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是马云？
我没有读过《这才是马云》，最近，亲戚搬家，怕书到时找不到，就放到了我媳妇的车上。于是，我得以目睹《这还是马云》。认为是另外一本书，读了再版序才知道这只是《这才是马云》的增补本，270来页的书，大概增加了70页。可见原来是本小书。
一早一晚抽空，外加蹲马桶的时间，我用一周看完了。马云原来毕业于中国最好的大学“杭州师范学院”，而且也是从办英语班开始创业的。时势造英雄，他是个弄潮儿。按照富爸爸的观点，他开始时处于E象限，后来进入S象限，现在则处于B象限和I象限。
感觉作者陈伟在断断续续地记录马云生活、工作的同时，顺便自我表扬了一番。强将手下无弱兵，不足为怪。
我也借用作者的风格，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吧。
1. 首先是封面和书名。这书的封面给我的感觉是乱七八糟，内容罗列太多，基本上把该吹的都弄上去了，读完封面就能知道个大概。除了马云的朋克造型给人一种冲击外，其他的照片基本是多余。而且选取的都是与马云办英语班时的生活有关的，没有代表性，或不具有全面性。
封面都做成了广告。似乎出版人不会再花钱搞其他的宣传了一样。
中国的封面设计基本上没有艺术可言，感觉设计者并不研究书的内容，艺术修养不敢恭维。
我个人的意见：封面实在没有必要元素过多，堆砌不是艺术，是穷人的显摆。不如只留下马云的朋克头，书名改成《我操，这是马云吗？》。
2. 96页第二段说“马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不开心’，他说自己只有‘心不开’的时候”，到了97页第二段，作者又重复说“在我的记忆中，马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不开心’，但说过自己有‘心不开’的时候。”纯粹重复。后者可以去掉。直接从“马云‘心不开’时第一想到的地方是永福寺”开始就好了，因为前面已经提过“心不开”，读者自然明白。
马云考虑问题时去清静的寺庙或道观这一做法很好，佛家有话：一念心清静，莲花处处开。恐惧不会产生智慧，只有恬静的心境才会盛开智慧的莲花。
由此，我想到，一个人真的应该生在一个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都很美的地方，否则，一旦成名之后，别人也好写得美轮美奂。如果出生在一个穷乡僻壤，作者就会说“每当心不开的时候，他就跑到山腰一个大石头上坐着，听着山风吹过松林的松涛，抓起石头随便往下一丢，而山下是散落的村舍，实在没的看了，就躺在石头上，闻着野草的自然气息，瞪着一丝云彩也没有的蓝天遐想。”而不会出现茂林修竹、清溪潺流、和尚道士什么的。
3. 128页，“当听说麦家大学学的也是电子、跟我一样后”，这句话，生活中可能会这样说，但中间是用逗号还是用顿号，似乎怎么改也别扭，既然是写书，不妨书面一点，改成“当听说麦家跟我一样在大学也是学的电子后”。
4. “ABAC会议”和“十八方的”及其他一些名称，我不熟悉，最好适当添加些说明，让读者知其大概就好。
5. 232页，第四段，关于人治与法治，马云似乎有话要说，但思维混乱，灌输式的教科书让他丧失了怀疑。因此，我也有话要说。
首先，马云说“人治不是坏事”，这就好比说“当奴才不是坏事，关键你要会当”一样。
其次，“人治应该是以人为本的治理”，似乎这里的人治和下方中表扬李世民、乾隆的人治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以人为本的治理”，后者是“以治人为本的治理”，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
第三，“（人治）应该是比法治更高的境界，但它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如果人治比法治更高，那我们何必追求法治社会，那袁世凯就不是复辟；同时，人治社会有法律，但刑不上大夫，法治是针对老百姓的，皇族另外会有家法。因此，这里的思维混乱极了。
第四，所谓的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未必就是人治的功劳。就好比一碗饭，沙子占绝大多数，你偶尔发现中间有一二粒大米，就认为这是一碗好饭，那就是以偏盖全。况且，那一二个米粒也未必是新米。
如果用一碗饭形容人治和法治，可以这样说：
人治就是大部分是沙子，米粒微乎其微，而且你不能换，虽然换了一伙人管你饭吃，起初让你心怀希望，但过不了多久，你的碗里仍然是沙子多于米粒。尽管如此，你还不能说不好，你要用“之治”、“盛世”来赞誉它们，以至于后世的人们信以为真。
法治是大部分是米粒，少部分是沙子，而且你有不满意可以说，实在不行，可以换一碗沙子少的，甚至可以把大米换成小米来吃，白米换成黑米。而且可以定期地换。
参考资料一：
以下内容摘自《唐朝绝对很邪乎》，作者“雾满拦江”，武汉大学出版社。
“贞观之治”，是令中国人永世怀想的一个伟大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皇帝温良慈善，百官恪尽职守，米缸里装的是吃不完的小米，田地里生长着绿油油的蔬菜……总之，这样一个近乎于传说中的美好时代，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一手创造出来的，所以他在中国皇帝排行榜上，理直气壮地占据了首位。但这一切，却只不过是一个骗局。
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6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这个数字大约直到唐玄宗时才达到。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但唐天宝十四年才垦田地1430万顷。隋炀帝登基时就有890万户，而唐太宗直到驾崩才有380万户，国力差距可以想见。
隋朝时政府在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贞观十一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隋朝的富裕与强盛。
纵观历史，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隋唐更替，其间的战争使人口减少约2000万以上，战争结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重要原因；其次，隋开创了大运河以及科举，大运河的劳民导致隋灭亡，但这些却促成了“贞观之治”的产生。开创大运河，利在当时，功在千秋。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纵然是真的有什么“贞观之治”，那也是隋朝的功劳。
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李治心血来潮，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去年全国增加了多少人口？
高履行回答说：去年的人口增长，同往年一样，还是15万户。
李治又问：那咱们国家，现在有多少人口呢？
