的再生产。兰德公司将科学家们经过头脑风暴而获得的关于政治和军事的战略预测发布给急需情报的国家，使其在外交上先于对方采取行动，从而获得主动权。在此，作为政权的符号控制了人的生命权力，就相当于将科学家头脑视为机器，从其中夺取出关于政权的编/解码，就如同从集成电路中截获所需要的部分一般，汇聚而成的鲜活的符号就成为了双方对峙的焦点所在，而具体到电文、密码、情报均可视为从头脑集中营所发出的微观颗粒或者尘埃。 伊格尔顿曾讲过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驯狮者自知狮子强于他，但是狮子并不知道这一点。就像小说《暗算》所揭示的，暂时处在阴影处的大多是生命的强者。在变化多端的符号王国，驯狮者试图以暴力的强权或以花哨的诡计使他者规训，无论台下是否有喝彩，狮子都在表面上服从其指令，但是，在世界的真实性与虚拟性相互颠覆的时代，主体的地位已被消解，狮子若觉醒到这一点，就会给予驯狮者以料想不到的意外。无论对于处在虚拟世界还是现实空间中的存在或是政权，符号的规律大都如此。 《南方文坛》 2013.03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NFWT201303030.htm 转载请发豆邮告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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