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霸启示录
学霸启示录
——读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深究起来，何炳棣的这本学术回忆录在大陆的风行，是颇为奇怪的一件事情。
虽然作为学术大家的身份在学界早已得到公认，但在此之前，何炳棣在大陆出版的著作只有一本《明清以降人口及其他》，况且这本由葛剑雄翻译的明清经济史学术著作，范围冷僻，话题艰深，当初印数就很少，现在也早就绝版——由吃了鸡蛋就想看看老母鸡的心理（钱钟书语）引发的读者，肯定不会太多。再者，与妙笔生花的黄仁宇、唐德刚相比，何炳棣的笔下功夫确实略逊一筹，整部回忆录更像是个人的读书治学的编年档案汇集——因此，以写人栩栩如生、记事娓娓动听来解释此书的风行，也是说不通的。
然而，一本回忆录的畅销，固然与作者本人的功名业绩和妙笔生花相关，但更可能与书籍出版时的受众心理相连。何炳棣出身于30年代群英荟萃的清华历史系，并曾在西南联大与多位大师级学者从游，庚款留美之后更是潜心治学，成为少有的几乎以一己之力对抗西方汉学和新儒家的大学者。这份经历颇堪玩味，有心者自可从中读出民国教育理念与水平、中学西学会通融合等诸多值得深思的学界话题来。换言之，由于何炳棣恰好具有民国教育史的标本意义，正切合了当下学界世纪回眸的热潮；而他在美国学术界的鏖战经历和傲人艺业，由于叙述详实，相信也对当下有心的学者多有启发。何炳棣自叙本书写作时就意在成为“学术史及教育史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今日观之，也可谓并非妄言——他确实写出了一部对后世学者颇有裨益的“学霸”成长史。
一、为家族之崛起而读书
据同时代人何兆武在《上学记》回忆，何炳棣是“从小就一心一意想着怎么出国”的一类人（见该书p271）。何炳棣对此并不讳言，本书以“家世和父教”为开篇，细细讲述家族琐事，也认真讲述了自己出国梦的由来；在一些读者看来，第一章颇有枯燥无味、不堪卒读之感。但我以为，这恰恰是何炳棣一生的原点，值得细细分析。
在何炳棣眼中，何炳棣家族的两根支柱是堂兄何炳松和比自己大二十一岁的堂侄何德奎。这两人均是公费留美学生，回国后一在学界，一在商界，均有所作为，堪称一时俊彦。何炳棣早年的人生，完全是在父亲的教导下，以此二人为榜样，一心一意为出国留学为目标的读书生涯。谈及何炳棣父教，督修国学典籍其实并不精深，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让年幼的何炳棣了解到“出洋留学早已代替科举成为晋身最重要的一步阶梯”（p13）。为此，父亲早在九岁时就带他参观南开大学的校园，并循循善诱地教导他树立先考进清华，再考留学的宏大志愿（p9），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然而，把何父教子的一幕与何父教导侄子何炳松、何炳松教导堂弟何炳棣的两番谈话联系起来，方才构成一幅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的家族奋斗史。何氏家族本业是从商，到何父一辈才勉强出了一个岁贡生（二伯父）和未曾中举转学日文和法政的廪生（即何父何寿权）。在何炳松对堂弟何炳棣的谈话中，何炳松认为何父是上辈兄弟四人之中最有才、而性格最为倔强的一人，按照何炳棣的回忆，就是评估何父“是一位怀才不遇的斗士”，“他那种远超同辈人们的眼光识见最好的反映就是为儿子所拟定的教育政策。”（p15）这番谈话的渊源，明显来自何父在何炳松出国留美之前的恳谈。在谈话中，何父甚至为这位前途大好的侄子设计了堪称惊人的人生道路：留美攻读文学博士兼法学博士，然后回上海大地方立足，结交金融实业界巨子，设立中英文报纸并担任总主笔，等待民主政治开端即参与竞选成为总统。在何炳棣看来，何父的这番谈话“虽未免有点天真，但充分反映叔叔对侄子期望之高而且殷。”（p13）不难看出，何父先后把出国留学、带动家族上升的期望先后寄托在侄子和儿子身上；而何炳松对堂弟的期望甚殷，何德奎对何炳棣的留学梦知之甚详，并主动给予以生活资助，充分说明了投身新科举、出国留学以重振家声，实已成为这个家族的最高家训。
何氏家族的这个家训并不孤单，甚至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一般旧家族的共同观念。虽然当时也有不少学子自费出国游历或留学，比如陈寅恪赴欧，但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出身寒门的学子而言，大笔的海外花销，仍然需要指靠官费来支撑，更何况官费留学获得洋文凭认证之后的就业前景，非常令人心动。洋务时期的留美幼童詹天佑、唐绍仪等人归国后或在国家官办企业效力、或在封疆大吏幕府任职，名扬于世，相信给何父留下过深刻印象，而后来留美学生如顾维钧、胡适等更是纷纷进入政学两界，或位高权重，或声望卓著，相信也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十分艳羡的对象。由于当时庚款公费留学考试面向全国，每科目只录取分数最高的一人，竞争之激烈比诸旧式科举有过之而无不及，阅卷老师郑天挺教授认定“留美考试是国家抡才大典”（p163），可谓洞见；1920年代初，张元济甚至开出资助留欧费用的优厚条件，让好友蔡元培在留欧学子中为爱女择婿，也证明了时人眼里公费留学生的极高地位，从晚清到民国，一以贯之，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情况，唯有历经文革时期人才断档之后的1980年代初，大学毕业生炙手可热，庶几近之。
虽然后来何炳棣所选择的道路是成为一名长居国外、学有所成的专家教授，与父亲期望的留洋士大夫的道路相去甚远，但总体而言并未有违父训。何炳棣屡次提及家衰亲老，以此勉励自己苦学不辍，正是这一家训驱动的鲜明体现。实事求是地说，何炳棣并非天资聪颖过人之辈（何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而且考试运气屡屡不佳，初次高考因为偏科困扰而不得不复读重考一次，庚款留美考试由因第一次考试科目超出自己学业范围而失利，不得不等待下次再战，但近似圣旨般的家训和倔强好胜的性格恰如大鹏之两翼，有力地支持了他少年时期的奋进。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那时他的种种类似自虐的行为和颇有点自私的心态，比如：因为入清华之后不久就自认数学根底差、无法保证学习化学不落于人后而毅然改修历史（p58）；因为第一次世界通史月考比同学姚克广（后改名姚依林，197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低了2分，即做深刻的自我检讨，并开始以西洋通史这门课做“扎硬寨、打死仗”的自我磨练，甚至立下了“在清华读书期间如果进城去看一次京戏，留美或留英考试就必名落孙山”的“自我诅咒”（p59-61）；因为老师蒋廷黻从政而导致自己选修欧洲外交史和近代中国外交史的计划落空，为将来的留学考试考虑，毅然开始抽出全年的课余时间，“实现系统自修欧洲外交史的计划”（p63）；因为第二次庚款留美考试取消了西洋史科目，何炳棣甚至冒昧给昔日的老师、如今的行政院官员蒋廷黻写信请求重新列入（p128）；因为得知中英庚款考试“中国通史”命题人是素以出题刁钻偏僻著称的陈寅恪，当即在陈岱孙的建议下上书清华评议会，请求慎选出题人（p131）；因为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丁则良因便血而缺考，便不由得心中大叫侥幸（p133）。
何炳棣留美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在历史领域奋力耕耘，卓有成就，并在70年代几次回国接受邓小平接见，顺带解决了家族四房的住房和生计问题（p21），虽然是回报家族的义务之举，但也足够告慰其父、光宗耀祖了。现在，在何炳棣的故乡金华，何炳棣叔侄三人也被并称为“何氏三杰”，立馆纪念。立馆行为是当地政府对居于海外的华人名流的统战之举，但也间接证实了何氏家训对于日益衰落的旧式家族的重要意义。
二、右派学生与名门高徒
作为“好汉专提当年勇”的事例，何氏提及了自己两次因学潮而被开除或记过，一次是在高中，一次是在大学。按照何炳棣的回忆，高中这一次纯属无妄之灾。大学这一次是在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不久，何炳棣义愤填膺地收缴了左派学生团体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络的收条证据，几乎导致了左派学生团体的灭顶之灾。对于这件事，何炳棣在垂暮之年记忆犹新，并在回忆录中发挥自己史料考辩的专长，对自己的“当年勇”作了详细的解说和辩护。
