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作者自述）
“一个人对别人的评价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反映他本身。”这本书记录了我对民主德国人们的一些认识。我并不仅仅是在讲述关于他们的故事，而更主要是作为前民主德国人民中的一员在写作。我是整个极权主义社会系统中的一分子，既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其执行者。它的破坏性波及每个个体，人人都无法逃脱。为了在这个严重畸形的社会环境中确立一个即使在束缚和扭曲中也能保全尊严的身份，我选择了心理治疗医师这一职业并凭此侥幸获得了一间生存的夹室。其他许多人也以相似的方式奋力争取，竭力保护和发展他们性情中健康的部分，同时避免被压迫和异化。当那些正直勇敢的事迹奇迹般发生时，当那些“鹰爪”没有出现在眼前时，那许多充满人情的手势，友好的交谈，那些意料之外的或私密或隐蔽的帮助和朋友们（当然这些都极少公开地进行），都是希望的曙光和勃勃生机的象征。正是它们帮助了我，使我在种种的现实中仍能好好地生存下去。最为重要的是大家共同策划组织的一些活动，有时我们也会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愤怒地谩骂、诅咒或组织一些破坏性的“密谋造反”，这使我们相互间建立了联系并为我们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这些友好亲密的联系是人们在冰冷与沉默、扭曲与恐惧中仍能幸存于世的基础。由于我平和、坦率、真诚，感情上易亲近，有良好的创新能力，因此在心理医师的岗位上得到了丰厚的报酬，同时投入工作中还能使我获得解脱与陪伴。那些病人们也帮助我成熟起来并拓宽了我的视野。他们是我自我认知的一部分，并且他们也是我的“治疗师”。尽管还是存在着许多障碍，我的思想阅历和自由要感谢他们进行“心理革命”的勇气。
职业发展的道路也是我尝试进行自我治疗的过程。初始时曾为一段必要的疗程走了冤枉路，因为我刚开始对它既缺乏认识，也没有勇气和机会去认识。在这个国家和家庭生活之中，禁忌包围着我，无处不在：直到大概25岁我才找到机会真正开启自己，吐露心声，借此也更好地了解了自己，而只有在那些将我培养成心理医师所必需的职业训练中（此后我逐渐将它们视为能够解救我的礼物），我才渐渐走出了牢笼。我选择了这样一份工作，主要是为了可以在别人身上观察和治疗那些我不想从自己身上认识的东西，这样的话，痛苦的体验对我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我现在会时而有意时而无意地回到我神经机能症的世界中，逃到我内心的牢房里，但是我还能找到出来的路，而且我十分感谢朋友们的帮助使我能重新走出来。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同事们，我们亲密团结，彼此交流。这是我始终都需要的，它使我可以在心灵痛苦的汪洋中找到一种如在家中的安全感。他们也使我知道自己的失败和错误之处，然后必定会为我提供帮助和保护。还有我工作及生活上的伴侣，玛丽特•诺依曼，她的倔强和直截了当的评论对我是一块特殊的试金石，同时也是我进一步拓展知识和弄清母性及女性方面问题的一大挑战。她以她清新、不加矫饰的坦率和爱的真挚成为了我最重要的“女医师”。我们亲密联系的基础主要是情感上的共同体验，我们一起经历爱与恨，恐惧与欢乐。
作为心理治疗医师我可以在这个国家生活得很好，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每天都要听别人大倒苦水并想办法处理这些情况。这种时候我也必须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耐心和能够容忍的底限。而对我自己的治疗就慢慢变得轻松多了，因为我不必如此费力地去应付自己。只不过我对那些在自己身上从未了解和体会过的经历和状态还是会感到忧虑。这些年来我对前民主德国人的生活确实也积累了一定的认知。但因为人们公开谈论心理治疗中全部真实的一面是不可能的，而我也看不到任何我们心理医师能够被人倾听并对整个社会的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希望，所以这些认知变成了我不断加重的负担。很多时候我在治愈一个痛苦不堪的人时（他本来可以不必如此）必须在即将治愈时停止，预防治疗法和心理社会学上的变更在社会上和医学中又无法找到空间来实现，这些让我非常难以忍受。我一直在不停地摇撼着这座监牢的栏杆，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表达我的评论和不满的机会，而对自己的省察就比我的怒气强有力的多了，所以我将自己现在的这种公众责任感，包括这本书，看作是对这种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生活境况的一种回应。在两德统一的“转折点”后，我才找到了终于可以吐出心中块垒的机会，同时我也把使公众了解我的特殊经历视为己任。现在我可以如释重负地写下几十年来我所经历的、储存的、承受的和一同参与的所有事了。曾经我也尽可能地接受了“保持沉默”的要求并安慰自己说，我可以在我“心理治疗的岛屿”上破坏这个社会制度中的规范。当然，我也利用了这种可能性——这对我和许多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即便如此，这也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作为心理医师，我的日子也一直比病人们好过。我一直躲在教会救济会和所从事专业的保护空间里，而他们则必须重新回到没有保护的社会生活中去。
