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的民族志
共建的民族志——读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一本学术作品能在学界发挥多少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与作者同时代的大师们说了算的。拉比诺这本篇幅不到200页的书，前面作序的是罗伯特•贝拉，后面写跋的是布尔迪厄，足以证明它的分量。
一、
至1975年此书出版时，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方法论作为人类学的方法论，从马林诺夫斯基的正式开创到此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田野作业的方式依然稳固，也依然是每一个想成为人类学家的普通学生必须经历的“通过仪式”。建立在田野经历之上的民族志成为了对异文化最具发言权的科学文本，理论家们再借由这些经过“科学”锻造的材料去描绘他们对人类文化的宏伟蓝图。半个世纪以来，似乎没有多少人怀疑过民族志是否“真实”的问题，以及作为民族志撰写者的人类学家是否具有对他者的文化进行把握的问题。我去了，我参与了，我在场了，所以我创作出的民族志具有毫不客气的真实性，你们要做的便是运用我的材料去解决你们的问题，而作为人的“我”却隐退了，留下一份非常客观和科学的民族志。
这正是半个世纪以来存在于人类学中关于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之间的悖论：一方面人类学家深入异文化对其进行主观的探究，而另一方面他的研究具有了无可争议的客观性。
然而1968年，这一套统治人类学至今的理论的创建者，马林诺夫斯基那不更事的夫人却几乎毁掉了这人类学安身立命的根本，甚至是整个学科。原因就在于她将亡夫《真正的日记》出版了。——那个一方面在公开出版的学术作品中狂热称赞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却在日记中却屡屡显示出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当地人鄙夷的言辞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形象，从此不再那么伟大了，反而显得像个人格分裂的疯子。人们也不得不将怀疑的眼光延极他的作品和他所树立的传统——愚蠢、低俗、下流的特罗布里恩德人是如何否定了“原始经纪人”这个观点的？人类学和民族志，还具备曾经被赋予的科学和客观性吗？人类学家作为专业研究者，他还是否还有去书写和描述他者的权力呢？
二、
我想，每一个去过怀揣着异乡梦去到远离家乡的陌生地方进行过一段时间田野作业的人，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马氏那样的“人格分裂”，按照教材上的话来说，这叫做“文化震动”。只是在最后成文时，那个被各种日常杂事折磨的要死不活的本我的形象隐遁了，剩下一个客观公正、事无巨细的“非人”的人类学家正襟危坐，告诉你什么叫他者。
有勇气面对超我背后的“我”的人类学家不多，奈基尔•巴利算是一个。《天真的人类学家》极尽戏谑嘲讽之能事，以自己的经历把一个血淋漓的真相摆在大家面前，引得满世界的人对时常把“屄”字挂在嘴上的人类学无尽的嘲笑，不过也就是笑笑。
拉比诺可不止步于此，学哲学出身的他显然要更严肃一些。他不仅以自身的经验将人类学家田野作业中“非我”与“真我”的惨白事实公之于众，并对之进行了哲学上惯有的批判和反思。
于是乎有了这部经典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三、
传统意义上，人类学是使用参与观察的方法，在一定区域内对异文化进行整体观的探究，他们所研究的对象是文化中的人以及他们的活动。人类学比例等式的两边站着的是人类学家和当地人。人类学家的合法性不证自明，他们接受过系统的理论和实地训练，只要熬过一定的时间，他们是有能力全面的认识他者的他性的。但是细细想来参与和观察似乎完全不是一码子事儿，参与的要求是成为局内人，和当地人达成一片，全面参与他们的活动，从文化内部理解文化中人的意义。而观察却有了点则是了然世外却一切尽在掌握，只用去看、去记、那么你的材料再怎么着也无可厚非了。这种矛盾背后实则隐藏着人类学家本我与超我，人与非人的张力。你又是如何能既从主观（参与）、又从客观（观察）来体察他性并诠释他性的？
