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P003-P004
尽管时代有异，语境不同，但是小森阳一的著述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贯穿其中的无非是在“假名-汉字”这一二元对立中确立其假名（声音）的特权性，也就是说，欲对付汉字这一“他者”，就必须制造出强大的声音。如果说声音中心主义是根深蒂固地支配着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重要因素的话，那么自本居宣长以降日本知识分子对声音的幻想，也是支配着近代许多日本语言学者的紧箍咒。在本居宣长那里，他建构了一个起源的神话：日本语言的起源是先皇的“御音”，而神话的记载只不过是将全力的声音一一印记下来。对声音的迷信，自然是为了排斥书写，这一书写不仅是次要的、非根源的，对于文化民族主义者来说也是“外来的”、非我族类的。如果说本居宣长的语言思想中的他者是汉字的话，那么，对日本近代以后的文化民族主义而言，这个他者不仅是历史上的汉字和现实中的中国，而且，这里还多了一层在近代日本帝国扩张政策中语言如何服务于侵略政策的问题（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语言殖民问题等）。与语言的血统论最相近的无疑是声音这一要素。因此，由始至终，声音在策略上一直为文化民族主义者所注重。
P019
本居宣长之所以固执地把吴音当做最为正统的古音，是因为吴音不仅仅最为古老，而且与其作为佛教语言一直沿用到后世有着深厚的关联。
P020
而这里所指的紧箍咒就是认为”日语“是可以用五十音图表示的错误观念。
P022
本居宣长沉迷于以”五十音图“所表现的”皇国之正音“中，幻想着回归古代。”人之声音语言之美正亦远在万国之上“、”单直而无异曲，诚乃天下纯粹正雅之音也“。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十分赞赏德川幕府的政治。事实上他是在一个虽被”外部“威胁过，却最终未能接触过”外部“的、臆想的”内部“才得以强辩”外国之音不正“的。
P033
福泽御吉这样说道：
不谙原书，不懂翻译的人，只是不懂得翻译成艰深的汉文罢了。因为原文的意思已经被人充分理解，大概任何人都可以将其按口述文本之原样书写下来。由此可见，今后世人阅读原书之时，其书亦易懂。其便利之处，可想而知。翻译书之所以怪异，是因为汉文调文章中间夹杂着口语。如将其悉数翻译成口语，料想不会如此怪异。
P034
其言外之意：曾经是规范的书写语言的汉文调日语本身，就是”翻译“的产物。就福泽御吉的观点来考察的话，也许应该有复数的”翻译“主体同时栖息于我们的心中。比如说，去试图理解”原文“意思的主体，诠释”口述“文本意思的主体，将意思转换成”艰深的汉文“的主体，等等。
P035
”演说“这一新媒体不仅改变了语言，也给都市空间的外观带来很大的变化，成为”明治“这一新时代的一种象征；并将以”口头“论政的崭新政治形态，带进一个以往唯有通过文牍实现”上意下达“的政治过程中。
P037
总而言之，若是把假名文本同汉字假名混合表记的文本加以比较的话，两者之间的信息量差距可谓有天壤之别。
P047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到，”本国“、”语言“及“文字”的“规范”，亦即国家语言规范，日益变得必不可少了。这完全是近代民族国家的迫切要求。
P050
但是，创造“一百余单音符号”及“两百余复音符号”，无非是为了将日语全部还原为声音，将其变成一种中心主义的文字体系。
P052
速记法在明治时期也意味着新型“五十音图”的制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极其“本居宣长”式的作业。
P091
正如社会语言学家李妍淑指出，主张罗马字的外山正一等人的文章也不过是原封不动地将汉文训读文体转换成罗马字而已。“无论其多么的醉心于极端的欧化主义，其文章依然是汉文训读文体。这里明显地反映出了明治时期日本只是非共同的矛盾心理，只是他们当时丝毫不觉得这是一个矛盾。”
P093
若是如此整理下去的话，那么就连本书的文体，虽说是以现代“日语”写就，但是其实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翻译文体。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种貌似日语的文体。但是，只要把它写成一篇学术文章，它必然就会被作为翻译文体的“欧文直译体”所支配。
P108
