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译】《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第七章:努力求职
在最终成功掌握口语,能流利地将它说出来后,我立刻开始寻找一个不但可以养活自己和母亲,同时也可以实现我改良中国理想的工作。彼得·帕克医生是一个医学传教士,被美部会指派来广东已经多年,那时美国特派员是一种权宜之计,暂时代替公使的事务——外交公使常驻北京的问题仍在谈判之中,北京政府和协约国之间互派公使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外交上的正式任命还没有正式建立。帕克医生得到特派员的任命是因为他居住在中国很久和有说中文的能力,而不是因为他受到过特殊的外交训练或者拥有丰富的法律知识。M.N.希区柯克(M. N. Hitchcock)先生是美国国王先生公司(Messrs. King & Co)的一个商人,是帕克医生和我的一个共同朋友,通过他我成了医生的私人助理。我还在郭士立夫人的学校时就已经听说过帕克医生,他也毫无疑问知道我刚刚从耶鲁大学毕业,耶鲁大学也是他的母校。他的办公室在广东,而夏天会去澳门。我只在他那儿工作了三个月,每月的工资15美元(无论如何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他让我做很少事,本来我以为与他保持一致就很可能与中国政界接触,但是事实远非这样。由于我既不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任何东西,也不可以扩大我对中国政界的接触,我放弃了他秘书的职位,远付香港尝试学习法律。我的老朋友萧德锐慷慨热情地邀请我住在他家,通过他我成功地在香港最高法院找到了一份口译的职务。我每月可以得到75美元的薪水,有这做依靠,更加鞭策着我继续努力学习法律了。有人建议我学习律师或者法务官事务。根据在英国法庭的惯例,似乎有两种类型的律师——一种是咨询律师或者事务律师,另一种是出庭律师。第一种律师会写出所有的证据、事实和案件的证明,将它们交给出庭律师或者法律顾问,由他们出庭辩论。
我以前的资助人和朋友萧德锐推荐我去学习咨询律师事务。我并没有意识到,进入英国的殖民地香港成为一名律师,我会跟英国法律团体扯上关系,也没有想到有一个新的检察总长本来想要我他那儿当学徒,但是我却选择了另一名律师,这是我另外一个错误,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迫使我不得不离开香港。
首先,所有的律师联合起来反对我,除了《德臣西报》之外,他们在当地的所有报纸上公然宣称,如果我可以获准进行职业训练,他们还不如收拾行李回到英国,因为我既会英文也懂中文,我会垄断所有中国人的法律事务。所以他们对于我的继续学习很是激动。
其次,我并不知道检察总长想我去他那儿当学徒。他用尽所能,利用殖民地检察总长的影响力来为我成为一名律师铺平道路,我刚通过考试他就起草了一个特殊的殖民地法令,允许中国人在香港殖民地当学徒。这个法令在变成一条殖民地法律并实施之前,要先呈交英国政府由议会裁定,在议会通过之后才会变成一条殖民地法令。
在此期间,检察部长安斯蒂发现我已经在咨询律师帕森处当学徒,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安宁过。我受到两面夹攻——律师操纵的排炮向我加倍开火,而由检察总长操纵的这门大炮也开始向我发射。他对于我的口译十分不满,这是前所未有的。帕森先生知道实际情况如何,他自己也明白两面正向我激烈开火,所以为了保存自己,他明白和坦率地告诉我,他已经放弃了我,我们之间的学徒合约宣告无效。而这对于我来说,就必须放弃在最高法院的口译工作。而帕森在我放弃学徒身份和口译的工作不久,因为他更满意的原因,放弃了香港事务回到了英国。所以老师和学生几乎在同一时间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回顾我在香港短暂的经历,我庆幸没能成功在香港成为一名律师,那儿的荒诞剧场有太多的局限和限制。如果我沉迷在障碍丛生和沉闷无趣的殖民地里,我不会接触到中国的领袖人物。毫无疑问,如果我在法律界取得成功,我会大发横财,但是形势迫使我离开这个殖民地,我的心指引着我北上上海。1856年,我乘坐敦莫莱斯克(Dumoresque)船长的运茶快船“弗罗伦丝 ”离开香港。他跟1955年带我出来的“尤里卡”船长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友善、聪明和有绅士派头。当他知道我是谁时,他让我从香港到上海免费通行。他事实上是这条船的独资人,船根据他女儿的名字弗罗伦丝命名。旅程很短,只持续了七天,但是在旅途结束前,我们成为了密友。
