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看得很快,权当留个印象。贴上来是请看过这本书的朋友更正错误的地方。
“町”这个以居住地为标记的邻居社区实际上是家住与工商业一体的老房区。构成它的基础是具有土地所有权的临街小商铺主(一楼做生意,二楼住人),这样的社区发展起来,要件有几个:第一,小商铺主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可以传承给后人;第二,没有政府强力进行大规模统一行政规划、或者大企业财权发展大规模的商业规划,也即这些小商铺主可以好多代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不会卖地,不会为了房租自己搬迁而把收房租;第三,政策要允许公寓要能进行商业或社会活动(如创价学会,不是只能开在商业区的写字楼里),也要允许市民能够筹办各种自发性协会和组织(如经常会举办出游聚会等活动的老人协会、妇女协会等)。第四,要有能使小聚居地的人们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中发生持久乃至交互联系的公共空间(对宫本町来说有神社,有学校“许多一辈子住在宫本町和周围地区的居民就根据学校关系来对本地其他居民进行区分,比较不同人或他们亲戚毕业的年限,并以此计算一对关系潜在的亲密程度”p16,有能借给丧亲的家庭守灵和办丧宴的礼堂p28,有老人还喜欢去的相熟的公共澡堂p32,有本地男人和老板互相认识,规模小、但是“关系较亲密的场所”,还有服务员都知道老主顾名字还能用本地闲话打趣的酒吧和餐馆。“每一家喜爱的酒吧里面都会写有一瓶写着他们名字的威士忌。朋友圈的人会去同一家的酒吧,而朋友们通常也都知道夜晚要到哪里去找某个人。”p37)第五,这个邻居互惠系统需要能够长期运作,那么居住在这里的人要安于本地生活,同时也能只在本地生活(宫本町才71,000平方米,750户人家,加约185个住公司宿舍的单身男性;大部分空间为神社、寺庙、礼堂、政府大楼还有三所公立学校(幼儿园、小学、初中,(且每个学校都有运动场),商铺基本能满足各类生活需求)。
宫本町地区19世纪末还是农村,为江户城提供粮食,为东海寺救火提供常备劳动力。1868年明治维新后江户参勤交代制度结束之后,村民“不再需要为维持邮站而提供马匹、劳动力和粮食…洋溢着‘巨大的喜悦’”。20世纪初东京快速都市化,人口急速增长,开始向周围地区扩张。现宫本町地区的居民也开始将农用土地转化为非农用土地,稻田变为工厂和住宅;大部分土地掌握在乡村时代的地主手中。1923年关东大地震对东京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地震急剧地改变了东京的人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东京周围的村庄尤其是受地震打击较小的前宫本町村平冢村接受了大量收入低下的难民,获得了东京市在市政服务上的财政和行政支持。更主要在这段过程冲,本地需求激发了大量邻里协会(町会)的组织,而且“新来的人比原来的居民对协作和共同活动有更大的需求”。大多数商铺和工厂都是新移民建的,而且他们积极参与组织社会活动。1938年东京市才正式承认町会的法律地位,并且加大通过町会对家庭和个体市民生活的介入,引起很多反感。战争对地方社区也影响深远而重大。1944年美军加紧袭击东京时,政府开始转移平民,宫本町人口集聚下降,战后人口恢复缓慢,而且跟战前的人口构成有明显断裂。老地主由于通货膨胀、新土地使用期限法、高遗产税等等失去社区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新移民首次获得住房和商店所在土地的所有权(p78)。
公共政治渗透入邻里的社会生活。在民主政治的格局下,政治家通过町会与整个区的家庭(家庭始终优先于个人)保持密切的联系(组织廉价旅行、送葬礼祭品、校友联系),获取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支持。妇女尤其重要,因为已婚有孩子的妇女都参与了学校的家庭教师协会等各式各样的本地团体和网络,“在宫本町这样一个地方,企业老总夫人和菜贩子妻子相互交流的可能性比她们的丈夫要大得多。因而,妇女能够让鹤望先生进入横跨本地社会所有层级的网络”(p93)选举的时候,“一个支持者(他的妻子在一个日托中心兼职)告诉我…他已经给孩子在日托中心的二百个家庭的每一个都打了电话,让他们支持鹤望先生……因此,他认为鹤望先生欠了他一个人情”(p100)。政府尊重町会,且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也需要町会的协助。比较有意思的是灭火和喷洒杀虫剂。火灾很常见,因为房子是木结构的,而且很密集,冬天还要用暖气。消防局很专业,但是需要由町会组织的志愿消防队在密集的房屋中迅速找到地下蓄水池、有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家,以及避开有易燃漆料、汽油等的店铺p140。夏天撒杀虫剂最苦、最脏、最累,但是动静最大,最容易给人看到。这些活动里面都有巨大的社会荣誉感,所以参加主要是体力充沛的中年人,而不是年轻人,是男人,而不是妇女。新年的时候,防火巡逻队员在家庭仪式里面也不会逗留很久,而且是履行责任和获取声誉,妇女则始终把家庭责任放在第一位。町里面还有流动留言版,可以把町会的领袖和每个家庭联系起来(租房子住的人能不能知道消息就取决了房东了,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社区的临时成员)。