然而，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在这种极容易存在差异性的文本中，景山英叙述自己参加“大阪事件”之动机的那段话竟然保持着相当严谨的均一性。正因为在“野蛮”“国家”“朝鲜”，日本的“国旗”竟然被拆了下来，所以景山英为了自己的国家拍案而起了。景山英在强调甲申事件与自己参加秘密活动之动机的关联性时所使用的话语，正式福泽御吉“脱亚论”话语的一种反馈。由此可见，贯穿在这种奇妙的均一性中的是已经作为最“国民化的“”声音“（或者说”言“）。其实，它已经在当时的日本年轻男子中间广泛地流通着，那就是作为天皇”声音“的”军人诏谕“的思想。
P113
在国内，在”文明“与”进步“的幌子下，采取了极力狡辩的姿态，谎称这样做是为了建立于欧美对等的体制，而且，又在不断地煽起针对大清国的同仇敌忾情绪，撩拨对朝鲜半岛进行殖民地主义侵略的野心。可以说这种三位一体的政治言论部署，在帝国议会召开之前的特殊氛围中逐步地完成了。
P115
”国语“是近代民主国家在不断完善整备其法律体系的现在时阶段，由其国家的”中心“本着面相未来的精神人为地建构起来的。
P149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上田万年及其周围的人们是排斥充满”汉意“的”支那“”文字“的。他们试图在事后想象并设定：在这种”文字“进入日本之前，作为纯粹”声音“的”大和语言“已经存在了。这就同本居宣长以来的”国学“所提倡的”声音中心主义“的系谱发生了关联。
P154
不，说得更为贴切些，在明治20年代唯有翻译工作者才是新文体的创造者，而且他们也因此获得了更高的信用资本。
P155
然而，虽说文学书仅仅是在其语言圈中、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政治、文化、社会条件中被经典化、权威化的东西，可是由于它们被乔装打扮成似乎已具备普遍性的语言价值，因此通过把它们翻译成日语，其”日语“译文似乎就被人们认定为优秀”日语“的代表而照单全收了。
P156
即由于深深感动于翻译过程中产生的新型”日语“散文、具有迄今为止未曾存在过的文章结构的散文，从而深信”日语“本身同构筑了”原文“的”德语“具备了对等的地位。这样一来，人们情感的流动方式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开始显得自信，似乎原本不可能存在的”日语“本来一直就摆在那儿。
P163
不论是欧文直译体，还是汉文直译体，通过翻译使之”日语“化之际的最大文体性转换是由将谓语部分放在句子的最后造成的。换言之，谓语部分出现在句尾是”日语“之所以是”日语“的明证。
尽管时代有异，语境不同，但是小森阳一的著述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贯穿其中的无非是在“假名-汉字”这一二元对立中确立其假名（声音）的特权性，也就是说，欲对付汉字这一“他者”，就必须制造出强大的声音。如果说声音中心主义是根深蒂固地支配着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重要因素的话，那么自本居宣长以降日本知识分子对声音的幻想，也是支配着近代许多日本语言学者的紧箍咒。在本居宣长那里，他建构了一个起源的神话：日本语言的起源是先皇的“御音”，而神话的记载只不过是将全力的声音一一印记下来。对声音的迷信，自然是为了排斥书写，这一书写不仅是次要的、非根源的，对于文化民族主义者来说也是“外来的”、非我族类的。如果说本居宣长的语言思想中的他者是汉字的话，那么，对日本近代以后的文化民族主义而言，这个他者不仅是历史上的汉字和现实中的中国，而且，这里还多了一层在近代日本帝国扩张政策中语言如何服务于侵略政策的问题（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语言殖民问题等）。与语言的血统论最相近的无疑是声音这一要素。因此，由始至终，声音在策略上一直为文化民族主义者所注重。
P019
本居宣长之所以固执地把吴音当做最为正统的古音，是因为吴音不仅仅最为古老，而且与其作为佛教语言一直沿用到后世有着深厚的关联。
P020
而这里所指的紧箍咒就是认为”日语“是可以用五十音图表示的错误观念。
P022
本居宣长沉迷于以”五十音图“所表现的”皇国之正音“中，幻想着回归古代。”人之声音语言之美正亦远在万国之上“、”单直而无异曲，诚乃天下纯粹正雅之音也“。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十分赞赏德川幕府的政治。事实上他是在一个虽被”外部“威胁过，却最终未能接触过”外部“的、臆想的”内部“才得以强辩”外国之音不正“的。
P033
福泽御吉这样说道：
不谙原书，不懂翻译的人，只是不懂得翻译成艰深的汉文罢了。因为原文的意思已经被人充分理解，大概任何人都可以将其按口述文本之原样书写下来。由此可见，今后世人阅读原书之时，其书亦易懂。其便利之处，可想而知。翻译书之所以怪异，是因为汉文调文章中间夹杂着口语。如将其悉数翻译成口语，料想不会如此怪异。
P034