如上文所述，这个等式因为人类学家自身形象的毁灭（毋宁说是揭露）而不再成立。他毕竟不是仪器，他也是人，由本身文化所塑造的人。
于是乎，对从事田野的人类学家的重新定位，对人类学家参与观察活动矛盾的化解，成了拉比诺在此书中要反思的第一个环节。
拉比诺从他的厌倦开始下笔，一直以一个文化中的他者的经验，而非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人类学家的视角，强调参与观察过程中的辨证过程，如序言中一样，他再次肯定了民族志的地位，再次肯定了参与观察的功能。并通过批判性的反思，强调了主体经验而非是科学客观，在参与观察中应发挥的作用。参与观察要互为引导，迈向对他性的更深入的阐释。他说道：“无论“参与”能推动人类学家在“不把他人当他者的方向走多远，情景最终仍被“观察”和外在性所决定。在观察与参与者二极的辨证对立中吗，参与改变着人类学家并指引他走向新的观察，而新观察又改变着他如何参与，但这种辨证的螺旋式上升运动是由起点所掌控的，而这起点是观察”
这既是为田野工作的正名，也为接下来的反思埋下了伏笔——如何通过田野工作，认识“他性”？
四、
拉比诺认知他者的过程，是一个既曲折，又好玩，但却值得细细品读的过程。他将其记录在了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里，并通过与当地不同人物的互动表现出来。
理查德，法国人，酒吧老板，文化的双重失败者，却因为收音机和咖啡，因而成为了拉比诺寻找我者认同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易卜拉欣，商人，一口流利的法语，也是拉比诺的阿拉伯语老师，长时间的相处并没有使二者的关系更进一步，反而因为一次外出事件，震慑到了作者。让他意识到，横亘在两人之间的，不是语言和交流的问题，而是那深刻的他性。
意识到这一点后，拉比诺也开始了他的田野工作。第一个报告人阿里无疑给了他巨大的帮助。阿里是摩洛哥的边缘人，然后正是这样的边缘人在各式地方文化中游刃有余的施展使得作者有机会更全面的体察当地。阿里曾经给人类学家合作过，当然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自己又能从中得到什么。与阿里的一次婚礼上的矛盾，体现了作者对于人类学家定位的重新思考：除非是一个“非人”，要不然的话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实现一个“人类学家”的角色。相反， 共同理解和经验的断裂以及重组之后，作者和阿里的关系反而更加密切了，这时阿里才带着作者真正走入了他想走入的领域，而且，作者感受到的是他作为一个现代人对远方的幻想（性经验，异乡旅行）以及一个人类学家真正想要得到的（关于兄弟会治疗仪式的数据）。
当拉比诺终于有机会进入田野之后，他才发现原来进入是如此的困难重重。一番周折之后，人类学家和当地人的密切合作又开始了，然而这样的合作和阿里一样，建立在双方经验的断裂和重整上的。当地人不断向他提出在当地人认为是合理的要求（车），而拉比诺也能利用当地人的矛盾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吐出所有的真相（赤裸裸的利用），随着时间和调查的深入，我者与他者间的界限似乎慢慢的融化了，双方都成功的越界，并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
