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來翻書：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 ——“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

在《緒論》中，作者認為，“反對中國傳統遺產的激進的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歷史的轉折點”，二十世紀中國文化認同方面的危機都可溯源於此。這或許可以視爲作者對“五四運動”所定的基調，而其基本態度也傾向於否定。
作者的主要論點是，五四知識分子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反映了一種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它是受根深蒂固的、其形態爲一元論和唯智論思想模式的中國傳統文化傾向的影響，又將以思想爲根本的整體觀思想模式發展成一種整體觀的分析範疇。直接的背景則是西方文明的入侵和辛亥革命後普遍王權的崩潰導致的傳統中國政治-社會秩序解體。也就是說，全盤性反傳統主義的思維模式其實是中國思想傳統的產物。這種思維模式潛存於五四知識分子腦海之中。余英時亦曾指出，近代所引入的西方思想文化，一方面有出於中國傳統發展的內在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它們與中國傳統之間有可以溝通銜接之處。近代思想的演變，是中西文明碰撞的結果，不管是“衝擊-反應”還是“在中國發現歷史”，兩者都是必不可缺的，更都要在具體的情境與問題上具體分析。
在分析陳獨秀、胡適和魯迅的反傳統主義之時，作者指出，他們其實對中國傳統中的部份價值並不否認，只不過將之視作普遍性的，即並非中國所獨有。但是，既然中國傳統應該被全面否定，那麼其中又如何產生出具有普遍性的價值呢？這個問題是三人所未解決或是在有意無意之中忽視的。可以說，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本身缺乏深入細緻地分析，因為這並非他們的關懷所在。雖然五四知識分子意圖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但在我看來，他們的落腳點實際上最終仍然是政治，這是與他們所處的時代分不開的。不管怎麼說，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飽受欺凌，復興中華民族實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縈繞於心的第一追求。“救亡”是第一位的，問題在於救亡的途徑不同。全面否定中國傳統、引進西方文明、改造中國人的思想，都只是途徑、是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如果說陳獨秀、胡適、魯迅在借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途徑是相同的，那麼他們最終選擇的不同，似乎可以看作對於最終所希望達成的政治目標的歧異所導致。那麼，他們如何看待中國傳統，儘管其中不乏合理的論說，卻不能不考慮到他們被自己目的支配後無心的遮蔽或是有意的歪曲。
對於後來流行的“打倒孔家店”的說法，記得先師曾提到，最初乃是胡適稱讚吳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打孔家店”與“打倒孔家店”還是有相當的區別的，“打”可以是只打其中不利於科學和民主的發展，不利於現代性的思想和制度，卻未必一定要完全“打倒”。如果胡適確是考慮過用語的準確，如果吳虞確是如胡適所言，那麼五四時代知識分子最初對於孔子、對於“儒教”的認識似乎并不如後來那樣激烈。從“打”到“打倒”的轉變，正反映著近代思想的逐漸“激進化”。
作者對於五四運動的看法曾引起廣泛爭論，至今似仍是接受者少而批判者多。五四精神究竟是什麽，未必有一個確定無疑的答案，其複雜性或許決定了它完全可以是多元的。但是，五四時期全盤性反傳統主義所引發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危機，它所帶來的籠罩至今的思維模式和分析範疇，是需要反思和批判的。

2012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