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学”是如何产生的

来自乔治梅森大学的塔洛克教授所写的《官僚体制的政治》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作品。它通过分析官僚体制内的人的行为，从而揭示官僚体制的低效成因。我试图从“厚黑学”的角度出发，给这本书来个“简易通俗”版的概述。

一、官僚体制乃厚黑学的根源

什么是官僚体制？这里采取比较广义的定义，就是涉及到上下级关系的体制。政府是最庞大的官僚机构，而一般的公司，其对外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但从公司内部的角度，也存在着上下级之间的官僚体制。

首先，我们假设所有处于官僚体制中的人——下面我们简称为“政治人”——都会有或多或少升迁的欲望，并且为了升迁，他们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

不管这个官僚体制具体是怎么样的，直接决定政治人能否升迁的是他们的上级。因此，政治人想升迁，就要争取上级的肯定。

要取得上级的肯定，可以有很多种方法，但归根结底，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自身的工作，为组织做出实质的贡献，从而获得上级的肯定。另一方面则是把精力投向权力斗争，巴结上级，拉帮结派，暗地里攻击对手等等，我们简而言之，就是“厚黑学”。

上级，一方面发挥着监督、管理下级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也有着与组织本身不一致的利益和喜好。即使是公司唯一的老板，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也不完全是根据公司的利益做决定（极端的例子，老板为了爱情而安排小三当秘书），这种不一致，决定着“厚黑学”永远有着它的市场。

只要存在着上级和下级的官僚体制，不管是在妃子争宠的皇宫，还是在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机关，通过讨好上级而获得好处的可能性是难以避免的，专注于权力斗争的“厚黑学”就不会消失。

二、消解“厚黑学”的关键——市场化与政府的去中心化

“厚黑学”的盛行对组织本身是百害无一利的。“厚黑学”对个人可能有利，但对组织本身却不产生任何效益，而且，它还会带来“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如果组织内部“厚黑学”横行，那这个组织必定是低效的，甚至有自我毁灭的危险。

“厚黑学”虽然在官僚体制中难以完全消灭，但在制度上还是有途径能尽量减少“厚黑学”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企业、一些地方的“厚黑学”氛围比其他企业、其他地方更浓烈，这只是“企业文化”或者“国民劣根性”的原因吗？管理制度其实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前面讲到，官僚体制内的人要想升迁，归根结底有两种途径，一是“干实事”，二是“厚黑学”。（这是极端简化的分析，实际上大部分的行为往往是两者的结合，或者是处于某种中间地带）。要抑制“厚黑学”，换言之，就是要促进“干实事”。这就需要“实事”能被上级，更重要的是被上级的上级察觉，也就是，官僚体制内的人员的行为要有效地转化为“信息”。此时，市场经济中价格信号的信息传递作用就在利润核算中发挥作用了。

《官僚体制的政治》引用了斯密的名言，“我们每天的饭食，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得自他们自利的算计。”资本家在他们的算计下，会从利润结算中得到信息，从而判断他们的员工工作是否出色，而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在这种压力下，也会以同样的标准要求他们的下属。因此我们会发现，政府内部的“厚黑学”文化要比企业严重，皇帝、独裁者身边似乎总是佞臣小人。政府的“他利”性质，缺少了市场经济的信息传递，使里面的官员更难被监督，更容易做出“自利”的决策。非市场化经济是厚黑学的肥沃土壤。这也某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企业普遍要比政府高效得多。

那么，政府的官僚体制——如果不得不保留的话——如何提高它的效率呢？

政府与企业的不同在于，政府的最高“领导”，起码从理论上说，是在整个官僚体制之外的，它就是选民。与企业相比，由于选民处于体制之外，而且人数众多，他们对政府的控制要弱很多。政府里面的绝大部分职位都不受选民干预，甚至政府里面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最近的棱镜门），选民也毫不知情。这种特点造就了政府这个世界上最低效但又最不受控制的官僚机构。

要改善这一点，我们要使政府去中心化，我们应更多地依靠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集权的大政府。缩小选民的“控制范围”，简化政府的结构，使更多的政府人员受选民的直接监督，可借此改善选民对政府的实质控制，避免大部分政府活动实际上不受选民监督的事情出现。

即使是在地方政府层面，选民也无法在政府拥有大量职能的情况下实现对政府的有效控制，因此，完善选民对政府的监督必须伴随着政府职能的大量压缩。只有管理的少，才能管理得好，这不仅是对政府而言，对选民而言也是正确的。

其实写到这里，内容已经超出了“厚黑学”的范畴，而已经深入到官僚体制的效率问题了。真正要提高官僚体制的效率，并不是减少“三公消费”这么简单的事，而是涉及到行政管理体制的构造。总之，《官僚体制的政治》这本书，值得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