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步武其先踵：读王朔《顽主》
华中吃饭大学 陈芝
说到对王朔小说的评价，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我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王朔是另一种”历史中间物“，在彼时彼刻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他起初只能够彷徨于无地，后来选择了嘲弄和解构。六十年文学的叙事史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他在一定程度是经历了王蒙时代-王朔时代-郭敬明时代的转变，这三者指涉着各自年代的通俗文学和政治性。
而且说来好玩的是，王朔与郭敬明一样，都是王蒙相当看好的年青后辈。我们倒不妨用这三个人，将大陆六十年文学史给串联起来。我眼前是两条若即若离或隐或现的两条线，一条线指向的是文学的政治性，在此之中，包含着有意识地制造政治的符号，以文学为政治张目的有政治文本和有意识地逃离这样的范式，去政治的文本。前者指的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各种政治宣传物，尽管前后三十年宣扬的理念可能是彼此相反格格不入的。后者指的是后三十年主张去政治化，但依然被人们解读出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文本，比方说高行健的作品，尽管他一直宣扬冷的文学，然而当批评家将其纳入视野与故往的作品对比时，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强烈的革命性。而另一条线指的是作家无意识表达政治观念，哪怕与政治产生关系也是出于应付社会对他的规范，而不是服务于文本所想要表达的观念。大陆后三十年种种通俗文学作品，到郭敬明和起点达到了顶点，文学纯粹为市场而创作而不是为政治而创作。后一条线在自身的领域当中是无政治的，少政治的，但与另一条线做对比的时候，又产生了非常古怪的化学作用。
这后一条线以王蒙为时代的隐喻，原因自然是王蒙本身的分裂，他的少布时代是一个高政治的年代，而到了80年新文学涌现以后，王蒙开始渐渐开始逃避与政治纠缠不清的过往。从王蒙手中接过接力棒的王朔，被民间突然涌现的消费主义给推上舞台，是当代中国第一个商业化写作的作家。他既不知所措，又自得其乐，既做了婊子，但又想立牌坊，尽管在很多人眼里他从来就只是一个婊子。到了郭敬明一代，连牌坊都懒得立，非常干脆地要为商业而写作。韩寒一直与郭敬明并称为这个时代的宠儿，但韩寒并不新，郭敬明却很新他是亘古未见的人造物。
我将汪晖譬喻鲁迅的”历史中间物“，安在王朔头上，两者有一定的相似性，三联周刊曾经这样说王朔：“在80年代，他扮演了一个叛逆或玩世不恭的角色，向传统文学或文化发出了讥笑，然后，他用独具魅力的口语将严肃的文学、文化消解成一摊烂泥。痞子、流氓的头衔都戴在了他的头上。他是文化领域里最低俗的人，并且是低级趣味人堆里最有文化的人，他正好卡在一个临界点上。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王朔还是那个王朔，今天再把他扔进大众文化堆里，他就是一阳春白雪。”对于这样一个站在时代边上的历史中间物，我们看不到他同时代的严肃作家字里行间掩不住而溢出的人文关怀和理想主义，但与步武其先踵的后辈相比，他又显得不那样肤浅。近二十年来的文学史，我们可以说是绕过王朔写作的人与沿着王朔打开的商业写作的人共同写就的，这两条线仿佛平行世界，但彼此之间又隐隐约约知道对方的存在。
我们读王朔的《顽主》，小说的故事性并不强，谈的无非是一群无聊的闲人，为另一群无聊的闲人解决一些非常无聊的事情，以此在无聊的生活当中得到一些无聊的乐趣。主人公们并不高大全，但又人畜无害，完全可能是那些在日常生活当中与我们勾肩搭背的酒肉朋友。在尼采看来，他们统统是群末人，受到尼采强烈影响的鲁迅会毫不客气地斥责批判，但王朔就满足于勾勒这群庸人，不褒贬不批判，就像画家写生如实白描出来。鲁迅沿着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革命传统，这一传统期望用文学来塑造完人，一切对庸人的描写都是为了衬托理想之良人的高大身影，这条线绵绵瓜瓞至今不绝。而王朔则放弃了这一期许，如同日后李泽厚所言“告别革命”，不再对超人抱以希冀。
