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译】《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第二章：学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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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布朗牧师和他的妻子布朗夫人1839年2月19日来到澳门，马礼逊学校在他们的管理之下于1839年9月1日开学。布朗先生是耶鲁1832届毕业生，后来获得名誉博士学位。从他的经历来看，他很和适合作为中国第一所英语学校的开拓者。我1841年进入学校，这年已经有5个男孩比我先进入了学校，他们都学习小学数学、地理和阅读。我只在英语的读和说方面比他们更有优势。我们上午学习英语，下午学习中文。那五个男学生的名字分别是：黄胜、李刚、周文、唐杰、黄宽。我是第六个，也是最年轻的一个。我们组成了学校的第一个班，直到1846年12月，布朗因为健康原因离开中国，我们自始至终都是他最老的学生。我们中有一半人跟着他去了他的国家。
马礼逊纪念学校是这样来的：在1834年8月1日罗伯特·马礼逊博士在中国逝世后不久，第二年即1835年1月26日有传单在外国侨民中发行，呼吁成立“马礼逊教育会”的组织。它的主要目的是“用学校或者其他方式提高和促进中国的英语教育”。马礼逊是伦敦传教会第一个派来中国的著名传教士，他1807年来到中国，组织之所以用“马礼逊”命名是为了纪念他的工作和成就。1807年1月31日他从伦敦启程，穿越大西洋到达纽约，在那儿乘坐“三叉戟”号帆船来到中国。他本想在澳门上岸，但是因为天主教会的妒忌，他不得不打消了这个企图，最后只能停在广州。后来，由于中国政府和外国商人的关系还不明朗，他暂时前往马六甲，培植他工作的基础。他是三个四开本中英词典的作者，那是第一部中英词典；他也绍介和翻译圣经。他的第一个信徒是梁亚发，他训练梁传道。后来梁成为了一名成功的牧师。他基本又主要的工作有写作具有重要性和开拓性的字典、译介圣经到中国、还有后续工作中的传教活动。他的信徒梁亚发，同样为开辟中国宗教生活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他当然值得用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来纪念，但是这应该是一所为了这个纪念目的而永远存在的学校，而不是仅仅依靠那些路过的外商不确定而短暂的捐助才得以存在的学校。
在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之时，香港割让给英国政府之后，马礼逊纪念学校1842年迁移到香港，学校坐落在一个海拔600尺的山顶。这座山位于维多利亚殖民地东边的尽头，它也跟着学校叫做“马礼逊山”。在山上远眺，港口美好的景色尽览。仅仅是这样一个地方，就足以令其他国家垂涎欲滴。这里很宽很深，它的特色和战略位置使它成为英国海军的基地。
1845年，威廉·阿伦·梅西来到香港，担任学校的助理教师。他的到来犹如雪中送炭，因为学校从澳门搬到香港以后，已经扩大了规模，组成了三个新的班级，总的学生也超过了40人，这已经不是一个人就可以管理的了，所以非常需要一个助理教师。布朗继续在学校工作直到1846年的秋天，梅西可以有一整年的时间来了解适应这份工作。
布朗和梅西在气质和性格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不同。布朗一望就知有很强的自制力，他外表很酷，处理事情上有很强的能力，有绅士派头和令人愉快的，他还有点乐观主义。他很得学生的欢心，因为他支持他们努力学习，并且会在他的工作中尽心尽力。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可以直接、清晰、灵活地让学生清楚地了解事情和明白所学的功课。他在来到中国甚至进入大学之前，就拥有这么丰富的教习经验。他知道如何去管理男孩，无论是中国的、日本的还是美国的，因为他十分了解男孩的天性。他在学生的心目中是一个好教师、十分机智和有着成为成功的校长的气质，后来他在纽约的奥本和日本继续从事教育事业就充分证明了这些。
梅西，助理教师，同样也是耶鲁大学毕业。他在之前从来没有教过书，也没有机会让他这样做，他没有任何经验来支撑他在中国的教学。他懂得学习、天性敏感、道德高尚，他的灵魂中充满了诚挚和崇高的思想。