高履行道：380万户。
李治掐指一算：嗯，现在有380万户，贞观之治一共是23年，每年人口增长15万户，23年的增长人口数目就是360万户……不对啊。难道贞观之治刚刚开始的时候，人口总数不过是20万户？
高履行道：反正也差不了多少。
李治有点醒过神来了：大隋开皇年间，有多少人口啊？
高履行回答：当时的户口总数，是870万户。
李治大惊：你是说隋唐改朝换代时，把全国人口几乎杀光了吗？李治寻思了半天，又问道：那隋开皇时，生产的粮食有多少？
高履行道：当时的粮食，足够870万户吃50年。
李治大惊：当时有这么高的生产力吗……我明白了，贞观之治，就是带着不足十分之一的人口，狂吃人家足够50年吃的粮食……
关于这段对话，在《资治通鉴》中写得明明白白，即使我们把这段话打上八成的折扣，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隋唐之战，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是恐怖到了极点——天底下的老百姓，几乎要被赶尽杀绝了，余下来的人口，尚不足大隋开皇年间的十分之一。而大隋时代抓革命，促生产，生产出来的足够全天下人食用50年之久的粮食，就构成了李世民贞观之治的经济基础。
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大唐贞观年间的人口并没有少到如此恐怖的程度，那也不可能达到隋开皇年间的50%，而这就意味着，隋帝国时代已经为他们准备了足足100年的粮食。
总而言之，史家通过这段记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秘密：“贞观之治”与李世民没太大关系，任何人，哪怕是让隋炀帝再回来，也同样会在如此稀少的人口基础之上，坐享“之治”的社会福利。
参考资料二：
一个真实的“康乾盛世”社会全景图
—国际学者眼中的黑暗时代而非黄金时代
康乾盛世的工业
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满清皇帝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
但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是个什么情况呢：
（1）古人的记载：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这样概括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
（根据日本学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从此以后在人口压力下，中国的人均GDP开始一路下滑）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2）西人的回忆
明末西方传教士还在赞扬中国物产极为丰富，物质生产能力远胜欧洲，声称“大明人”是“衣饰华美，风度翩翩”。而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时期的出使日记中却说：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在马戛尔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这样的...“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3）一些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的记载
山西产好铁，满清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1/6，近于掠夺！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满清列为贡品，每年派造的数量，大大超过机户的承受力。明朝盛时，潞安府有机织1.3万多张，明朝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清代仅剩织机300张，居然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满清朝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计，少亦以万计”，而到了清朝，“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了。
第一个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的人大概是鲁迅，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康乾盛世的工业总产量其实不及明末万历年间。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康乾盛世”都远逊明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康乾盛世”的农业
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公斤。
清朝时候，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其，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芦苇一样。
清朝时期，人口的大量增加主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从明代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讲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此后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但是番薯等高产作物也有其弱点：营养低且单一、味道差，可深加工的价值少。作为一时的救急尚可，长期为主食必然导致人的营养不良，“面如菜色”，身体素质大幅下降，也必然影响人的正常智力发育。经过清初到中叶100多年的兴旺蓬勃，“番薯盛世”也就终于走到了尽头。
“康乾盛世”的疆域
国家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然而与唐、元几代不同，在清代，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准格尔葛尔丹一统漠西，即在中亚一带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康熙有过不彻底的短暂的大统一，但不久即被分裂，继之而起的雍正，又对新疆出现的分裂苗头不加重视。只是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以统？新疆为标志，才勉强恢复了前几代的疆域，所谓的“康乾盛世”从此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即所谓“鼎盛”、“全盛”时期。学者王鸣盛在《平定准噶尔赋》赞扬清廷：“天祚神圣，六合雍和；中外？福，寰宇一家。文轨齐于要荒，声教讫于幽遐”，即是对这种表面繁荣景象的歌颂。然而为了这所谓的“鼎盛”，康雍乾三代却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甚至弄到康熙驾崩时整个国库只剩下50万两白银的尴尬境地。这就是康熙时代庞大而又低效的军队和频繁的愚蠢的战争带来的后果。而号称“十全武功”的乾隆，其后期更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