在与本•默罕默德的闲聊中，这种双方的共建关系达到了终点。虽然作者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参与、调查，也成功的将自我意识注入了当地人的社区，看似水乳交融的背后，被本•穆罕穆德的一句，非穆斯林和穆斯林是不同的终止。这也是最深层次的他者和我者间的鸿沟，这是不可逾越的，尽管双方的意义之网已经或多或少的交融在了一起。此时作者顿悟。分开纠缠后，背后各自的意义之网仍然存在的，构成这层网的是彼此的历史和经验，他者非文化孤岛，自成一格，而是不同的历史脉络所塑造的。“两个主体相视、每个人都是那个自己所处的并限定了自己的历史传统的产物，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传统中存在深刻的危机，但依然回溯传统，以期复兴，或是寻求慰藉。我们两人相互之间是那种深层意义上的他者。” 作者对他者的认知过程不是来自于西方给予他的学科训练，而是他作为一个个体的经验，作为一个正常人的人类学家在调查时的日常经验。这是拉比诺进行的第一层反思。这样的经验人人都有，然而在以往的许多民族志中都被刻意的收藏起来了，出现的只是调查者的客观分析和诠释。拉比诺的反思告诉我们，这样的日常经验对于触摸到他者的他性是多么的重要，理应成为民族志的重要一环而非死后被发表的日记。
五、
拉比诺的第二层反思在于人类学家对当地人的影响上以及当地人对它的影响上。因为他的介入，本来不会去思考为什么的阿里开始思考他给婴儿吸痰的意义，本来没有自我意识的马里卡开始陷入自我意识的沉思，本来忘却了自己是圣人后裔的村民开始重新回溯自己的世系和历史、传说。双方开始不断的商榷、工作，一起来完成描述他者与我者界限的过程。换句话说，人类学家在他者的阐释再也不具备曾经的无可争议性，而当地人也因为人类学家的介入开始思考自身和对方。虽然到了最后，这样的界限没有真正的被取消，然而这样的民族志却显得深刻的多。研究对象和研究者之间再也没有那样清晰的划分了，这样的过程反而使我者和他者之间本来看似不清晰的区别也变得真正清晰起来。“每当一个人类学者进入一种文化，他要训练人们为他将自己的生活世界对象化。当然，所有文化里本来也都存在着对象化和自我反省。但这种清晰的自我意识很少接住外部媒介来转达。人类学者创造了一种意识的的双重性。于是，人类学的分析必须结合两个事实，首先，我们自身是通过我们提出的问题和我们寻找理解与经验这个世界的方式而历史地存在的，其次我们从我们的咨询人那里得到的解释，解释同样是以历史和文化为媒介。因此，我们收集的数据是被双重调节的，首先由我们自己的存在，然后是我们向咨询人要求的第二层的自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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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本质的他性，他性建立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经验上，人类学的目的就是要使得主体和客体平等，并互为对象，描述这一造成事实他性存在的根基。但以往的田野作业方式，放弃了发掘当地人对象化自我和对象化研究者的过程。因而这样非共构的民族志对于我们认识他者是有偏差的。
六、
辨证的参与观察、对他者层层深入的触摸使得全书回到了阐释学的主题：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但在当时之前的人类学却将其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了对他者的理解上。并且这种理解很有肯能是跛脚的。
共建民族志的过程正是理解他者后反思性理解我者的过程。理解他者的并不只有拉比诺，还有当地人。这个过程从双方开始实际接触时就开始了，拉比诺的经验将客体主体化，主体客体化，双方共同制作了这部民族志产品"田野工作，是一个交流的阈限模式的主体间建构的过程。互为主体，字面上理解，不止一个主体。但其所处的背景既不完全在这，也不完全在那儿，所涉及的主体没有共同的假设，经历和传统。他们的建构是公共的过程。”无疑，拉比诺的反思对于后来的写文化和人类徐文化批评是相当重要的，虽然这会大大加深田野工作的难读，但也能同时拓展他的深度。那些在共同建构中被共享的符号系统排除在外的，是不可化约的他性，这是人类学永恒的主题。
七、
拉比诺是格尔茨的学生，在他将书稿送交格尔茨审阅时，格尔茨不建议他发表此书，理由是：这会毁掉你的职业前途。
我们可以妄加的对格尔茨这番话进行一个猜测，理由布尔迪厄在后文说的相当明白。这是与传统田野工作的决裂，相当一部分持传统等式的人类学家会因此失去他们的地位，或许格尔茨也是如此吧。
