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关系、利益和理性
中国社会的关系、利益和理性是影响中国人行动的几个因素,我把它从历史角度来分析,这象征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
传统中国一直到现在都是关系社会,中国人重视社会关系甚于其他,人们的行动是基于人际关系的。这可以从心理构建、社会结构和上层结构反映出来,这也是三重关卡。中国儿童之间的游戏,往往是大的让着小的,如果是下棋、打牌,那么规则都是不重要的,这造成了中国人的关系重于规则的心理建构。中国历来强调父慈子孝、爱有差等,均强化了对于关系的重视。这是第一层关卡。
某人如果没有受到儿时教育的影响,那么在第二重关卡也难过,就是社会结构。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很难不重视关系,即使是靠个人努力成功,也需同上级建成良好个人关系,即所谓上面“有人”,才能出头。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稀缺,社会服务提供者就有选择的余地,如要享受也需关系。这时需指出一点,我以前日记提出从自我做起,在痛恨各行各业均讲小团体利益,都需走后门的时候,也要从自己做起。事实上,讲“关系”是社会资源相对稀缺、大陆性大国的必然,也是历史形成,难以怪罪某人。以个人之力扭转社会,如同朱熹、王阳明所谓修身之学,或者如同雷锋一样以行动带动社会,都需要极大毅力,并非普通人可以为之,而且只能是间接作用于精神,其影响要到很久之后才能显现。
第三重关卡则是上层结构,包括政策、立法等等。传统中国的立法是有身份之分的。即使在当代强调人人平等,司法实践也同个人身份和社会关系有关。想通以上几点,则可以对中国当前司法的问题释然。国家的对外政策是体现国家人格意志的突出表现,在实践中中国十分重视关系,其次才是利益、原则,因此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十分适用于中国。
我希望关系时代是过去式,事实上仍然是现在式,但是已经逐渐被利益型社会侵蚀。
传统的行帮、村落、家族均体现关系社会,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人现在对于感情、关系不如以往重视,特别是商人,利益当前即可放弃关系。所以中国正在从关系社会向利益社会过渡。中国人也在从传统的关系人变成理性经济人。但是这种理性经济人,是传统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他们是不考虑社会责任的,只考虑自我利益最大化的。
我希望未来的中国社会是理性社会,个人能够拥有内心的理性和良知,在照顾自我利益的同时,平衡社会利益,促进群体发展,避免相互攻击,从心底真正尊重秩序,这样才能实现法治,弃绝人治。近来的工作我发现,这一愿景仍然任重道远,中国人的小圈子仍然根深蒂固。事实上,关系和利益是密不可分的,而理性离这二者要远得多。如果不能通过这一个门槛,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廉价的前途。
本文受黄仁宇先生《资本主义与21世纪》影响巨大,表示感谢。
传统中国一直到现在都是关系社会,中国人重视社会关系甚于其他,人们的行动是基于人际关系的。这可以从心理构建、社会结构和上层结构反映出来,这也是三重关卡。中国儿童之间的游戏,往往是大的让着小的,如果是下棋、打牌,那么规则都是不重要的,这造成了中国人的关系重于规则的心理建构。中国历来强调父慈子孝、爱有差等,均强化了对于关系的重视。这是第一层关卡。
某人如果没有受到儿时教育的影响,那么在第二重关卡也难过,就是社会结构。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很难不重视关系,即使是靠个人努力成功,也需同上级建成良好个人关系,即所谓上面“有人”,才能出头。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稀缺,社会服务提供者就有选择的余地,如要享受也需关系。这时需指出一点,我以前日记提出从自我做起,在痛恨各行各业均讲小团体利益,都需走后门的时候,也要从自己做起。事实上,讲“关系”是社会资源相对稀缺、大陆性大国的必然,也是历史形成,难以怪罪某人。以个人之力扭转社会,如同朱熹、王阳明所谓修身之学,或者如同雷锋一样以行动带动社会,都需要极大毅力,并非普通人可以为之,而且只能是间接作用于精神,其影响要到很久之后才能显现。
第三重关卡则是上层结构,包括政策、立法等等。传统中国的立法是有身份之分的。即使在当代强调人人平等,司法实践也同个人身份和社会关系有关。想通以上几点,则可以对中国当前司法的问题释然。国家的对外政策是体现国家人格意志的突出表现,在实践中中国十分重视关系,其次才是利益、原则,因此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十分适用于中国。
我希望关系时代是过去式,事实上仍然是现在式,但是已经逐渐被利益型社会侵蚀。
传统的行帮、村落、家族均体现关系社会,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人现在对于感情、关系不如以往重视,特别是商人,利益当前即可放弃关系。所以中国正在从关系社会向利益社会过渡。中国人也在从传统的关系人变成理性经济人。但是这种理性经济人,是传统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他们是不考虑社会责任的,只考虑自我利益最大化的。
我希望未来的中国社会是理性社会,个人能够拥有内心的理性和良知,在照顾自我利益的同时,平衡社会利益,促进群体发展,避免相互攻击,从心底真正尊重秩序,这样才能实现法治,弃绝人治。近来的工作我发现,这一愿景仍然任重道远,中国人的小圈子仍然根深蒂固。事实上,关系和利益是密不可分的,而理性离这二者要远得多。如果不能通过这一个门槛,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廉价的前途。
本文受黄仁宇先生《资本主义与21世纪》影响巨大,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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