“康乾盛世”的人口
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时期番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养活了大量的人口，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奇迹：然而事实上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在盛世时期，中国人口从1亿增至3亿）这就给后来的工业化埋下了祸根，使得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人口失去了增长的空间，从而严重制约了工业化进程。（传统的早期工业化必然导致人口增加。）
“康乾盛世”的文化氛围
学术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学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明末发达的哲学一夜之间似乎消失了，传统儒学的人文关怀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满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连“清风明月”四字都可以导致文字狱，想象力倒是很丰富）还将百万以上的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满洲。康乾对文人的极端摧残焉能不导致文化的凋敝？于是乎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
“康乾盛世”的吏制
（1）悲剧之源：“盛世”表象下的危机
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时代。这种悲剧色彩从两个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从18世纪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朝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随之成为泡影；二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繁荣表象中，中国落后于西文世界发展水平成为定局，控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实际上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最终铸定的。导致清朝盛衰之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清朝统治者无能，也不可能处理好关系到清代社会发展前途与命运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制度落后，三是对外关系。
（2）腐败愈演愈烈
政风好坏，从来都关系到朝代兴亡，盛衰隆替。清朝统治者对政风一直不大重视，很少真心想法保持官僚队伍的廉洁与勤政。康熙时代企图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宣传理学说教提高统治阶层的道德素质。雍正则一方面妄图通过养廉银减轻腐败，另一方面采取严刑酷法，惩治贪官污吏。这些措施在当时都收到了极差的效果。康熙，乾隆不过是一些把中国拖入落后深渊的历史罪人，一些最可耻的跳梁小丑而已。劳民伤财，象蝗虫一样搜刮百姓供自己寻欢作乐的下江南，他们到是来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如蝗虫一般，将沿途百姓的民脂民膏吸剥干净。
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号称明朝最大贪官的宰相严嵩数十倍，而康熙却几十年来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申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贪污之巨大可谓空前绝后。尽管乾隆有时也厉行惩处，诛杀不少贪官（其中包括不少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僚），但收效甚微，“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乾隆时期政治腐败愈演愈烈，除了专制独裁政体自身的局限外，还和皇帝本人纵情享乐，以及朝廷不能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政府与官僚利益分配关系有关。此外，清廷惩贪宽严脱节，司法部门不能秉公执法也大大加重了腐败的程度。
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引发盛衰之变，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腐败，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异己的煽动和策划，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原因很简单，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乐业，那么少数人的煽动不可能使他们轻率地抛弃家产，铤而走险；如果统治者仍具有清醒的头脑，官僚队伍仍保持着严密的组织性和行政效力，那么，它更不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消极救灾，以致自然灾害“趋饥民为盗贼”。因而，繁荣能维持多久，统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关键取决于政权自身的状况。
“康乾盛世”的政治制度