在何炳棣笔下，他在30年代参加的这次学运，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学生会越来越不择手段，不断地酝酿制造反政府游行示威，鼓动风潮，罢课罢考。”（p86）在个人方面，何炳棣当时正在力求实践“扎硬寨、打死仗”的读书意志；在家国方面，“30年代的清华教授和多数学生却都认为国民政府是唯一有组织的抗日力量，而学生会和北平学联等之一再暴露其居心和行动，正是为了削弱和颠覆这个力量。”（p86）之所以说“一再”，是因为在入校一年之后，“一二•九”运动和紧接着的“一二•一六”运动，左派学生的请愿已经发展到罢课、罢考，冲击了清华校内的正常教学秩序，甚至“引起了在校总共74位教授中68位教授签名发表辞职宣言。”（p74）如果只是上街游行请愿，估计年少气盛的何炳棣不会参与组织“同方派”的右派学生团体，与左派学生团体对抗。只是因为无论于公于私，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的后果都威胁到了这位好学生的正常生活，何炳棣方才毅然挺身而出。
历史的烟尘已经消散。现在我们已经清楚知道，当年北平的学生运动正是CCP在背后指导和策动的。学生领袖包括清华的姚克广（现任第六常委之岳父）、黄诚，北大的黄敬（原名俞启威，即现任第四常委之父），三人都是职业的学生运动领导者。这一点，也在何兆武近年出版的回忆录《上学记》中也得到了印证。在何兆武的印象中，“当年有大约十分之一的人是“专业的”，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属于职业活动政治活动家”；“大概十分之一二的同学是积极用户的，有一半同学是基本赞同，是跟着走的；有十分之一是专门念书的；还有十分之一是反对的。”（该书p12）
何炳棣在回忆录中称左派学生为“这些只知有‘第三国际’的”（p79），未必不知道当时学运背后的政党背景，但是他对冲击学校教学秩序的行为无疑是深恶痛绝的。试想，复读了一年才考入清华的他，正在秉承父训向官费留学的方向前进，自然十分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如何能够容忍这种对于自己人生道路的破坏？相信持相同想法的学生绝非少数。何炳棣仗着自己人高马大，抢夺了学生会接受张、杨补贴的收据，上交了校长梅贻琦，请求清华内部解决，这件事终于以校长下令解散“左右派组织，大家回到读书岗位”而告终。老年的何炳棣回首往事，对自己当年这次“因违犯校规被记两大过”的行为并不后悔，甚至略有沾沾自喜之意。这也能够解释他在195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之后为何放弃回国，原因很简单，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他已经清楚知道自己已经是反动分子，绝对没有好下场了。
虽然有攻击左派学生这一段插曲，但在清华读书的三年（1934-1937，后因抗战爆发而在上海光华大学借读而得以毕业），何炳棣接受了扎实的史学基本功训练。在本书中，何炳棣的回忆录为我们展示了30年代的清华精神，包括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教育理念，以及师友互相砥砺、你追我赶的优良学风（p96-99）.其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我以为是当年清华历史系旭日初升般的兴盛局面。
学者桑兵在《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一文中描述了当年北大文科泥足深陷于人事纷争的场景，中文和历史两系尤其成为太炎弟子等浙籍学者把持职位、不进外人的大本营，面对清华、燕京、辅仁等诸位后起之秀的奋力直追，学术地位可谓岌岌可危。1930年底北大史学系学生甚至散发《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列举罪状三大纲十四条，并致函系主任朱希祖，迫其辞职；连一向与人为善的陈垣谈及北平教育界情形，也“深以浙派盘踞把持不重视学术为恨”。这种情况一直要到朱希祖去职，傅斯年代管系务，引进新人钱穆、蒙文通之后尚能略有新气象。反观此时的辅仁历史系有堪称乾嘉诸老继承人的陈垣坐镇，未名湖畔的燕京历史系则有哈佛燕京社的财力支持和洪业、齐思和等名师执教，也是一派繁荣景象。在何炳棣看来，假以时日，若无战事，在学术实力上真正全面压倒北大历史系的，可能还得首推清华。
那时，清华历史系的峥嵘气象刚刚崭露头角。虽然本书中何炳棣对自己的老师特别是雷海宗的学术观点曲为辩护略失公允（p114），但他对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早期崛起历程的梳理和判断，却是大致可信的。从教育史的角度而言，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崛起，其中居功至伟的，首推由校长罗家伦延揽而至的系主任蒋廷黻（罗与蒋是哥大同学）。蒋廷黻对于当时清华历史系学风的影响，确实远较声名卓著的教授陈寅恪为大。虽然蒋氏在历史系主任任上仅有6年（1929-1935），但他却是将传统书院制的国学研究院转变为现代研究型大学机构的历史系的主推人物。正是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引入了堪称豪华的教授阵容（除蒋本人，还有刘崇鋐、陈寅恪、孔繁矞、雷海宗、张荫麟等，以及外校充任讲师的钱穆、陶希圣、谭其骧、张星烺），才大幅革新发展了清华历史系的课程内容和学术方向。这一点，学者沈渭滨已经详细揭示（见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中国近代史》导读p12-13），而何炳棣的概括则更加简练犀利：“回想起来，在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清华历史系的方针虽然比较高瞻远瞩，不急于求功，可是当时同学中并非人人都走这条大路。我自问是一直真正走这条道路的。”（p66）这一番勾勒事实上已经描绘了一个面目独具的清华历史学派。蒋廷黻晚年在回忆录中亦曾以这一番努力作为自己平生最引以为豪的事功。在何炳棣看来，“清华大学历史系这种社会科学、中西历史、考证综合、兼容并包的政策，七七抗战前夕业已初见成效，若无战争干扰和意识形态断裂，理应会于20世纪后半结出累累果实的。”（p70）事实上，在何炳棣看来，西南联大历史系也延伸了30年代初清华历史系的办学理念（p149）。相信这一番考证，无论是对于正在重建人文社科的清华，还是对于其他大学，都值得引起深思。
西南联大时期，据身为助教的何炳棣自述，“联大工作前后六年，一半都消磨在准备两度留美考试和应付父丧家难之中。”（p154）但是联大时期由于校园地域狭小，有利于师徒“私”相授受式研究所的建立，这一番“大鱼前导，小鱼从游”的学界图景早已为人所知；何炳棣曾参加 “十一学会”，与吴宓、丁则良等师友进行小规模的学术谈话，相信对他扩展学术眼界也多有助益。但更大的压力应该是来自庚款留美考试，逼迫着他研读了诸多学术经典，甚至包括初次考试前强修的“经济学原理和经济思想史”，也让何炳棣“自觉以后不会太怕理论性的科目了，对西方抽象而又系统思辨的了解能力比以前大大增强了；将来历史研究攻坚有需理论之处，应有获取最低必要知识的能力。”（p126）为考试而苦读会带来学识的提升，何炳棣的经历可谓典型。
正是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练就的一身过硬功夫，何炳棣才能顺利通过庚款留美考试，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系学习中毫无滞碍。在1948年的博士候选人资格口试中，其中一道题目居然是评估一部英国史学术名著，而这本书恰是1940年何炳棣在西南联大帮助某位网球球友代撰读书报告时就已熟读于心的。（p219）何炳棣交待的这则轶事很能证明清华和西南联大的教学与欧美大学的完全接轨。
三、“第一等大题目”的“安全感”
若干年后，在业已功成名就的何炳棣看来，所谓清华精神，最好的概括是世界级应用数学大师、清华学长林家翘1965年对自己说过的一番话：“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作第二等的题目。”（p101）而在1953年，何炳棣急于想回到美国主流学府，颇想早点结束明清人口史的研究，拿出早期成果敲开美国汉学界大门，也正是费正清的一番话点醒了自己：“第一等大题目如果能做到八成成功，总比的二等题目要做到九分成功要好。……我劝你不宜急于求功，研究课题越大越好。”（p280）不难看出，何炳棣的清华精神是“我注六经”的解说，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而事实却是“做一等大题目”为何炳棣一生治学取向之要，费正清的鼓励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也正因此，何炳棣认为费正清的这番谈话“令自己终身难忘”。
