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状况
刊于《新京报》（2013年12月7日）
以色列作家埃特加·凯雷特曾收到一封书店来信。信中要求埃特加以后尽量在夏天出版新书，因为在穿大衣的冬天，他的书太容易被偷了——他是传说中“在以色列作品遭窃最多的作家”，其受欢迎程度不言而喻。他的短篇小说短则两三页，长不过十数页，有旋风般的能量，常常从第一句句子起就将读者裹挟。起初还是日常生活的俗常情境，但往往，故事会出人意料地遁入另一个领域，一个充满幻想、梦境、隐喻和诡计的，或古怪奇异或超现实的世界，并在那异质、并非传统意义上“真实”的世界里，呈献现实世界的真相，揭示那些人们想要逃避的现实。
埃特加·凯雷特的短篇小说非常非常好笑。《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里的38个短篇充满各种笑点，有的甚至像段子、脱口秀、单口相声或伍迪·艾伦喜剧片里的知识分子在酒吧讲冷笑话。决不要边喝水边读这本书。然而，如同篇幅短小不等于浅薄，好笑也并不等于它们不值得被严肃看待。《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的笑话背后，有敏锐的洞察，有基于同理心的同情心，甚至黑暗的底色。这些故事在深入描绘当代人内心生活图景的同时，对于嬗变的身份、何为现实及至小说书写本身作了深刻的思考。
对于埃特加·凯雷特来说，何为现实？开首的标题短篇作了最好的回答。一名也叫埃特加·凯雷特的作家在自家客厅里被大胡子瑞典佬、问卷调查员及披萨外卖员绑架，绑架者的要求是：讲一个好故事。“在这个国家，要是想得到什么东西，就得使用暴力。”作者借绑架者之口道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以色列。而当作家埃特加将眼前的处境编成故事时，绑架者打断了他：“这不是故事，更像是证人的证词。你说的完全就是眼前的事情，完全就是我们想要逃避的现实。”这个段落是理解埃特加·凯雷特短篇小说创作的关键——在他看来，要真正地书写现实，并非“像垃圾车倒垃圾那样，把现实倒在我们头上”；而是运用想象力，“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在另一篇《谎言之境》里，主人公罗比说的谎话在一个平行世界里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这不啻寓言式地进一步阐释了埃特加的现实观：假如写小说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说谎”，那么小说本身就是这“谎言之境”；虚构故事作为心理层面的“真实”，也就代表了小说家眼中的现实。
“我是谁？”，或者说，对于身份的探寻及思考，在《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中反复出现。相比更关注国族身份的美国犹太作家，埃特加探讨身份的角度要更个人化一些，也有更多存在主义的意味。在最表层，身份和名字与外貌有密切关联。《阿里》里的女孩只交名叫“阿里”的男友，且一达到性高潮就会大叫“阿里”之名，但“我跟房东的名字都叫阿里，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她叫的到底是我还是房东”。而在《额外的生活》里，一对孪生姐妹与一对孪生兄弟结了婚，孪生者虽然相貌相同，但性格迥异，最后引发了出轨事件；但埃特加的故事并未在此止步，而是反过来探讨了出轨的本质——人们出轨，不就是有另一个相貌相同的自己，在过“另一种额外的生活”吗？——即以孪生喻身份之分裂及复杂性。同样写身份，《拉开拉链》是奇幻风格：艾拉发现齐基的舌头底下有一条细小的拉链，当她拉开拉链时，“齐基整个人就像牡蛎那样打开了”，而里面的那个男人“留着山羊胡子，鬓角修得很整齐，也没有受过割礼”——埃特加在这里同时探讨了犹太人的身份迷思。“假装成为他人”是埃特加探寻身份问题的另一视角：如《白日做梦》里的男人“会幻想自己做着别人的工作”，“会把其他女人幻想成自己的老婆”；《健康早餐》里的主角米龙则更出位，孤独的他在咖啡馆扮演他人，甚至在入戏太深被人殴打流血后反而“感到自己还活着”，因为在想象的世界里，他已经成为了他人，“想象自己正跟那个从未谋面的女人在一块，而且几乎就要成功了。”
埃特加·凯雷特1967年生于以色列，父母皆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与以色列文学传统不同的是，埃特加·凯雷特并不像阿莫司·奥兹或大卫·格罗斯曼那样直截了当地书写以色列政治。《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里虽然也涉及自杀式爆炸（《约瑟夫》）、假婚（《西米恩》）、经济大萧条（《一年到头，天天都是九月》）、战争与和平（《石榴》）、自杀（《并不完全孤独》）等社会政治问题，但埃特加书写的角度总是私人而疏离的：恐怖袭击对他而言“只是和愤怒和疏远有关”，经济大萧条的本质是“该死的钱他妈的毁了整个世界”，而自杀源自绝望的孤独——也就是说，埃特加将芜杂的以色列当代社会的表象剥离，以突出人性及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孤独、爱情、欲望、偶然等，由此从人们想要逃离的现实之中创造出好故事来——或用埃特加在标题短篇中的话来说，“他要写的不是关于政治或社会状况，而是关于人的状况——他自己正在经历的人的状况。”
