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延续的“公共性”
新近出版的“上海史研究译丛”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史研究的趋势，由国内外研究成果汇集而成，领域涉及上海的警察、妓女、学校、工业、会馆等各个方面，大多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填补了上海史研究中的许多盲点。小浜正子博士的《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以社团史为切入点，将上海民间社团的发生渊源、近代变革以及与政党国家的互动关系作为研究内容，建立起关于近代上海“公领域”的产生与展开以至消失的历史，不失为上海地域社会史研究的优秀之作。
小浜博士充满感情的写作、娴熟的史料运用，关于上海“公领域”的完整叙述，在熊月之先生与葛涛先生的介绍与评论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确实，对近代上海民间社团的研究，以往多集中于同乡会馆、秘密社会、帮会等领域，小浜博士选取的一些新的论域，如社团的财政问题、救火会的社会承担等，使得近代上海社会面貌更为明晰，以往受到忽视的资料得以重现。但是，从全书的整体构架来看，在问题的设定与论述的逻辑上，还有值得商榷的问题，以及由此问题延伸出来的关于中国社会公共性的思考，也不得不纳入对此书的进一步探讨之中。
作者最大的努力，在于试图将近代上海的社团及其活动加以泛化，以归结出具有相对普适性的某种模式，即以“公领域”的展开与缩减过程为中心进行总体的设计，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团活动置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作为近代上海地域社会的主要舞台与重要历史力量。从事实上看，作者似乎过于迷恋上海的都市魅力，以至于迷失在丰富的社团活动之中而抛弃了这个地域真正的丰富性。在获得了社团活动的完整图样之余，上海都市社会的复杂性并未得到充足的揭示，这一缺陷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社团活动只是近代上海社会众多社会活动的一个层次，围绕于作者的“公领域”问题设定，这一层次被过于鲜明地抽离于各种社会力量及其层出不穷的活动之外，从表面上看，作者所设计的关于“公领域”的线索清晰地表现在各种社团的传统背景与近代转型，乃至政党政治的汹涌激流之中，事实上，社团的存在与发挥作用都深深嵌入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效力范围之内，任何活动都难以在排除了与社会思想、政治形势以及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而独立获得有效的解释。这些方面都是作者在徜徉于新鲜的社团资料时避而不谈的。
其次，在叙述社团活动本身之时，作者反复强调的也只是社团之间的网络与联系，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竞争与矛盾关系。作者的主要切入点以社团的慈善事业为主，因此所有社团活动又几乎被简单化为种种慈眉善目的义举，社团络的联接点被刻意设定为有利于构建都市社会统一性的合作型行为，这些行为在作者笔下承担了风云网变幻的政府与散乱不堪的社会所难以完成的责任，即“公领域”的辐射过程。作者往往以面对重大危机时刻，如五四运动、五卅事件时社团之间所体现的统合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之下的一致行为，掩盖了非危机时期社团存在的复杂面貌。在实现社会救济的方式、筹集资金的渠道、争夺有力的资源等方面，社团之间的差异性不仅仅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甚至是真正构成上海社会平衡关系的重要张力。
第三，作者在第三部分关于国家、政党与“公领域”之间的互相渗入的叙述之中，及时注意到政治因素对社团活动的部分影响。作为社团的监督管理者与资金来源之一，南京政府确实扮演了不断赋予社团地位与合法性的官方角色，由此经历借助社团进行国民统合，达到一种“社团体制”（Coporatism）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却按照同一种思路被简单化为南京政府对社团的重组、对精英领导的公共性的重建过程，涉及到二者具体关系与行动逻辑的论述，作者仅仅以类似的线性描述来概括。事实上，作者没有涉及的环节，如政府介入社团的采取了何种具体思路与行为方式、在施展抱负的过程中的成败偏离与博弈关系，社团的回应及其效果，以及对此后上海社会造成的实质性影响等等，在解释社团活动的内在逻辑及社会效应时不容忽视。同时，若全面考虑以社团为中心的活动机理，南京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同样重要，仅从政治层面看，充斥于上海社会明暗面的党派、群体如中共、帮会、无政府主义者等势力对社团组建与活动过程的插手，导致民间公共活动性质、行动主义的不断转变，无疑与南京政府的介入分享着社会运动的领导权。由此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带有志愿性质的社团运动与大范围社会动员在发生的机制与实现效果上，究竟有何不同？它们的交叉关系是否真能分类叙述？