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而满清统治中原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农奴制的残余随处可见，“圈地运动”更是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帝王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严重地加强了君权。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得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无疑等于扼杀了任何工业革命的苗头。科举本来是文明的一大产物，可是到了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虽然八股文并非源自康乾，但是在康乾时代变得空洞化却是无疑的。）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导致了更加不合理的官僚体系。满清的军制更是可怜，虽然吃过高科技武器的大亏，（太祖皇帝死于大明的红夷大炮）却还是不开窍，盲目坚持“骑射为本”。抛弃火器而抱着冷兵器不放，以至于200年后火器水平还赶不上200年前的明军。（太平军破武昌后挖出200年前明朝所造大炮竟然打得清军大败。）由此可见，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顶多不过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反照。
“康乾盛世”的残酷统治
（1）沿海迁界
沿海迁界，大部分的历史书都是不谈的，即便谈到了，也多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仿佛是无足轻重，无关大雅。然而个人以为沿海迁界这个事件的重大性是被严重低估的低估，其残暴程度，骇人听闻程度，对历史影响程度都是空前绝后的，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一个重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也绝对能算的上一个重大事件。
究竟什么是沿海迁界呢？简单来说，它就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满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在这期间，如果清廷统治者觉得迁海的距离太近，还会继续下令，迁的更远一点，他们对海洋的恐惧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沿海迁界的过程是怎么进行的呢？是不是象现在的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不是的！沿海迁界的过程许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
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翻成白话，就是限期三天迁移，距离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距离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过了两天，军队骑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子带着妻子儿女，全部流离失所，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可以想象，就算现代的人从筹划搬家到实施，具体运作准备，也绝对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然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居民，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预兆准备的情况下，在清廷统治者的淫威逼迫下，迁离故土，凄惨悲苦的情状不问可知。
当时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也就是迁的时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迁的同时，就是烧。“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烧房子，烧战舰，也确实是做的彻底。对于不肯迁移的居民，就是一个字“杀”。清廷统治者，和它的爪牙走狗，在这方面从来就是不手软的。
“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房过，日本的三光政策和满清的残暴彻底程度相比，实在是差了一个数量等级。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至于为什么要砍树，要对果树松柏都斩尽杀绝，大约意思也是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复明力量利用吧。清廷统治者残暴的彻底性和想象力确实是可以令人叹为观止的。只可惜在明朝时访问中国的那些西方传教士记载下明朝中国广大沿海地区到处鸟鸣林幽，果树松柏成群，富裕繁盛的景象在满清的统治下是灭绝了。
“康乾盛世”的对外关系
（1）拒绝开放闭关自守
康乾时期中国社会所处国际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落。
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对西洋的军舰尤其印象深刻，而清迁“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但是，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危险，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对分裂势力的支持，清朝统治者却不知道采取措施加强对陆疆的防御。而对海上殖民势力的威胁，清朝也缺乏准备。面对海上殖民势力的不断进逼，却不知道好好整军备战，而忙于修圆明园，安于享乐。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的处理是十分简单而又愚蠢的，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大清帝国虽然凭借表面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它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虽说中国的落后不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故当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
