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幻影
自清末鸦片战争以降，西方文明中的各种思想思潮持续、有力而又深刻地冲击着这个古老的帝国。在“立宪”、“民主”、“共和”、“独裁”等等令人眼花缭乱而又争议不休的西来语词之中，有一个词却岿然不动，始终保持着屹立的姿态，诚如胡适在20年代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发表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中国人所理解的“科学”究竟是什么样的科学？科学这一观念为什么能在似乎没有多少“科学”传统的东方大地以烈风扫枯叶之势传播开来，并未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一观念为何在中国近现代思想进程中扮演着角，甚至决定着中国现代思想的构建？
更有，我们看到，在近代宣传科学最力，影响最大的人当中，如严复、胡适、陈独秀等人其本身并非是科学家。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这些非科学家贡献了巨大的量。
那么这些对科学缺乏真正理解与实践的人，为何又都对科学抱有这么高的热情呢？在一些西方学者研究科学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往往认为科学是对中国传统价值世界的彻底反叛与摧毁，是对旧有思维方式的抛弃。但这样一来，又该怎么回答，一群对自然科学并没有什么研究的人却成天叫嚷着唯有遵循着自然规律才是最高的法则呢？依我看，很多时候我们低估了传统思想对那些不遗余力宣扬要打倒传统，拥护科学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
在与西方列强的争斗中吃尽苦头之后，中国知识人领悟到，中国是落后于西方的，这落后就在于物质的匮乏，不论是生活物资，还是军事
武器。另一方面，以严复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更为深刻地发现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物质，也在于思想上。对于先进的哲学、经济学、
政治学等等学科，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当然准确地说，在这些学科前，还应加上“科学的”三个字。
从十六七世纪牛顿力学体系建立，培根喊出“知识就是力量”那一刻起，科学的内涵在西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被赋予了许多新的意义。在西方语境中，科学是来源于希腊知识传统。希腊学术追求的是变动不居的世界“背后”的确定性知识，由此催生出了理性、批判等思维方式。而近代的自然科学，虽然实在继续希腊科学“探索内在性”的追求，但却逐渐把着眼点移向了因果性规律的探索，讲理性逐渐发展了为了一种“工具理性”，科学出现了实用性，功利性的特征。不管是还是资本主义式的工业生产方式，还是令中国知识分子嫉羡交加的坚船利炮，可以说都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家的杰作。虽然这种求力型科学并非科学的全部实质，但其力量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方面，在孔德、达尔文等人的影响下，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亦被添进了数学、实证的标准，并且这一标准在以后的时间中，不断被人强化与精细。机械、线性的思维方式被不断添加到社会科学中。进而，社会科学变得更加像”科学的社会学“。
中国知识分子，一则囿于文化环境的限制，很难领悟到最原始的科学精神的深刻含义，二则因为科学本身的含义在西方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求力型科学的风靡与壮大，三则因为一种”救亡“的迫切心理，导致了他们的”唯科学主义“，即相信只有科学才能化解中华民族的危机，并把有秩序、可分析的人类社会的自然法与统治自然科学的自然法则等同起来，进而把科学视为一种终极的价值准则，把科学引入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人生观。
我们说，古希腊的科学家关心的是宇宙的问题，国家，民族不是他们终极价值的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为科学而科学”，探求真理，追求自由的精神品质。而中国近代知识人，抱着一知半解的认识就迫不及待、不容置疑(或许有人会举出胡适的反例，说他并未抱定什么绝对的成见，但不要忘了，他与决定论者有相同的对科学传统的设定与预先假设)地宣传自己的思想。这两幅画面一相比较，我们就能发现差异是多么明显了。
可以说，唯科学主义的泛滥是“中西”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在西方来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发生着重大变化，线性的因果决定论同时被这两类学科接纳，这是外因；在中国来说，由于处于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救亡”始终是知识分子肩上歇不下的包袱，服膺于求力型科学的巨大威力，进而形成对“科学”的迷信，这是内因。而唯科学主义所产生的影响更是明显而深远的。
不可否认，唯科学主义的宣传立场，的确起到了很大的“科普作用”。举个简单例子，在以胡适为代表的不少知识分子的眼中，清代的考据学可称作是中国具有科学精神的一门典型学问，因为其治学方法是有实证色彩的。而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类学问，并不对自然之谜感兴趣。他们研究的始终是在以社会和伦理世界为基础的儒学教义之内的。而在唯科学主义洗礼过之后的中国大地，自然科学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不少知识分子投入到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去。
但另一方面，唯科学主义的流弊也是深远的。其蕴含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实证主义不仅没有剔除中国科学传统中的经验主义成分，反而还有加重的趋势。更严重的影响还在于，唯科学主义把爪子伸向了所有了方面。许多思想，一披上科学的外衣，就拥有了巨大的权力。尤其是一种自称是“唯物史观”的思想，他们借用最广泛的结论，发展了他们最绝对的语言，预言了他们自己世界观的最后胜利。就在这样一种循环论证中，他们执迷不悟地把中国推向一个又一个灾难。唯科学主义的胜利，有力帮助了一种超级思想体系的一统天下。它在把旧偶像摧毁之时，又亲手打造出了一个新的神袛。
在今天，我们依然值得回味五四时期提出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但同时，我们还更应该多一分反思。几十年前，在神州大地上风起云涌的科学浪潮，究竟几分真实几分幻影？