我的分析角度和分析能力建立在数千个病人对一位心理治疗师打开心扉的基础上。心灵的痛苦和身体的缺陷使人们认识到真相，而这些认识他们本来更希望继续对自己也对别人一直隐藏下去。不管怎样，在这最近的几十年中，自从我们的心理治疗诊所在哈勒市新教教会救济会成立以来，已有大约5000人来就诊。尽管这种经历很沉重，但对许多人而言，我的治疗看来应该还算轻松，因为我都是从心理病患出发，假设自己不是个相关者，只是把出现的问题圈定在心理疾病的范畴去感知和接受。否则，我会不能也不愿去做多少事。我早已认识到（虽然自己也经历了一些痛苦）：人都是不能被什么东西说服的，我也不能要求真相为我存在。当然，我的生活中也有好的经历，那就是那些传播出去的知识在其他人那儿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因为他们其实都已足够成熟，只不过需要一个推动力而已。我相信，即使从另一方面来讲，公开发表的言论被人滥用是不可避免的事，也没有人愿意放弃这份人与人之间相关联的工作。
其实在职业方面，如果我没有了解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威廉•赖希、亚瑟•扬诺夫、亚历山大•罗温、费瑞兹•皮尔斯、爱丽丝•米勒、霍斯特-埃贝哈德•里希特、沃尔夫冈•施密特鲍尔、于尔格•维利和其他一些人 ，并将他们视为我精神上的父母，我本来应该只能在这个与外界隔离的民主德国的社会中勉强维生——身心问题和社会危机一直伴随着我。同瓦尔特•莱西勒、戴维•柏德拉以及伊娃•赖希友好的私人交往在我发展的道路上给了我很大的激励。还有我的老师们，前民主德国心理治疗学界的两位重要人物——于尔根•奥特和库尔特•赫克，我必须对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我在东德第一个由于尔根•奥特带领的“狂热的”个人体验小组中受到了深刻的启发，并找到了我在心理治疗师发展道路上重要的指导方向。从库尔特•赫克那里我学习领会了群体动力学的进程并将其应用于治疗。他那执拗的力量和敏感来源于恐惧感和对人与人之间亲近的向往，这种力量和敏感性极大地推动了我，并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是我人生中最好的课堂。
在这本书中我将社会角色形容为对压制的代偿性尝试。我发现这些社会角色我都有份参与。我将自己的政治立场、职业及公众责任感归为反对派。思想上我是一个空想家，而在每天的日常工作中我却完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
我的反对态度刚开始更多是一种家庭造成的结果，而不是我有意识的自主行为。我的祖辈们背景简单，生活简朴，而到了我祖父和父亲这一代便凭借着一股汲汲营取的工厂主精神以一家中型企业成功“跻身”于德国资产阶级，也开始背弃了自己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出身，成为反共产主义派。对物质占有的追求成为避免内心贫乏的支撑和意义所在。1945年他们从南德的家乡被驱逐出来，这一直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心灵创伤，这种创伤本来很有可能引起心理问题，但它在这个统一社会党执政的国家中找到了恰当的替罪羊 （有意思的是并不是在希特勒和纳粹的反动统治下！）。因此我从小就不断地耳闻目睹“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谎言、伪装和弊端。人们只愿获得西德的讯息，这被视为一种荣耀，东德的新闻则受到蔑视，东德的人们只能从自己的国家得到关于已有的官方公告或是天气报道的信息。实际上，我是在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也是一个相似的牢笼——红色与黑色 ——它们存在于党派和教派系别之中。只有到了大学我才与来自其他心理社会群体的同学们建立了联系，也只有当我刚成为一名年轻医生时，我才亲自好好地认识了统一社会党的同志们，在这过程中也结识了很多好朋友。尤其是与罗尔夫•海因里希的真挚友谊一直持续地影响着我。
因此，一方面，这种周旋于家庭、社会和学校之间的双面生活为我带来了千头万绪的烦恼，这种痛苦我一般通过性情上的分离和感情上的压抑来克服，另一方面，这个“游戏”也引起了一种侵略性的削弱效果，它揭露和谴责了大部分红色教师和一些参与密谋的朋友圈子中干部们的愚蠢和性格弱点。
反抗对我而言是介于听命于父母和对那些在庸俗市侩与鼠目寸光的政府压制下的替罪羊进行情绪上的发泄这二者之间的一种折中选择。这样的生活毕竟比揭露自己家庭中的小市民的庸俗习气要来的轻松。所以有一点我毫不怀疑，那就是这个社会无论在民主还是精神层面上都不合理合法。它强迫人们去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这恰恰向我证明了，这个社会并没能因“社会主义”这一名称而使用法制。在我看来，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是赶走小鬼却招来阎王（消小难，招大灾）。想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论证“现实社会主义”，对我来说，意义等同于中世纪时的人们顶着耶稣基督的名号进行严刑审讯，并对所谓的“巫婆”实行火刑。
