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久违的一切
删减版刊于2013年10月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书评》
http://www.eeo.com.cn/2013/0927/250322.shtml
雪落在沾着残叶的湖面上。这个时节，一切都冻得硬梆梆的。透过窗子望出去，几个老人---那种眼窝深陷、皱纹侵袭了整张脸的红鼻子老汉，用某种钝器凿开了冰面，投下鱼饵，蜷缩在风中，间或抽一口旱烟。小屋里壁炉“兹兹”地烧着干木，暖意袭人，照例有一壶咖啡经受着炉火的舔舐，耐心地酝酿自己的醇香。可这渐渐升腾的室温多少让人烦闷躁动，冬天的冷暖最难把握分寸，于是你移步窗前，利索地抽拉起咯吱作响的木窗。陡然间似乎有人迎面泼上了一盆薄荷水，清冷凉冽，等你睁开眼的时候，菱形的雪片直直地扑在你身上，摊开手，一股微微的凉意在手心四散漫溢，这倏忽而过的触感打动了你，它最微渺，却也是自然最纯粹的生命力。
读安·贝蒂的小说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玲珑的雪攥在手里，沁入我们长久以来浸泡在杂音和琐碎之中的身体，唤醒麻木的感觉场以及疲软的神经，放下戒心，丢弃敌意，尝试着让最原初的感受力去抚摸黏糊糊的生活，这一切都久违了。
2005年，安·贝蒂摘获Rea短篇小说奖，评委不吝溢美之辞，称赞她“生而属于她的时代，并写就了这个时代。三十多年来，她的小说构成了一部美国生活的编年史”。有人会嫌这样的授奖词太过虚泛，无端地把人抬到空中，一俟热浪退潮，捧场与褒扬声暗暗地消去，便重重地摔在地上，引来揶揄冷眼，继而是冷落、淡出、遗忘，换得湮没在尘土中的一片寂寞。对于这体态庞大、指称宏阔的表述，我却抱持好感。打量一下美国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他们不少都与类似的称谓有缘：西奥多·德莱塞是世纪末美国社会发生结构性巨变的见证人，他笔风粗粝、不事雕琢，为崛起中的帝国量身绘就了一幅幅道德风情画，今日读之，美国精神的野性和狂放仍扑面袭来；海明威为“迷惘的一代”代言；菲兹杰拉德是爵士乐时代的落寞号手；凯鲁亚克与金斯堡行走全美，浪荡不羁，像极了专属于“垮掉的一代”的吟游诗人；理查德·耶茨声音嘶哑，用平白低沉的语调书写焦虑时代；很多人的青春都燃烧在了红色的六十年代，诺曼·梅勒与约翰·厄普代克则为此作了深情款款的记录。
六十年代有着光芒万丈的结尾，1970年代刚一露脸，历史就来了个强行刹车，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重回生活，重回家庭，重新去看看周围那些受损的人，伐木工人、酒馆女招待、单身妈妈、落魄歌手、股票经纪人、满脸倦容的白领、在爱情里晕头转向的情侣、被忧郁附身的出轨男子、寡居的老太太、上周三开始失踪的邮递员，他们是美国梦的局外人，也从未身陷革命的漩涡。这群看不见的人，都是困兽犹斗的英雄，生活冰冻了他们的心，他们迟缓，疲倦，像钝了的斧子。安·贝蒂和雷蒙德·卡佛、约翰·契弗一道把他们推到了幕前，伤心人的寡淡日子和那张抽身不得的网，在他们的笔下，像缓释剂，慢慢地噬咬我们坚硬的心骨，就这样在沉缓中脱下话语的盔甲，悄然融于生活的涩味之中。