拉比诺在那些事关田野工作的重大问题上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他的这本著作既延续了格尔茨深描的传统，又引领了后来民族志批判反思的潮流。
一本学术作品能在学界发挥多少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与作者同时代的大师们说了算的。拉比诺这本篇幅不到200页的书，前面作序的是罗伯特•贝拉，后面写跋的是布尔迪厄，足以证明它的分量。
一、
至1975年此书出版时，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方法论作为人类学的方法论，从马林诺夫斯基的正式开创到此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田野作业的方式依然稳固，也依然是每一个想成为人类学家的普通学生必须经历的“通过仪式”。建立在田野经历之上的民族志成为了对异文化最具发言权的科学文本，理论家们再借由这些经过“科学”锻造的材料去描绘他们对人类文化的宏伟蓝图。半个世纪以来，似乎没有多少人怀疑过民族志是否“真实”的问题，以及作为民族志撰写者的人类学家是否具有对他者的文化进行把握的问题。我去了，我参与了，我在场了，所以我创作出的民族志具有毫不客气的真实性，你们要做的便是运用我的材料去解决你们的问题，而作为人的“我”却隐退了，留下一份非常客观和科学的民族志。
这正是半个世纪以来存在于人类学中关于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之间的悖论：一方面人类学家深入异文化对其进行主观的探究，而另一方面他的研究具有了无可争议的客观性。
然而1968年，这一套统治人类学至今的理论的创建者，马林诺夫斯基那不更事的夫人却几乎毁掉了这人类学安身立命的根本，甚至是整个学科。原因就在于她将亡夫《真正的日记》出版了。——那个一方面在公开出版的学术作品中狂热称赞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却在日记中却屡屡显示出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当地人鄙夷的言辞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形象，从此不再那么伟大了，反而显得像个人格分裂的疯子。人们也不得不将怀疑的眼光延极他的作品和他所树立的传统——愚蠢、低俗、下流的特罗布里恩德人是如何否定了“原始经纪人”这个观点的？人类学和民族志，还具备曾经被赋予的科学和客观性吗？人类学家作为专业研究者，他还是否还有去书写和描述他者的权力呢？
二、
我想，每一个去过怀揣着异乡梦去到远离家乡的陌生地方进行过一段时间田野作业的人，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马氏那样的“人格分裂”，按照教材上的话来说，这叫做“文化震动”。只是在最后成文时，那个被各种日常杂事折磨的要死不活的本我的形象隐遁了，剩下一个客观公正、事无巨细的“非人”的人类学家正襟危坐，告诉你什么叫他者。
有勇气面对超我背后的“我”的人类学家不多，奈基尔•巴利算是一个。《天真的人类学家》极尽戏谑嘲讽之能事，以自己的经历把一个血淋漓的真相摆在大家面前，引得满世界的人对时常把“屄”字挂在嘴上的人类学无尽的嘲笑，不过也就是笑笑。
拉比诺可不止步于此，学哲学出身的他显然要更严肃一些。他不仅以自身的经验将人类学家田野作业中“非我”与“真我”的惨白事实公之于众，并对之进行了哲学上惯有的批判和反思。
于是乎有了这部经典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三、
传统意义上，人类学是使用参与观察的方法，在一定区域内对异文化进行整体观的探究，他们所研究的对象是文化中的人以及他们的活动。人类学比例等式的两边站着的是人类学家和当地人。人类学家的合法性不证自明，他们接受过系统的理论和实地训练，只要熬过一定的时间，他们是有能力全面的认识他者的他性的。但是细细想来参与和观察似乎完全不是一码子事儿，参与的要求是成为局内人，和当地人达成一片，全面参与他们的活动，从文化内部理解文化中人的意义。而观察却有了点则是了然世外却一切尽在掌握，只用去看、去记、那么你的材料再怎么着也无可厚非了。这种矛盾背后实则隐藏着人类学家本我与超我，人与非人的张力。你又是如何能既从主观（参与）、又从客观（观察）来体察他性并诠释他性的？
