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的全球化批判
正如卡斯托利亚迪所言，当代文明的问题状况在于它停止了对自身的拷问。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全球化并非一种全球一致性,而是夹杂着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包含了空间意义上的身份等级区分和社会不平等。
一些笔记：
在全球出现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过程也在形成之中。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处于本土化，这是被社会剥夺和贬黜的标志。
流动性登上了人人垂涎的价值之列：流动的自由——这个永远稀罕而分配不均的商品——迅速成为了这个后现代时期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
在这个由所谓“全球精英”制定人生游戏规则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既不愉快又令人不能容忍的处境。（p2）
全球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循序渐进的空间隔离、分隔与排斥。
拥有跨越疆界特权的“精英”们与底层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全球精英”们挣脱了经济与政治的疆域桎梏获得的独立状态；而人口的主体——“新中产阶级”——则处于两极夹层之中，经历着严峻的生存不确定性、焦虑和恐慌。（p3-p4）
我们今天目睹了世界性的重新划分阶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种世界规模的新的社会文化等级体系正在形成——市场和信息的全球化所促成的准主权、领土瓜分和身份的分离并未反映平等合作者的多样化。对某些人而言是自由选择的东西，落到其他人身上就成了残酷的命运。（p67）
华盛顿政策研究所的约翰•卡瓦纳指出：全球化给了巨富“跨国资本家”们更快赚钱的机会——他们几乎完全摆脱了对人类社会的任何良知与责任，资本可以不受地方限制地自由流动而且更有成效地进行买卖投机；与此同时，全球化在对少数人极为有利的同时，却冷落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并将他们边缘化了。（p68）
如今，“拥有全球流动权”被提升到了阶层划分的首要位置。在“全球流动人”与“被束缚于一地”的两个有着天壤之别的世界之间的鸿沟越来越难以跨越。由于媒体肆意地展露空间政府和播出全球空间的“虚拟可及性”，这种隔离就更加令人痛苦。（p85）
后现代性的两种类型的人格特征：观光者与流浪者。在此，观光者是后现代性的英雄，而流浪者则是后现代性的受害者。观光者和流浪者的共同特征都是，他们都在不断地移动，然而，他们移动的原因是不同的，前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家变得厌倦了或变得没有吸引力，因而，他们离开家园是自愿的；而后者是被迫的，对他们而言，自由意味着不必在外面流浪，意味着拥有一个家，并呆在里面。如果说观光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世界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那么，流浪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具有难以承受的冷淡。观光者旅行是因为他们想那样做；流浪者旅行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p93-p98)
正是越来越多的“跨国知识精英”——这些自信而招摇的符号制造者与操纵者阶层，站在了“全球化”的最前列；与此同时，“废弃的大众”却大幅扩增，他们被视作冗余、无用的人，因此被逐出了享有人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人类尊严。随着这一切最后发生的，是由人际纽带、责任与义务所构成的习惯安全体系的迅速而无情的解体。
资本与商品市场现在已经移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域外空间”，其位置远在民族国家主权区域之上，并因此超越了它们的监管/平衡/缓和能力——民族国家则处于资本全球化的被动接受端。
对这个星球的大部分居民而言，当今所有的变化（其代号是“全球化”），实质上是他们生活条件的一场急剧恶化——首当其冲的是一种陌生而不安全状态的来临，或者说，首先是一种丧失了先前的应对机制与措施的不安与恐惧的来临。引用布尔迪厄《遏制野火》中精当的说法：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所谓“全球精英”的新特权阶层所主导的意识形态，对于欧洲的“福利国家”中的社会权益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布迪厄认为“全球化”只是一个迷思，一个强势的言论，一个力量的概念，一个拥有社会力及让人信仰的概念，是用来是对抗福利国家的主要武器。“全球化”运动背后真正推动的是保守革命，倚靠的是进步、理性及科学（指的是经济学）以合理化其复辟，并且把真正进步的思想和行动贴上过时的标签。因此，归根结柢而言，“全球化”只不过是一个为保守者辩解的迷思。