只有在与那些有同感的专家们的讨论交流中我的反对理念才迈向一种更加成熟的境界。先是摆脱父母的影响，然后消除医学和神学的影响，最后我发现自己主要在工作中找到了自我定位。虽然这份工作反对重要的权威们：政府、教会、医学、父母，站在它们的对立面，但是不再是以那些传统的家庭内容和天真幼稚的抗议来进行反抗，而是用经验主义的经历对抗这个“神圣”制度的虚伪性。
所以我的反抗态度是代偿,同时也是成熟的表现，只有我的举止才能泄露出，我是更多的在这一派还是另一派活动。
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呢？我想让人了解我生活和成长的历史，以理解我的处境。我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前提条件不同，我也可能会重新找到另外一个社会角色，那我就不可能会如此“宣扬”了。我“注定”要沉默，现在其他人都在沉默，然后……我想划清受害者与执行者的界线，不原谅，也不把这二者等同。无论如何，过错和道德责任都客观存在，没有人可以用自己的童年、父母或国家的控制力来为自己开脱。归根结底，只有分析主观看法和个人立场才有可能去深入地思索过去惨痛的历史，才有可能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和责任。这些过失不能被推卸到替罪羊们或政府的头上。
如果有谁把我以经历得出的推论当成一种飘渺的理想，那他是正确的。怀着这种理想，我会将我的希望继续下去，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当我因为自己的信念和感情在父母和老师那里不能被接受和理解时，是它哺育和保护着我。从根本上讲，它主要与一种基本的感觉有关：我是讨人喜欢的，我的感觉很好。虽然没人跟我印证这一点让我感到难过，但我牢牢地握住这希望：我会被人欢喜地接受和公平地对待。我现在还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梦想：我们人类可以形成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人们的基本要求都会得到更好的满足，这个希望我认为非常合理有据，我将不会放弃它。在我的工作中，这些愿望中的许多都已经成为了现实。我幻想的基础来源于可感受到的事实。“心理革命”是一项现实，而“治疗文化”还是一种设想，这引发了不可调和的紧张对立，因为这二者中一个不能脱离另一个而真正长久地单独存在。这种天性与文明之间特殊的紧张对立在这个“现实社会主义”中很容易变质成一种病态的“文化”。东西德合并前那种近乎犯罪性的政策和它之后灾难性的继续是我评论的中心内容。我很肯定，在这一点上我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愿一起寻找另外一个共同生活的社会结构和新的管理方式，我们的政客，同时也是罪犯们，会在一个悲剧性的网中纠缠，无法摆脱，而“当局那些领导们”自然就会被拿来当作最合适的“救世主”或“替罪羊”。
在我身上我也发现了一些如同当权者一样处事和进行代偿的倾向。想通过有所成就来“治疗”我以前所受伤害的想法很快说服我必须在这个等级社会中达到一个“高度”。这样我就可以不必受人如此践踏，反而可以自主地决定其他人的命运了。因此学术性的工作对我始终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种想法使我完全与大众的功利性和追求成功的原则相符合：如果我已经身陷其中遭受谩骂，那么我宁做铁锤不做砧板。我能够很好地通过权力行为来掩饰自己的软弱无能。在这一方面，我和压制人民的社会体制中的那些当权者们只有是否公开和数量多少上的差别而已。作为丈夫和父亲，我无奈地成为了权力行使者的角色，当我尝试着用专制的行为来平衡我情绪上的郁闷时，我不得不接受了自己担任当权者的苦涩体验。虽然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需要我扮演这么一个权威性的角色，我自己却十分痛苦，始终在大家对我的合理期望和自己的心愿之间徘徊不定，内心充满矛盾。所以我有时会避免使用“权力”，并在一次要进行必要的争辩时逃开了。当这种紧张状态或争执的内容涉及父母给我造成的还没有克服的心理创伤时，我就会逃避。所以对我的孩子们来讲，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对婚姻中依赖性的问题也只会通过分手来解决。任何时候我都将权力行为视为一种不利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诊所负责人这种“经典”的角色分配使我感到十分难做。因此我总是在大家共同协商之后才作决定，尽可能不用指示或规定的方式。所有的矛盾和问题我们都以小组公开讨论的方式来解决，实际工作事务中也不存在私密的交谈。在此过程中我不仅要支付一笔“学费”，令人更感到压力巨大的是有的同事们希望我不要脱离领导角色，并希望我“务必”要么严格、有制裁力，要么强大、乐于助人，或者蛮不讲理也行，只要能够便于继续执行自己幼稚的体验或意志。所以我也认识到执行者—受害者这一辩证关系，这个在权力两极正反相对的角色扮演中的基本问题。当我考虑到我每次在没有公开说明造成我外在表现和行为的背景原因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会对人产生何种影响时，当我预言那些我自己并不真正代表的思想和信念时，我就会对自己“当权者”的角色感到怀疑和没有把握。
