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昭蓉之说大误

台湾学者庆昭蓉的《略论黄文弼所发现之四件龟兹语世俗文书》（第290-312页），首次将这四件龟兹语文书全部加以转写和译注（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并推测黄文弼在整理出土物品时，“极可能是出于记忆之误植或登记数据之误认”，误将四件文书的出土地点报告为托库孜撒莱僧坟遗址。其主要理由之一是，黄氏日记只说“发现古物甚多，有经纸数块，长尺许”，未提纸上文字为汉文抑或其他民族的古文字，而在黄氏的用语习惯中，“经纸”不仅用来指汉文和民族文字的佛经写本，甚至包括汉文的官文书。可惜她没有注意到，黄氏《日记》中固然未提纸上文字，但他却在1930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所作蒙新考古报告中明确说过：“巴楚。。。托和沙赖。。。工作二日，掘获古物两箱，泥像木器为稍多，残纸亦有少许，要皆为印度文书也。”可见，早在1930年，黄文弼已经明确提出托库孜撒莱出土的残纸为“印度文书”，所以绝不存在庆昭蓉所说“单凭1929年9月26日日记，很难推知他在僧坟中发现的‘数块经纸’究竟外观如何”的问题。黄文弼报告曾刊于《地学杂志》1930年第3期）和《燕京学报》（1930年第8期），可惜庆昭蓉未能参考。这次《黄文弼研究论集》已经收进这份报告（第15-18、18-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