在我到达上海不久,就在海关翻译部门找到一份工作,每月的薪水75两,相当于100墨西哥银元。因为中国缺乏银制流通货币,墨西哥美元输入得到采纳。这是比在香港最高法院做口译较好的一点。这份工作并不费劲和并不难受,事实上它们很简单很容易,很对我的胃口和抱负,我有大量的时间去阅读。但是在经过三个月的新工作试用之后,我发觉事情并不是如此,如果我想保持清廉和原来的品格,我就不可能在这里工作下去。译者之间已经进入了一个常态贪污系统。在了解这些事情后,我不想与他们同流合污,我决定辞职。所以一天我拜访海关专员首长,表面上要求升职成为理事。他告诉我不可能有这样的希望,任何一个中国译员都不可能升为理事。因此,我立刻就决定辞职,所以我递交了辞职申请,刚开始时辞职没有被接受。在我初次拜访的几天后,海关专员首长莱(Lay)殷勤地尝试说服我改变主意,并且将我的薪酬提升至200两,他显然认为我是想通过这样来诈取更高的报酬。他没有想到至少有一个中国人会认为清廉的声誉和诚实的品格比钱更加重要。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可以让同时为中国政府服务的中国人得不到英国人一样的升职机会;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个人品格在各行各业得不到别人的认同和尊重。他的小想法是我有更大的志向,所以我才不会与那群贪污受贿的海关翻译和检查人员同流合污。一个人如果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自己尊重自己,这是我的座右铭。我没有说明我离开翻译部门的原因,但在四个月的试用结束之后,我离开了这里,尝试去寻找更适合我的领域。
我的朋友那时觉得我是一个怪人,竟然为了一些不确定和未经实践过的事情而放弃了月薪200两的工作,这对于他们而言简直是愚蠢透顶。他们很少意识到我的用意所在,我有一个清白的纪录,我想保持清白之身。我完全知道在我回到中国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换了三次工作。我开始想我是不是太过于善变,以至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成就;或者是太过耽于幻想,而不能变得实际一点;又或者是太过于自负,一生也不会取得成功。但是在艰苦的人生中,人要成为一个梦想家,才能实现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我们并不能为了像动物一般的生存而纯粹地做苦力。我必须为对我的教育栽培而努力工作,我觉得应该尽量利用我拥有的任何东西,让它们为我们的民族大众造福,而不是为了我个人的一己私利。通过这些转换和改变,我只是尝试去找到我真正的方向,和怎样才能让自己为中国造福。
我以前的资助人和朋友萧德锐推荐我去学习咨询律师事务。我并没有意识到,进入英国的殖民地香港成为一名律师,我会跟英国法律团体扯上关系,也没有想到有一个新的检察总长本来想要我他那儿当学徒,但是我却选择了另一名律师,这是我另外一个错误,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迫使我不得不离开香港。
首先,所有的律师联合起来反对我,除了《德臣西报》之外,他们在当地的所有报纸上公然宣称,如果我可以获准进行职业训练,他们还不如收拾行李回到英国,因为我既会英文也懂中文,我会垄断所有中国人的法律事务。所以他们对于我的继续学习很是激动。
其次,我并不知道检察总长想我去他那儿当学徒。他用尽所能,利用殖民地检察总长的影响力来为我成为一名律师铺平道路,我刚通过考试他就起草了一个特殊的殖民地法令,允许中国人在香港殖民地当学徒。这个法令在变成一条殖民地法律并实施之前,要先呈交英国政府由议会裁定,在议会通过之后才会变成一条殖民地法令。