我也将自己视为一个野心家，始终企图利用事业上的虚荣心和成功来修补早期受到的心灵创伤。学校早就为这种错误的观念提供了最好的发展平台，使它愈演愈烈。刚开始时，人们用表扬和少量的奖金来灌输给我功利观，这种观念以后逐渐成为自然。当我因为工作勤奋为人夸赞或由于外表给人的安全感、战斗力和执行力被人称羡的时候，我有时是迷茫的，并感觉自己像一个骗子。因为我太清楚自己努力的真正动力是什么了，这也正是我缺乏安全感和充满欲念的表现。尽管我是无党派人士，也没有对事业上的成功有过分虔诚的追求，但为了更好地适应和生存，我也已经 “支付”了不健康的功利心作为代价。我更频繁地礼貌微笑，简单地保持沉默，或在我心底里其实想呐喊咒骂或痛哭的时候，希望这一切都将很快过去。只有将这些情绪定义为心理疾病才能稍感释怀。
在日常生活中我都是随大流。我甚至在原民主德国的少年先锋队和自由青年联盟中还当过“领导”。那时我就已经忙着使用那些公式般的托辞了，“为了阻止更糟的事发生，我们必须把事情做到最好！”——对此我真的感到很吃力。我也曾经是德国体操与体育协会、德苏友好关系协会、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和文化协会的成员。我并没有举行一个成年仪式，因为这在1957年还不算是一项惯例，更多是一种例外情况。当教会救济会成为了我的雇主时，我退出了自由工会联合会，在我的女儿被禁止继续念高中的前一天，我在某个宴会上“敬”了县教育局一杯烈酒，并离开了文化协会。这已经达到了我能适应的极限。尽管我对许多“基督徒”们虚伪的言行和“以上帝之名”进行的某些实际行为——某些教导、报道和心灵指引（这些行为使人们患上神经机能症）感到非常愤怒和失望，我仍然还是民主德国新教教会中的一员。
我是个医生，这些病症的产生和其以后的慢性发展，我认为很大一部分责任应归咎为医学。我在教会救济会工作，并从在教会的实践经历中认识到了在人们对宗教的需求中心理的阻碍和陌生化。我是个随波逐流的人，在伪装成一个礼貌、友好、体面、认真的人的假面下隐藏着憎恨、嫉妒、报复欲、悲伤和一些色情的性幻想。
作为一个逃跑者和出走者，我本身必须在教会救济会的“心灵的岛屿”上认识自己。想逃离这个国家的念头一直都存在，只不过通过向教会 “自由空间” 的逃亡被控制住了。尽管能找到很多反对出国的的理由，我还是会在模糊的希望中“玩火”，希望也许会引发另一种局面能打消我逃往西德的决定，这样我也许还能感到很有壮烈的“英雄气概”，还有一种可能是被取消国籍，那媒体一定会伴随以大量报道。事实上，在与父母的争执中我“逃跑”了。因为他们，我受到了精神上的阻碍，而这则帮助我在东德能够一直坚持下去，我也试图用一次在东德内部的流亡作为妥协来消除这种阻碍。我始终感谢教会救济会，尤其感谢会长莱因哈德•图赫给予我的保护和给予在政府的监视及教会的限制下难得的工作自由，这让我的坚持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这本书是我利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在12周内的“狂热”状态下完成的。我并不把它理解为一部“科学论著”，而是作为个人经历的写照，所有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我在过去十年中的情感经历。它们早就在我的肚子里、心里、脑子里积攒着。现在我终于一吐为快，将它记录下来。这也是我的“悲伤疗法”的一部分，是我探究和思考过去沉重历史的个人尝试。我有理由为一种被强迫的、重重束缚的生活感到愤怒，这一点我并不想隐瞒。这本书中的许多东西都是怨愤、悲观的，但这并不是基于我自己的情绪状态。我很清楚，我这个人已经被我所在的这个国家中的生活侵吞了。我是这个社会压制下的受害者，同时我的工作也欢迎人们能够对我倾倒他们的情感垃圾。这一过程中我收集了许多辛酸、痛苦和悲伤的事。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在刚开始摘下自己的面具时心里都满溢着痛苦。这种经历对我的生活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条道路呢？我内心创伤的实质在于，我知道自己生命中的基本经验就是：我不能像自己本来设想的那样生活。我父亲给我这样的忠告：要精明强干，找一份赚钱多的工作，因为说到底，金钱统治世界。对于母亲，我则应当成为她的“阳光”，以照亮她时常出现的情绪阴霾，而我自己的要求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也确实当上了医生，很好地满足了父亲提出的保证安稳生活的期望，也达到了母亲希望我令其他人感到愉快的要求。
虽然遵从父亲的想法成为了医生，但以此我也开始了我的自主战，我选择了精神病学作为专业学科。因为这是我所知的唯一没有完全将灵魂与精神排除于认知以外的医学专业。在这个专业中我继续着自己寻找自我的旅程，而这也是唯一一个我父亲不能理解和接受的专业。我总是作为代表和这个专业中的权威们进行抗争，揭露他们的专制和装腔作势，同时也通过心理治疗学的职业教育学习逐渐变得更加成熟和明智。但是只有通过躯体治疗的方式，我才找到了同自己情感真正的联系，并减轻了母亲让我实施的精神帮助这一任务的分量，这也使我的工作发生了改变。我还没有结束自己的精神寻找之旅，这条道路是无穷尽的。在我的生命中有一座介于行动与感知之间的陡峭的山峰，我在不断攀登，而那些病症则更经常地迫使我一再接受情感的严酷考验。尽管通常会获得一种解放似的欢欣作为酬报，我还是一直对这条道路心怀畏惧。