恐怕对科学精神的学习与继承之路，远远还没结束，说不定才还正等待着我们去开启。
中国人所理解的“科学”究竟是什么样的科学？科学这一观念为什么能在似乎没有多少“科学”传统的东方大地以烈风扫枯叶之势传播开来，并未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一观念为何在中国近现代思想进程中扮演着角，甚至决定着中国现代思想的构建？
更有，我们看到，在近代宣传科学最力，影响最大的人当中，如严复、胡适、陈独秀等人其本身并非是科学家。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这些非科学家贡献了巨大的量。
那么这些对科学缺乏真正理解与实践的人，为何又都对科学抱有这么高的热情呢？在一些西方学者研究科学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往往认为科学是对中国传统价值世界的彻底反叛与摧毁，是对旧有思维方式的抛弃。但这样一来，又该怎么回答，一群对自然科学并没有什么研究的人却成天叫嚷着唯有遵循着自然规律才是最高的法则呢？依我看，很多时候我们低估了传统思想对那些不遗余力宣扬要打倒传统，拥护科学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
在与西方列强的争斗中吃尽苦头之后，中国知识人领悟到，中国是落后于西方的，这落后就在于物质的匮乏，不论是生活物资，还是军事
武器。另一方面，以严复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更为深刻地发现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物质，也在于思想上。对于先进的哲学、经济学、
政治学等等学科，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当然准确地说，在这些学科前，还应加上“科学的”三个字。
从十六七世纪牛顿力学体系建立，培根喊出“知识就是力量”那一刻起，科学的内涵在西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被赋予了许多新的意义。在西方语境中，科学是来源于希腊知识传统。希腊学术追求的是变动不居的世界“背后”的确定性知识，由此催生出了理性、批判等思维方式。而近代的自然科学，虽然实在继续希腊科学“探索内在性”的追求，但却逐渐把着眼点移向了因果性规律的探索，讲理性逐渐发展了为了一种“工具理性”，科学出现了实用性，功利性的特征。不管是还是资本主义式的工业生产方式，还是令中国知识分子嫉羡交加的坚船利炮，可以说都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家的杰作。虽然这种求力型科学并非科学的全部实质，但其力量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方面，在孔德、达尔文等人的影响下，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亦被添进了数学、实证的标准，并且这一标准在以后的时间中，不断被人强化与精细。机械、线性的思维方式被不断添加到社会科学中。进而，社会科学变得更加像”科学的社会学“。
中国知识分子，一则囿于文化环境的限制，很难领悟到最原始的科学精神的深刻含义，二则因为科学本身的含义在西方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求力型科学的风靡与壮大，三则因为一种”救亡“的迫切心理，导致了他们的”唯科学主义“，即相信只有科学才能化解中华民族的危机，并把有秩序、可分析的人类社会的自然法与统治自然科学的自然法则等同起来，进而把科学视为一种终极的价值准则，把科学引入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人生观。
我们说，古希腊的科学家关心的是宇宙的问题，国家，民族不是他们终极价值的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为科学而科学”，探求真理，追求自由的精神品质。而中国近代知识人，抱着一知半解的认识就迫不及待、不容置疑(或许有人会举出胡适的反例，说他并未抱定什么绝对的成见，但不要忘了，他与决定论者有相同的对科学传统的设定与预先假设)地宣传自己的思想。这两幅画面一相比较，我们就能发现差异是多么明显了。
可以说，唯科学主义的泛滥是“中西”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在西方来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发生着重大变化，线性的因果决定论同时被这两类学科接纳，这是外因；在中国来说，由于处于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救亡”始终是知识分子肩上歇不下的包袱，服膺于求力型科学的巨大威力，进而形成对“科学”的迷信，这是内因。而唯科学主义所产生的影响更是明显而深远的。
不可否认，唯科学主义的宣传立场，的确起到了很大的“科普作用”。举个简单例子，在以胡适为代表的不少知识分子的眼中，清代的考据学可称作是中国具有科学精神的一门典型学问，因为其治学方法是有实证色彩的。而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类学问，并不对自然之谜感兴趣。他们研究的始终是在以社会和伦理世界为基础的儒学教义之内的。而在唯科学主义洗礼过之后的中国大地，自然科学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不少知识分子投入到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去。
但另一方面，唯科学主义的流弊也是深远的。其蕴含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实证主义不仅没有剔除中国科学传统中的经验主义成分，反而还有加重的趋势。更严重的影响还在于，唯科学主义把爪子伸向了所有了方面。许多思想，一披上科学的外衣，就拥有了巨大的权力。尤其是一种自称是“唯物史观”的思想，他们借用最广泛的结论，发展了他们最绝对的语言，预言了他们自己世界观的最后胜利。就在这样一种循环论证中，他们执迷不悟地把中国推向一个又一个灾难。唯科学主义的胜利，有力帮助了一种超级思想体系的一统天下。它在把旧偶像摧毁之时，又亲手打造出了一个新的神袛。
在今天，我们依然值得回味五四时期提出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但同时，我们还更应该多一分反思。几十年前，在神州大地上风起云涌的科学浪潮，究竟几分真实几分幻影？
恐怕对科学精神的学习与继承之路，远远还没结束，说不定才还正等待着我们去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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