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告慰
李万春
1976年，索尔仁尼琴移居美国佛蒙特州后，开始用主要精力创作他的史诗巨著《红轮》。1996年，整整20年后，中国东北长春市有一伙人（确切地说是9人）开始翻译他的这部作品。这些人都是东北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的教师，他们中的多数当时就已年过花甲，我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也已年近五旬。这些译者都态度严谨，我本人是怀着对作者虔敬的心情接受这份工作的，翻译起来更是小心翼翼。
有一本传记书评价索氏的创作，说其是“多产、独特、复杂、艰深”。拿过书来初读一遍，果有“艰深”的感觉。待到动手翻译起来，更觉得步步维艰。当然，这也可能与我的俄国历史知识欠缺，俄语水平不高有关。但无论有多少困难，我想也得克服，使自己的译文即使达不到“雅”，也要保证“信”和“达”，否则就会有辱这位举世闻名的大作家。我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多向他人求教。我曾经几次请教过在东北师大任教的俄罗斯专家；尤其是我的老师徐秀萍女士，她是一位俄裔中国人，她对我帮助良多，令我永远不敢忘怀。我家离她家很远，公交车通行不便，我只能骑自行车去她那里请教。在将近二年的翻译过程中，跨越一冬两夏，我冒着酷暑严寒去她家十余次。我把翻译中的问题记下来，过一段时间去她那里解决一次。虽然很辛苦，但我心里踏实，我对自己的译文做到了一丝不苟。
那时我们大都不会电脑打字，都用手写，这也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我承担的这部分译成中文是七十多万字，从初稿到修改稿，最后再到定稿，每页300字的稿纸摞起来压实了也有半米高，直写得中指关节上的硬茧好几年才褪去。这也使我对这项译事长久难忘。
更让人无法忘记的是，译文交稿后，由于种种原因，说白了吧，主要是与我们签约的吉林的一家出版社觉得挣不到钱，就把书稿束之高阁了。直到15年后，在我们这些译者几近彻底失望之际，幸有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北京时代华语图书公司目光远大，同意出版我们译出的《红轮》前三卷大约500万字，他们不为挣钱，只为介绍和传播这位大作家本人最钟爱的作品。我们这些译者，说实在的，也不全是为了挣钱，如果为了挣钱，谁肯去翻译索尔仁尼琴呢？可话又说回来，也许正因为他是索尔仁尼琴，才有人愿意去翻译。
我们的译稿很快就要出齐了，这足以告慰已经逝去的三位译者（他们都是我的师长）的在天之灵。
（作者系本书译者之一）
1976年，索尔仁尼琴移居美国佛蒙特州后，开始用主要精力创作他的史诗巨著《红轮》。1996年，整整20年后，中国东北长春市有一伙人（确切地说是9人）开始翻译他的这部作品。这些人都是东北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的教师，他们中的多数当时就已年过花甲，我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也已年近五旬。这些译者都态度严谨，我本人是怀着对作者虔敬的心情接受这份工作的，翻译起来更是小心翼翼。
有一本传记书评价索氏的创作，说其是“多产、独特、复杂、艰深”。拿过书来初读一遍，果有“艰深”的感觉。待到动手翻译起来，更觉得步步维艰。当然，这也可能与我的俄国历史知识欠缺，俄语水平不高有关。但无论有多少困难，我想也得克服，使自己的译文即使达不到“雅”，也要保证“信”和“达”，否则就会有辱这位举世闻名的大作家。我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多向他人求教。我曾经几次请教过在东北师大任教的俄罗斯专家；尤其是我的老师徐秀萍女士，她是一位俄裔中国人，她对我帮助良多，令我永远不敢忘怀。我家离她家很远，公交车通行不便，我只能骑自行车去她那里请教。在将近二年的翻译过程中，跨越一冬两夏，我冒着酷暑严寒去她家十余次。我把翻译中的问题记下来，过一段时间去她那里解决一次。虽然很辛苦，但我心里踏实，我对自己的译文做到了一丝不苟。
那时我们大都不会电脑打字，都用手写，这也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我承担的这部分译成中文是七十多万字，从初稿到修改稿，最后再到定稿，每页300字的稿纸摞起来压实了也有半米高，直写得中指关节上的硬茧好几年才褪去。这也使我对这项译事长久难忘。
更让人无法忘记的是，译文交稿后，由于种种原因，说白了吧，主要是与我们签约的吉林的一家出版社觉得挣不到钱，就把书稿束之高阁了。直到15年后，在我们这些译者几近彻底失望之际，幸有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北京时代华语图书公司目光远大，同意出版我们译出的《红轮》前三卷大约500万字，他们不为挣钱，只为介绍和传播这位大作家本人最钟爱的作品。我们这些译者，说实在的，也不全是为了挣钱，如果为了挣钱，谁肯去翻译索尔仁尼琴呢？可话又说回来，也许正因为他是索尔仁尼琴，才有人愿意去翻译。
我们的译稿很快就要出齐了，这足以告慰已经逝去的三位译者（他们都是我的师长）的在天之灵。
（作者系本书译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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