为了最终能够被理解和接受，时至今日我一直在不懈地努力。我也认识到，我在大部分时候都在克制自己，于是满足我最深的渴望对别人来说就会很难，对这一点我也心怀恐惧。我苦涩的泪水会在能够感受到内心深处的亲近和接纳时喷涌而出，因为我最初的疮疤又被揭开了。我极端且笼统化的言论可能会引起某些人的反感，对此我的做法是远离他们，为自己制造一段距离。我需要这种疏远，可以使自己不会因大量接受别人的意见而感到忧虑。我与占据优势的对手（父母！）作斗争，保护我自己的感受和得到的经验；与那些压制性的影响力抗争，揭露这个操纵机制的危险性，同时还要不被“驱逐”，这种矛盾的痛苦折磨深刻地影响并造成了我如今这种整体的生活状态，我用这本书暂时为它划下一个句点。郁积于心的感情是我写这本书的推动力。除此之外，我也把投身于为自己也为他人的“心理革命”视为我为之终身奋斗的使命。
职业发展的道路也是我尝试进行自我治疗的过程。初始时曾为一段必要的疗程走了冤枉路，因为我刚开始对它既缺乏认识，也没有勇气和机会去认识。在这个国家和家庭生活之中，禁忌包围着我，无处不在：直到大概25岁我才找到机会真正开启自己，吐露心声，借此也更好地了解了自己，而只有在那些将我培养成心理医师所必需的职业训练中（此后我逐渐将它们视为能够解救我的礼物），我才渐渐走出了牢笼。我选择了这样一份工作，主要是为了可以在别人身上观察和治疗那些我不想从自己身上认识的东西，这样的话，痛苦的体验对我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我现在会时而有意时而无意地回到我神经机能症的世界中，逃到我内心的牢房里，但是我还能找到出来的路，而且我十分感谢朋友们的帮助使我能重新走出来。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同事们，我们亲密团结，彼此交流。这是我始终都需要的，它使我可以在心灵痛苦的汪洋中找到一种如在家中的安全感。他们也使我知道自己的失败和错误之处，然后必定会为我提供帮助和保护。还有我工作及生活上的伴侣，玛丽特•诺依曼，她的倔强和直截了当的评论对我是一块特殊的试金石，同时也是我进一步拓展知识和弄清母性及女性方面问题的一大挑战。她以她清新、不加矫饰的坦率和爱的真挚成为了我最重要的“女医师”。我们亲密联系的基础主要是情感上的共同体验，我们一起经历爱与恨，恐惧与欢乐。
作为心理治疗医师我可以在这个国家生活得很好，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每天都要听别人大倒苦水并想办法处理这些情况。这种时候我也必须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耐心和能够容忍的底限。而对我自己的治疗就慢慢变得轻松多了，因为我不必如此费力地去应付自己。只不过我对那些在自己身上从未了解和体会过的经历和状态还是会感到忧虑。这些年来我对前民主德国人的生活确实也积累了一定的认知。但因为人们公开谈论心理治疗中全部真实的一面是不可能的，而我也看不到任何我们心理医师能够被人倾听并对整个社会的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希望，所以这些认知变成了我不断加重的负担。很多时候我在治愈一个痛苦不堪的人时（他本来可以不必如此）必须在即将治愈时停止，预防治疗法和心理社会学上的变更在社会上和医学中又无法找到空间来实现，这些让我非常难以忍受。我一直在不停地摇撼着这座监牢的栏杆，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表达我的评论和不满的机会，而对自己的省察就比我的怒气强有力的多了，所以我将自己现在的这种公众责任感，包括这本书，看作是对这种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生活境况的一种回应。在两德统一的“转折点”后，我才找到了终于可以吐出心中块垒的机会，同时我也把使公众了解我的特殊经历视为己任。现在我可以如释重负地写下几十年来我所经历的、储存的、承受的和一同参与的所有事了。曾经我也尽可能地接受了“保持沉默”的要求并安慰自己说，我可以在我“心理治疗的岛屿”上破坏这个社会制度中的规范。当然，我也利用了这种可能性——这对我和许多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即便如此，这也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作为心理医师，我的日子也一直比病人们好过。我一直躲在教会救济会和所从事专业的保护空间里，而他们则必须重新回到没有保护的社会生活中去。
我的分析角度和分析能力建立在数千个病人对一位心理治疗师打开心扉的基础上。心灵的痛苦和身体的缺陷使人们认识到真相，而这些认识他们本来更希望继续对自己也对别人一直隐藏下去。不管怎样，在这最近的几十年中，自从我们的心理治疗诊所在哈勒市新教教会救济会成立以来，已有大约5000人来就诊。尽管这种经历很沉重，但对许多人而言，我的治疗看来应该还算轻松，因为我都是从心理病患出发，假设自己不是个相关者，只是把出现的问题圈定在心理疾病的范畴去感知和接受。否则，我会不能也不愿去做多少事。我早已认识到（虽然自己也经历了一些痛苦）：人都是不能被什么东西说服的，我也不能要求真相为我存在。当然，我的生活中也有好的经历，那就是那些传播出去的知识在其他人那儿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因为他们其实都已足够成熟，只不过需要一个推动力而已。我相信，即使从另一方面来讲，公开发表的言论被人滥用是不可避免的事，也没有人愿意放弃这份人与人之间相关联的工作。