安·贝蒂和卡佛都被视为极简主义的灵魂人物，这几年，随着大规模的译介，卡佛的作品已为中文世界的读者所熟知，我们多少也领会了极简主义的妙处。它不是吝于言辞，而是不愿多着一字。当然，卡佛的写作展现的也许只是极简主义的一种风貌，安·贝蒂的世界也自有其气度。可惜，较之卡佛在中国赢得的身后盛誉，仍然健在的安·贝蒂不免显得寂寂无名，冷清得让人有些诧异，世面上可寻得的译本只有上海译文1998年的《什么是我的》。2010年，《〈纽约客〉短篇集》问世，收录了安·贝蒂历年发表在《纽约客》上的短篇，坊间传言，此书的汉译工作已摆上案头，不日将与华语读者见面。安·贝蒂安慰了一整个世代的美国人，当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也开始遭遇心灵危机的时候，她和她的小说终于姗姗来迟，对于读者，有些晚，对于城市的群体精神症候，却是恰逢其时。
刘天昭说“安•贝蒂的小说如果要快看，要浏览，那也就没什么可看的了...牵引人看下去的，是情绪的河流”，寥寥几句，却恰如其分。安·贝蒂的小说很好读，所谓“好读”，大抵可从两个层面分解。安·贝蒂不刻意地经营情节，有些作品，一旦情节曝光，整个故事也就蒸发了，而在安·贝蒂的小说里，情节的吸引和牵绊作用同时降格为零，它不设门槛，不像某些作者想着法子挑衅读者的智力水准，我们可以一气读完，也可以挑着读，跳着读，或者睡前翻上几页，此处的“好读”，意指你无需枕戈待旦，便自然地进入那种物我两忘的最佳阅读状态。刘天昭看到了“情绪的河流”，我得引她为知己，极简主义到底还只停留在技巧与态度上，于我看来，安·贝蒂更是一个“情绪主义者”，她的另一个“好读”，便在于此，这种情绪，已浸润到了文字的骨肉中，以至于她捕捉到的细节都点染着生活的机趣，在《电视》里，安·贝蒂猜想养在白兰地酒杯里的金鱼比鱼缸里的金鱼看上去更快乐，内中的人物便试着在鱼缸里放置一个白兰地酒杯，安·贝蒂的想象力和串合力由此迸发：“于是那条鱼开始在浸没在水中的杯口外转悠起来，那副悠然自得的样，阿特利说，简直就像人们泡在热水浴缸里、手搭在水流喷口边的情形。”我们的自足和惬意，在本质上不会强于一条金鱼的自在，安·贝蒂不是高看了金鱼，就是高明的讽刺家。
“在安•贝蒂最好的小说中，我们发现的是一种荒诞感，是对那些我们用来安慰自己、逃避恐惧、压制疑虑的虚妄希冀的深深怀疑。”《巴黎评论》的诗歌编辑梅根•欧鲁尔克洞悉了安·贝蒂创作中的某些秘密，但并不是全部。《在阿默菲》中的克里斯廷出于善意答应替陌生的年轻女子保管一枚戒指，这蛋白石镶嵌红宝石的饰物显然价值不菲，陌生姑娘允诺她和同伴划完半小时的船便会回来，如你所料，直到落日晒得海滩微烫，也不见戒指的主人款款归来，此时，克里斯廷已经喝干了两杯埃皮斯科普。克里斯廷面对的与其说是道德困境，不如说是稍稍出了点岔子的本真生活，两人没有对好表，时间线兀自扭曲了一度，便涌出这般汹涌的荒诞，这般令人束手无策的黑色幽默。这种荒诞感，我们在卡夫卡、加缪、贝克特的笔下都见识过，安·贝蒂并非首开先河，她对荒诞的叙写和铺陈可能也不是最令人哑然失语的。