1850年马礼逊纪念学校解散后，他和他妈妈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工作。1854年，他由美国公会选派来到中国传教，那时我已经从耶鲁毕业，就和他一起回国。在这段从桑迪岬（美国一半岛）到香港的154天长而令人疲倦的旅程中，我们是唯一的乘客。
布朗1846年冬天离开了中国。在他走之前的四个月，他在学校突然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由于他和他家人的健康关系，他将回去美国。在他结束说话之前，他说他对学校有很深的感情，他会带一些年长的学生和他一起去到美国，继续完成他们的学业，如果有谁想和他一起回去的可以起立。因为他这个决定回到美国的宣讲，使整个学校都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此刻我们一片死寂。此后几天，我们都在担忧布朗会永远地离开学校，只有那些可以可他一起去美国的学生即黄胜、黄宽和我才会面露喜色。当他要求愿意和他一起回去美国的学生站起来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站起来的，黄宽是第二个、然后是黄胜。但是为了确保我们都没有变数，我们要回家征求父母的同意。我母亲很不愿意，但是在我的劝说下，她最终还是点头了，虽然是带眼泪和悲伤。我安慰她说除了我之外她还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可以照顾她。另外，我的大哥快要结婚了，到时还有一个儿媳妇可以照顾她。
如果只是靠我们自筹经费，我们是永远不可能去美国完成学业的，因为我们都很穷。无疑，布朗先生在带我们过去前就已经和学校负责人谈妥了办法。也是通过布朗先生的影响力，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不单经费不用愁，二年之内我们的父母每个月还可以领到一笔费用。资助我们的人和我们约定了两年期限，他们豪爽地资助了我们，他们为我们做了很伟大的工作。他们不单资助我们在美国的经费，还给我们的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到现在我依然可以记得他们之中一些人的名字，安德鲁·萧德锐（Andrew Shortrede）是香港《中国日报》的编辑，他是英格兰人，一个老单身汉，但是高贵而英俊；A.A.里奇是美国商人，还有A.A.坎贝尔，也是苏格兰人，还有一些人我们不认识的人。奥利芬特公司是大卫、塔尔博特、罗伯特三兄弟设立的，他们是纽约商界的领袖，他们给我们在他们的帆船“女猎人”号在香港和纽约之间的自由通行权，“女猎人”是专门到中国运输茶叶的。他们怀着纯洁的基督教做慈善的动机，来帮助我完成完成学业，虽然现在再来提起他们已经有点迟了，但是至少可以给他们的后代带来些许慰藉，即使他们现在生活在世界各地，也可以知道他们的父亲曾经为三个中国年经人黄胜、黄宽和我的教育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马礼逊纪念学校是这样来的：在1834年8月1日罗伯特·马礼逊博士在中国逝世后不久，第二年即1835年1月26日有传单在外国侨民中发行，呼吁成立“马礼逊教育会”的组织。它的主要目的是“用学校或者其他方式提高和促进中国的英语教育”。马礼逊是伦敦传教会第一个派来中国的著名传教士，他1807年来到中国，组织之所以用“马礼逊”命名是为了纪念他的工作和成就。1807年1月31日他从伦敦启程，穿越大西洋到达纽约，在那儿乘坐“三叉戟”号帆船来到中国。他本想在澳门上岸，但是因为天主教会的妒忌，他不得不打消了这个企图，最后只能停在广州。后来，由于中国政府和外国商人的关系还不明朗，他暂时前往马六甲，培植他工作的基础。他是三个四开本中英词典的作者，那是第一部中英词典；他也绍介和翻译圣经。他的第一个信徒是梁亚发，他训练梁传道。后来梁成为了一名成功的牧师。他基本又主要的工作有写作具有重要性和开拓性的字典、译介圣经到中国、还有后续工作中的传教活动。他的信徒梁亚发，同样为开辟中国宗教生活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他当然值得用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来纪念，但是这应该是一所为了这个纪念目的而永远存在的学校，而不是仅仅依靠那些路过的外商不确定而短暂的捐助才得以存在的学校。
在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之时，香港割让给英国政府之后，马礼逊纪念学校1842年迁移到香港，学校坐落在一个海拔600尺的山顶。这座山位于维多利亚殖民地东边的尽头，它也跟着学校叫做“马礼逊山”。在山上远眺，港口美好的景色尽览。仅仅是这样一个地方，就足以令其他国家垂涎欲滴。这里很宽很深，它的特色和战略位置使它成为英国海军的基地。