以色列作家埃特加·凯雷特曾收到一封书店来信。信中要求埃特加以后尽量在夏天出版新书，因为在穿大衣的冬天，他的书太容易被偷了——他是传说中“在以色列作品遭窃最多的作家”，其受欢迎程度不言而喻。他的短篇小说短则两三页，长不过十数页，有旋风般的能量，常常从第一句句子起就将读者裹挟。起初还是日常生活的俗常情境，但往往，故事会出人意料地遁入另一个领域，一个充满幻想、梦境、隐喻和诡计的，或古怪奇异或超现实的世界，并在那异质、并非传统意义上“真实”的世界里，呈献现实世界的真相，揭示那些人们想要逃避的现实。
埃特加·凯雷特的短篇小说非常非常好笑。《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里的38个短篇充满各种笑点，有的甚至像段子、脱口秀、单口相声或伍迪·艾伦喜剧片里的知识分子在酒吧讲冷笑话。决不要边喝水边读这本书。然而，如同篇幅短小不等于浅薄，好笑也并不等于它们不值得被严肃看待。《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的笑话背后，有敏锐的洞察，有基于同理心的同情心，甚至黑暗的底色。这些故事在深入描绘当代人内心生活图景的同时，对于嬗变的身份、何为现实及至小说书写本身作了深刻的思考。
对于埃特加·凯雷特来说，何为现实？开首的标题短篇作了最好的回答。一名也叫埃特加·凯雷特的作家在自家客厅里被大胡子瑞典佬、问卷调查员及披萨外卖员绑架，绑架者的要求是：讲一个好故事。“在这个国家，要是想得到什么东西，就得使用暴力。”作者借绑架者之口道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以色列。而当作家埃特加将眼前的处境编成故事时，绑架者打断了他：“这不是故事，更像是证人的证词。你说的完全就是眼前的事情，完全就是我们想要逃避的现实。”这个段落是理解埃特加·凯雷特短篇小说创作的关键——在他看来，要真正地书写现实，并非“像垃圾车倒垃圾那样，把现实倒在我们头上”；而是运用想象力，“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在另一篇《谎言之境》里，主人公罗比说的谎话在一个平行世界里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这不啻寓言式地进一步阐释了埃特加的现实观：假如写小说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说谎”，那么小说本身就是这“谎言之境”；虚构故事作为心理层面的“真实”，也就代表了小说家眼中的现实。
“我是谁？”，或者说，对于身份的探寻及思考，在《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中反复出现。相比更关注国族身份的美国犹太作家，埃特加探讨身份的角度要更个人化一些，也有更多存在主义的意味。在最表层，身份和名字与外貌有密切关联。《阿里》里的女孩只交名叫“阿里”的男友，且一达到性高潮就会大叫“阿里”之名，但“我跟房东的名字都叫阿里，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她叫的到底是我还是房东”。而在《额外的生活》里，一对孪生姐妹与一对孪生兄弟结了婚，孪生者虽然相貌相同，但性格迥异，最后引发了出轨事件；但埃特加的故事并未在此止步，而是反过来探讨了出轨的本质——人们出轨，不就是有另一个相貌相同的自己，在过“另一种额外的生活”吗？——即以孪生喻身份之分裂及复杂性。同样写身份，《拉开拉链》是奇幻风格：艾拉发现齐基的舌头底下有一条细小的拉链，当她拉开拉链时，“齐基整个人就像牡蛎那样打开了”，而里面的那个男人“留着山羊胡子，鬓角修得很整齐，也没有受过割礼”——埃特加在这里同时探讨了犹太人的身份迷思。“假装成为他人”是埃特加探寻身份问题的另一视角：如《白日做梦》里的男人“会幻想自己做着别人的工作”，“会把其他女人幻想成自己的老婆”；《健康早餐》里的主角米龙则更出位，孤独的他在咖啡馆扮演他人，甚至在入戏太深被人殴打流血后反而“感到自己还活着”，因为在想象的世界里，他已经成为了他人，“想象自己正跟那个从未谋面的女人在一块，而且几乎就要成功了。”
埃特加·凯雷特1967年生于以色列，父母皆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与以色列文学传统不同的是，埃特加·凯雷特并不像阿莫司·奥兹或大卫·格罗斯曼那样直截了当地书写以色列政治。《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里虽然也涉及自杀式爆炸（《约瑟夫》）、假婚（《西米恩》）、经济大萧条（《一年到头，天天都是九月》）、战争与和平（《石榴》）、自杀（《并不完全孤独》）等社会政治问题，但埃特加书写的角度总是私人而疏离的：恐怖袭击对他而言“只是和愤怒和疏远有关”，经济大萧条的本质是“该死的钱他妈的毁了整个世界”，而自杀源自绝望的孤独——也就是说，埃特加将芜杂的以色列当代社会的表象剥离，以突出人性及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孤独、爱情、欲望、偶然等，由此从人们想要逃离的现实之中创造出好故事来——或用埃特加在标题短篇中的话来说，“他要写的不是关于政治或社会状况，而是关于人的状况——他自己正在经历的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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