如上文所述，这个等式因为人类学家自身形象的毁灭（毋宁说是揭露）而不再成立。他毕竟不是仪器，他也是人，由本身文化所塑造的人。
于是乎，对从事田野的人类学家的重新定位，对人类学家参与观察活动矛盾的化解，成了拉比诺在此书中要反思的第一个环节。
拉比诺从他的厌倦开始下笔，一直以一个文化中的他者的经验，而非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人类学家的视角，强调参与观察过程中的辨证过程，如序言中一样，他再次肯定了民族志的地位，再次肯定了参与观察的功能。并通过批判性的反思，强调了主体经验而非是科学客观，在参与观察中应发挥的作用。参与观察要互为引导，迈向对他性的更深入的阐释。他说道：“无论“参与”能推动人类学家在“不把他人当他者的方向走多远，情景最终仍被“观察”和外在性所决定。在观察与参与者二极的辨证对立中吗，参与改变着人类学家并指引他走向新的观察，而新观察又改变着他如何参与，但这种辨证的螺旋式上升运动是由起点所掌控的，而这起点是观察”
这既是为田野工作的正名，也为接下来的反思埋下了伏笔——如何通过田野工作，认识“他性”？
四、
拉比诺认知他者的过程，是一个既曲折，又好玩，但却值得细细品读的过程。他将其记录在了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里，并通过与当地不同人物的互动表现出来。
理查德，法国人，酒吧老板，文化的双重失败者，却因为收音机和咖啡，因而成为了拉比诺寻找我者认同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易卜拉欣，商人，一口流利的法语，也是拉比诺的阿拉伯语老师，长时间的相处并没有使二者的关系更进一步，反而因为一次外出事件，震慑到了作者。让他意识到，横亘在两人之间的，不是语言和交流的问题，而是那深刻的他性。
意识到这一点后，拉比诺也开始了他的田野工作。第一个报告人阿里无疑给了他巨大的帮助。阿里是摩洛哥的边缘人，然后正是这样的边缘人在各式地方文化中游刃有余的施展使得作者有机会更全面的体察当地。阿里曾经给人类学家合作过，当然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自己又能从中得到什么。与阿里的一次婚礼上的矛盾，体现了作者对于人类学家定位的重新思考：除非是一个“非人”，要不然的话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实现一个“人类学家”的角色。相反， 共同理解和经验的断裂以及重组之后，作者和阿里的关系反而更加密切了，这时阿里才带着作者真正走入了他想走入的领域，而且，作者感受到的是他作为一个现代人对远方的幻想（性经验，异乡旅行）以及一个人类学家真正想要得到的（关于兄弟会治疗仪式的数据）。
当拉比诺终于有机会进入田野之后，他才发现原来进入是如此的困难重重。一番周折之后，人类学家和当地人的密切合作又开始了，然而这样的合作和阿里一样，建立在双方经验的断裂和重整上的。当地人不断向他提出在当地人认为是合理的要求（车），而拉比诺也能利用当地人的矛盾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吐出所有的真相（赤裸裸的利用），随着时间和调查的深入，我者与他者间的界限似乎慢慢的融化了，双方都成功的越界，并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