1845年，威廉·阿伦·梅西来到香港，担任学校的助理教师。他的到来犹如雪中送炭，因为学校从澳门搬到香港以后，已经扩大了规模，组成了三个新的班级，总的学生也超过了40人，这已经不是一个人就可以管理的了，所以非常需要一个助理教师。布朗继续在学校工作直到1846年的秋天，梅西可以有一整年的时间来了解适应这份工作。
布朗和梅西在气质和性格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不同。布朗一望就知有很强的自制力，他外表很酷，处理事情上有很强的能力，有绅士派头和令人愉快的，他还有点乐观主义。他很得学生的欢心，因为他支持他们努力学习，并且会在他的工作中尽心尽力。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可以直接、清晰、灵活地让学生清楚地了解事情和明白所学的功课。他在来到中国甚至进入大学之前，就拥有这么丰富的教习经验。他知道如何去管理男孩，无论是中国的、日本的还是美国的，因为他十分了解男孩的天性。他在学生的心目中是一个好教师、十分机智和有着成为成功的校长的气质，后来他在纽约的奥本和日本继续从事教育事业就充分证明了这些。
梅西，助理教师，同样也是耶鲁大学毕业。他在之前从来没有教过书，也没有机会让他这样做，他没有任何经验来支撑他在中国的教学。他懂得学习、天性敏感、道德高尚，他的灵魂中充满了诚挚和崇高的思想。
1850年马礼逊纪念学校解散后，他和他妈妈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工作。1854年，他由美国公会选派来到中国传教，那时我已经从耶鲁毕业，就和他一起回国。在这段从桑迪岬（美国一半岛）到香港的154天长而令人疲倦的旅程中，我们是唯一的乘客。
布朗1846年冬天离开了中国。在他走之前的四个月，他在学校突然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由于他和他家人的健康关系，他将回去美国。在他结束说话之前，他说他对学校有很深的感情，他会带一些年长的学生和他一起去到美国，继续完成他们的学业，如果有谁想和他一起回去的可以起立。因为他这个决定回到美国的宣讲，使整个学校都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此刻我们一片死寂。此后几天，我们都在担忧布朗会永远地离开学校，只有那些可以可他一起去美国的学生即黄胜、黄宽和我才会面露喜色。当他要求愿意和他一起回去美国的学生站起来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站起来的，黄宽是第二个、然后是黄胜。但是为了确保我们都没有变数，我们要回家征求父母的同意。我母亲很不愿意，但是在我的劝说下，她最终还是点头了，虽然是带眼泪和悲伤。我安慰她说除了我之外她还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可以照顾她。另外，我的大哥快要结婚了，到时还有一个儿媳妇可以照顾她。
如果只是靠我们自筹经费，我们是永远不可能去美国完成学业的，因为我们都很穷。无疑，布朗先生在带我们过去前就已经和学校负责人谈妥了办法。也是通过布朗先生的影响力，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不单经费不用愁，二年之内我们的父母每个月还可以领到一笔费用。资助我们的人和我们约定了两年期限，他们豪爽地资助了我们，他们为我们做了很伟大的工作。他们不单资助我们在美国的经费，还给我们的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到现在我依然可以记得他们之中一些人的名字，安德鲁·萧德锐（Andrew Shortrede）是香港《中国日报》的编辑，他是英格兰人，一个老单身汉，但是高贵而英俊；A.A.里奇是美国商人，还有A.A.坎贝尔，也是苏格兰人，还有一些人我们不认识的人。奥利芬特公司是大卫、塔尔博特、罗伯特三兄弟设立的，他们是纽约商界的领袖，他们给我们在他们的帆船“女猎人”号在香港和纽约之间的自由通行权，“女猎人”是专门到中国运输茶叶的。他们怀着纯洁的基督教做慈善的动机，来帮助我完成完成学业，虽然现在再来提起他们已经有点迟了，但是至少可以给他们的后代带来些许慰藉，即使他们现在生活在世界各地，也可以知道他们的父亲曾经为三个中国年经人黄胜、黄宽和我的教育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