“康乾盛世”的结束，在事实上告诉人们：封闭的传统、文化形态、经济模式虽然可以造就出虚假繁荣的景象，但却无法克服自身固有的历史局限，无法摆脱盛衰之变的恶性循环，更无法应付充满竞争的世界一体化浪潮。中华民族要走向复兴，必须在批判封建传统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一早一晚抽空，外加蹲马桶的时间，我用一周看完了。马云原来毕业于中国最好的大学“杭州师范学院”，而且也是从办英语班开始创业的。时势造英雄，他是个弄潮儿。按照富爸爸的观点，他开始时处于E象限，后来进入S象限，现在则处于B象限和I象限。
感觉作者陈伟在断断续续地记录马云生活、工作的同时，顺便自我表扬了一番。强将手下无弱兵，不足为怪。
我也借用作者的风格，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吧。
1. 首先是封面和书名。这书的封面给我的感觉是乱七八糟，内容罗列太多，基本上把该吹的都弄上去了，读完封面就能知道个大概。除了马云的朋克造型给人一种冲击外，其他的照片基本是多余。而且选取的都是与马云办英语班时的生活有关的，没有代表性，或不具有全面性。
封面都做成了广告。似乎出版人不会再花钱搞其他的宣传了一样。
中国的封面设计基本上没有艺术可言，感觉设计者并不研究书的内容，艺术修养不敢恭维。
我个人的意见：封面实在没有必要元素过多，堆砌不是艺术，是穷人的显摆。不如只留下马云的朋克头，书名改成《我操，这是马云吗？》。
2. 96页第二段说“马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不开心’，他说自己只有‘心不开’的时候”，到了97页第二段，作者又重复说“在我的记忆中，马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不开心’，但说过自己有‘心不开’的时候。”纯粹重复。后者可以去掉。直接从“马云‘心不开’时第一想到的地方是永福寺”开始就好了，因为前面已经提过“心不开”，读者自然明白。
马云考虑问题时去清静的寺庙或道观这一做法很好，佛家有话：一念心清静，莲花处处开。恐惧不会产生智慧，只有恬静的心境才会盛开智慧的莲花。
由此，我想到，一个人真的应该生在一个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都很美的地方，否则，一旦成名之后，别人也好写得美轮美奂。如果出生在一个穷乡僻壤，作者就会说“每当心不开的时候，他就跑到山腰一个大石头上坐着，听着山风吹过松林的松涛，抓起石头随便往下一丢，而山下是散落的村舍，实在没的看了，就躺在石头上，闻着野草的自然气息，瞪着一丝云彩也没有的蓝天遐想。”而不会出现茂林修竹、清溪潺流、和尚道士什么的。
3. 128页，“当听说麦家大学学的也是电子、跟我一样后”，这句话，生活中可能会这样说，但中间是用逗号还是用顿号，似乎怎么改也别扭，既然是写书，不妨书面一点，改成“当听说麦家跟我一样在大学也是学的电子后”。
4. “ABAC会议”和“十八方的”及其他一些名称，我不熟悉，最好适当添加些说明，让读者知其大概就好。
5. 232页，第四段，关于人治与法治，马云似乎有话要说，但思维混乱，灌输式的教科书让他丧失了怀疑。因此，我也有话要说。
首先，马云说“人治不是坏事”，这就好比说“当奴才不是坏事，关键你要会当”一样。
其次，“人治应该是以人为本的治理”，似乎这里的人治和下方中表扬李世民、乾隆的人治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以人为本的治理”，后者是“以治人为本的治理”，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
第三，“（人治）应该是比法治更高的境界，但它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如果人治比法治更高，那我们何必追求法治社会，那袁世凯就不是复辟；同时，人治社会有法律，但刑不上大夫，法治是针对老百姓的，皇族另外会有家法。因此，这里的思维混乱极了。
第四，所谓的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未必就是人治的功劳。就好比一碗饭，沙子占绝大多数，你偶尔发现中间有一二粒大米，就认为这是一碗好饭，那就是以偏盖全。况且，那一二个米粒也未必是新米。
如果用一碗饭形容人治和法治，可以这样说：
人治就是大部分是沙子，米粒微乎其微，而且你不能换，虽然换了一伙人管你饭吃，起初让你心怀希望，但过不了多久，你的碗里仍然是沙子多于米粒。尽管如此，你还不能说不好，你要用“之治”、“盛世”来赞誉它们，以至于后世的人们信以为真。
法治是大部分是米粒，少部分是沙子，而且你有不满意可以说，实在不行，可以换一碗沙子少的，甚至可以把大米换成小米来吃，白米换成黑米。而且可以定期地换。
参考资料一：
以下内容摘自《唐朝绝对很邪乎》，作者“雾满拦江”，武汉大学出版社。
“贞观之治”，是令中国人永世怀想的一个伟大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皇帝温良慈善，百官恪尽职守，米缸里装的是吃不完的小米，田地里生长着绿油油的蔬菜……总之，这样一个近乎于传说中的美好时代，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一手创造出来的，所以他在中国皇帝排行榜上，理直气壮地占据了首位。但这一切，却只不过是一个骗局。
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6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这个数字大约直到唐玄宗时才达到。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但唐天宝十四年才垦田地1430万顷。隋炀帝登基时就有890万户，而唐太宗直到驾崩才有380万户，国力差距可以想见。
隋朝时政府在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贞观十一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隋朝的富裕与强盛。
纵观历史，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隋唐更替，其间的战争使人口减少约2000万以上，战争结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重要原因；其次，隋开创了大运河以及科举，大运河的劳民导致隋灭亡，但这些却促成了“贞观之治”的产生。开创大运河，利在当时，功在千秋。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纵然是真的有什么“贞观之治”，那也是隋朝的功劳。
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李治心血来潮，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去年全国增加了多少人口？
高履行回答说：去年的人口增长，同往年一样，还是15万户。
李治又问：那咱们国家，现在有多少人口呢？
高履行道：380万户。
李治掐指一算：嗯，现在有380万户，贞观之治一共是23年，每年人口增长15万户，23年的增长人口数目就是360万户……不对啊。难道贞观之治刚刚开始的时候，人口总数不过是20万户？
高履行道：反正也差不了多少。