其实在职业方面，如果我没有了解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威廉•赖希、亚瑟•扬诺夫、亚历山大•罗温、费瑞兹•皮尔斯、爱丽丝•米勒、霍斯特-埃贝哈德•里希特、沃尔夫冈•施密特鲍尔、于尔格•维利和其他一些人 ，并将他们视为我精神上的父母，我本来应该只能在这个与外界隔离的民主德国的社会中勉强维生——身心问题和社会危机一直伴随着我。同瓦尔特•莱西勒、戴维•柏德拉以及伊娃•赖希友好的私人交往在我发展的道路上给了我很大的激励。还有我的老师们，前民主德国心理治疗学界的两位重要人物——于尔根•奥特和库尔特•赫克，我必须对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我在东德第一个由于尔根•奥特带领的“狂热的”个人体验小组中受到了深刻的启发，并找到了我在心理治疗师发展道路上重要的指导方向。从库尔特•赫克那里我学习领会了群体动力学的进程并将其应用于治疗。他那执拗的力量和敏感来源于恐惧感和对人与人之间亲近的向往，这种力量和敏感性极大地推动了我，并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是我人生中最好的课堂。
在这本书中我将社会角色形容为对压制的代偿性尝试。我发现这些社会角色我都有份参与。我将自己的政治立场、职业及公众责任感归为反对派。思想上我是一个空想家，而在每天的日常工作中我却完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
我的反对态度刚开始更多是一种家庭造成的结果，而不是我有意识的自主行为。我的祖辈们背景简单，生活简朴，而到了我祖父和父亲这一代便凭借着一股汲汲营取的工厂主精神以一家中型企业成功“跻身”于德国资产阶级，也开始背弃了自己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出身，成为反共产主义派。对物质占有的追求成为避免内心贫乏的支撑和意义所在。1945年他们从南德的家乡被驱逐出来，这一直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心灵创伤，这种创伤本来很有可能引起心理问题，但它在这个统一社会党执政的国家中找到了恰当的替罪羊 （有意思的是并不是在希特勒和纳粹的反动统治下！）。因此我从小就不断地耳闻目睹“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谎言、伪装和弊端。人们只愿获得西德的讯息，这被视为一种荣耀，东德的新闻则受到蔑视，东德的人们只能从自己的国家得到关于已有的官方公告或是天气报道的信息。实际上，我是在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也是一个相似的牢笼——红色与黑色 ——它们存在于党派和教派系别之中。只有到了大学我才与来自其他心理社会群体的同学们建立了联系，也只有当我刚成为一名年轻医生时，我才亲自好好地认识了统一社会党的同志们，在这过程中也结识了很多好朋友。尤其是与罗尔夫•海因里希的真挚友谊一直持续地影响着我。
因此，一方面，这种周旋于家庭、社会和学校之间的双面生活为我带来了千头万绪的烦恼，这种痛苦我一般通过性情上的分离和感情上的压抑来克服，另一方面，这个“游戏”也引起了一种侵略性的削弱效果，它揭露和谴责了大部分红色教师和一些参与密谋的朋友圈子中干部们的愚蠢和性格弱点。
反抗对我而言是介于听命于父母和对那些在庸俗市侩与鼠目寸光的政府压制下的替罪羊进行情绪上的发泄这二者之间的一种折中选择。这样的生活毕竟比揭露自己家庭中的小市民的庸俗习气要来的轻松。所以有一点我毫不怀疑，那就是这个社会无论在民主还是精神层面上都不合理合法。它强迫人们去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这恰恰向我证明了，这个社会并没能因“社会主义”这一名称而使用法制。在我看来，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是赶走小鬼却招来阎王（消小难，招大灾）。想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论证“现实社会主义”，对我来说，意义等同于中世纪时的人们顶着耶稣基督的名号进行严刑审讯，并对所谓的“巫婆”实行火刑。
只有在与那些有同感的专家们的讨论交流中我的反对理念才迈向一种更加成熟的境界。先是摆脱父母的影响，然后消除医学和神学的影响，最后我发现自己主要在工作中找到了自我定位。虽然这份工作反对重要的权威们：政府、教会、医学、父母，站在它们的对立面，但是不再是以那些传统的家庭内容和天真幼稚的抗议来进行反抗，而是用经验主义的经历对抗这个“神圣”制度的虚伪性。
所以我的反抗态度是代偿,同时也是成熟的表现，只有我的举止才能泄露出，我是更多的在这一派还是另一派活动。
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呢？我想让人了解我生活和成长的历史，以理解我的处境。我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前提条件不同，我也可能会重新找到另外一个社会角色，那我就不可能会如此“宣扬”了。我“注定”要沉默，现在其他人都在沉默，然后……我想划清受害者与执行者的界线，不原谅，也不把这二者等同。无论如何，过错和道德责任都客观存在，没有人可以用自己的童年、父母或国家的控制力来为自己开脱。归根结底，只有分析主观看法和个人立场才有可能去深入地思索过去惨痛的历史，才有可能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和责任。这些过失不能被推卸到替罪羊们或政府的头上。