回到彼时彼地的具体情境，方能理解费正清的一番话对于何炳棣坚定学术取向的重要意义。1952年春夏之交正是何炳棣学术生涯中最为困窘的时候。早在1948年因为清华留美公费期限已到，自己却尚未取得博士学位，何炳棣不得不赴地处加拿大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以维持生计。之后虽然博士论文早在1950年10月就已完成，却因导师日程重叠，不得不延至1951年12月方才通过论文答辩。1952年春夏意外得知了博士论文无望出版的何炳棣，身处远离学界中心温哥华，为一帮退伍军人和未来的家庭主妇讲授中国通史和远东国际关系。（p239）即便能获学生好评，这位志向远大的昔日庚款状元、今日哥大翰林肯定心意难平。在彼时彼地，何炳棣已按照西南联大时期的计划，完成西史的治学方法之后转向治国史，最主要的考虑是仍是“只有尽早使研究成果公之于世，才有希望重回美国、打进第一流学府”。（p269）具体而言，就是希望能够重返哥大执教。这时候的他，面临着以学术成果撼动美国汉学界的方式问题：到底是密集见效的“短平快”专题论文，还是扎实厚重的砖头式“标准著作”？何炳棣的实践却是“突袭”与“攻坚”相结合的方式，这一历程的形成正与费正清相关。
虽然鄙视西方汉学的研究视野过于专狭琐碎犹如“集邮”，但何炳棣仍然不能不先行打入西方汉学界，再徐图超越之道。这一历程，在何炳棣的回忆中被分解为以下五个步骤：其一，1952年夏，在编撰中国通史刚要的奇想受制于材料而中止之后，何炳棣因受到燕京学长杜联喆的启发转而研究扬州盐商，这篇牛刀小试之作既促使何炳棣越过了由西洋史转治国史的门槛，也奠定了何炳棣“以制度及家世考证，按照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观点完成研撰”的治学路径（p268），并获得学界名家好评；其二，在开始明清人口史的研究（成果即葛剑雄所译书）之前，1953年夏，何炳棣跨界作战撰写了《美洲作物传华考》，刊载于《美国人类学家》这本科学期刊上，以坚实的史学考证和论辩解决了美国农业史家、植物学家和人类学家之间聚讼纷纭的美洲植物传播问题，驳斥了毫无实据的极端传播论者（即相信美洲作物能在哥伦布时代之前跨越太平洋进行传播至亚洲）的谬误；其三，紧接着的1955年夏，他主动联系英国著名学术刊物《经济史学报》，精心撰就《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作为投稿，成为该刊创刊以来第一位非西方学者的经济史论文，引起西方不少科技史家的注意，并建立起与剑桥经济史教授的学术交往；其四，1954年，受费正清的邀请，获任哈佛访问研究员，接受哈佛资助，将准备短期结束的《明清人口史论要》加以扩充开掘，并于1957年夏完成《明清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这一重要著作；其五，1956年夏，在与芝加哥大学备受性别歧视的经济史女学者Sylvia Thrupp相遇后，得知后者决意创办高水平真正国际性的学术期刊《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应后者的约稿，何炳棣已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向明清社会阶层流动方面的研究；1957年夏在哥大东亚研究所所长韦慕廷的邀请，充任高级研究员，得以利用哥大图书资源从事个人研究。也正是凭借这一时期的明清社会史研究，何炳棣最终通过了芝加哥大学的聘请考察，于1963年6月成功回到了阔别十五年之久的美国学界。
何炳棣自述在国会图书馆内心的狮吼：“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p290-291），这一番呐喊足以旁证他在加拿大英属哥大的十五年，是“坚信卓绝必出自艰苦”的十五年；正是这种在美国学界成名成家进而进入主流汉学界的强烈渴望，支撑了他度过埋首哥大、哈佛和国会三大图书馆的寂寥岁月，也让他有了可以傲视同侪的学术资本。在这一历程中，对于1953年学术选题太过急躁浮泛的何炳棣，费正清的意义在于提醒了他应该沉潜于精深著作，重新拨正了他的治学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费正清所谓“一等大题目至少要做到八分成功”之语对于何炳棣，可谓生命中不期而遇的“醍醐灌顶”，虽可能延缓了何炳棣重返美国学界的时间，却也间接成就了何炳棣学术的恢弘气象。
执教芝加哥大学之后的何炳棣可谓意气风发，学校当局对于国史教研的重视也让他兴奋不已。1965年，在学校高层的支持下，他甚至对造成自己几度困窘的哈佛大学痛下杀手——高薪从哈佛抢挖传统中史的台柱杨联陞教授，提升芝加哥大学中国史教研水平；他甚至意图联合另两位史家和杨联陞的力量，合写四大本芝加哥中国史，矛头直指著名的《剑桥中国史》，野心不可谓不大。此役最后未能成功，却也加深了何炳棣与杨联陞的私人友谊。何炳棣尤为津津乐道的，是与同事邹谠合作召开了长达十天的大型国际中国问题研讨会。
然而，做一等大题目的学术趣味同样给何炳棣造成了困扰：在芝加哥大学的前四五年，何炳棣一直难以决定研究方向。直至纽约某出版公司邀请他撰述明清时期的扬州的邀约，方才促使他无意投入北魏都城洛阳城郭规划的研究；并因为严耕望的催稿，促成了《中国会馆史论》的写作。其后，因为和同事弗里德曼和西奥多•舒尔茨的学术交流和压力，何炳棣最终转向了让他一生引起是非最多的中国农业起源研究。之后，何炳棣继续为选择基本性的新课题而烦恼，在用《南宋至今土地数字考实》测验了自己投入缜密考证和原创思考的能力之后，何炳棣转入了先秦思想史领域的攻坚战，与新儒家及其信徒们展开了更加激烈的肉搏。
当然，在学术史上，致力于做一等大题目的学者不可谓少数，然而能否卓有所成，则因人而异。何炳棣的各部著作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淘洗和同仁检验，目前当然尚未可知。但是，他在这段治史历程中的史学方法，可以说是值得效法的；其中尤为显要的，我以为是三个方面：其一是史料为史家养命之源，这一层当然已由前辈大家王国维等指出，何炳棣在美国东部三大图书馆遍检三千多种地方志（p259），虽得益于美国图书馆东方藏书的完备，也得益于昔日在清华接受的严格的考据基本功训练；其二则是学界同仁的互相教益，韦慕廷对于何炳棣在个案分析上的建议、Bernard Barber对于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著作中“机缘结构”这一框架的启发、史金诺对于其时何炳棣正热衷于在著作中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提醒（p289），都对何炳棣调整自己的著作架构和研究方法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三则是多学科的治学工具的使用，何炳棣在研撰中国古代农业起源的著作中使用地层植物孢粉分析和多种考古学成果，并在临近退休即将开始先秦思想史攻坚之前努力自修西方经典哲学和当代哲学的分析方法（p382），都堪称明证。
值得注意的是，在何炳棣的学术趣味中，另一个多次出现的高频词汇是“安全感”，这个词完全可以作为“做一等大题目”的注脚。例如，1960年8月18日，何炳棣亲聆胡适说出自己“根本不懂西洋史和社会科学”，因而无法要求傅斯年主持中研院史语所时能够博采西洋史治学之长，并引入社会科学工具。何炳棣顿时“肃然起敬”，因为在他看来，“唯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会讲出如此坦诚的话。” （p310）同样，朱熹是“真正具有安全感的超级哲学家及社会实践者”，所以方能私下里坦诚道出先秦圣贤理论并未得行于世。（p441）在何炳棣眼里，真正具有宏大学术襟怀的人，才能正视自己的不足，欣赏别人的成就，并孜孜不倦地学习前进，从善如流绝不固执。（p196）也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何炳棣虽然堪称学霸而绝不做学阀，并终身服膺于为学术实绩所证明的历史真相，而傲视一切或根底浅薄、或夹带私心的伪学论断。
四、孤傲峻急与政治沉默
与我们通常印象中温文儒雅、深自敛抑的学者形象不同，何炳棣更像是从武侠小说中走出来的人。胸怀一腔至大至刚的纯阳之气，何炳棣在学界不仅卓然成家，而且傲视群雄。在这本回忆录中，他睥睨当世，充分展示了他的狂傲个性。
然而，孤傲耿介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偏狭急躁。虽然何炳棣自知这是自己一生最大的缺点，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仍旧见到的是他屡次忏悔、屡次再犯。杨联陞也曾劝他对同仁研究成果即便批评，断语亦不可太厉害，然而他依然我行我素。（p269）他向来恩怨分明，而且由于艰苦卓绝的经历，一生律己甚严，很容易就对那些得过且过、滥竽充数的学界庸人怒目而视、恶言相加。1952年春夏之交，他的博士论文被一位学识浅薄的同行否决出版，因为此事关系他在学界的起步，所以他一直耿耿于怀，在半个世纪后写作的回忆录中，仍然对后者的论文痛加贬抑。（p251）这未始不是处于一种出于学术自尊的过激反应。