李治有点醒过神来了：大隋开皇年间，有多少人口啊？
高履行回答：当时的户口总数，是870万户。
李治大惊：你是说隋唐改朝换代时，把全国人口几乎杀光了吗？李治寻思了半天，又问道：那隋开皇时，生产的粮食有多少？
高履行道：当时的粮食，足够870万户吃50年。
李治大惊：当时有这么高的生产力吗……我明白了，贞观之治，就是带着不足十分之一的人口，狂吃人家足够50年吃的粮食……
关于这段对话，在《资治通鉴》中写得明明白白，即使我们把这段话打上八成的折扣，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隋唐之战，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是恐怖到了极点——天底下的老百姓，几乎要被赶尽杀绝了，余下来的人口，尚不足大隋开皇年间的十分之一。而大隋时代抓革命，促生产，生产出来的足够全天下人食用50年之久的粮食，就构成了李世民贞观之治的经济基础。
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大唐贞观年间的人口并没有少到如此恐怖的程度，那也不可能达到隋开皇年间的50%，而这就意味着，隋帝国时代已经为他们准备了足足100年的粮食。
总而言之，史家通过这段记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秘密：“贞观之治”与李世民没太大关系，任何人，哪怕是让隋炀帝再回来，也同样会在如此稀少的人口基础之上，坐享“之治”的社会福利。
参考资料二：
一个真实的“康乾盛世”社会全景图
—国际学者眼中的黑暗时代而非黄金时代
康乾盛世的工业
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满清皇帝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
但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是个什么情况呢：
（1）古人的记载：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这样概括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
（根据日本学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从此以后在人口压力下，中国的人均GDP开始一路下滑）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2）西人的回忆
明末西方传教士还在赞扬中国物产极为丰富，物质生产能力远胜欧洲，声称“大明人”是“衣饰华美，风度翩翩”。而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时期的出使日记中却说：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在马戛尔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这样的...“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3）一些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的记载
山西产好铁，满清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1/6，近于掠夺！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满清列为贡品，每年派造的数量，大大超过机户的承受力。明朝盛时，潞安府有机织1.3万多张，明朝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清代仅剩织机300张，居然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满清朝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计，少亦以万计”，而到了清朝，“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了。
第一个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的人大概是鲁迅，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康乾盛世的工业总产量其实不及明末万历年间。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康乾盛世”都远逊明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康乾盛世”的农业
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公斤。
清朝时候，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其，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芦苇一样。
清朝时期，人口的大量增加主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从明代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讲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此后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但是番薯等高产作物也有其弱点：营养低且单一、味道差，可深加工的价值少。作为一时的救急尚可，长期为主食必然导致人的营养不良，“面如菜色”，身体素质大幅下降，也必然影响人的正常智力发育。经过清初到中叶100多年的兴旺蓬勃，“番薯盛世”也就终于走到了尽头。
“康乾盛世”的疆域
国家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然而与唐、元几代不同，在清代，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准格尔葛尔丹一统漠西，即在中亚一带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康熙有过不彻底的短暂的大统一，但不久即被分裂，继之而起的雍正，又对新疆出现的分裂苗头不加重视。只是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以统？新疆为标志，才勉强恢复了前几代的疆域，所谓的“康乾盛世”从此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即所谓“鼎盛”、“全盛”时期。学者王鸣盛在《平定准噶尔赋》赞扬清廷：“天祚神圣，六合雍和；中外？福，寰宇一家。文轨齐于要荒，声教讫于幽遐”，即是对这种表面繁荣景象的歌颂。然而为了这所谓的“鼎盛”，康雍乾三代却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甚至弄到康熙驾崩时整个国库只剩下50万两白银的尴尬境地。这就是康熙时代庞大而又低效的军队和频繁的愚蠢的战争带来的后果。而号称“十全武功”的乾隆，其后期更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