如果有谁把我以经历得出的推论当成一种飘渺的理想，那他是正确的。怀着这种理想，我会将我的希望继续下去，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当我因为自己的信念和感情在父母和老师那里不能被接受和理解时，是它哺育和保护着我。从根本上讲，它主要与一种基本的感觉有关：我是讨人喜欢的，我的感觉很好。虽然没人跟我印证这一点让我感到难过，但我牢牢地握住这希望：我会被人欢喜地接受和公平地对待。我现在还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梦想：我们人类可以形成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人们的基本要求都会得到更好的满足，这个希望我认为非常合理有据，我将不会放弃它。在我的工作中，这些愿望中的许多都已经成为了现实。我幻想的基础来源于可感受到的事实。“心理革命”是一项现实，而“治疗文化”还是一种设想，这引发了不可调和的紧张对立，因为这二者中一个不能脱离另一个而真正长久地单独存在。这种天性与文明之间特殊的紧张对立在这个“现实社会主义”中很容易变质成一种病态的“文化”。东西德合并前那种近乎犯罪性的政策和它之后灾难性的继续是我评论的中心内容。我很肯定，在这一点上我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愿一起寻找另外一个共同生活的社会结构和新的管理方式，我们的政客，同时也是罪犯们，会在一个悲剧性的网中纠缠，无法摆脱，而“当局那些领导们”自然就会被拿来当作最合适的“救世主”或“替罪羊”。
在我身上我也发现了一些如同当权者一样处事和进行代偿的倾向。想通过有所成就来“治疗”我以前所受伤害的想法很快说服我必须在这个等级社会中达到一个“高度”。这样我就可以不必受人如此践踏，反而可以自主地决定其他人的命运了。因此学术性的工作对我始终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种想法使我完全与大众的功利性和追求成功的原则相符合：如果我已经身陷其中遭受谩骂，那么我宁做铁锤不做砧板。我能够很好地通过权力行为来掩饰自己的软弱无能。在这一方面，我和压制人民的社会体制中的那些当权者们只有是否公开和数量多少上的差别而已。作为丈夫和父亲，我无奈地成为了权力行使者的角色，当我尝试着用专制的行为来平衡我情绪上的郁闷时，我不得不接受了自己担任当权者的苦涩体验。虽然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需要我扮演这么一个权威性的角色，我自己却十分痛苦，始终在大家对我的合理期望和自己的心愿之间徘徊不定，内心充满矛盾。所以我有时会避免使用“权力”，并在一次要进行必要的争辩时逃开了。当这种紧张状态或争执的内容涉及父母给我造成的还没有克服的心理创伤时，我就会逃避。所以对我的孩子们来讲，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对婚姻中依赖性的问题也只会通过分手来解决。任何时候我都将权力行为视为一种不利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诊所负责人这种“经典”的角色分配使我感到十分难做。因此我总是在大家共同协商之后才作决定，尽可能不用指示或规定的方式。所有的矛盾和问题我们都以小组公开讨论的方式来解决，实际工作事务中也不存在私密的交谈。在此过程中我不仅要支付一笔“学费”，令人更感到压力巨大的是有的同事们希望我不要脱离领导角色，并希望我“务必”要么严格、有制裁力，要么强大、乐于助人，或者蛮不讲理也行，只要能够便于继续执行自己幼稚的体验或意志。所以我也认识到执行者—受害者这一辩证关系，这个在权力两极正反相对的角色扮演中的基本问题。当我考虑到我每次在没有公开说明造成我外在表现和行为的背景原因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会对人产生何种影响时，当我预言那些我自己并不真正代表的思想和信念时，我就会对自己“当权者”的角色感到怀疑和没有把握。
我也将自己视为一个野心家，始终企图利用事业上的虚荣心和成功来修补早期受到的心灵创伤。学校早就为这种错误的观念提供了最好的发展平台，使它愈演愈烈。刚开始时，人们用表扬和少量的奖金来灌输给我功利观，这种观念以后逐渐成为自然。当我因为工作勤奋为人夸赞或由于外表给人的安全感、战斗力和执行力被人称羡的时候，我有时是迷茫的，并感觉自己像一个骗子。因为我太清楚自己努力的真正动力是什么了，这也正是我缺乏安全感和充满欲念的表现。尽管我是无党派人士，也没有对事业上的成功有过分虔诚的追求，但为了更好地适应和生存，我也已经 “支付”了不健康的功利心作为代价。我更频繁地礼貌微笑，简单地保持沉默，或在我心底里其实想呐喊咒骂或痛哭的时候，希望这一切都将很快过去。只有将这些情绪定义为心理疾病才能稍感释怀。