这当然不是说王朔的小说不具有革命性，他在小说当中对道德教条对几千年政治精英话语的霸权进行了毫不客气的解构，对塑造一个理想的人是否可行不断质疑。只是尽管王朔在字里行间讥讽嘲弄传统的价值叙事，王朔笔下的多余人，社会结构中的边缘人物，总是在不自觉地迎合又厚又黑的大酱缸。陈思和认为《顽主》的意义相当难以把握，“王朔在这部作品试图解释颓废的人生态度在社会上可能会产生的正面意义，但这一努力似乎又不很成功”。《顽主》这部小说对主流价值相当的鄙视和仇恨，但这种仇恨就仿佛男生向女生求欢而不得，恼羞成怒之下，整日在背后说女生是破鞋的心态。与王朔的其他小说一样，《顽主》被认为有着浓厚的反智主义和犬儒主义，对“作家‘、”德育教授’进行无尽的嘲笑讥讽，揭穿他们大衣下的那个小。但这群玩世不恭的小伙子唯一一次愤怒却是德育教授在跟他们吃饭的时候，批评他们空虚无聊，对社会没有任何价值的时候。这就像一个小孩子知道自己越来越胖了，却不允许父母说出来一样。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的人，是不会对社会主流价值对其的批评感到愤怒的。这在王朔的其他小说当中，有同样的体现。一个真正符合犬儒主义理念的犬儒，才不会在意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
有人认为王朔的小说在自我贬抑与调侃反讽中完成了精神对现实的逃避，而这恰恰是当时的中国社会需要的，人们看到不满，但又无能为力，只能靠自嘲度日。 我对这样的看法持有保留态度，因为我并不觉得王朔就是在对现实进行逃避，他只是无能为力同时又没有选择批判罢了。在他玩世不恭的外皮下，又有一颗大院孩子出来的清高心，这种文人式的假清高使得他在打开商业化写作之路后，渐渐沉浸下去，任由余秋雨、汪国真、周国平在天外红火，自己躲进小楼成一统，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批判金庸，对香港的流行文化不满，甚至提出了两种通俗文化的说法——自然，在他的潜台词里，我的通俗文化虽然通俗，但依然是高雅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王朔是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文人。只是大众文化不可能不庸俗，不庸俗的大众文化反倒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本身就是庸俗的，而我也并不认为查拉斯特拉能拯救一切。
啊，查拉斯图拉下山了，然后被那来自安大利的李阳给忽悠成蛇精病啦。
说到对王朔小说的评价，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我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王朔是另一种”历史中间物“，在彼时彼刻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他起初只能够彷徨于无地，后来选择了嘲弄和解构。六十年文学的叙事史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他在一定程度是经历了王蒙时代-王朔时代-郭敬明时代的转变，这三者指涉着各自年代的通俗文学和政治性。
而且说来好玩的是，王朔与郭敬明一样，都是王蒙相当看好的年青后辈。我们倒不妨用这三个人，将大陆六十年文学史给串联起来。我眼前是两条若即若离或隐或现的两条线，一条线指向的是文学的政治性，在此之中，包含着有意识地制造政治的符号，以文学为政治张目的有政治文本和有意识地逃离这样的范式，去政治的文本。前者指的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各种政治宣传物，尽管前后三十年宣扬的理念可能是彼此相反格格不入的。后者指的是后三十年主张去政治化，但依然被人们解读出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文本，比方说高行健的作品，尽管他一直宣扬冷的文学，然而当批评家将其纳入视野与故往的作品对比时，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强烈的革命性。而另一条线指的是作家无意识表达政治观念，哪怕与政治产生关系也是出于应付社会对他的规范，而不是服务于文本所想要表达的观念。大陆后三十年种种通俗文学作品，到郭敬明和起点达到了顶点，文学纯粹为市场而创作而不是为政治而创作。后一条线在自身的领域当中是无政治的，少政治的，但与另一条线做对比的时候，又产生了非常古怪的化学作用。
这后一条线以王蒙为时代的隐喻，原因自然是王蒙本身的分裂，他的少布时代是一个高政治的年代，而到了80年新文学涌现以后，王蒙开始渐渐开始逃避与政治纠缠不清的过往。从王蒙手中接过接力棒的王朔，被民间突然涌现的消费主义给推上舞台，是当代中国第一个商业化写作的作家。他既不知所措，又自得其乐，既做了婊子，但又想立牌坊，尽管在很多人眼里他从来就只是一个婊子。到了郭敬明一代，连牌坊都懒得立，非常干脆地要为商业而写作。韩寒一直与郭敬明并称为这个时代的宠儿，但韩寒并不新，郭敬明却很新他是亘古未见的人造物。