在这样一个人口密集、本地生活丰富、而且公共生活也很成熟的社区,私人关系的网络在什么时候看得最明显呢?作者一直若隐若无地提到一个面向,很耐人寻味啊。如“在宫本町,连接个人和家庭的私人关系若非全部也是很大程度上与正式组织和团体的活动和结构相分离。很多这些个人间的关系似乎是平淡无奇的,有时甚至是琐碎的,只有在葬礼或甚至更少如台风和色情文学入侵这样的紧要时刻才会凸显出来。”(p233)第119页讲了一户人家同意别人在自己家外面放个自动贩卖机提成的男主人,结果这个机器还卖黄色杂志,邻居各种明里暗里的抗议(都是些芝麻蒜皮的事,比Scott的例子还琐碎,比如抱怨自行车挡路了什么的),然后他就把机器给撤掉了。关键是,在这本正派正面地讲东京人邻里生活的民族志里,这种例子常常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屡见不见。日本人的生活究竟该有多压抑。。另外作者也一笔带过的提到了黑社会组织的存在,不知道大名鼎鼎的ヤクザ跟这个宫本町的社会生活有什么联系呢。
这本书谈的是日本当代的城市的社会组织,一本书迅速翻下来,也能使我这样还没去过日本的人对东京居民区密集街道上的人们的生活感到有一种更立体的想象。理论问题我都跳过去了,没有深入思考。比较有意思的是对老中产阶级和工薪中产阶级的区分。前者指的是公寓楼房东、小地主和自营业主,一般是楼下做点小生意,楼上自己住同时也收点住户的租金。作者说“虽然自营商人和手工艺者从来都不是一个被高度认可的社会阶层,但是长期以来,在日本都市生活品格的确立过程中他们却起着主导作用”,直到战后几十年“工薪人员的生活方式获得优势地位”;后者使新老中产阶级的差别消失,日本人生活方式出现同质化和标准化趋势(p278-279)。从这个角度来想想中国大片大片的商品房社区……
“町”这个以居住地为标记的邻居社区实际上是家住与工商业一体的老房区。构成它的基础是具有土地所有权的临街小商铺主(一楼做生意,二楼住人),这样的社区发展起来,要件有几个:第一,小商铺主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可以传承给后人;第二,没有政府强力进行大规模统一行政规划、或者大企业财权发展大规模的商业规划,也即这些小商铺主可以好多代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不会卖地,不会为了房租自己搬迁而把收房租;第三,政策要允许公寓要能进行商业或社会活动(如创价学会,不是只能开在商业区的写字楼里),也要允许市民能够筹办各种自发性协会和组织(如经常会举办出游聚会等活动的老人协会、妇女协会等)。第四,要有能使小聚居地的人们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中发生持久乃至交互联系的公共空间(对宫本町来说有神社,有学校“许多一辈子住在宫本町和周围地区的居民就根据学校关系来对本地其他居民进行区分,比较不同人或他们亲戚毕业的年限,并以此计算一对关系潜在的亲密程度”p16,有能借给丧亲的家庭守灵和办丧宴的礼堂p28,有老人还喜欢去的相熟的公共澡堂p32,有本地男人和老板互相认识,规模小、但是“关系较亲密的场所”,还有服务员都知道老主顾名字还能用本地闲话打趣的酒吧和餐馆。“每一家喜爱的酒吧里面都会写有一瓶写着他们名字的威士忌。朋友圈的人会去同一家的酒吧,而朋友们通常也都知道夜晚要到哪里去找某个人。”p37)第五,这个邻居互惠系统需要能够长期运作,那么居住在这里的人要安于本地生活,同时也能只在本地生活(宫本町才71,000平方米,750户人家,加约185个住公司宿舍的单身男性;大部分空间为神社、寺庙、礼堂、政府大楼还有三所公立学校(幼儿园、小学、初中,(且每个学校都有运动场),商铺基本能满足各类生活需求)。