在日常生活中我都是随大流。我甚至在原民主德国的少年先锋队和自由青年联盟中还当过“领导”。那时我就已经忙着使用那些公式般的托辞了，“为了阻止更糟的事发生，我们必须把事情做到最好！”——对此我真的感到很吃力。我也曾经是德国体操与体育协会、德苏友好关系协会、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和文化协会的成员。我并没有举行一个成年仪式，因为这在1957年还不算是一项惯例，更多是一种例外情况。当教会救济会成为了我的雇主时，我退出了自由工会联合会，在我的女儿被禁止继续念高中的前一天，我在某个宴会上“敬”了县教育局一杯烈酒，并离开了文化协会。这已经达到了我能适应的极限。尽管我对许多“基督徒”们虚伪的言行和“以上帝之名”进行的某些实际行为——某些教导、报道和心灵指引（这些行为使人们患上神经机能症）感到非常愤怒和失望，我仍然还是民主德国新教教会中的一员。
我是个医生，这些病症的产生和其以后的慢性发展，我认为很大一部分责任应归咎为医学。我在教会救济会工作，并从在教会的实践经历中认识到了在人们对宗教的需求中心理的阻碍和陌生化。我是个随波逐流的人，在伪装成一个礼貌、友好、体面、认真的人的假面下隐藏着憎恨、嫉妒、报复欲、悲伤和一些色情的性幻想。
作为一个逃跑者和出走者，我本身必须在教会救济会的“心灵的岛屿”上认识自己。想逃离这个国家的念头一直都存在，只不过通过向教会 “自由空间” 的逃亡被控制住了。尽管能找到很多反对出国的的理由，我还是会在模糊的希望中“玩火”，希望也许会引发另一种局面能打消我逃往西德的决定，这样我也许还能感到很有壮烈的“英雄气概”，还有一种可能是被取消国籍，那媒体一定会伴随以大量报道。事实上，在与父母的争执中我“逃跑”了。因为他们，我受到了精神上的阻碍，而这则帮助我在东德能够一直坚持下去，我也试图用一次在东德内部的流亡作为妥协来消除这种阻碍。我始终感谢教会救济会，尤其感谢会长莱因哈德•图赫给予我的保护和给予在政府的监视及教会的限制下难得的工作自由，这让我的坚持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这本书是我利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在12周内的“狂热”状态下完成的。我并不把它理解为一部“科学论著”，而是作为个人经历的写照，所有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我在过去十年中的情感经历。它们早就在我的肚子里、心里、脑子里积攒着。现在我终于一吐为快，将它记录下来。这也是我的“悲伤疗法”的一部分，是我探究和思考过去沉重历史的个人尝试。我有理由为一种被强迫的、重重束缚的生活感到愤怒，这一点我并不想隐瞒。这本书中的许多东西都是怨愤、悲观的，但这并不是基于我自己的情绪状态。我很清楚，我这个人已经被我所在的这个国家中的生活侵吞了。我是这个社会压制下的受害者，同时我的工作也欢迎人们能够对我倾倒他们的情感垃圾。这一过程中我收集了许多辛酸、痛苦和悲伤的事。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在刚开始摘下自己的面具时心里都满溢着痛苦。这种经历对我的生活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条道路呢？我内心创伤的实质在于，我知道自己生命中的基本经验就是：我不能像自己本来设想的那样生活。我父亲给我这样的忠告：要精明强干，找一份赚钱多的工作，因为说到底，金钱统治世界。对于母亲，我则应当成为她的“阳光”，以照亮她时常出现的情绪阴霾，而我自己的要求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也确实当上了医生，很好地满足了父亲提出的保证安稳生活的期望，也达到了母亲希望我令其他人感到愉快的要求。
虽然遵从父亲的想法成为了医生，但以此我也开始了我的自主战，我选择了精神病学作为专业学科。因为这是我所知的唯一没有完全将灵魂与精神排除于认知以外的医学专业。在这个专业中我继续着自己寻找自我的旅程，而这也是唯一一个我父亲不能理解和接受的专业。我总是作为代表和这个专业中的权威们进行抗争，揭露他们的专制和装腔作势，同时也通过心理治疗学的职业教育学习逐渐变得更加成熟和明智。但是只有通过躯体治疗的方式，我才找到了同自己情感真正的联系，并减轻了母亲让我实施的精神帮助这一任务的分量，这也使我的工作发生了改变。我还没有结束自己的精神寻找之旅，这条道路是无穷尽的。在我的生命中有一座介于行动与感知之间的陡峭的山峰，我在不断攀登，而那些病症则更经常地迫使我一再接受情感的严酷考验。尽管通常会获得一种解放似的欢欣作为酬报，我还是一直对这条道路心怀畏惧。
为了最终能够被理解和接受，时至今日我一直在不懈地努力。我也认识到，我在大部分时候都在克制自己，于是满足我最深的渴望对别人来说就会很难，对这一点我也心怀恐惧。我苦涩的泪水会在能够感受到内心深处的亲近和接纳时喷涌而出，因为我最初的疮疤又被揭开了。我极端且笼统化的言论可能会引起某些人的反感，对此我的做法是远离他们，为自己制造一段距离。我需要这种疏远，可以使自己不会因大量接受别人的意见而感到忧虑。我与占据优势的对手（父母！）作斗争，保护我自己的感受和得到的经验；与那些压制性的影响力抗争，揭露这个操纵机制的危险性，同时还要不被“驱逐”，这种矛盾的痛苦折磨深刻地影响并造成了我如今这种整体的生活状态，我用这本书暂时为它划下一个句点。郁积于心的感情是我写这本书的推动力。除此之外，我也把投身于为自己也为他人的“心理革命”视为我为之终身奋斗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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