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为鉴，走好自己的路

塞缪尔·P·亨廷顿，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政治学巨擘，是过去50年中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学术影响逾半个世纪。他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其理论在1996年甫经问世，便在全世界掀起轩然大波，饱受争议。而《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则是此前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在这本书中，亨廷顿针对20世纪后期最为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发展——1974年到1990年之间大约有30个国家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如何发生、持续多久、何去何从5个方面，对这一波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发生的原因、方式、过程、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其前景做出了预测。之所以称为第三波，是因为他把此次民主化浪潮置于自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来民主和专制的更替轮回过程中来看待的。他认为，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只能单纯依靠政绩）、经济发展的困局（向好会培植民主意识，向坏则激发社会变革）、宗教势力的影响（由支持威权政府向支持民主变革转变）、外部力量的干预（主要是美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以及首先实现民主转型国家的示范所引发的“滚雪球”效应这五个变量共同促成了这一波民主化浪潮，而其民主转型存在政权的主动转变、反对派政权取代以及当权派与反对派交相改变三种不同的方式，并且具有妥协、选举和低暴力水平等特点。 虽然亨廷顿在第一章的结尾明确指出，自己并非要提出一种关于民主前提条件或民主化过程的一般理论，但他对此一过程中民主转型问题的一般性归纳和所作的政治学理论的解释，以及为威权体制下民主派的行为提出的5项重要准则，为仍在黑暗中奋斗的非民主体制国家的人们提供了行动指南，给出了一条一般化的民主化路径，可谓民主化转型的教课书。当然，它对于威权体制的当政者而言，也是一个警醒，会适当调整自身的政策，从而加速民主化进程。就在他此书出版的1991年的12月，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由此达到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最高潮——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全部按照西方政治原则和价值观念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 如果我们将眼光再放长一些，从亨廷顿书中所写的1990年再往后看直到现在，则会发现，正如亨廷顿所预测的那样，民主化浪化在苏联解体后进入回潮阶段——一些建立民主政体的国家并没有完全贯彻民主原则，成为威权体制与民主体制奇妙的结合。进入21世纪后，在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自2003年起在苏联前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接连爆发颜色革命；2010年利比亚、埃及、也门等中东国家相继爆发国内战争，叙利亚的战火更是至今仍在继续，开始了流血的民主化转型。这对于主张“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的亨廷顿来说，未必是他所乐见的。然而，他已经于2008年去世，无法得知他将会对此作何评价——只是第三波的余波呢？还是第四波袭来？局势的发展的确验证了他这种波浪——回潮理论的有效性，但民主转型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机械的化学反应，这还有待于有人作出新的总结与解释。 现在都在呼唤政治体制改革，这本书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可能不在于他所指出的实现民主化的路径，而恰恰在于他对民主的客观认识。在当下的中国，存在着一种对民主的迷思，以为民主可以预防腐败、可以减少污染，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实际上，这是不切实际的。亨廷顿在书中明确指出——民主并不意味着问题将得到解决，但它确实意味着统治者可以被罢免、更换，民主行为的精髓恰恰在于后者……当人民了解到，民主只是解决暴政问题的一种办法，而未必是一种包医百病的良方时，民主就已经得到了巩固。当前一些精英对于民主的宣传与呐喊是不理智的，只是简单的在贩卖几个概念，挑动民众对民主做出不切实际的期望，把太多的民主根本无法解决的东西、无法完成的任务都寄希望在民主体制上，这是在把民众引向另外一个极端。 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民主的确是个好东西，但是秩序更重要，它先于自由、先于民主——秩序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不同，要比民主和独裁之间的不同更为根本（亨廷顿语）。实现民主转型也许需要经济发展、宗教影响、外部干预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培育一种民主政治文化，让民众抛弃对民主不切实际的幻想、提高民众的民主素质，增进民众的民主价值认同，无疑是其中最为核心的条件，无疑是建立一个长久的、持续的、巩固的民主体制的根本所在。如果急功近利，妄想毕其功于一役，以期通过暴力和革命来迅速实现民主化，来解决当下社会的诸多深层次社会矛盾，则可能会适得其反——即便一朝成功，但也绝对不会稳固，甚至会在民众对民主的失望中覆灭民主。 很多人都因为这本书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联想，但有一点尤其需要我们注意——不管现在是第几波，我们会是第几波，只有按照我们自己国家的发展节奏，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到来的那一波，才是属于我们的最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