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错了吗

    旧历年，收到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傅佩荣著作《朱熹错了》。一直想说说翻阅这本书的感觉，但却不知从何开始。最早知道朱熹，从他的“存天理，灭人欲”始。后来关注朱熹，是因为我的出生地江西与生活地福建都与之有着很深的渊源。
　　史料记载，绍兴二十一年（1151），22岁的朱熹出任泉州府同安县（今属厦门同安区）主簿。任职期间，朱熹曾数次登临嘉禾里（厦门旧称）金榜山，临海远眺，还做诗《金榜山》，做文《金榜山记》，对金榜山情有独钟。现在去厦禾路的金榜山，都能读到镌刻于石头上的朱熹诗文。朱熹诗文中咏及的一人不能不提，就是曾隐居金榜山石室的陈黯。陈黯何许人也？婺源县令陈元通之子，而徽州府婺源县（今属江西省婺源县）是朱熹的祖籍，可见朱熹是有故乡情结的人。我还倾向于另一个原因，朱熹有志于学习陈黯。绍兴二十七年，朱熹就自同安弃官，致力于学术研究，历时二十余年。淳熙五年（1178），49岁的朱熹才出任南康（今属江西省星子县）知军，八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因此，朱熹的一生，自举进士至死，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都过着讲学著书的生活。
　　朱熹的一生，除了学术上自成体系，创程朱理学，还推动了书院教育走上正轨。淳熙十二年（1185），朱熹动员衡州官府重修石鼓书院，提出把书院办成德行道义之实的教育机构，撰写了名垂千秋的《石鼓书院记》一文。1178年朱熹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了“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可以说，书院在南宋的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读一读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东、谢泳所著《教育放言录》，就知道后来的教育体制改革，书院的消失，是多么可惜的事情。
　　不得不说，作为国学研究者，傅佩荣选择了一个比较吸引眼球的研究点，朱熹是什么人？是继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世称朱子。他错了？错了什么？光这一个“错”字，就让人好奇。
　　《朱熹错了》副题为《评朱注四书》，“四书”依朱熹的编排顺序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本儒家经典。六百多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学习儒家，也深受朱熹思想的影响。傅佩荣《朱熹错了》，针对的问题就是：朱熹表面在注解四书，其实是朱熹用四书来注解自己的思想。首先，作者没有否认朱注四书在推广及发扬儒家学说方面的贡献；其次，作者对朱注四书的排列顺序上提出异议，认为《大学》、《中庸》置于《论语》之前有违常理。所以，《朱熹错了》依作者的思量依次针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朱注，进行了省思与分辨，指出朱注哪一句不合理，哪一句没根据，哪一句弄错了，更是将重心放在了《论语》上，占用了百分之五十的书量，从52个方面指出朱注思想对《论语》注解的失误。比如第一辑第一篇《时机的重要》，对《论语》首篇《学而》首章首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辨析，针对朱注中的“学”、“时”、“习”进行了引经据典的讨论。
　　对于学术史上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阐释经典，我是不太懂，但我知道世间的事本就不是简单的错与对，一部戏剧尚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何况学术思想的探讨与推广。我就不喜欢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相信很多人都不喜欢。孔子总是圣人吧，他不是也说出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么该打的话么？朱熹对四书的解释阐发了他个人的学术观点，也有着时代的局限，他本身没有错，错在他的儒学被利用被扩大，错在读书人死读书读死理，关朱熹什么事？傅佩荣的《朱熹错了》对朱注四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辨明朱注与原文之间的歧义，帮助读者了解四书的原意，也是在阐述他的学术研究学术观点。学习就是思考的过程，就是要有自己的辩证。不苛责，也不盲目崇拜。谁知道六百年后，后人又是如何释解《论语》的？陈寅恪说过这么一句话：“读书不肯为人忙”，那才是真正学者的生活。学术，说到底是学者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