在《在阿默菲》里，就像在安·贝蒂的其他小说中一样，最让我感怀和击节的是她的节奏感和平衡力。《在阿默菲》的叙事调子像低音爵士乐，舒缓地向两边拉伸，浅斟低唱，一步三退，漫不经心的口吻下饱含着深情与记忆---“她二十岁时为了嫁给他而跑到了巴黎，但又失去了勇气；两年后在纽约嫁给了他；有过一次人工流产；后来离开了他；几个月后又在他们1968年第一次巴黎之旅所呆的那个旅馆里重归于好，然后在那个夏天离了婚；保持了十五年的联系；接着又开始在一起度假。他在这期间结过婚，现在离了，有一对双胞胎男孩，他们跟父母住在密歇根州”---这样若即若离的爱情传奇在安·贝蒂笔下不慌不忙地展开，她喜欢以过去式推演此中的众生相。她未免太轻松了，但也许是严肃过了头，早早窥见了生活的虚无，索性放下后现代的架子，一点一滴地复原生活的样貌。 安·贝蒂有一种天赋，她能在庞杂的世界里抽绎出文学需要的微妙和隽永，《风起水库》中，查帕在告别前想找些谈资，以便使场面不致太过尴尬：
“我有时偷偷吸支烟，”他说。“弗兰并不知道。我吃了午饭、工作时会点上一支。一天就一支。”
布里克尔夫人的脸上露出了更会心的笑容。
“那好啊，”她向走向人行道的查帕说。
生活像个巨大的谜语，安·贝蒂找到了最迷人的谜底。
安·贝蒂的小说最像橄榄，起初，我们习惯了浓油赤酱的舌头品不出这回甘生津的滋味。当味蕾渐渐从麻木中恢复它敏感的天性时，鲜辣火烫的刺激也就变得索然无味。安·贝蒂的小说耐得起咀嚼，她的洞察力不输张爱玲，却不见刻薄和苍凉，她也不反对“但凡财运俱佳的单身汉，必然想娶妻成家，这是举世公认的道理”，只是若干年后，达西和伊丽莎白兴许同样会尝到生活的苦楚。安·贝蒂不是什么抒情家，也不是大时代变局的记录者，她只是忠实于感觉和微颤的心跳，为灰暗的夜幕下城市中产者踽踽独行的孤独留下让人回眸再三的剪影。
http://www.eeo.com.cn/2013/0927/250322.shtml
雪落在沾着残叶的湖面上。这个时节，一切都冻得硬梆梆的。透过窗子望出去，几个老人---那种眼窝深陷、皱纹侵袭了整张脸的红鼻子老汉，用某种钝器凿开了冰面，投下鱼饵，蜷缩在风中，间或抽一口旱烟。小屋里壁炉“兹兹”地烧着干木，暖意袭人，照例有一壶咖啡经受着炉火的舔舐，耐心地酝酿自己的醇香。可这渐渐升腾的室温多少让人烦闷躁动，冬天的冷暖最难把握分寸，于是你移步窗前，利索地抽拉起咯吱作响的木窗。陡然间似乎有人迎面泼上了一盆薄荷水，清冷凉冽，等你睁开眼的时候，菱形的雪片直直地扑在你身上，摊开手，一股微微的凉意在手心四散漫溢，这倏忽而过的触感打动了你，它最微渺，却也是自然最纯粹的生命力。
读安·贝蒂的小说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玲珑的雪攥在手里，沁入我们长久以来浸泡在杂音和琐碎之中的身体，唤醒麻木的感觉场以及疲软的神经，放下戒心，丢弃敌意，尝试着让最原初的感受力去抚摸黏糊糊的生活，这一切都久违了。
