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在嘴上的民生”传统,为何千年不绝?
在“中等收入陷阱”越来越引起政府和学界关注的今天,其实,“民生陷阱”更值得警惕。因为一旦掉进“民生陷阱”,结果必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何为“民生陷阱”?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是最可怕的无疑是在没有搞清楚传统民生和现代民生基本区别,在民众没有基本的权利与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将民生当成一种挂在嘴上的传统,置社会和市场规律于不顾的“民生运动”,其结果往往是解决了小问题和眼前问题,却制造了大问题和长远的问题。遗憾的是,这正是我们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这种挂在嘴上的民生传统能够延续两千年而不绝,今天我们如何才能走出“民生陷阱”呢?这需要从历史的基本面出发,探讨从传统民生向现代民生转型的逻辑。
中国历史上,自从两千年前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问世以后,民生就成了一种“挂在嘴上的传统”。无论历朝历代贤明爱民的皇帝,还是修齐治平的文人士大夫,可以说是“言必称民生”。但是,皇帝或君主重视民生,只不过将其视为维系一家一姓之“天下”的谋略而已,而官僚士大夫大多数也只是为了获得俸禄或晋身之阶罢了。
与中国较早完成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几乎所有权力从一开始都集中在中央和皇帝身上有所不同的是,欧洲在漫长的中世纪,教皇一直是权力中心。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使得权力从教皇神父向世俗的政治家和商人阶层转移。然而当时,欧洲大多数领土仍然是一盘散沙。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漫长400年间,资本主义的萌芽和重商主义的盛行引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战争,使得欧洲许多国家在确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同时,也诞生了荷兰、德国、意大利等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
在建立民族国家的同时,确立民主制度这一深刻变革(诚然不同国家的民主形式与程度有很大区别),使得中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的民生问题以近代史为界,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简单地说,西方的民生问题是一种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民生,而中国的民生仍然处于传统意义上的民生。传统民生主要寄望于皇帝或中央施“王道”,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平民或者说农民的生存问题;而现代民生,主要寄望于能争取更多的民权,能以民主方式更多地参与政治决策和监督,所要解决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分化出来的多元主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前者是从上而下的恩赐,后者是一种现代秩序之下的博弈。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正因为此,才有了一波又一波的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民族革命,才有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革命运动的高潮。但是,正如恩格斯晚年所言,资本主义制度在经历了一次次的内外冲击后,通过股份制、证券市场和社会福利制度,扩大民主,保障人权,藏富于民,这不但纠正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完成自我修复,而且,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了民生问题。因此,虽然“二战”后爆发过多次的经济危机,但都没有酿成大规模的工人暴动。严重如世界性金融危机所引发的2011年的华尔街抗议运动,抗议者并不是基于生计,而是基于华尔街银行家攫取太多利益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抗议以和平的方式开始,以和平的方式结束。这种秩序下的民生秩序,是中国人所不敢想象的。
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声中被迫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因此,对从传统民生向现代民生转型的探索是在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对这一问题研究最早、最深刻的,无疑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孙中山看来,民生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民生虽然是革命的终极目的,但必须建立在民族独立、人民权利平等的基础上。中国历史几经曲折,最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前三十年由于诸多原因,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民生问题。正是“文革”结束前全国极度的贫穷,倒逼了改革开放。正如邓小平说所“贫穷不是社会会主义。”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改革开放,如果纵向比较,几乎所有人都从中受益。但有两个根本问题促使我们不得不再次思考从传统民生向现代民生转型的逻辑。
一是这种普遍受益,并不全部是改革所带来的结果,还需要剔除技术进步和融入全球化所带来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全社会普遍受益的现象必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二是虽然党和政府不断将民生问题提到“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并且每年的各种政策和计划都在向民生倾斜,然而,住房、教育、医疗却成为改革年代的“三座大山”。如果再加上环境污染,民生问题竟然是越解决越复杂,越重视越严重。现实中的悖论,更需要我们探究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逻辑。
中国历来不缺心系百姓,为民请命的士大夫。《大国民生》一书的作者、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有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一位对社会焦点问题不吝热情发表看法的学者。任老在2009年10月25日的 “中国应急管理高峰论坛”发言时曾几度哽咽,不少与会者为之动容,受到极大震撼。他发民众之所欲发,言他人所未敢言,被媒体评论为“国是高参”“任玉岭现象”。