在此期间,检察部长安斯蒂发现我已经在咨询律师帕森处当学徒,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安宁过。我受到两面夹攻——律师操纵的排炮向我加倍开火,而由检察总长操纵的这门大炮也开始向我发射。他对于我的口译十分不满,这是前所未有的。帕森先生知道实际情况如何,他自己也明白两面正向我激烈开火,所以为了保存自己,他明白和坦率地告诉我,他已经放弃了我,我们之间的学徒合约宣告无效。而这对于我来说,就必须放弃在最高法院的口译工作。而帕森在我放弃学徒身份和口译的工作不久,因为他更满意的原因,放弃了香港事务回到了英国。所以老师和学生几乎在同一时间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回顾我在香港短暂的经历,我庆幸没能成功在香港成为一名律师,那儿的荒诞剧场有太多的局限和限制。如果我沉迷在障碍丛生和沉闷无趣的殖民地里,我不会接触到中国的领袖人物。毫无疑问,如果我在法律界取得成功,我会大发横财,但是形势迫使我离开这个殖民地,我的心指引着我北上上海。1856年,我乘坐敦莫莱斯克(Dumoresque)船长的运茶快船“弗罗伦丝 ”离开香港。他跟1955年带我出来的“尤里卡”船长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友善、聪明和有绅士派头。当他知道我是谁时,他让我从香港到上海免费通行。他事实上是这条船的独资人,船根据他女儿的名字弗罗伦丝命名。旅程很短,只持续了七天,但是在旅途结束前,我们成为了密友。
在我到达上海不久,就在海关翻译部门找到一份工作,每月的薪水75两,相当于100墨西哥银元。因为中国缺乏银制流通货币,墨西哥美元输入得到采纳。这是比在香港最高法院做口译较好的一点。这份工作并不费劲和并不难受,事实上它们很简单很容易,很对我的胃口和抱负,我有大量的时间去阅读。但是在经过三个月的新工作试用之后,我发觉事情并不是如此,如果我想保持清廉和原来的品格,我就不可能在这里工作下去。译者之间已经进入了一个常态贪污系统。在了解这些事情后,我不想与他们同流合污,我决定辞职。所以一天我拜访海关专员首长,表面上要求升职成为理事。他告诉我不可能有这样的希望,任何一个中国译员都不可能升为理事。因此,我立刻就决定辞职,所以我递交了辞职申请,刚开始时辞职没有被接受。在我初次拜访的几天后,海关专员首长莱(Lay)殷勤地尝试说服我改变主意,并且将我的薪酬提升至200两,他显然认为我是想通过这样来诈取更高的报酬。他没有想到至少有一个中国人会认为清廉的声誉和诚实的品格比钱更加重要。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可以让同时为中国政府服务的中国人得不到英国人一样的升职机会;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个人品格在各行各业得不到别人的认同和尊重。他的小想法是我有更大的志向,所以我才不会与那群贪污受贿的海关翻译和检查人员同流合污。一个人如果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自己尊重自己,这是我的座右铭。我没有说明我离开翻译部门的原因,但在四个月的试用结束之后,我离开了这里,尝试去寻找更适合我的领域。
我的朋友那时觉得我是一个怪人,竟然为了一些不确定和未经实践过的事情而放弃了月薪200两的工作,这对于他们而言简直是愚蠢透顶。他们很少意识到我的用意所在,我有一个清白的纪录,我想保持清白之身。我完全知道在我回到中国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换了三次工作。我开始想我是不是太过于善变,以至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成就;或者是太过耽于幻想,而不能变得实际一点;又或者是太过于自负,一生也不会取得成功。但是在艰苦的人生中,人要成为一个梦想家,才能实现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我们并不能为了像动物一般的生存而纯粹地做苦力。我必须为对我的教育栽培而努力工作,我觉得应该尽量利用我拥有的任何东西,让它们为我们的民族大众造福,而不是为了我个人的一己私利。通过这些转换和改变,我只是尝试去找到我真正的方向,和怎样才能让自己为中国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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