2005年，安·贝蒂摘获Rea短篇小说奖，评委不吝溢美之辞，称赞她“生而属于她的时代，并写就了这个时代。三十多年来，她的小说构成了一部美国生活的编年史”。有人会嫌这样的授奖词太过虚泛，无端地把人抬到空中，一俟热浪退潮，捧场与褒扬声暗暗地消去，便重重地摔在地上，引来揶揄冷眼，继而是冷落、淡出、遗忘，换得湮没在尘土中的一片寂寞。对于这体态庞大、指称宏阔的表述，我却抱持好感。打量一下美国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他们不少都与类似的称谓有缘：西奥多·德莱塞是世纪末美国社会发生结构性巨变的见证人，他笔风粗粝、不事雕琢，为崛起中的帝国量身绘就了一幅幅道德风情画，今日读之，美国精神的野性和狂放仍扑面袭来；海明威为“迷惘的一代”代言；菲兹杰拉德是爵士乐时代的落寞号手；凯鲁亚克与金斯堡行走全美，浪荡不羁，像极了专属于“垮掉的一代”的吟游诗人；理查德·耶茨声音嘶哑，用平白低沉的语调书写焦虑时代；很多人的青春都燃烧在了红色的六十年代，诺曼·梅勒与约翰·厄普代克则为此作了深情款款的记录。
六十年代有着光芒万丈的结尾，1970年代刚一露脸，历史就来了个强行刹车，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重回生活，重回家庭，重新去看看周围那些受损的人，伐木工人、酒馆女招待、单身妈妈、落魄歌手、股票经纪人、满脸倦容的白领、在爱情里晕头转向的情侣、被忧郁附身的出轨男子、寡居的老太太、上周三开始失踪的邮递员，他们是美国梦的局外人，也从未身陷革命的漩涡。这群看不见的人，都是困兽犹斗的英雄，生活冰冻了他们的心，他们迟缓，疲倦，像钝了的斧子。安·贝蒂和雷蒙德·卡佛、约翰·契弗一道把他们推到了幕前，伤心人的寡淡日子和那张抽身不得的网，在他们的笔下，像缓释剂，慢慢地噬咬我们坚硬的心骨，就这样在沉缓中脱下话语的盔甲，悄然融于生活的涩味之中。
安·贝蒂和卡佛都被视为极简主义的灵魂人物，这几年，随着大规模的译介，卡佛的作品已为中文世界的读者所熟知，我们多少也领会了极简主义的妙处。它不是吝于言辞，而是不愿多着一字。当然，卡佛的写作展现的也许只是极简主义的一种风貌，安·贝蒂的世界也自有其气度。可惜，较之卡佛在中国赢得的身后盛誉，仍然健在的安·贝蒂不免显得寂寂无名，冷清得让人有些诧异，世面上可寻得的译本只有上海译文1998年的《什么是我的》。2010年，《〈纽约客〉短篇集》问世，收录了安·贝蒂历年发表在《纽约客》上的短篇，坊间传言，此书的汉译工作已摆上案头，不日将与华语读者见面。安·贝蒂安慰了一整个世代的美国人，当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也开始遭遇心灵危机的时候，她和她的小说终于姗姗来迟，对于读者，有些晚，对于城市的群体精神症候，却是恰逢其时。
刘天昭说“安•贝蒂的小说如果要快看，要浏览，那也就没什么可看的了...牵引人看下去的，是情绪的河流”，寥寥几句，却恰如其分。安·贝蒂的小说很好读，所谓“好读”，大抵可从两个层面分解。安·贝蒂不刻意地经营情节，有些作品，一旦情节曝光，整个故事也就蒸发了，而在安·贝蒂的小说里，情节的吸引和牵绊作用同时降格为零，它不设门槛，不像某些作者想着法子挑衅读者的智力水准，我们可以一气读完，也可以挑着读，跳着读，或者睡前翻上几页，此处的“好读”，意指你无需枕戈待旦，便自然地进入那种物我两忘的最佳阅读状态。刘天昭看到了“情绪的河流”，我得引她为知己，极简主义到底还只停留在技巧与态度上，于我看来，安·贝蒂更是一个“情绪主义者”，她的另一个“好读”，便在于此，这种情绪，已浸润到了文字的骨肉中，以至于她捕捉到的细节都点染着生活的机趣，在《电视》里，安·贝蒂猜想养在白兰地酒杯里的金鱼比鱼缸里的金鱼看上去更快乐，内中的人物便试着在鱼缸里放置一个白兰地酒杯，安·贝蒂的想象力和串合力由此迸发：“于是那条鱼开始在浸没在水中的杯口外转悠起来，那副悠然自得的样，阿特利说，简直就像人们泡在热水浴缸里、手搭在水流喷口边的情形。”我们的自足和惬意，在本质上不会强于一条金鱼的自在，安·贝蒂不是高看了金鱼，就是高明的讽刺家。