若是背后在书里吐吐槽也就罢了，然而何炳棣经常当面让人下不来台。对于曾经启发自己开始国史研究的杜联喆学长的丈夫房兆楹，也是毫不假以辞色，在看清此人一味讨好西方学者而贬斥燕京同学、学识不佳却硬充大佬的面目后，何炳棣甚至对此人当面予以声色俱厉的指责。事后，他也承认这种过于过于急躁的行为是他“一生遭人嫉恨最大的根由。”（p328）更可见何炳棣个性的一件小事，发生在他与费正清之间。1956年夏，费正清主持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召开一次小型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的重点在张仲礼博士的《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的摘要。与费正清的交谊并不很深的何炳棣在辩论中，丝毫不留情面地指出这篇论文论题根本不成立，最终导致了原计划要出版的论文集无声无息地流产。（p283）也许在何炳棣看来，经过与1967年初与顾雅里的辩论之后，他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西方汉学界，只有真正扎实的学问才是立身之本；“有人挑战，必须应战，否则作为一个华籍学人是不易受到人家尊敬的”。（p341）
这一类对于学界同仁的抨击，包括他与哈佛、哥大行政领导的耿耿于怀和负气狂语，很容易留下何炳棣为人不善、容易记仇的印象，引来读者的批评。在这一方面，豆瓣网上一篇题为《名山之藏，水上之字》的读后感可为代表。此文对何炳棣的为人和资质大加贬抑，定性用语极尽刻薄之能事：胸襟狭窄，格调有欠；汲汲营营、自高自大；盛气凌人，你争我斗；品人论世没有眼光，显然不是适宜研究思想史的资质（见：http://book.douban.com/review/5489341/）。虽然此文行文浮泛、剑走偏锋实在不足为训，但诸如之类的苛评在在也显示出了，何炳棣的锋芒毕露对于一般读者而言确实观感不佳。但是仍需辨析的是学者的为人和治学取向问题。在我看来，首先，学者之所以为学者，其贡献主要在学术实绩，不一定要为后人树立堪称完美的道德模范，责之过苛只能落得天下无完人的叹惋。比如说章太炎对罗振玉王国维屡作讥评、胡适一再表彰自己“逼上梁山”独自发起文学革命、黄侃好色无德到以假名骗女学生与自己重婚、陈寅恪经常作对联取笑同辈学者、钱钟书出言讥刺吴宓叶公超等师长……凡此种种，又有几人能禁得住后人的全方位道德评价？其次，学人治学各有其取向，专心做专题开掘，解决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命题，为后世学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也算是功德无量了，又何须苛责他们非得为后人指示历史方向呢？若王国维研究殷商制度，若陈寅恪研究隋唐政制，又有几人真正能够当得起“对我们思考过去、观察当下、走向未来有着弥足珍贵的启示”的崇高评价呢？所以，这些对于何炳棣的批评，我以为是毫无意义的。在这一点上，我更认可豆瓣网友“陌渡”的评语：“只能说，世上唯庸人无咎无誉。何炳棣固然是功利心极强，但正如硬币的一体两面，这也驱使着何氏成为二十世纪后期最杰出的华人历史学家。”
然而，仍然需要略加补充的是，所谓“文如其人”，其实是颇有道理的，学者的为人势必影响其为文，因此，何炳棣孤傲耿介与偏狭峻急一体两面的性格对于他的学术研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值得略加分析。
何炳棣在回忆录中频频引用专业报刊、学界师长和同仁对自己著作的赞语，甚至在将自己的学术成果寄给远在中国大陆的老师雷海宗时，仍不忘附上各种学术刊物对其作品的异口同声的称赞评语摘要（p115）。然而这种做法在前辈学人那里也并非孤例。陈平原师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曾经列举了王先谦、唐文治、杨树达、蔡尚思等前辈学者在自定年谱、自传或回忆录中采用过这种做法；其中更为恶劣者，是不动声色地自我标榜，如缪荃孙称《书目答问》出自己手，康有为在年谱中丝毫不提廖平对自己的学术思想启发之功。（见该书p333）在陈师看来，正是“一想到笔下的自我陈述，很可能一转便成了正史中的‘盖棺论定’”，学者们这才屡屡借人言以自重。
但在我看来，何炳棣的问题可能比这复杂得多。在何氏笔下留存不多的学界同仁批评意见当中，我以为最有价值的是197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祁特立教授对于《东方的摇篮》一书的秘密审查报告。祁特立对于何炳棣这部著作赞赏有加，但在评论此书的文字风格和组织时，祁特立的评语十分中肯：“那种过分武断的语气会引起某些读者的反感。何氏过分强调若干结论的趋向也正是[暴露容易]受人攻击[的地方]。最后的结果是给人一种强力动员资源打一场学术闪电战的深刻印象。何氏无疑义是打了胜仗——但他的胜仗是凭借他主要论辩的扫荡和强力而不是对论证作耐心、细致的检讨。减少一点刚硬会使此书成为一部更伟大的著作。稍多一点审慎也会发生同样的作用。各章[论证]的进展有时‘不连贯’。……”（p370）三十余年后，何炳棣几乎全文引用这篇审查报告，似乎仍只欢欣于祁特立教授的奖掖有加、愤恨于另一位人类学专业审查者的有眼无珠。或许，因为1975年此书出版之后祁特立转而与作者的论敌张光直联手攻击此书，才使得何炳棣早已忘却了在祁特立的评语中寻找这段颇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诚然，何炳棣的著作之所以拖延了五年才出版，主要是因为他的这部著作越过了已经日益严密的学科边界，并威胁到了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学术地位。但是平心而论，诚如祁特立所言，何氏的论述不够耐心细致、用词太过刚硬、论述逻辑不够连贯如果能够加以改正，这本著作本可以精益求精更上层楼，在“第一等大题目上”也做到“九分成功”（借用前引费正清语），并减少在学界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论辩所带来的时间消耗——何炳棣后来也承认，经过几乎十年的拖延和争论，《东方的摇篮》原来的光和热不知已经消失了多少（p377）。
在何炳棣潜心读书治学的一生中，有两次曾与与政治最为接近。一次是1936年在清华大学时作为右派学生的“出头鸟”愤然还击左派学生团体。另一次则是1971年底，作为美籍华人回国访问，为新中国撰文欢呼，1977年更筹组全美华人协会，并出面招待当时访美的邓小平，为后来再次访华时受到邓小平接见打下良好铺垫。
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时期与中共高层的交往，何炳棣只愿提及全美华人协会，而对文革时期为CCP政权大唱赞歌一事只是一笔带过。何炳棣在回忆录中国屡屡引用或摘要自己当年的文章，而对自己写于1974年、在海内外影响巨大的长文《从历史的角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何炳棣自称“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地层真正的动机。”（p379）在不明就里的读者看来，1936年的何炳棣曾经是右派学生的代表，1968年却又因出言批评大陆执政时期的国民党而被台湾当局封杀，实际取消了中研院院士头衔，直至1971年又重入国门与CCP领导人把酒言欢，这一番跨越三十余年的“由右转左”的心路历程，内情究竟如何，仍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对于文革期间的大陆之行的讳莫如深，或许何炳棣对自己这次涉足政治领域，也像对待自己在沦陷区经营家业的十五个月一样，不得不称之为“个人生命史上最不堪回首、最失败的篇章”（p132）？或许，是何炳棣发现自己虽然穷究经史却在面对现实时老眼昏花，于是不得不对自己“毕竟是书生”的天真有意加以掩埋？其中的个人思虑令人好奇。
作为后辈，我们自然无权要求何炳棣对自己当年的行为加以反省，只是少了一篇可供论述海外学人与国内政治的第一手史料，无论是对于历史研究，还是对于后来人汲取教训，这毕竟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图书信息】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6月第1版。
2013年9月9日-14日读，9月14日-16日写