从总体上看，作者对“公领域”的整体设计在不断地限制全书的思路与论述内容，如吉泽诚一郎的书评所言，公领域的概念应当包括共通性与差异性两个方面，此书涉及的内容不仅片面地体现于共通性一面，并且将之涵盖了社会公共活动的所有行为模式。事实上，吉泽先生提出这一批评仍是以承认中国公共性空间的存在为前提的，只是提醒研究者应当注意其中的差异性。但若从概念本身来看，小浜博士关于公领域概念的界说首先就存在几个小问题，例如在《序章》的图表设计上：
（图片显示不出来，囧～）
公领域（教育、社会福利、治安、基础设施治理等）
各种社团（associations）
（家族、宗族、私人经营、朋友关系、与公益无关的其他活动）
（1）当作者的论述以“公领域”为框架贯穿始终时，其中存在的预设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事实上，这一模式不仅在学术界已得到广泛的反思，而且在当时的场景中并不真实存在。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仅仅是便于历史叙述的思维模式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近现代的社会活动都是在主流话语的统摄之下，以整体的国家利益为依归的，“社会”并不是一个自足的存在，而是实现国家政治形态蓝图的一种途径。作者在图中将国家与社会分离对立，仍是将这一预设作为重要的前提来处理，自然容易忽略民间社会活动与国家、个人之间复杂的镶嵌关系。
（2）以上前提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社团活动成为相对孤立的运行主体，肩负了整合上海社会的最主要任务，以应对各种社会危机并组织社会运动。而对于解释地域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这一孤立的路径并没有达到其根本。社团公共行为自身的运动、与党派政治的互相争夺，以至在整个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应对的方式，实现的效果，都不能仅仅以一帆风顺来概括。
（3）从图中看，公领域与私领域为互不相干的两部分，按照作者的界定，私领域中包含的家族、宗族、私人经营等内涵恰恰在述及社团活动时被反复提及，作者的主要叙述对象，如同乡会馆、善堂、工会、商会等社团，正是扎根于宗族势力、私人资本以及庞杂的人际网络之中，完全脱离了这些传统因素的现代社团，已不在作者的叙述范围之内了。由此可见，公私领域的界线要比图中的框架模糊得多，或者说，公领域的存在，本身就弥散于各个社会空间之中，越是清晰的界定距离事实就越远。
由公领域的探讨所引申出来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离开此书本身作进一步的思考。上文也提到，就社团活动而言，在精英领导下社会民众的志愿活动与社会动员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志愿活动有其深厚的传统资源与历史背景，面临近代社会转型的重大变革处境，政党政治的上升所采取的宣传、动员等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输入，对社会行为模式的影响以何种方式渐渐取代传统社团模式？来源于宗教意念与伦理道德的传统慈善目的与民族国家、社会责任等现代性国民意识之间的关系，个人行为在社会变动中的交错，如何融入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与追求当中，这些问题都相当复杂，仅仅以近现代社团活动为中心来考虑，都是难以理清又十分有趣的的一幅多彩画像。
在最后，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为何近代上海的“公共性”在新中国没有得到延续？她的回答是，由于中国的地方性差异以及战争的影响，阻断了公共性在新中国得以延续的可能性，并寄望于当代中国能延续类似近代上海的“公共性”，更大地发挥社会的自主性。这一问题的基本前提对于政权交替时期的历史考察是特别重要的，事实上，作者所谓的公共性的消失，意在表达新政权建立之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新调整。按我的理解，即个人被赋予新公民身份后，脱离原有网络而抛入由相类独立因子组成的社会之中。就社会存在方式而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初步成熟，“党”和“人民”成为全新的身份认同链条的标本，新的政治建构取代所谓精英、团体的点状作用，所有社会阶层被彻底洗牌后建立统一的国民身份体系，在城市，此过程包括对工业所有权变更达到的资本均分、对文化事业的整顿管理、社会成分的划分与确认、相继建立的有关居民日常生活的各种小组（如清洁卫生小组、自来水管理小组、居委会等）等，这些系统性的规训措施来源于新政权确立合法性根基的需要，向上承接于中共早期对国家形态的政治设计，并通过长期在农村与城市的实践所获得的经验资源，在传统社会格局难以维持新的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前提下，达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在对待传统资源的态度上，中共得以在党派政治的激流中最后胜出，正是得益于对原有传统社会空间的大胆压缩，以及面临社会网络时惊人的决断力。