举例言之，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正逐渐实现。借着减低各国内司法的控管，与现代沟通管道的改善（使得沟通成本下降），我们逐渐走向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这个金融市场是由某些经济体所控制的，也就是那些最有钱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国币被拿来当作国际准备货币的国家，他们因此可以在金融市场里拥有更大的自由度。金融市场做为一个行动场域，于其中，统治者（特别是美国）所占据的位置使他们可以决定此场域中大部分的游戏规则。简言之，全球化并不是一种各国金融市场均质化的过程，反而是少数几个宰制国家将其影响力扩张到所有国家金融市场里的过程。
公共空间——围绕在民族国家的代议制机构周围并由后者提供服务的公共领域，已经被剥夺了过去大多数的资产与权限，它能否再次成为对话、商谈、讨论与协调的场所？在这一点上，鲍曼对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是存有异议的——原因在于，在 公共领域之中拓展集团之间“商谈”对话的实际可行性出现了显著的衰落。鲍曼认为，在诸多的国家社会内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对话不可能产生明显的朝向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进步，而是相反——这些社会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全球资本主义的转折和变动而塑造的。正如他在《寻求政治》一书中所阐述：公共无能感和正在削弱的公共领域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在后现代社会中，个人使得公共空间“殖民化”了——公共空间成为一个公开承认个人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地方。公共空间日益缺乏的是公共问题。它无法扮演过去那种作为私人问题和公共问题聚会与对话的地点的角色。“公共空间”被“私人”占领着；“公共关注”被贬低为对公众人物私生活的好奇心；公共生活的艺术也被局限于私人事务以及公众对私人感情承认的公开展示。个体作为一个公民的保护性盔甲在逐渐地被剥除掉，与此同时，个体所具有的公民能力和利益也被剥夺一空。
有学者指出：“鲍曼关注全球化实际上是关注经济（资本）全球化的后果，或者说是关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鲍曼对这些问题与困境的思考实际上是从制度维度上对后现代性所面临的困境的思考。”
一些笔记：
在全球出现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过程也在形成之中。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处于本土化，这是被社会剥夺和贬黜的标志。
流动性登上了人人垂涎的价值之列：流动的自由——这个永远稀罕而分配不均的商品——迅速成为了这个后现代时期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
在这个由所谓“全球精英”制定人生游戏规则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既不愉快又令人不能容忍的处境。（p2）
全球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循序渐进的空间隔离、分隔与排斥。
拥有跨越疆界特权的“精英”们与底层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全球精英”们挣脱了经济与政治的疆域桎梏获得的独立状态；而人口的主体——“新中产阶级”——则处于两极夹层之中，经历着严峻的生存不确定性、焦虑和恐慌。（p3-p4）
我们今天目睹了世界性的重新划分阶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种世界规模的新的社会文化等级体系正在形成——市场和信息的全球化所促成的准主权、领土瓜分和身份的分离并未反映平等合作者的多样化。对某些人而言是自由选择的东西，落到其他人身上就成了残酷的命运。（p67）
华盛顿政策研究所的约翰•卡瓦纳指出：全球化给了巨富“跨国资本家”们更快赚钱的机会——他们几乎完全摆脱了对人类社会的任何良知与责任，资本可以不受地方限制地自由流动而且更有成效地进行买卖投机；与此同时，全球化在对少数人极为有利的同时，却冷落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并将他们边缘化了。（p68）
如今，“拥有全球流动权”被提升到了阶层划分的首要位置。在“全球流动人”与“被束缚于一地”的两个有着天壤之别的世界之间的鸿沟越来越难以跨越。由于媒体肆意地展露空间政府和播出全球空间的“虚拟可及性”，这种隔离就更加令人痛苦。（p85）