——读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深究起来，何炳棣的这本学术回忆录在大陆的风行，是颇为奇怪的一件事情。
虽然作为学术大家的身份在学界早已得到公认，但在此之前，何炳棣在大陆出版的著作只有一本《明清以降人口及其他》，况且这本由葛剑雄翻译的明清经济史学术著作，范围冷僻，话题艰深，当初印数就很少，现在也早就绝版——由吃了鸡蛋就想看看老母鸡的心理（钱钟书语）引发的读者，肯定不会太多。再者，与妙笔生花的黄仁宇、唐德刚相比，何炳棣的笔下功夫确实略逊一筹，整部回忆录更像是个人的读书治学的编年档案汇集——因此，以写人栩栩如生、记事娓娓动听来解释此书的风行，也是说不通的。
然而，一本回忆录的畅销，固然与作者本人的功名业绩和妙笔生花相关，但更可能与书籍出版时的受众心理相连。何炳棣出身于30年代群英荟萃的清华历史系，并曾在西南联大与多位大师级学者从游，庚款留美之后更是潜心治学，成为少有的几乎以一己之力对抗西方汉学和新儒家的大学者。这份经历颇堪玩味，有心者自可从中读出民国教育理念与水平、中学西学会通融合等诸多值得深思的学界话题来。换言之，由于何炳棣恰好具有民国教育史的标本意义，正切合了当下学界世纪回眸的热潮；而他在美国学术界的鏖战经历和傲人艺业，由于叙述详实，相信也对当下有心的学者多有启发。何炳棣自叙本书写作时就意在成为“学术史及教育史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今日观之，也可谓并非妄言——他确实写出了一部对后世学者颇有裨益的“学霸”成长史。
一、为家族之崛起而读书
据同时代人何兆武在《上学记》回忆，何炳棣是“从小就一心一意想着怎么出国”的一类人（见该书p271）。何炳棣对此并不讳言，本书以“家世和父教”为开篇，细细讲述家族琐事，也认真讲述了自己出国梦的由来；在一些读者看来，第一章颇有枯燥无味、不堪卒读之感。但我以为，这恰恰是何炳棣一生的原点，值得细细分析。
在何炳棣眼中，何炳棣家族的两根支柱是堂兄何炳松和比自己大二十一岁的堂侄何德奎。这两人均是公费留美学生，回国后一在学界，一在商界，均有所作为，堪称一时俊彦。何炳棣早年的人生，完全是在父亲的教导下，以此二人为榜样，一心一意为出国留学为目标的读书生涯。谈及何炳棣父教，督修国学典籍其实并不精深，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让年幼的何炳棣了解到“出洋留学早已代替科举成为晋身最重要的一步阶梯”（p13）。为此，父亲早在九岁时就带他参观南开大学的校园，并循循善诱地教导他树立先考进清华，再考留学的宏大志愿（p9），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然而，把何父教子的一幕与何父教导侄子何炳松、何炳松教导堂弟何炳棣的两番谈话联系起来，方才构成一幅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的家族奋斗史。何氏家族本业是从商，到何父一辈才勉强出了一个岁贡生（二伯父）和未曾中举转学日文和法政的廪生（即何父何寿权）。在何炳松对堂弟何炳棣的谈话中，何炳松认为何父是上辈兄弟四人之中最有才、而性格最为倔强的一人，按照何炳棣的回忆，就是评估何父“是一位怀才不遇的斗士”，“他那种远超同辈人们的眼光识见最好的反映就是为儿子所拟定的教育政策。”（p15）这番谈话的渊源，明显来自何父在何炳松出国留美之前的恳谈。在谈话中，何父甚至为这位前途大好的侄子设计了堪称惊人的人生道路：留美攻读文学博士兼法学博士，然后回上海大地方立足，结交金融实业界巨子，设立中英文报纸并担任总主笔，等待民主政治开端即参与竞选成为总统。在何炳棣看来，何父的这番谈话“虽未免有点天真，但充分反映叔叔对侄子期望之高而且殷。”（p13）不难看出，何父先后把出国留学、带动家族上升的期望先后寄托在侄子和儿子身上；而何炳松对堂弟的期望甚殷，何德奎对何炳棣的留学梦知之甚详，并主动给予以生活资助，充分说明了投身新科举、出国留学以重振家声，实已成为这个家族的最高家训。
何氏家族的这个家训并不孤单，甚至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一般旧家族的共同观念。虽然当时也有不少学子自费出国游历或留学，比如陈寅恪赴欧，但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出身寒门的学子而言，大笔的海外花销，仍然需要指靠官费来支撑，更何况官费留学获得洋文凭认证之后的就业前景，非常令人心动。洋务时期的留美幼童詹天佑、唐绍仪等人归国后或在国家官办企业效力、或在封疆大吏幕府任职，名扬于世，相信给何父留下过深刻印象，而后来留美学生如顾维钧、胡适等更是纷纷进入政学两界，或位高权重，或声望卓著，相信也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十分艳羡的对象。由于当时庚款公费留学考试面向全国，每科目只录取分数最高的一人，竞争之激烈比诸旧式科举有过之而无不及，阅卷老师郑天挺教授认定“留美考试是国家抡才大典”（p163），可谓洞见；1920年代初，张元济甚至开出资助留欧费用的优厚条件，让好友蔡元培在留欧学子中为爱女择婿，也证明了时人眼里公费留学生的极高地位，从晚清到民国，一以贯之，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情况，唯有历经文革时期人才断档之后的1980年代初，大学毕业生炙手可热，庶几近之。
虽然后来何炳棣所选择的道路是成为一名长居国外、学有所成的专家教授，与父亲期望的留洋士大夫的道路相去甚远，但总体而言并未有违父训。何炳棣屡次提及家衰亲老，以此勉励自己苦学不辍，正是这一家训驱动的鲜明体现。实事求是地说，何炳棣并非天资聪颖过人之辈（何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而且考试运气屡屡不佳，初次高考因为偏科困扰而不得不复读重考一次，庚款留美考试由因第一次考试科目超出自己学业范围而失利，不得不等待下次再战，但近似圣旨般的家训和倔强好胜的性格恰如大鹏之两翼，有力地支持了他少年时期的奋进。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那时他的种种类似自虐的行为和颇有点自私的心态，比如：因为入清华之后不久就自认数学根底差、无法保证学习化学不落于人后而毅然改修历史（p58）；因为第一次世界通史月考比同学姚克广（后改名姚依林，197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低了2分，即做深刻的自我检讨，并开始以西洋通史这门课做“扎硬寨、打死仗”的自我磨练，甚至立下了“在清华读书期间如果进城去看一次京戏，留美或留英考试就必名落孙山”的“自我诅咒”（p59-61）；因为老师蒋廷黻从政而导致自己选修欧洲外交史和近代中国外交史的计划落空，为将来的留学考试考虑，毅然开始抽出全年的课余时间，“实现系统自修欧洲外交史的计划”（p63）；因为第二次庚款留美考试取消了西洋史科目，何炳棣甚至冒昧给昔日的老师、如今的行政院官员蒋廷黻写信请求重新列入（p128）；因为得知中英庚款考试“中国通史”命题人是素以出题刁钻偏僻著称的陈寅恪，当即在陈岱孙的建议下上书清华评议会，请求慎选出题人（p131）；因为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丁则良因便血而缺考，便不由得心中大叫侥幸（p133）。
何炳棣留美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在历史领域奋力耕耘，卓有成就，并在70年代几次回国接受邓小平接见，顺带解决了家族四房的住房和生计问题（p21），虽然是回报家族的义务之举，但也足够告慰其父、光宗耀祖了。现在，在何炳棣的故乡金华，何炳棣叔侄三人也被并称为“何氏三杰”，立馆纪念。立馆行为是当地政府对居于海外的华人名流的统战之举，但也间接证实了何氏家训对于日益衰落的旧式家族的重要意义。
二、右派学生与名门高徒
作为“好汉专提当年勇”的事例，何氏提及了自己两次因学潮而被开除或记过，一次是在高中，一次是在大学。按照何炳棣的回忆，高中这一次纯属无妄之灾。大学这一次是在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不久，何炳棣义愤填膺地收缴了左派学生团体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络的收条证据，几乎导致了左派学生团体的灭顶之灾。对于这件事，何炳棣在垂暮之年记忆犹新，并在回忆录中发挥自己史料考辩的专长，对自己的“当年勇”作了详细的解说和辩护。