近现代史研究的任何一个维度都可以延伸出多种不同的解释框架，对于上海城市史领域而言，小浜博士对于公共性的解读对于社团史资料的整合是十分有效的，但最大的局限也正在于过分执着于统一的解释框架而牺牲了对上海社会复杂性的充分释放。
小浜博士充满感情的写作、娴熟的史料运用，关于上海“公领域”的完整叙述，在熊月之先生与葛涛先生的介绍与评论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确实，对近代上海民间社团的研究，以往多集中于同乡会馆、秘密社会、帮会等领域，小浜博士选取的一些新的论域，如社团的财政问题、救火会的社会承担等，使得近代上海社会面貌更为明晰，以往受到忽视的资料得以重现。但是，从全书的整体构架来看，在问题的设定与论述的逻辑上，还有值得商榷的问题，以及由此问题延伸出来的关于中国社会公共性的思考，也不得不纳入对此书的进一步探讨之中。
作者最大的努力，在于试图将近代上海的社团及其活动加以泛化，以归结出具有相对普适性的某种模式，即以“公领域”的展开与缩减过程为中心进行总体的设计，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团活动置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作为近代上海地域社会的主要舞台与重要历史力量。从事实上看，作者似乎过于迷恋上海的都市魅力，以至于迷失在丰富的社团活动之中而抛弃了这个地域真正的丰富性。在获得了社团活动的完整图样之余，上海都市社会的复杂性并未得到充足的揭示，这一缺陷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社团活动只是近代上海社会众多社会活动的一个层次，围绕于作者的“公领域”问题设定，这一层次被过于鲜明地抽离于各种社会力量及其层出不穷的活动之外，从表面上看，作者所设计的关于“公领域”的线索清晰地表现在各种社团的传统背景与近代转型，乃至政党政治的汹涌激流之中，事实上，社团的存在与发挥作用都深深嵌入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效力范围之内，任何活动都难以在排除了与社会思想、政治形势以及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而独立获得有效的解释。这些方面都是作者在徜徉于新鲜的社团资料时避而不谈的。
其次，在叙述社团活动本身之时，作者反复强调的也只是社团之间的网络与联系，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竞争与矛盾关系。作者的主要切入点以社团的慈善事业为主，因此所有社团活动又几乎被简单化为种种慈眉善目的义举，社团络的联接点被刻意设定为有利于构建都市社会统一性的合作型行为，这些行为在作者笔下承担了风云网变幻的政府与散乱不堪的社会所难以完成的责任，即“公领域”的辐射过程。作者往往以面对重大危机时刻，如五四运动、五卅事件时社团之间所体现的统合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之下的一致行为，掩盖了非危机时期社团存在的复杂面貌。在实现社会救济的方式、筹集资金的渠道、争夺有力的资源等方面，社团之间的差异性不仅仅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甚至是真正构成上海社会平衡关系的重要张力。
第三，作者在第三部分关于国家、政党与“公领域”之间的互相渗入的叙述之中，及时注意到政治因素对社团活动的部分影响。作为社团的监督管理者与资金来源之一，南京政府确实扮演了不断赋予社团地位与合法性的官方角色，由此经历借助社团进行国民统合，达到一种“社团体制”（Coporatism）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却按照同一种思路被简单化为南京政府对社团的重组、对精英领导的公共性的重建过程，涉及到二者具体关系与行动逻辑的论述，作者仅仅以类似的线性描述来概括。事实上，作者没有涉及的环节，如政府介入社团的采取了何种具体思路与行为方式、在施展抱负的过程中的成败偏离与博弈关系，社团的回应及其效果，以及对此后上海社会造成的实质性影响等等，在解释社团活动的内在逻辑及社会效应时不容忽视。同时，若全面考虑以社团为中心的活动机理，南京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同样重要，仅从政治层面看，充斥于上海社会明暗面的党派、群体如中共、帮会、无政府主义者等势力对社团组建与活动过程的插手，导致民间公共活动性质、行动主义的不断转变，无疑与南京政府的介入分享着社会运动的领导权。由此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带有志愿性质的社团运动与大范围社会动员在发生的机制与实现效果上，究竟有何不同？它们的交叉关系是否真能分类叙述？
从总体上看，作者对“公领域”的整体设计在不断地限制全书的思路与论述内容，如吉泽诚一郎的书评所言，公领域的概念应当包括共通性与差异性两个方面，此书涉及的内容不仅片面地体现于共通性一面，并且将之涵盖了社会公共活动的所有行为模式。事实上，吉泽先生提出这一批评仍是以承认中国公共性空间的存在为前提的，只是提醒研究者应当注意其中的差异性。但若从概念本身来看，小浜博士关于公领域概念的界说首先就存在几个小问题，例如在《序章》的图表设计上：
（图片显示不出来，囧～）