我将汪晖譬喻鲁迅的”历史中间物“，安在王朔头上，两者有一定的相似性，三联周刊曾经这样说王朔：“在80年代，他扮演了一个叛逆或玩世不恭的角色，向传统文学或文化发出了讥笑，然后，他用独具魅力的口语将严肃的文学、文化消解成一摊烂泥。痞子、流氓的头衔都戴在了他的头上。他是文化领域里最低俗的人，并且是低级趣味人堆里最有文化的人，他正好卡在一个临界点上。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王朔还是那个王朔，今天再把他扔进大众文化堆里，他就是一阳春白雪。”对于这样一个站在时代边上的历史中间物，我们看不到他同时代的严肃作家字里行间掩不住而溢出的人文关怀和理想主义，但与步武其先踵的后辈相比，他又显得不那样肤浅。近二十年来的文学史，我们可以说是绕过王朔写作的人与沿着王朔打开的商业写作的人共同写就的，这两条线仿佛平行世界，但彼此之间又隐隐约约知道对方的存在。
我们读王朔的《顽主》，小说的故事性并不强，谈的无非是一群无聊的闲人，为另一群无聊的闲人解决一些非常无聊的事情，以此在无聊的生活当中得到一些无聊的乐趣。主人公们并不高大全，但又人畜无害，完全可能是那些在日常生活当中与我们勾肩搭背的酒肉朋友。在尼采看来，他们统统是群末人，受到尼采强烈影响的鲁迅会毫不客气地斥责批判，但王朔就满足于勾勒这群庸人，不褒贬不批判，就像画家写生如实白描出来。鲁迅沿着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革命传统，这一传统期望用文学来塑造完人，一切对庸人的描写都是为了衬托理想之良人的高大身影，这条线绵绵瓜瓞至今不绝。而王朔则放弃了这一期许，如同日后李泽厚所言“告别革命”，不再对超人抱以希冀。
这当然不是说王朔的小说不具有革命性，他在小说当中对道德教条对几千年政治精英话语的霸权进行了毫不客气的解构，对塑造一个理想的人是否可行不断质疑。只是尽管王朔在字里行间讥讽嘲弄传统的价值叙事，王朔笔下的多余人，社会结构中的边缘人物，总是在不自觉地迎合又厚又黑的大酱缸。陈思和认为《顽主》的意义相当难以把握，“王朔在这部作品试图解释颓废的人生态度在社会上可能会产生的正面意义，但这一努力似乎又不很成功”。《顽主》这部小说对主流价值相当的鄙视和仇恨，但这种仇恨就仿佛男生向女生求欢而不得，恼羞成怒之下，整日在背后说女生是破鞋的心态。与王朔的其他小说一样，《顽主》被认为有着浓厚的反智主义和犬儒主义，对“作家‘、”德育教授’进行无尽的嘲笑讥讽，揭穿他们大衣下的那个小。但这群玩世不恭的小伙子唯一一次愤怒却是德育教授在跟他们吃饭的时候，批评他们空虚无聊，对社会没有任何价值的时候。这就像一个小孩子知道自己越来越胖了，却不允许父母说出来一样。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的人，是不会对社会主流价值对其的批评感到愤怒的。这在王朔的其他小说当中，有同样的体现。一个真正符合犬儒主义理念的犬儒，才不会在意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
有人认为王朔的小说在自我贬抑与调侃反讽中完成了精神对现实的逃避，而这恰恰是当时的中国社会需要的，人们看到不满，但又无能为力，只能靠自嘲度日。 我对这样的看法持有保留态度，因为我并不觉得王朔就是在对现实进行逃避，他只是无能为力同时又没有选择批判罢了。在他玩世不恭的外皮下，又有一颗大院孩子出来的清高心，这种文人式的假清高使得他在打开商业化写作之路后，渐渐沉浸下去，任由余秋雨、汪国真、周国平在天外红火，自己躲进小楼成一统，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批判金庸，对香港的流行文化不满，甚至提出了两种通俗文化的说法——自然，在他的潜台词里，我的通俗文化虽然通俗，但依然是高雅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王朔是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文人。只是大众文化不可能不庸俗，不庸俗的大众文化反倒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本身就是庸俗的，而我也并不认为查拉斯特拉能拯救一切。
啊，查拉斯图拉下山了，然后被那来自安大利的李阳给忽悠成蛇精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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