宫本町地区19世纪末还是农村,为江户城提供粮食,为东海寺救火提供常备劳动力。1868年明治维新后江户参勤交代制度结束之后,村民“不再需要为维持邮站而提供马匹、劳动力和粮食…洋溢着‘巨大的喜悦’”。20世纪初东京快速都市化,人口急速增长,开始向周围地区扩张。现宫本町地区的居民也开始将农用土地转化为非农用土地,稻田变为工厂和住宅;大部分土地掌握在乡村时代的地主手中。1923年关东大地震对东京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地震急剧地改变了东京的人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东京周围的村庄尤其是受地震打击较小的前宫本町村平冢村接受了大量收入低下的难民,获得了东京市在市政服务上的财政和行政支持。更主要在这段过程冲,本地需求激发了大量邻里协会(町会)的组织,而且“新来的人比原来的居民对协作和共同活动有更大的需求”。大多数商铺和工厂都是新移民建的,而且他们积极参与组织社会活动。1938年东京市才正式承认町会的法律地位,并且加大通过町会对家庭和个体市民生活的介入,引起很多反感。战争对地方社区也影响深远而重大。1944年美军加紧袭击东京时,政府开始转移平民,宫本町人口集聚下降,战后人口恢复缓慢,而且跟战前的人口构成有明显断裂。老地主由于通货膨胀、新土地使用期限法、高遗产税等等失去社区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新移民首次获得住房和商店所在土地的所有权(p78)。
公共政治渗透入邻里的社会生活。在民主政治的格局下,政治家通过町会与整个区的家庭(家庭始终优先于个人)保持密切的联系(组织廉价旅行、送葬礼祭品、校友联系),获取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支持。妇女尤其重要,因为已婚有孩子的妇女都参与了学校的家庭教师协会等各式各样的本地团体和网络,“在宫本町这样一个地方,企业老总夫人和菜贩子妻子相互交流的可能性比她们的丈夫要大得多。因而,妇女能够让鹤望先生进入横跨本地社会所有层级的网络”(p93)选举的时候,“一个支持者(他的妻子在一个日托中心兼职)告诉我…他已经给孩子在日托中心的二百个家庭的每一个都打了电话,让他们支持鹤望先生……因此,他认为鹤望先生欠了他一个人情”(p100)。政府尊重町会,且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也需要町会的协助。比较有意思的是灭火和喷洒杀虫剂。火灾很常见,因为房子是木结构的,而且很密集,冬天还要用暖气。消防局很专业,但是需要由町会组织的志愿消防队在密集的房屋中迅速找到地下蓄水池、有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家,以及避开有易燃漆料、汽油等的店铺p140。夏天撒杀虫剂最苦、最脏、最累,但是动静最大,最容易给人看到。这些活动里面都有巨大的社会荣誉感,所以参加主要是体力充沛的中年人,而不是年轻人,是男人,而不是妇女。新年的时候,防火巡逻队员在家庭仪式里面也不会逗留很久,而且是履行责任和获取声誉,妇女则始终把家庭责任放在第一位。町里面还有流动留言版,可以把町会的领袖和每个家庭联系起来(租房子住的人能不能知道消息就取决了房东了,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社区的临时成员)。
在这样一个人口密集、本地生活丰富、而且公共生活也很成熟的社区,私人关系的网络在什么时候看得最明显呢?作者一直若隐若无地提到一个面向,很耐人寻味啊。如“在宫本町,连接个人和家庭的私人关系若非全部也是很大程度上与正式组织和团体的活动和结构相分离。很多这些个人间的关系似乎是平淡无奇的,有时甚至是琐碎的,只有在葬礼或甚至更少如台风和色情文学入侵这样的紧要时刻才会凸显出来。”(p233)第119页讲了一户人家同意别人在自己家外面放个自动贩卖机提成的男主人,结果这个机器还卖黄色杂志,邻居各种明里暗里的抗议(都是些芝麻蒜皮的事,比Scott的例子还琐碎,比如抱怨自行车挡路了什么的),然后他就把机器给撤掉了。关键是,在这本正派正面地讲东京人邻里生活的民族志里,这种例子常常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屡见不见。日本人的生活究竟该有多压抑。。另外作者也一笔带过的提到了黑社会组织的存在,不知道大名鼎鼎的ヤクザ跟这个宫本町的社会生活有什么联系呢。
这本书谈的是日本当代的城市的社会组织,一本书迅速翻下来,也能使我这样还没去过日本的人对东京居民区密集街道上的人们的生活感到有一种更立体的想象。理论问题我都跳过去了,没有深入思考。比较有意思的是对老中产阶级和工薪中产阶级的区分。前者指的是公寓楼房东、小地主和自营业主,一般是楼下做点小生意,楼上自己住同时也收点住户的租金。作者说“虽然自营商人和手工艺者从来都不是一个被高度认可的社会阶层,但是长期以来,在日本都市生活品格的确立过程中他们却起着主导作用”,直到战后几十年“工薪人员的生活方式获得优势地位”;后者使新老中产阶级的差别消失,日本人生活方式出现同质化和标准化趋势(p278-279)。从这个角度来想想中国大片大片的商品房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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