在何炳棣笔下，他在30年代参加的这次学运，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学生会越来越不择手段，不断地酝酿制造反政府游行示威，鼓动风潮，罢课罢考。”（p86）在个人方面，何炳棣当时正在力求实践“扎硬寨、打死仗”的读书意志；在家国方面，“30年代的清华教授和多数学生却都认为国民政府是唯一有组织的抗日力量，而学生会和北平学联等之一再暴露其居心和行动，正是为了削弱和颠覆这个力量。”（p86）之所以说“一再”，是因为在入校一年之后，“一二•九”运动和紧接着的“一二•一六”运动，左派学生的请愿已经发展到罢课、罢考，冲击了清华校内的正常教学秩序，甚至“引起了在校总共74位教授中68位教授签名发表辞职宣言。”（p74）如果只是上街游行请愿，估计年少气盛的何炳棣不会参与组织“同方派”的右派学生团体，与左派学生团体对抗。只是因为无论于公于私，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的后果都威胁到了这位好学生的正常生活，何炳棣方才毅然挺身而出。
历史的烟尘已经消散。现在我们已经清楚知道，当年北平的学生运动正是CCP在背后指导和策动的。学生领袖包括清华的姚克广（现任第六常委之岳父）、黄诚，北大的黄敬（原名俞启威，即现任第四常委之父），三人都是职业的学生运动领导者。这一点，也在何兆武近年出版的回忆录《上学记》中也得到了印证。在何兆武的印象中，“当年有大约十分之一的人是“专业的”，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属于职业活动政治活动家”；“大概十分之一二的同学是积极用户的，有一半同学是基本赞同，是跟着走的；有十分之一是专门念书的；还有十分之一是反对的。”（该书p12）
何炳棣在回忆录中称左派学生为“这些只知有‘第三国际’的”（p79），未必不知道当时学运背后的政党背景，但是他对冲击学校教学秩序的行为无疑是深恶痛绝的。试想，复读了一年才考入清华的他，正在秉承父训向官费留学的方向前进，自然十分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如何能够容忍这种对于自己人生道路的破坏？相信持相同想法的学生绝非少数。何炳棣仗着自己人高马大，抢夺了学生会接受张、杨补贴的收据，上交了校长梅贻琦，请求清华内部解决，这件事终于以校长下令解散“左右派组织，大家回到读书岗位”而告终。老年的何炳棣回首往事，对自己当年这次“因违犯校规被记两大过”的行为并不后悔，甚至略有沾沾自喜之意。这也能够解释他在195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之后为何放弃回国，原因很简单，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他已经清楚知道自己已经是反动分子，绝对没有好下场了。
虽然有攻击左派学生这一段插曲，但在清华读书的三年（1934-1937，后因抗战爆发而在上海光华大学借读而得以毕业），何炳棣接受了扎实的史学基本功训练。在本书中，何炳棣的回忆录为我们展示了30年代的清华精神，包括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教育理念，以及师友互相砥砺、你追我赶的优良学风（p96-99）.其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我以为是当年清华历史系旭日初升般的兴盛局面。
学者桑兵在《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一文中描述了当年北大文科泥足深陷于人事纷争的场景，中文和历史两系尤其成为太炎弟子等浙籍学者把持职位、不进外人的大本营，面对清华、燕京、辅仁等诸位后起之秀的奋力直追，学术地位可谓岌岌可危。1930年底北大史学系学生甚至散发《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列举罪状三大纲十四条，并致函系主任朱希祖，迫其辞职；连一向与人为善的陈垣谈及北平教育界情形，也“深以浙派盘踞把持不重视学术为恨”。这种情况一直要到朱希祖去职，傅斯年代管系务，引进新人钱穆、蒙文通之后尚能略有新气象。反观此时的辅仁历史系有堪称乾嘉诸老继承人的陈垣坐镇，未名湖畔的燕京历史系则有哈佛燕京社的财力支持和洪业、齐思和等名师执教，也是一派繁荣景象。在何炳棣看来，假以时日，若无战事，在学术实力上真正全面压倒北大历史系的，可能还得首推清华。
那时，清华历史系的峥嵘气象刚刚崭露头角。虽然本书中何炳棣对自己的老师特别是雷海宗的学术观点曲为辩护略失公允（p114），但他对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早期崛起历程的梳理和判断，却是大致可信的。从教育史的角度而言，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崛起，其中居功至伟的，首推由校长罗家伦延揽而至的系主任蒋廷黻（罗与蒋是哥大同学）。蒋廷黻对于当时清华历史系学风的影响，确实远较声名卓著的教授陈寅恪为大。虽然蒋氏在历史系主任任上仅有6年（1929-1935），但他却是将传统书院制的国学研究院转变为现代研究型大学机构的历史系的主推人物。正是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引入了堪称豪华的教授阵容（除蒋本人，还有刘崇鋐、陈寅恪、孔繁矞、雷海宗、张荫麟等，以及外校充任讲师的钱穆、陶希圣、谭其骧、张星烺），才大幅革新发展了清华历史系的课程内容和学术方向。这一点，学者沈渭滨已经详细揭示（见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中国近代史》导读p12-13），而何炳棣的概括则更加简练犀利：“回想起来，在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清华历史系的方针虽然比较高瞻远瞩，不急于求功，可是当时同学中并非人人都走这条大路。我自问是一直真正走这条道路的。”（p66）这一番勾勒事实上已经描绘了一个面目独具的清华历史学派。蒋廷黻晚年在回忆录中亦曾以这一番努力作为自己平生最引以为豪的事功。在何炳棣看来，“清华大学历史系这种社会科学、中西历史、考证综合、兼容并包的政策，七七抗战前夕业已初见成效，若无战争干扰和意识形态断裂，理应会于20世纪后半结出累累果实的。”（p70）事实上，在何炳棣看来，西南联大历史系也延伸了30年代初清华历史系的办学理念（p149）。相信这一番考证，无论是对于正在重建人文社科的清华，还是对于其他大学，都值得引起深思。
西南联大时期，据身为助教的何炳棣自述，“联大工作前后六年，一半都消磨在准备两度留美考试和应付父丧家难之中。”（p154）但是联大时期由于校园地域狭小，有利于师徒“私”相授受式研究所的建立，这一番“大鱼前导，小鱼从游”的学界图景早已为人所知；何炳棣曾参加 “十一学会”，与吴宓、丁则良等师友进行小规模的学术谈话，相信对他扩展学术眼界也多有助益。但更大的压力应该是来自庚款留美考试，逼迫着他研读了诸多学术经典，甚至包括初次考试前强修的“经济学原理和经济思想史”，也让何炳棣“自觉以后不会太怕理论性的科目了，对西方抽象而又系统思辨的了解能力比以前大大增强了；将来历史研究攻坚有需理论之处，应有获取最低必要知识的能力。”（p126）为考试而苦读会带来学识的提升，何炳棣的经历可谓典型。
正是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练就的一身过硬功夫，何炳棣才能顺利通过庚款留美考试，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系学习中毫无滞碍。在1948年的博士候选人资格口试中，其中一道题目居然是评估一部英国史学术名著，而这本书恰是1940年何炳棣在西南联大帮助某位网球球友代撰读书报告时就已熟读于心的。（p219）何炳棣交待的这则轶事很能证明清华和西南联大的教学与欧美大学的完全接轨。
三、“第一等大题目”的“安全感”
若干年后，在业已功成名就的何炳棣看来，所谓清华精神，最好的概括是世界级应用数学大师、清华学长林家翘1965年对自己说过的一番话：“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作第二等的题目。”（p101）而在1953年，何炳棣急于想回到美国主流学府，颇想早点结束明清人口史的研究，拿出早期成果敲开美国汉学界大门，也正是费正清的一番话点醒了自己：“第一等大题目如果能做到八成成功，总比的二等题目要做到九分成功要好。……我劝你不宜急于求功，研究课题越大越好。”（p280）不难看出，何炳棣的清华精神是“我注六经”的解说，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而事实却是“做一等大题目”为何炳棣一生治学取向之要，费正清的鼓励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也正因此，何炳棣认为费正清的这番谈话“令自己终身难忘”。
