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1.0的BUG

无论多么强大的国家，都不可能保持持久的国泰民安。即使没有来自外敌的威胁，也会出现产生于内部的敌人。
这就如同人体一样，强健的体魄可以抵御外来疾病的入侵，但是内脏器官的隐患，却会制约身体的健康成长，并使人饱受折磨
                                                            ——汉尼拔

公元前150年，罗马人将迦太基从地图上抹去之后，成为了地中海的新霸主，与迦太基人这100年战争见证的是罗马1.0的制度优势，可在随后的100年里，则是罗马1.0不断出现BUG的时候。
如果把罗马比作一家公司的话，罗慕路斯和他的小伙伴们是原始股东，罗慕路斯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元老院则是董事会，市民大会则是股东大会，元老院议员为大股东，平民为小散，公民权就相当于公司股权。小公司创业之初，股权不值钱，所以鼓励大家来参股入伙，在公司发展阶段，大小股东也能团结一心，把公司做大做强，以罗马公民兵团为坚实后盾，通过不断的兼并、参股，反收购，反兼并，罗马公司由山沟里的小民企摇身变成意大利半岛的头号纳税大户，而后又是成为称霸地中海的跨国大企业，但就在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内部的隐患也在不断的累积，管理制度更不上了。
其中最大的隐患首先是大股东与小散的冲突，随着罗马公司的不断增值，大股东的权益是以数量级别在增长，而小股东的利益却是被不断的稀释，尤其在与汉尼拔的战争中，作为特别时期的特别手段，元老院的权力不断强化，拥有“紧急状态宣言”的权力，在战后这种特殊权力又被固化，这意味着只要元老院少数人达成一致意见，他们的命令就能得到畅通无阻的执行，这使得平民阶层、小散的政治权利落为一纸空文，。
政治的纷争往往诱发于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在罗马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获得最大利益的是以元老院议员为主的寡头阶层和善于经商的“骑士”阶层，首先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土地、战利品，而且随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他们又能坐拥资产的增值，财富的雪球越滚越大，相反广大的平民阶层，他们因为长年国征战而失去了发展经济的机会，等到服完兵役回家，发现他的家园已经荒芜，沦为失业者，而以农耕为主的平民，其产品在市场上首先竞争不过来自被征服地输入的产品，而且也竞争不过本土大庄园生产的产品，因为随着罗马的扩张，更多的土地落入到寡头阶层手中，更多的奴隶流入到罗马，冲击了平民的就业市场，越来越多的平民阶层不得不以高利贷度日，而这又加速了更多平民的破产，使其沦为无产者，社会财富日趋两级分化，以至于在此时的罗马在应服兵役总人口未减少的情况下，经多次下调服役财产下限后，仍然无兵可征。
而在外围，罗马此时开始严控罗马公民权的取得，以往作为罗马的公民必须为罗马联盟承担更多的义务，但是随着罗马的不断强盛，罗马公民权的附加值越来越高，首先享有获得战利品的优先权，其次则是免于赋税，而这就使得原享有罗马公民权的群体成为既得利益群体，他们排斥后入者，而这又弱化了对后入者吸附能力。
此时的罗马已经不再是建国之初的城邦制国家，而是一个地跨亚欧非的大国，罗马公民的人数已是在另一数量级别上，要举行全体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举行维护平民阶层的平民大会，在技术上难以操作，以往可以在罗马广场举行，而今罗马广场已经太小了，而罗马城聚集的主要是权贵阶层及其附庸，他们完全有能力操纵选举，平民阶层的利益陷入“无人带盐”的地步。
原本开放、包容的罗马1.0渐渐沦为元老院寡头的权力场，但是历史并非一成不变，元老院的议员、英雄们的后代们也并非是个个如一，唯利是图。首先站出来的出身高贵、家境富裕的格拉古兄弟——他们是大西庇阿的两个外甥，先后出任护民官，以平民大会为依托，力图推进一系列有利于平民阶层的改革，但结局是两人都死于非命，公元前133年，提比利格乌斯•格拉克死于暴徒手中，开启了罗马流血政治的阀门，格拉古兄弟的变革用马基雅维利的话来说是：“没有武力做后盾的先行者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
而后的罗马经历了被征服地叛变、日耳曼人入侵、同盟国战争，与战争同时并举的是国内动荡的政局，先后经历了马略、苏拉两位军事强人的主政，与之伴随的是两次血腥的政治清洗，18岁的恺撒就上了苏拉的死亡名单，马略力图增强平民阶层的政治力量，而苏拉则是强化了元老院的寡头制，罗马的政局最终在伟大庞培的威慑下得到了暂时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