“康乾盛世”的人口
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时期番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养活了大量的人口，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奇迹：然而事实上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在盛世时期，中国人口从1亿增至3亿）这就给后来的工业化埋下了祸根，使得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人口失去了增长的空间，从而严重制约了工业化进程。（传统的早期工业化必然导致人口增加。）
“康乾盛世”的文化氛围
学术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学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明末发达的哲学一夜之间似乎消失了，传统儒学的人文关怀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满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连“清风明月”四字都可以导致文字狱，想象力倒是很丰富）还将百万以上的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满洲。康乾对文人的极端摧残焉能不导致文化的凋敝？于是乎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
“康乾盛世”的吏制
（1）悲剧之源：“盛世”表象下的危机
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时代。这种悲剧色彩从两个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从18世纪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朝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随之成为泡影；二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繁荣表象中，中国落后于西文世界发展水平成为定局，控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实际上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最终铸定的。导致清朝盛衰之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清朝统治者无能，也不可能处理好关系到清代社会发展前途与命运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制度落后，三是对外关系。
（2）腐败愈演愈烈
政风好坏，从来都关系到朝代兴亡，盛衰隆替。清朝统治者对政风一直不大重视，很少真心想法保持官僚队伍的廉洁与勤政。康熙时代企图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宣传理学说教提高统治阶层的道德素质。雍正则一方面妄图通过养廉银减轻腐败，另一方面采取严刑酷法，惩治贪官污吏。这些措施在当时都收到了极差的效果。康熙，乾隆不过是一些把中国拖入落后深渊的历史罪人，一些最可耻的跳梁小丑而已。劳民伤财，象蝗虫一样搜刮百姓供自己寻欢作乐的下江南，他们到是来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如蝗虫一般，将沿途百姓的民脂民膏吸剥干净。
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号称明朝最大贪官的宰相严嵩数十倍，而康熙却几十年来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申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贪污之巨大可谓空前绝后。尽管乾隆有时也厉行惩处，诛杀不少贪官（其中包括不少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僚），但收效甚微，“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乾隆时期政治腐败愈演愈烈，除了专制独裁政体自身的局限外，还和皇帝本人纵情享乐，以及朝廷不能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政府与官僚利益分配关系有关。此外，清廷惩贪宽严脱节，司法部门不能秉公执法也大大加重了腐败的程度。
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引发盛衰之变，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腐败，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异己的煽动和策划，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原因很简单，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乐业，那么少数人的煽动不可能使他们轻率地抛弃家产，铤而走险；如果统治者仍具有清醒的头脑，官僚队伍仍保持着严密的组织性和行政效力，那么，它更不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消极救灾，以致自然灾害“趋饥民为盗贼”。因而，繁荣能维持多久，统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关键取决于政权自身的状况。
“康乾盛世”的政治制度