回到彼时彼地的具体情境，方能理解费正清的一番话对于何炳棣坚定学术取向的重要意义。1952年春夏之交正是何炳棣学术生涯中最为困窘的时候。早在1948年因为清华留美公费期限已到，自己却尚未取得博士学位，何炳棣不得不赴地处加拿大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以维持生计。之后虽然博士论文早在1950年10月就已完成，却因导师日程重叠，不得不延至1951年12月方才通过论文答辩。1952年春夏意外得知了博士论文无望出版的何炳棣，身处远离学界中心温哥华，为一帮退伍军人和未来的家庭主妇讲授中国通史和远东国际关系。（p239）即便能获学生好评，这位志向远大的昔日庚款状元、今日哥大翰林肯定心意难平。在彼时彼地，何炳棣已按照西南联大时期的计划，完成西史的治学方法之后转向治国史，最主要的考虑是仍是“只有尽早使研究成果公之于世，才有希望重回美国、打进第一流学府”。（p269）具体而言，就是希望能够重返哥大执教。这时候的他，面临着以学术成果撼动美国汉学界的方式问题：到底是密集见效的“短平快”专题论文，还是扎实厚重的砖头式“标准著作”？何炳棣的实践却是“突袭”与“攻坚”相结合的方式，这一历程的形成正与费正清相关。
虽然鄙视西方汉学的研究视野过于专狭琐碎犹如“集邮”，但何炳棣仍然不能不先行打入西方汉学界，再徐图超越之道。这一历程，在何炳棣的回忆中被分解为以下五个步骤：其一，1952年夏，在编撰中国通史刚要的奇想受制于材料而中止之后，何炳棣因受到燕京学长杜联喆的启发转而研究扬州盐商，这篇牛刀小试之作既促使何炳棣越过了由西洋史转治国史的门槛，也奠定了何炳棣“以制度及家世考证，按照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观点完成研撰”的治学路径（p268），并获得学界名家好评；其二，在开始明清人口史的研究（成果即葛剑雄所译书）之前，1953年夏，何炳棣跨界作战撰写了《美洲作物传华考》，刊载于《美国人类学家》这本科学期刊上，以坚实的史学考证和论辩解决了美国农业史家、植物学家和人类学家之间聚讼纷纭的美洲植物传播问题，驳斥了毫无实据的极端传播论者（即相信美洲作物能在哥伦布时代之前跨越太平洋进行传播至亚洲）的谬误；其三，紧接着的1955年夏，他主动联系英国著名学术刊物《经济史学报》，精心撰就《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作为投稿，成为该刊创刊以来第一位非西方学者的经济史论文，引起西方不少科技史家的注意，并建立起与剑桥经济史教授的学术交往；其四，1954年，受费正清的邀请，获任哈佛访问研究员，接受哈佛资助，将准备短期结束的《明清人口史论要》加以扩充开掘，并于1957年夏完成《明清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这一重要著作；其五，1956年夏，在与芝加哥大学备受性别歧视的经济史女学者Sylvia Thrupp相遇后，得知后者决意创办高水平真正国际性的学术期刊《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应后者的约稿，何炳棣已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向明清社会阶层流动方面的研究；1957年夏在哥大东亚研究所所长韦慕廷的邀请，充任高级研究员，得以利用哥大图书资源从事个人研究。也正是凭借这一时期的明清社会史研究，何炳棣最终通过了芝加哥大学的聘请考察，于1963年6月成功回到了阔别十五年之久的美国学界。
何炳棣自述在国会图书馆内心的狮吼：“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p290-291），这一番呐喊足以旁证他在加拿大英属哥大的十五年，是“坚信卓绝必出自艰苦”的十五年；正是这种在美国学界成名成家进而进入主流汉学界的强烈渴望，支撑了他度过埋首哥大、哈佛和国会三大图书馆的寂寥岁月，也让他有了可以傲视同侪的学术资本。在这一历程中，对于1953年学术选题太过急躁浮泛的何炳棣，费正清的意义在于提醒了他应该沉潜于精深著作，重新拨正了他的治学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费正清所谓“一等大题目至少要做到八分成功”之语对于何炳棣，可谓生命中不期而遇的“醍醐灌顶”，虽可能延缓了何炳棣重返美国学界的时间，却也间接成就了何炳棣学术的恢弘气象。
执教芝加哥大学之后的何炳棣可谓意气风发，学校当局对于国史教研的重视也让他兴奋不已。1965年，在学校高层的支持下，他甚至对造成自己几度困窘的哈佛大学痛下杀手——高薪从哈佛抢挖传统中史的台柱杨联陞教授，提升芝加哥大学中国史教研水平；他甚至意图联合另两位史家和杨联陞的力量，合写四大本芝加哥中国史，矛头直指著名的《剑桥中国史》，野心不可谓不大。此役最后未能成功，却也加深了何炳棣与杨联陞的私人友谊。何炳棣尤为津津乐道的，是与同事邹谠合作召开了长达十天的大型国际中国问题研讨会。
然而，做一等大题目的学术趣味同样给何炳棣造成了困扰：在芝加哥大学的前四五年，何炳棣一直难以决定研究方向。直至纽约某出版公司邀请他撰述明清时期的扬州的邀约，方才促使他无意投入北魏都城洛阳城郭规划的研究；并因为严耕望的催稿，促成了《中国会馆史论》的写作。其后，因为和同事弗里德曼和西奥多•舒尔茨的学术交流和压力，何炳棣最终转向了让他一生引起是非最多的中国农业起源研究。之后，何炳棣继续为选择基本性的新课题而烦恼，在用《南宋至今土地数字考实》测验了自己投入缜密考证和原创思考的能力之后，何炳棣转入了先秦思想史领域的攻坚战，与新儒家及其信徒们展开了更加激烈的肉搏。
当然，在学术史上，致力于做一等大题目的学者不可谓少数，然而能否卓有所成，则因人而异。何炳棣的各部著作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淘洗和同仁检验，目前当然尚未可知。但是，他在这段治史历程中的史学方法，可以说是值得效法的；其中尤为显要的，我以为是三个方面：其一是史料为史家养命之源，这一层当然已由前辈大家王国维等指出，何炳棣在美国东部三大图书馆遍检三千多种地方志（p259），虽得益于美国图书馆东方藏书的完备，也得益于昔日在清华接受的严格的考据基本功训练；其二则是学界同仁的互相教益，韦慕廷对于何炳棣在个案分析上的建议、Bernard Barber对于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著作中“机缘结构”这一框架的启发、史金诺对于其时何炳棣正热衷于在著作中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提醒（p289），都对何炳棣调整自己的著作架构和研究方法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三则是多学科的治学工具的使用，何炳棣在研撰中国古代农业起源的著作中使用地层植物孢粉分析和多种考古学成果，并在临近退休即将开始先秦思想史攻坚之前努力自修西方经典哲学和当代哲学的分析方法（p382），都堪称明证。
值得注意的是，在何炳棣的学术趣味中，另一个多次出现的高频词汇是“安全感”，这个词完全可以作为“做一等大题目”的注脚。例如，1960年8月18日，何炳棣亲聆胡适说出自己“根本不懂西洋史和社会科学”，因而无法要求傅斯年主持中研院史语所时能够博采西洋史治学之长，并引入社会科学工具。何炳棣顿时“肃然起敬”，因为在他看来，“唯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会讲出如此坦诚的话。” （p310）同样，朱熹是“真正具有安全感的超级哲学家及社会实践者”，所以方能私下里坦诚道出先秦圣贤理论并未得行于世。（p441）在何炳棣眼里，真正具有宏大学术襟怀的人，才能正视自己的不足，欣赏别人的成就，并孜孜不倦地学习前进，从善如流绝不固执。（p196）也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何炳棣虽然堪称学霸而绝不做学阀，并终身服膺于为学术实绩所证明的历史真相，而傲视一切或根底浅薄、或夹带私心的伪学论断。
四、孤傲峻急与政治沉默
与我们通常印象中温文儒雅、深自敛抑的学者形象不同，何炳棣更像是从武侠小说中走出来的人。胸怀一腔至大至刚的纯阳之气，何炳棣在学界不仅卓然成家，而且傲视群雄。在这本回忆录中，他睥睨当世，充分展示了他的狂傲个性。
然而，孤傲耿介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偏狭急躁。虽然何炳棣自知这是自己一生最大的缺点，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仍旧见到的是他屡次忏悔、屡次再犯。杨联陞也曾劝他对同仁研究成果即便批评，断语亦不可太厉害，然而他依然我行我素。（p269）他向来恩怨分明，而且由于艰苦卓绝的经历，一生律己甚严，很容易就对那些得过且过、滥竽充数的学界庸人怒目而视、恶言相加。1952年春夏之交，他的博士论文被一位学识浅薄的同行否决出版，因为此事关系他在学界的起步，所以他一直耿耿于怀，在半个世纪后写作的回忆录中，仍然对后者的论文痛加贬抑。（p251）这未始不是处于一种出于学术自尊的过激反应。