其言外之意：曾经是规范的书写语言的汉文调日语本身，就是”翻译“的产物。就福泽御吉的观点来考察的话，也许应该有复数的”翻译“主体同时栖息于我们的心中。比如说，去试图理解”原文“意思的主体，诠释”口述“文本意思的主体，将意思转换成”艰深的汉文“的主体，等等。
P035
”演说“这一新媒体不仅改变了语言，也给都市空间的外观带来很大的变化，成为”明治“这一新时代的一种象征；并将以”口头“论政的崭新政治形态，带进一个以往唯有通过文牍实现”上意下达“的政治过程中。
P037
总而言之，若是把假名文本同汉字假名混合表记的文本加以比较的话，两者之间的信息量差距可谓有天壤之别。
P047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到，”本国“、”语言“及“文字”的“规范”，亦即国家语言规范，日益变得必不可少了。这完全是近代民族国家的迫切要求。
P050
但是，创造“一百余单音符号”及“两百余复音符号”，无非是为了将日语全部还原为声音，将其变成一种中心主义的文字体系。
P052
速记法在明治时期也意味着新型“五十音图”的制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极其“本居宣长”式的作业。
P091
正如社会语言学家李妍淑指出，主张罗马字的外山正一等人的文章也不过是原封不动地将汉文训读文体转换成罗马字而已。“无论其多么的醉心于极端的欧化主义，其文章依然是汉文训读文体。这里明显地反映出了明治时期日本只是非共同的矛盾心理，只是他们当时丝毫不觉得这是一个矛盾。”
P093
若是如此整理下去的话，那么就连本书的文体，虽说是以现代“日语”写就，但是其实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翻译文体。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种貌似日语的文体。但是，只要把它写成一篇学术文章，它必然就会被作为翻译文体的“欧文直译体”所支配。
P108
然而，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在这种极容易存在差异性的文本中，景山英叙述自己参加“大阪事件”之动机的那段话竟然保持着相当严谨的均一性。正因为在“野蛮”“国家”“朝鲜”，日本的“国旗”竟然被拆了下来，所以景山英为了自己的国家拍案而起了。景山英在强调甲申事件与自己参加秘密活动之动机的关联性时所使用的话语，正式福泽御吉“脱亚论”话语的一种反馈。由此可见，贯穿在这种奇妙的均一性中的是已经作为最“国民化的“”声音“（或者说”言“）。其实，它已经在当时的日本年轻男子中间广泛地流通着，那就是作为天皇”声音“的”军人诏谕“的思想。
P113
在国内，在”文明“与”进步“的幌子下，采取了极力狡辩的姿态，谎称这样做是为了建立于欧美对等的体制，而且，又在不断地煽起针对大清国的同仇敌忾情绪，撩拨对朝鲜半岛进行殖民地主义侵略的野心。可以说这种三位一体的政治言论部署，在帝国议会召开之前的特殊氛围中逐步地完成了。
P115
”国语“是近代民主国家在不断完善整备其法律体系的现在时阶段，由其国家的”中心“本着面相未来的精神人为地建构起来的。
P149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上田万年及其周围的人们是排斥充满”汉意“的”支那“”文字“的。他们试图在事后想象并设定：在这种”文字“进入日本之前，作为纯粹”声音“的”大和语言“已经存在了。这就同本居宣长以来的”国学“所提倡的”声音中心主义“的系谱发生了关联。
P154
不，说得更为贴切些，在明治20年代唯有翻译工作者才是新文体的创造者，而且他们也因此获得了更高的信用资本。
P155
然而，虽说文学书仅仅是在其语言圈中、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政治、文化、社会条件中被经典化、权威化的东西，可是由于它们被乔装打扮成似乎已具备普遍性的语言价值，因此通过把它们翻译成日语，其”日语“译文似乎就被人们认定为优秀”日语“的代表而照单全收了。
P156
即由于深深感动于翻译过程中产生的新型”日语“散文、具有迄今为止未曾存在过的文章结构的散文，从而深信”日语“本身同构筑了”原文“的”德语“具备了对等的地位。这样一来，人们情感的流动方式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开始显得自信，似乎原本不可能存在的”日语“本来一直就摆在那儿。
P163
不论是欧文直译体，还是汉文直译体，通过翻译使之”日语“化之际的最大文体性转换是由将谓语部分放在句子的最后造成的。换言之，谓语部分出现在句尾是”日语“之所以是”日语“的明证。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