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从中国改革的历史看中国改革的目标
在20世纪这短短的100年内，人类的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从１９世纪承袭下来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其富有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空前地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使生产力奇迹般地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刷新了整个社会面貌。但是，它也曾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20世纪初，人类面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作出了种种思考和实践探索，其中变为大规模社会实践的有四条道路：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种实践。希特勒提倡“国家社会主义”，用政府的权力来消除不平等，在经济上对大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承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实现其“国家社会主义”理想，他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 反对民主，扼杀人权。法西斯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已经被人们唾弃。
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第二种实践。它主要是吸收第二国际的思想遗产。“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在联邦德国、瑞典、挪威、芬兰等一些国家执政。它的主要特征是：放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实行和平过渡；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不实行国家所有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
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和改革是第三种实践。资本主义制度实际是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是经过人类几百年的探索、实践和试验逐渐演变而成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20世纪，比较突出的改革要算“一战”前夕英国的劳合·乔治的社会政策和１９３５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其主要内容是：1?工会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一支社会平衡力量；2?实行广泛社会保障制度；3?在市场无效、无力的领域,国家干预经济,用政府“有形的手”来补充“无形的手”；4?私人独资企业逐渐变为股份制公司，股票分散化，所有权社会化；5?经理阶层取代了私人资本家的管理权力，大企业再不是由资本家本人来管理，而是由有专业知识的管理人才来管理。 这些变革无疑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第四种实践。二战以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十几个国家掌握了政权。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因而使一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在１９２９年前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也崇尚这种社会主义。但是，从60年代以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它不能有效地吸纳20世纪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没有力量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缓慢；无休止的内部政治斗争耗尽了精力；在辉煌表象中掩盖着深刻的危机。 由于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内部危机日益深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目标：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年已经60年了，这60年可以划分两个30年。前30年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一度经济发展较快，依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体制限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缺乏活力，与国际差距日益拉大，还出现了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重大失误。后30年对前30年的制度进行改革，形成了“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社会体制下，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但出现了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从而引发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又一个30年来了，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政治上，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加快民主进程。也就是说，今后改革的目标是“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下一步改革面临的任务是建立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社会体制。在驾驭资本和制衡权力两个方面，制衡权力当然是主要的一面。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制衡权力就需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资本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这种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可表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200年来，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的最为深刻。我们今天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一面。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资本化和劳动力雇佣化同时并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可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一些自诩为“知本家”的工程师们，在经济寒流中也被“资本家”解雇而失去饭碗。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更是经常受到损害。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侵占和损害企业外部的利益，三废横流、大气污染、环境破坏，正是资本肆虐的结果。资本收买权力，收买舆论，用资本原则代替了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各种保持社会平衡和稳定的公共规则被铜臭锈蚀，“潜规则”广泛取代了“显规则”。资本原则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冰冷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人情的温暖。
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目前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节制”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驾驭资本，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体系，既使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验中产生的制度。从限制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这个角度来看，必须提出加速民主化的问题。
无论是制衡权力，还是驾驭资本，都需要民主政治制度。从这里引发出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不错，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然而，如果不自觉主动改革，最终还得被迫变革。对国家和民族来说，自觉改革比被迫变革的代价要小得多、安全得多。所以，政治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 但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激进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社会就出现无序，此时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这样就可能出现暴民和暴政的恶性循环。政治改革需要政治智慧，要善于选择时机、利用时机。政治改革最好是在法制的轨道上有序地前进。
在20世纪这短短的100年内，人类的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从１９世纪承袭下来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其富有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空前地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使生产力奇迹般地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刷新了整个社会面貌。但是，它也曾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20世纪初，人类面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作出了种种思考和实践探索，其中变为大规模社会实践的有四条道路：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种实践。希特勒提倡“国家社会主义”，用政府的权力来消除不平等，在经济上对大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承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实现其“国家社会主义”理想，他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 反对民主，扼杀人权。法西斯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已经被人们唾弃。
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第二种实践。它主要是吸收第二国际的思想遗产。“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在联邦德国、瑞典、挪威、芬兰等一些国家执政。它的主要特征是：放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实行和平过渡；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不实行国家所有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
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和改革是第三种实践。资本主义制度实际是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是经过人类几百年的探索、实践和试验逐渐演变而成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20世纪，比较突出的改革要算“一战”前夕英国的劳合·乔治的社会政策和１９３５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其主要内容是：1?工会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一支社会平衡力量；2?实行广泛社会保障制度；3?在市场无效、无力的领域,国家干预经济,用政府“有形的手”来补充“无形的手”；4?私人独资企业逐渐变为股份制公司，股票分散化，所有权社会化；5?经理阶层取代了私人资本家的管理权力，大企业再不是由资本家本人来管理，而是由有专业知识的管理人才来管理。 这些变革无疑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第四种实践。二战以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十几个国家掌握了政权。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因而使一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在１９２９年前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也崇尚这种社会主义。但是，从60年代以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它不能有效地吸纳20世纪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没有力量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缓慢；无休止的内部政治斗争耗尽了精力；在辉煌表象中掩盖着深刻的危机。 由于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内部危机日益深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目标：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年已经60年了，这60年可以划分两个30年。前30年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一度经济发展较快，依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体制限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缺乏活力，与国际差距日益拉大，还出现了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重大失误。后30年对前30年的制度进行改革，形成了“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社会体制下，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但出现了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从而引发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又一个30年来了，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政治上，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加快民主进程。也就是说，今后改革的目标是“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下一步改革面临的任务是建立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社会体制。在驾驭资本和制衡权力两个方面，制衡权力当然是主要的一面。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制衡权力就需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资本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这种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可表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200年来，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的最为深刻。我们今天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一面。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资本化和劳动力雇佣化同时并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可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一些自诩为“知本家”的工程师们，在经济寒流中也被“资本家”解雇而失去饭碗。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更是经常受到损害。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侵占和损害企业外部的利益，三废横流、大气污染、环境破坏，正是资本肆虐的结果。资本收买权力，收买舆论，用资本原则代替了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各种保持社会平衡和稳定的公共规则被铜臭锈蚀，“潜规则”广泛取代了“显规则”。资本原则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冰冷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人情的温暖。
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目前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节制”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驾驭资本，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体系，既使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验中产生的制度。从限制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这个角度来看，必须提出加速民主化的问题。
无论是制衡权力，还是驾驭资本，都需要民主政治制度。从这里引发出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不错，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然而，如果不自觉主动改革，最终还得被迫变革。对国家和民族来说，自觉改革比被迫变革的代价要小得多、安全得多。所以，政治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 但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激进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社会就出现无序，此时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这样就可能出现暴民和暴政的恶性循环。政治改革需要政治智慧，要善于选择时机、利用时机。政治改革最好是在法制的轨道上有序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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