任老心系民生,但和许多学者不同的是,他以自己充沛的精力和满腔的热情,每年几乎用一半的时间深入基层调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任玉岭对民生转型的思考,对解决具体民生问题的方案与建议,以一份份“接地气”的调研报告直抵国家领导人的案头。他提出的“修改收容法规”、“免农业税”、“精官方能简政”、“降低行政成本”、“关注男女出生性别比”、“惩治医疗腐败”、“遏制药价虚高”等建议引起广泛关注,并直接推动了收容制度、医疗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进程。” 《大国民生》一书正是在任玉岭多年来对社会与民生问题调研和思考的基础上,从历史和时代纵深,探索从传统民生向现代民生转型的内在逻辑,我觉得应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民生问题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从小农社会向城市化转型这一历史进程中如何转变?这是民生外在形式上的转变,这种转变是看得见的,是社会形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客观表现形式之一。所以,以现代化为新旧民生分水岭来审视民生,将民生问题放到现代化视野中来讨论是民生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应有之义。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历史,其内核是一部探索、实践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历史。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由于国内外种种复杂的原因,政治因素主导着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经济引领现代化。而未来三十年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期,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无疑成为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社会建设的基本起点无疑是民生。同时,中国仍将长期处于城市化阶段,许多民生问题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而且仍将在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产生。因此,解决民生问题要以城市化为载体,在城市化这一动态运动中解决民生问题。
第二个层面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理念。即如何从传统圣王治下的“民本”向现代民主法治治下的“民权”转型,以及如何通过社会和政治经济制度层面的设计,在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将解决具体民生问题的权力逐渐交给市场,交给社会,政府将主要的精力放到机制设计和监管上。要完成这一转型,不能简单片面地批判权力的无边界,也不能批判资本力量对民生的妨碍,而应寻求一种政府权力、社会权利与资本力量三者因力量均衡而自发地相互制约的秩序,这是走出以往政策和口号上不断向民生倾斜而民生问题在事实上却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这一民生悖论的基本逻辑。这既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基本的经验教训,也是未来三十年现代化建设以社会建设为核心的应有之义。
以上两个层面,一个是外在形式和具体载体的层面,一个是内在理念和制度层面。前者是基于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不可逆以及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必然选择,而后者则是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保证。没有理念和制度层面的根本变革,民生问题哪怕有再多的响亮口号和政策倾斜,始终不过是一个个“温柔的陷阱”,而掉进“民生陷阱”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必然会遭遇曲折甚至是劫难。而《大国民生》描绘的民生前景所基于的战略理念,正是探索从传统民生向现代民生转型的逻辑出发点,由此出发,民生或许不再成为一种 “挂在嘴上的传统”。
那么,为什么这种挂在嘴上的民生传统能够延续两千年而不绝,今天我们如何才能走出“民生陷阱”呢?这需要从历史的基本面出发,探讨从传统民生向现代民生转型的逻辑。
中国历史上,自从两千年前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问世以后,民生就成了一种“挂在嘴上的传统”。无论历朝历代贤明爱民的皇帝,还是修齐治平的文人士大夫,可以说是“言必称民生”。但是,皇帝或君主重视民生,只不过将其视为维系一家一姓之“天下”的谋略而已,而官僚士大夫大多数也只是为了获得俸禄或晋身之阶罢了。
与中国较早完成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几乎所有权力从一开始都集中在中央和皇帝身上有所不同的是,欧洲在漫长的中世纪,教皇一直是权力中心。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使得权力从教皇神父向世俗的政治家和商人阶层转移。然而当时,欧洲大多数领土仍然是一盘散沙。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漫长400年间,资本主义的萌芽和重商主义的盛行引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战争,使得欧洲许多国家在确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同时,也诞生了荷兰、德国、意大利等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
在建立民族国家的同时,确立民主制度这一深刻变革(诚然不同国家的民主形式与程度有很大区别),使得中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的民生问题以近代史为界,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简单地说,西方的民生问题是一种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民生,而中国的民生仍然处于传统意义上的民生。传统民生主要寄望于皇帝或中央施“王道”,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平民或者说农民的生存问题;而现代民生,主要寄望于能争取更多的民权,能以民主方式更多地参与政治决策和监督,所要解决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分化出来的多元主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前者是从上而下的恩赐,后者是一种现代秩序之下的博弈。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正因为此,才有了一波又一波的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民族革命,才有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革命运动的高潮。但是,正如恩格斯晚年所言,资本主义制度在经历了一次次的内外冲击后,通过股份制、证券市场和社会福利制度,扩大民主,保障人权,藏富于民,这不但纠正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完成自我修复,而且,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了民生问题。因此,虽然“二战”后爆发过多次的经济危机,但都没有酿成大规模的工人暴动。严重如世界性金融危机所引发的2011年的华尔街抗议运动,抗议者并不是基于生计,而是基于华尔街银行家攫取太多利益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抗议以和平的方式开始,以和平的方式结束。这种秩序下的民生秩序,是中国人所不敢想象的。