公领域（教育、社会福利、治安、基础设施治理等）
各种社团（associations）
（家族、宗族、私人经营、朋友关系、与公益无关的其他活动）
（1）当作者的论述以“公领域”为框架贯穿始终时，其中存在的预设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事实上，这一模式不仅在学术界已得到广泛的反思，而且在当时的场景中并不真实存在。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仅仅是便于历史叙述的思维模式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近现代的社会活动都是在主流话语的统摄之下，以整体的国家利益为依归的，“社会”并不是一个自足的存在，而是实现国家政治形态蓝图的一种途径。作者在图中将国家与社会分离对立，仍是将这一预设作为重要的前提来处理，自然容易忽略民间社会活动与国家、个人之间复杂的镶嵌关系。
（2）以上前提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社团活动成为相对孤立的运行主体，肩负了整合上海社会的最主要任务，以应对各种社会危机并组织社会运动。而对于解释地域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这一孤立的路径并没有达到其根本。社团公共行为自身的运动、与党派政治的互相争夺，以至在整个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应对的方式，实现的效果，都不能仅仅以一帆风顺来概括。
（3）从图中看，公领域与私领域为互不相干的两部分，按照作者的界定，私领域中包含的家族、宗族、私人经营等内涵恰恰在述及社团活动时被反复提及，作者的主要叙述对象，如同乡会馆、善堂、工会、商会等社团，正是扎根于宗族势力、私人资本以及庞杂的人际网络之中，完全脱离了这些传统因素的现代社团，已不在作者的叙述范围之内了。由此可见，公私领域的界线要比图中的框架模糊得多，或者说，公领域的存在，本身就弥散于各个社会空间之中，越是清晰的界定距离事实就越远。
由公领域的探讨所引申出来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离开此书本身作进一步的思考。上文也提到，就社团活动而言，在精英领导下社会民众的志愿活动与社会动员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志愿活动有其深厚的传统资源与历史背景，面临近代社会转型的重大变革处境，政党政治的上升所采取的宣传、动员等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输入，对社会行为模式的影响以何种方式渐渐取代传统社团模式？来源于宗教意念与伦理道德的传统慈善目的与民族国家、社会责任等现代性国民意识之间的关系，个人行为在社会变动中的交错，如何融入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与追求当中，这些问题都相当复杂，仅仅以近现代社团活动为中心来考虑，都是难以理清又十分有趣的的一幅多彩画像。
在最后，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为何近代上海的“公共性”在新中国没有得到延续？她的回答是，由于中国的地方性差异以及战争的影响，阻断了公共性在新中国得以延续的可能性，并寄望于当代中国能延续类似近代上海的“公共性”，更大地发挥社会的自主性。这一问题的基本前提对于政权交替时期的历史考察是特别重要的，事实上，作者所谓的公共性的消失，意在表达新政权建立之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新调整。按我的理解，即个人被赋予新公民身份后，脱离原有网络而抛入由相类独立因子组成的社会之中。就社会存在方式而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初步成熟，“党”和“人民”成为全新的身份认同链条的标本，新的政治建构取代所谓精英、团体的点状作用，所有社会阶层被彻底洗牌后建立统一的国民身份体系，在城市，此过程包括对工业所有权变更达到的资本均分、对文化事业的整顿管理、社会成分的划分与确认、相继建立的有关居民日常生活的各种小组（如清洁卫生小组、自来水管理小组、居委会等）等，这些系统性的规训措施来源于新政权确立合法性根基的需要，向上承接于中共早期对国家形态的政治设计，并通过长期在农村与城市的实践所获得的经验资源，在传统社会格局难以维持新的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前提下，达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在对待传统资源的态度上，中共得以在党派政治的激流中最后胜出，正是得益于对原有传统社会空间的大胆压缩，以及面临社会网络时惊人的决断力。
近现代史研究的任何一个维度都可以延伸出多种不同的解释框架，对于上海城市史领域而言，小浜博士对于公共性的解读对于社团史资料的整合是十分有效的，但最大的局限也正在于过分执着于统一的解释框架而牺牲了对上海社会复杂性的充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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