在与本•默罕默德的闲聊中，这种双方的共建关系达到了终点。虽然作者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参与、调查，也成功的将自我意识注入了当地人的社区，看似水乳交融的背后，被本•穆罕穆德的一句，非穆斯林和穆斯林是不同的终止。这也是最深层次的他者和我者间的鸿沟，这是不可逾越的，尽管双方的意义之网已经或多或少的交融在了一起。此时作者顿悟。分开纠缠后，背后各自的意义之网仍然存在的，构成这层网的是彼此的历史和经验，他者非文化孤岛，自成一格，而是不同的历史脉络所塑造的。“两个主体相视、每个人都是那个自己所处的并限定了自己的历史传统的产物，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传统中存在深刻的危机，但依然回溯传统，以期复兴，或是寻求慰藉。我们两人相互之间是那种深层意义上的他者。” 作者对他者的认知过程不是来自于西方给予他的学科训练，而是他作为一个个体的经验，作为一个正常人的人类学家在调查时的日常经验。这是拉比诺进行的第一层反思。这样的经验人人都有，然而在以往的许多民族志中都被刻意的收藏起来了，出现的只是调查者的客观分析和诠释。拉比诺的反思告诉我们，这样的日常经验对于触摸到他者的他性是多么的重要，理应成为民族志的重要一环而非死后被发表的日记。
五、
拉比诺的第二层反思在于人类学家对当地人的影响上以及当地人对它的影响上。因为他的介入，本来不会去思考为什么的阿里开始思考他给婴儿吸痰的意义，本来没有自我意识的马里卡开始陷入自我意识的沉思，本来忘却了自己是圣人后裔的村民开始重新回溯自己的世系和历史、传说。双方开始不断的商榷、工作，一起来完成描述他者与我者界限的过程。换句话说，人类学家在他者的阐释再也不具备曾经的无可争议性，而当地人也因为人类学家的介入开始思考自身和对方。虽然到了最后，这样的界限没有真正的被取消，然而这样的民族志却显得深刻的多。研究对象和研究者之间再也没有那样清晰的划分了，这样的过程反而使我者和他者之间本来看似不清晰的区别也变得真正清晰起来。“每当一个人类学者进入一种文化，他要训练人们为他将自己的生活世界对象化。当然，所有文化里本来也都存在着对象化和自我反省。但这种清晰的自我意识很少接住外部媒介来转达。人类学者创造了一种意识的的双重性。于是，人类学的分析必须结合两个事实，首先，我们自身是通过我们提出的问题和我们寻找理解与经验这个世界的方式而历史地存在的，其次我们从我们的咨询人那里得到的解释，解释同样是以历史和文化为媒介。因此，我们收集的数据是被双重调节的，首先由我们自己的存在，然后是我们向咨询人要求的第二层的自我反省。”
PP115
没有本质的他性，他性建立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经验上，人类学的目的就是要使得主体和客体平等，并互为对象，描述这一造成事实他性存在的根基。但以往的田野作业方式，放弃了发掘当地人对象化自我和对象化研究者的过程。因而这样非共构的民族志对于我们认识他者是有偏差的。
六、
辨证的参与观察、对他者层层深入的触摸使得全书回到了阐释学的主题：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但在当时之前的人类学却将其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了对他者的理解上。并且这种理解很有肯能是跛脚的。
共建民族志的过程正是理解他者后反思性理解我者的过程。理解他者的并不只有拉比诺，还有当地人。这个过程从双方开始实际接触时就开始了，拉比诺的经验将客体主体化，主体客体化，双方共同制作了这部民族志产品"田野工作，是一个交流的阈限模式的主体间建构的过程。互为主体，字面上理解，不止一个主体。但其所处的背景既不完全在这，也不完全在那儿，所涉及的主体没有共同的假设，经历和传统。他们的建构是公共的过程。”无疑，拉比诺的反思对于后来的写文化和人类徐文化批评是相当重要的，虽然这会大大加深田野工作的难读，但也能同时拓展他的深度。那些在共同建构中被共享的符号系统排除在外的，是不可化约的他性，这是人类学永恒的主题。
七、
拉比诺是格尔茨的学生，在他将书稿送交格尔茨审阅时，格尔茨不建议他发表此书，理由是：这会毁掉你的职业前途。
我们可以妄加的对格尔茨这番话进行一个猜测，理由布尔迪厄在后文说的相当明白。这是与传统田野工作的决裂，相当一部分持传统等式的人类学家会因此失去他们的地位，或许格尔茨也是如此吧。
拉比诺在那些事关田野工作的重大问题上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他的这本著作既延续了格尔茨深描的传统，又引领了后来民族志批判反思的潮流。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