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而满清统治中原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农奴制的残余随处可见，“圈地运动”更是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帝王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严重地加强了君权。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得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无疑等于扼杀了任何工业革命的苗头。科举本来是文明的一大产物，可是到了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虽然八股文并非源自康乾，但是在康乾时代变得空洞化却是无疑的。）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导致了更加不合理的官僚体系。满清的军制更是可怜，虽然吃过高科技武器的大亏，（太祖皇帝死于大明的红夷大炮）却还是不开窍，盲目坚持“骑射为本”。抛弃火器而抱着冷兵器不放，以至于200年后火器水平还赶不上200年前的明军。（太平军破武昌后挖出200年前明朝所造大炮竟然打得清军大败。）由此可见，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顶多不过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反照。
“康乾盛世”的残酷统治
（1）沿海迁界
沿海迁界，大部分的历史书都是不谈的，即便谈到了，也多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仿佛是无足轻重，无关大雅。然而个人以为沿海迁界这个事件的重大性是被严重低估的低估，其残暴程度，骇人听闻程度，对历史影响程度都是空前绝后的，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一个重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也绝对能算的上一个重大事件。
究竟什么是沿海迁界呢？简单来说，它就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满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在这期间，如果清廷统治者觉得迁海的距离太近，还会继续下令，迁的更远一点，他们对海洋的恐惧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沿海迁界的过程是怎么进行的呢？是不是象现在的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不是的！沿海迁界的过程许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
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翻成白话，就是限期三天迁移，距离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距离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过了两天，军队骑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子带着妻子儿女，全部流离失所，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可以想象，就算现代的人从筹划搬家到实施，具体运作准备，也绝对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然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居民，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预兆准备的情况下，在清廷统治者的淫威逼迫下，迁离故土，凄惨悲苦的情状不问可知。
当时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也就是迁的时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迁的同时，就是烧。“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烧房子，烧战舰，也确实是做的彻底。对于不肯迁移的居民，就是一个字“杀”。清廷统治者，和它的爪牙走狗，在这方面从来就是不手软的。
“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房过，日本的三光政策和满清的残暴彻底程度相比，实在是差了一个数量等级。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至于为什么要砍树，要对果树松柏都斩尽杀绝，大约意思也是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复明力量利用吧。清廷统治者残暴的彻底性和想象力确实是可以令人叹为观止的。只可惜在明朝时访问中国的那些西方传教士记载下明朝中国广大沿海地区到处鸟鸣林幽，果树松柏成群，富裕繁盛的景象在满清的统治下是灭绝了。
“康乾盛世”的对外关系
（1）拒绝开放闭关自守
康乾时期中国社会所处国际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落。
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对西洋的军舰尤其印象深刻，而清迁“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但是，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危险，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对分裂势力的支持，清朝统治者却不知道采取措施加强对陆疆的防御。而对海上殖民势力的威胁，清朝也缺乏准备。面对海上殖民势力的不断进逼，却不知道好好整军备战，而忙于修圆明园，安于享乐。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的处理是十分简单而又愚蠢的，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大清帝国虽然凭借表面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它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虽说中国的落后不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故当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
“康乾盛世”的结束，在事实上告诉人们：封闭的传统、文化形态、经济模式虽然可以造就出虚假繁荣的景象，但却无法克服自身固有的历史局限，无法摆脱盛衰之变的恶性循环，更无法应付充满竞争的世界一体化浪潮。中华民族要走向复兴，必须在批判封建传统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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