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声中被迫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因此,对从传统民生向现代民生转型的探索是在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对这一问题研究最早、最深刻的,无疑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孙中山看来,民生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民生虽然是革命的终极目的,但必须建立在民族独立、人民权利平等的基础上。中国历史几经曲折,最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前三十年由于诸多原因,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民生问题。正是“文革”结束前全国极度的贫穷,倒逼了改革开放。正如邓小平说所“贫穷不是社会会主义。”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改革开放,如果纵向比较,几乎所有人都从中受益。但有两个根本问题促使我们不得不再次思考从传统民生向现代民生转型的逻辑。
一是这种普遍受益,并不全部是改革所带来的结果,还需要剔除技术进步和融入全球化所带来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全社会普遍受益的现象必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二是虽然党和政府不断将民生问题提到“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并且每年的各种政策和计划都在向民生倾斜,然而,住房、教育、医疗却成为改革年代的“三座大山”。如果再加上环境污染,民生问题竟然是越解决越复杂,越重视越严重。现实中的悖论,更需要我们探究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逻辑。
中国历来不缺心系百姓,为民请命的士大夫。《大国民生》一书的作者、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有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一位对社会焦点问题不吝热情发表看法的学者。任老在2009年10月25日的 “中国应急管理高峰论坛”发言时曾几度哽咽,不少与会者为之动容,受到极大震撼。他发民众之所欲发,言他人所未敢言,被媒体评论为“国是高参”“任玉岭现象”。
任老心系民生,但和许多学者不同的是,他以自己充沛的精力和满腔的热情,每年几乎用一半的时间深入基层调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任玉岭对民生转型的思考,对解决具体民生问题的方案与建议,以一份份“接地气”的调研报告直抵国家领导人的案头。他提出的“修改收容法规”、“免农业税”、“精官方能简政”、“降低行政成本”、“关注男女出生性别比”、“惩治医疗腐败”、“遏制药价虚高”等建议引起广泛关注,并直接推动了收容制度、医疗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进程。” 《大国民生》一书正是在任玉岭多年来对社会与民生问题调研和思考的基础上,从历史和时代纵深,探索从传统民生向现代民生转型的内在逻辑,我觉得应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民生问题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从小农社会向城市化转型这一历史进程中如何转变?这是民生外在形式上的转变,这种转变是看得见的,是社会形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客观表现形式之一。所以,以现代化为新旧民生分水岭来审视民生,将民生问题放到现代化视野中来讨论是民生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应有之义。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历史,其内核是一部探索、实践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历史。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由于国内外种种复杂的原因,政治因素主导着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经济引领现代化。而未来三十年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期,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无疑成为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社会建设的基本起点无疑是民生。同时,中国仍将长期处于城市化阶段,许多民生问题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而且仍将在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产生。因此,解决民生问题要以城市化为载体,在城市化这一动态运动中解决民生问题。
第二个层面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理念。即如何从传统圣王治下的“民本”向现代民主法治治下的“民权”转型,以及如何通过社会和政治经济制度层面的设计,在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将解决具体民生问题的权力逐渐交给市场,交给社会,政府将主要的精力放到机制设计和监管上。要完成这一转型,不能简单片面地批判权力的无边界,也不能批判资本力量对民生的妨碍,而应寻求一种政府权力、社会权利与资本力量三者因力量均衡而自发地相互制约的秩序,这是走出以往政策和口号上不断向民生倾斜而民生问题在事实上却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这一民生悖论的基本逻辑。这既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基本的经验教训,也是未来三十年现代化建设以社会建设为核心的应有之义。
以上两个层面,一个是外在形式和具体载体的层面,一个是内在理念和制度层面。前者是基于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不可逆以及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必然选择,而后者则是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保证。没有理念和制度层面的根本变革,民生问题哪怕有再多的响亮口号和政策倾斜,始终不过是一个个“温柔的陷阱”,而掉进“民生陷阱”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必然会遭遇曲折甚至是劫难。而《大国民生》描绘的民生前景所基于的战略理念,正是探索从传统民生向现代民生转型的逻辑出发点,由此出发,民生或许不再成为一种 “挂在嘴上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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