若是背后在书里吐吐槽也就罢了，然而何炳棣经常当面让人下不来台。对于曾经启发自己开始国史研究的杜联喆学长的丈夫房兆楹，也是毫不假以辞色，在看清此人一味讨好西方学者而贬斥燕京同学、学识不佳却硬充大佬的面目后，何炳棣甚至对此人当面予以声色俱厉的指责。事后，他也承认这种过于过于急躁的行为是他“一生遭人嫉恨最大的根由。”（p328）更可见何炳棣个性的一件小事，发生在他与费正清之间。1956年夏，费正清主持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召开一次小型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的重点在张仲礼博士的《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的摘要。与费正清的交谊并不很深的何炳棣在辩论中，丝毫不留情面地指出这篇论文论题根本不成立，最终导致了原计划要出版的论文集无声无息地流产。（p283）也许在何炳棣看来，经过与1967年初与顾雅里的辩论之后，他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西方汉学界，只有真正扎实的学问才是立身之本；“有人挑战，必须应战，否则作为一个华籍学人是不易受到人家尊敬的”。（p341）
这一类对于学界同仁的抨击，包括他与哈佛、哥大行政领导的耿耿于怀和负气狂语，很容易留下何炳棣为人不善、容易记仇的印象，引来读者的批评。在这一方面，豆瓣网上一篇题为《名山之藏，水上之字》的读后感可为代表。此文对何炳棣的为人和资质大加贬抑，定性用语极尽刻薄之能事：胸襟狭窄，格调有欠；汲汲营营、自高自大；盛气凌人，你争我斗；品人论世没有眼光，显然不是适宜研究思想史的资质（见：http://book.douban.com/review/5489341/）。虽然此文行文浮泛、剑走偏锋实在不足为训，但诸如之类的苛评在在也显示出了，何炳棣的锋芒毕露对于一般读者而言确实观感不佳。但是仍需辨析的是学者的为人和治学取向问题。在我看来，首先，学者之所以为学者，其贡献主要在学术实绩，不一定要为后人树立堪称完美的道德模范，责之过苛只能落得天下无完人的叹惋。比如说章太炎对罗振玉王国维屡作讥评、胡适一再表彰自己“逼上梁山”独自发起文学革命、黄侃好色无德到以假名骗女学生与自己重婚、陈寅恪经常作对联取笑同辈学者、钱钟书出言讥刺吴宓叶公超等师长……凡此种种，又有几人能禁得住后人的全方位道德评价？其次，学人治学各有其取向，专心做专题开掘，解决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命题，为后世学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也算是功德无量了，又何须苛责他们非得为后人指示历史方向呢？若王国维研究殷商制度，若陈寅恪研究隋唐政制，又有几人真正能够当得起“对我们思考过去、观察当下、走向未来有着弥足珍贵的启示”的崇高评价呢？所以，这些对于何炳棣的批评，我以为是毫无意义的。在这一点上，我更认可豆瓣网友“陌渡”的评语：“只能说，世上唯庸人无咎无誉。何炳棣固然是功利心极强，但正如硬币的一体两面，这也驱使着何氏成为二十世纪后期最杰出的华人历史学家。”
然而，仍然需要略加补充的是，所谓“文如其人”，其实是颇有道理的，学者的为人势必影响其为文，因此，何炳棣孤傲耿介与偏狭峻急一体两面的性格对于他的学术研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值得略加分析。
何炳棣在回忆录中频频引用专业报刊、学界师长和同仁对自己著作的赞语，甚至在将自己的学术成果寄给远在中国大陆的老师雷海宗时，仍不忘附上各种学术刊物对其作品的异口同声的称赞评语摘要（p115）。然而这种做法在前辈学人那里也并非孤例。陈平原师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曾经列举了王先谦、唐文治、杨树达、蔡尚思等前辈学者在自定年谱、自传或回忆录中采用过这种做法；其中更为恶劣者，是不动声色地自我标榜，如缪荃孙称《书目答问》出自己手，康有为在年谱中丝毫不提廖平对自己的学术思想启发之功。（见该书p333）在陈师看来，正是“一想到笔下的自我陈述，很可能一转便成了正史中的‘盖棺论定’”，学者们这才屡屡借人言以自重。
但在我看来，何炳棣的问题可能比这复杂得多。在何氏笔下留存不多的学界同仁批评意见当中，我以为最有价值的是197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祁特立教授对于《东方的摇篮》一书的秘密审查报告。祁特立对于何炳棣这部著作赞赏有加，但在评论此书的文字风格和组织时，祁特立的评语十分中肯：“那种过分武断的语气会引起某些读者的反感。何氏过分强调若干结论的趋向也正是[暴露容易]受人攻击[的地方]。最后的结果是给人一种强力动员资源打一场学术闪电战的深刻印象。何氏无疑义是打了胜仗——但他的胜仗是凭借他主要论辩的扫荡和强力而不是对论证作耐心、细致的检讨。减少一点刚硬会使此书成为一部更伟大的著作。稍多一点审慎也会发生同样的作用。各章[论证]的进展有时‘不连贯’。……”（p370）三十余年后，何炳棣几乎全文引用这篇审查报告，似乎仍只欢欣于祁特立教授的奖掖有加、愤恨于另一位人类学专业审查者的有眼无珠。或许，因为1975年此书出版之后祁特立转而与作者的论敌张光直联手攻击此书，才使得何炳棣早已忘却了在祁特立的评语中寻找这段颇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诚然，何炳棣的著作之所以拖延了五年才出版，主要是因为他的这部著作越过了已经日益严密的学科边界，并威胁到了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学术地位。但是平心而论，诚如祁特立所言，何氏的论述不够耐心细致、用词太过刚硬、论述逻辑不够连贯如果能够加以改正，这本著作本可以精益求精更上层楼，在“第一等大题目上”也做到“九分成功”（借用前引费正清语），并减少在学界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论辩所带来的时间消耗——何炳棣后来也承认，经过几乎十年的拖延和争论，《东方的摇篮》原来的光和热不知已经消失了多少（p377）。
在何炳棣潜心读书治学的一生中，有两次曾与与政治最为接近。一次是1936年在清华大学时作为右派学生的“出头鸟”愤然还击左派学生团体。另一次则是1971年底，作为美籍华人回国访问，为新中国撰文欢呼，1977年更筹组全美华人协会，并出面招待当时访美的邓小平，为后来再次访华时受到邓小平接见打下良好铺垫。
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时期与中共高层的交往，何炳棣只愿提及全美华人协会，而对文革时期为CCP政权大唱赞歌一事只是一笔带过。何炳棣在回忆录中国屡屡引用或摘要自己当年的文章，而对自己写于1974年、在海内外影响巨大的长文《从历史的角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何炳棣自称“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地层真正的动机。”（p379）在不明就里的读者看来，1936年的何炳棣曾经是右派学生的代表，1968年却又因出言批评大陆执政时期的国民党而被台湾当局封杀，实际取消了中研院院士头衔，直至1971年又重入国门与CCP领导人把酒言欢，这一番跨越三十余年的“由右转左”的心路历程，内情究竟如何，仍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对于文革期间的大陆之行的讳莫如深，或许何炳棣对自己这次涉足政治领域，也像对待自己在沦陷区经营家业的十五个月一样，不得不称之为“个人生命史上最不堪回首、最失败的篇章”（p132）？或许，是何炳棣发现自己虽然穷究经史却在面对现实时老眼昏花，于是不得不对自己“毕竟是书生”的天真有意加以掩埋？其中的个人思虑令人好奇。
作为后辈，我们自然无权要求何炳棣对自己当年的行为加以反省，只是少了一篇可供论述海外学人与国内政治的第一手史料，无论是对于历史研究，还是对于后来人汲取教训，这毕竟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图书信息】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6月第1版。
2013年9月9日-14日读，9月14日-16日写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