后现代性的两种类型的人格特征：观光者与流浪者。在此，观光者是后现代性的英雄，而流浪者则是后现代性的受害者。观光者和流浪者的共同特征都是，他们都在不断地移动，然而，他们移动的原因是不同的，前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家变得厌倦了或变得没有吸引力，因而，他们离开家园是自愿的；而后者是被迫的，对他们而言，自由意味着不必在外面流浪，意味着拥有一个家，并呆在里面。如果说观光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世界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那么，流浪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具有难以承受的冷淡。观光者旅行是因为他们想那样做；流浪者旅行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p93-p98)
正是越来越多的“跨国知识精英”——这些自信而招摇的符号制造者与操纵者阶层，站在了“全球化”的最前列；与此同时，“废弃的大众”却大幅扩增，他们被视作冗余、无用的人，因此被逐出了享有人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人类尊严。随着这一切最后发生的，是由人际纽带、责任与义务所构成的习惯安全体系的迅速而无情的解体。
资本与商品市场现在已经移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域外空间”，其位置远在民族国家主权区域之上，并因此超越了它们的监管/平衡/缓和能力——民族国家则处于资本全球化的被动接受端。
对这个星球的大部分居民而言，当今所有的变化（其代号是“全球化”），实质上是他们生活条件的一场急剧恶化——首当其冲的是一种陌生而不安全状态的来临，或者说，首先是一种丧失了先前的应对机制与措施的不安与恐惧的来临。引用布尔迪厄《遏制野火》中精当的说法：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所谓“全球精英”的新特权阶层所主导的意识形态，对于欧洲的“福利国家”中的社会权益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布迪厄认为“全球化”只是一个迷思，一个强势的言论，一个力量的概念，一个拥有社会力及让人信仰的概念，是用来是对抗福利国家的主要武器。“全球化”运动背后真正推动的是保守革命，倚靠的是进步、理性及科学（指的是经济学）以合理化其复辟，并且把真正进步的思想和行动贴上过时的标签。因此，归根结柢而言，“全球化”只不过是一个为保守者辩解的迷思。
举例言之，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正逐渐实现。借着减低各国内司法的控管，与现代沟通管道的改善（使得沟通成本下降），我们逐渐走向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这个金融市场是由某些经济体所控制的，也就是那些最有钱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国币被拿来当作国际准备货币的国家，他们因此可以在金融市场里拥有更大的自由度。金融市场做为一个行动场域，于其中，统治者（特别是美国）所占据的位置使他们可以决定此场域中大部分的游戏规则。简言之，全球化并不是一种各国金融市场均质化的过程，反而是少数几个宰制国家将其影响力扩张到所有国家金融市场里的过程。
公共空间——围绕在民族国家的代议制机构周围并由后者提供服务的公共领域，已经被剥夺了过去大多数的资产与权限，它能否再次成为对话、商谈、讨论与协调的场所？在这一点上，鲍曼对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是存有异议的——原因在于，在 公共领域之中拓展集团之间“商谈”对话的实际可行性出现了显著的衰落。鲍曼认为，在诸多的国家社会内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对话不可能产生明显的朝向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进步，而是相反——这些社会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全球资本主义的转折和变动而塑造的。正如他在《寻求政治》一书中所阐述：公共无能感和正在削弱的公共领域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在后现代社会中，个人使得公共空间“殖民化”了——公共空间成为一个公开承认个人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地方。公共空间日益缺乏的是公共问题。它无法扮演过去那种作为私人问题和公共问题聚会与对话的地点的角色。“公共空间”被“私人”占领着；“公共关注”被贬低为对公众人物私生活的好奇心；公共生活的艺术也被局限于私人事务以及公众对私人感情承认的公开展示。个体作为一个公民的保护性盔甲在逐渐地被剥除掉，与此同时，个体所具有的公民能力和利益也被剥夺一空。
有学者指出：“鲍曼关注全球化实际上是关注经济（资本）全球化的后果，或者说是关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鲍曼对这些问题与困境的思考实际上是从制度维度上对后现代性所面临的困境的思考。”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