“在安•贝蒂最好的小说中，我们发现的是一种荒诞感，是对那些我们用来安慰自己、逃避恐惧、压制疑虑的虚妄希冀的深深怀疑。”《巴黎评论》的诗歌编辑梅根•欧鲁尔克洞悉了安·贝蒂创作中的某些秘密，但并不是全部。《在阿默菲》中的克里斯廷出于善意答应替陌生的年轻女子保管一枚戒指，这蛋白石镶嵌红宝石的饰物显然价值不菲，陌生姑娘允诺她和同伴划完半小时的船便会回来，如你所料，直到落日晒得海滩微烫，也不见戒指的主人款款归来，此时，克里斯廷已经喝干了两杯埃皮斯科普。克里斯廷面对的与其说是道德困境，不如说是稍稍出了点岔子的本真生活，两人没有对好表，时间线兀自扭曲了一度，便涌出这般汹涌的荒诞，这般令人束手无策的黑色幽默。这种荒诞感，我们在卡夫卡、加缪、贝克特的笔下都见识过，安·贝蒂并非首开先河，她对荒诞的叙写和铺陈可能也不是最令人哑然失语的。
在《在阿默菲》里，就像在安·贝蒂的其他小说中一样，最让我感怀和击节的是她的节奏感和平衡力。《在阿默菲》的叙事调子像低音爵士乐，舒缓地向两边拉伸，浅斟低唱，一步三退，漫不经心的口吻下饱含着深情与记忆---“她二十岁时为了嫁给他而跑到了巴黎，但又失去了勇气；两年后在纽约嫁给了他；有过一次人工流产；后来离开了他；几个月后又在他们1968年第一次巴黎之旅所呆的那个旅馆里重归于好，然后在那个夏天离了婚；保持了十五年的联系；接着又开始在一起度假。他在这期间结过婚，现在离了，有一对双胞胎男孩，他们跟父母住在密歇根州”---这样若即若离的爱情传奇在安·贝蒂笔下不慌不忙地展开，她喜欢以过去式推演此中的众生相。她未免太轻松了，但也许是严肃过了头，早早窥见了生活的虚无，索性放下后现代的架子，一点一滴地复原生活的样貌。 安·贝蒂有一种天赋，她能在庞杂的世界里抽绎出文学需要的微妙和隽永，《风起水库》中，查帕在告别前想找些谈资，以便使场面不致太过尴尬：
“我有时偷偷吸支烟，”他说。“弗兰并不知道。我吃了午饭、工作时会点上一支。一天就一支。”
布里克尔夫人的脸上露出了更会心的笑容。
“那好啊，”她向走向人行道的查帕说。
生活像个巨大的谜语，安·贝蒂找到了最迷人的谜底。
安·贝蒂的小说最像橄榄，起初，我们习惯了浓油赤酱的舌头品不出这回甘生津的滋味。当味蕾渐渐从麻木中恢复它敏感的天性时，鲜辣火烫的刺激也就变得索然无味。安·贝蒂的小说耐得起咀嚼，她的洞察力不输张爱玲，却不见刻薄和苍凉，她也不反对“但凡财运俱佳的单身汉，必然想娶妻成家，这是举世公认的道理”，只是若干年后，达西和伊丽莎白兴许同样会尝到生活的苦楚。安·贝蒂不是什么抒情家，也不是大时代变局的记录者，她只是忠实于感觉和微颤的心跳，为灰暗的夜幕下城市中产者踽踽独行的孤独留下让人回眸再三的剪影。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