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姆
重读了一遍《灿烂千阳》，于是想写一写我所认识的一位也叫玛丽亚姆的穆斯林姑娘的故事。
那年我们都才到伊斯兰堡，在巴基斯坦国立语言大学念书——我刚刚离开北京，在乌尔都语系做交换生；她刚刚离开旁遮普省的古吉拉瓦拉，在英语系读一年级。
外乡来的女学生都住校。宿舍楼在校园角落里，四面围墙与高大的乳白色铁门将它与周围的环境隔离开，形成一个封闭的院落。宿舍一楼是厨房与餐厅，几位男校工既做厨师，又做看门人。国立语言大学许多专业，每天只有上午半天排课，于是宿舍楼的铁门，总是早早就锁了。倘若外出晚归，敲门总是大费周章，甚至还会被舍监责怪，于是住校的女学生平日几乎都不外出——日常生活里短少了针头线脑，就请校工隔日去市场买菜时顺便带回。
那么多伊斯兰堡炎热而冗长的下午，我们的活动空间便只限于这栋石质的宿舍楼，和铁门与围墙隔出的院落——在这有限的空间内，娱乐活动是无尽的串门聊天。开学后一个星期，几乎楼里的每一个姑娘都来我屋里聊过天。除了玛丽亚姆——写着她名字的那扇门，也总是紧闭着的。
到了开斋节，住校的巴基斯坦女学生大多都回家了，整栋小楼突然冷清下来。到了饭点，平日吵吵嚷嚷的食堂里只听见一台旧电视放着晚间档肥皂剧。少了聊天的人，时间多的仿佛无法填补。某天下午，玛丽亚姆害羞地敲了敲我宿舍的门——那才是我第一次真正结识玛丽亚姆。
我想告诉你，我至今都记得那个下午玛丽亚姆和我说的所有话：她告诉我，之所以没有回家过开斋节，是因为担心节后的考试。她告诉我，在冬天时，她把袖子整个浸湿，脱了毛衣坐在室外学习，靠寒冷保持清醒。她的口头禅是“你说我能及格么”和“帮我祈祷，保佑我考试顺利吧”，这两句话填补了我们对话过程中所有空白的间隙。而我也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平时总是见不到玛丽亚姆串门聊天——她一直在学习。 “如果我考试不通过，我父母就要让我退学回家结婚了。”她说，“我还不想结婚，我想去欧洲工作。”
那个下午，玛丽亚姆还跑回屋取出一叠照片给我看：照片里是她在古吉拉瓦拉家乡的童年：每张照片上，五六岁的玛丽亚姆身旁总还站着一个小女孩，两个孩子紧紧牵着手。那个下午，玛丽亚姆指着那个小女孩，语调平缓地告诉我，“这是我小时候最好朋友，我们一样大。如今她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而那个下午，也是我最后一次与玛丽亚姆长谈。
开斋节后，住校的女学生陆续回来，宿舍楼又重新热闹起来，玛丽亚姆又重新消失在那扇紧闭的门后。再之后，伊斯兰堡进入冬天。考试、放假、开学，时间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短的好像一瞬，初夏时我离开伊斯兰堡，没有与任何人告别。
博士一年级时，我阴差阳错地成了哈佛研究生院“学生会”里乌尔都语/印地语语言角的负责人。乌尔都语与印地语口语极其相似，于是并在一起。我每个月组织一两次活动，大家坐在一起用乌尔都语聊聊天。和其他“大语种”语言角不同，乌尔都语/印地语语言角每次来的都只有寥寥几人，全是女生——她们多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移民，对于乌尔都语并不会说，甚至也听不大懂。于是多数时候，我们不过是坐在剑桥小镇上的咖啡馆里，用英文随意地聊着漫长的天——上什么课、做什么课题、选谁做导师。
偶尔，她们也会兴致勃勃地问我，“XX用乌尔都语怎么说？”——XX总是极其简单的词，比如窗子、牛奶、苹果、阳光。那些随意而漫长的聊天，偶尔让我想起伊斯兰堡那些炎热而冗长的午后。当然我们很少聊起巴基斯坦——与它相关的乌尔都语太复杂，而坐在剑桥小镇光线充足的咖啡馆里，捧着一杯加了蜂蜜的热拿铁时，巴基斯坦实在显得太远了。
再之后，我开始做助教，班上有巴基斯坦来的留学生。她有回来约我见面，谈学期论文，末了开心地说“喜欢中国助教，因为我们是邻居呢”——“中巴友谊地久天长”在整个巴基斯坦都是极其强大的政治话语。于是我告诉她，我大学时学的是乌尔都语文学，曾经在伊斯兰堡住过。之后，那个学生私下里和我便只用乌尔都语讲话。她告诉我自己在哈佛参加的各种课外活动，毕业后的种种打算。她说，没有想好要不要回巴基斯坦，多半应该暂时不回去了。
有一次，她向我推荐一本讲伊斯兰教与重新阐释《古兰经》的书——她说她觉得全巴基斯坦的人都该读这本书，因为他们需要“放轻松”。她说“放轻松”时用了英文，长发甩过肩头，笑容满面里又带着些满不在乎的神色。她也来自旁遮普省，她的家乡甚至离古吉拉瓦拉并不遥远——而我，听着这个在哈佛读书的巴基斯坦姑娘讲自己丰富的课外活动，讲自己完全开放的未来计划，讲家乡人民需要“放轻松”，那一瞬间，竟然突然想起古吉拉瓦拉的玛丽亚姆，冬天时把袖子浸上冷水在院中读书，害怕考试不及格就要回家结婚，希望能去欧洲工作，和我只聊过一次天的玛丽亚姆。
“她或许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她或许熟练说四种语言；
她或许从不被允许出门；她或许在周游世界；
她的手里或许握着试管；她的手里或许握着锅铲；
可是她是我们之前、之中与之后的每一个人——于是她的故事，也是我的。”
------
侯赛尼出生于喀布尔，少年时代移民美国。《灿烂千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回忆，也是想象。从某种程度上，我也清楚地知道，和《灿烂千阳》一样，我对玛丽亚姆的故事的转述，夹杂着我对自己伊斯兰堡生活的回忆，极其符合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一切想象——在我们的故事里，有包办婚姻、被围墙与面纱隔绝与隐藏的女性、不平等的教育与就业机会。而在这样的转述与回忆里，伊斯兰世界被一次次重构成“他者”——这样的重构或许是不公平的，甚至极其危险，和一切局外人的偏见一样。
然而，倘若说三年社会学质性方法的训练让我懂得什么，便是“现实”的流动与开放——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转述故事，修正叙述、重构记忆、创造意义。一切理解，同时也都是想象与阐述。侯赛尼的玛丽亚姆，我的玛丽亚姆——她们的故事会被如何阐释，这是另一个问题；可无论如何，这个故事，和其余任何一个故事是同等重要的，也都值得被讲出来。
那年我们都才到伊斯兰堡，在巴基斯坦国立语言大学念书——我刚刚离开北京，在乌尔都语系做交换生；她刚刚离开旁遮普省的古吉拉瓦拉，在英语系读一年级。
外乡来的女学生都住校。宿舍楼在校园角落里，四面围墙与高大的乳白色铁门将它与周围的环境隔离开，形成一个封闭的院落。宿舍一楼是厨房与餐厅，几位男校工既做厨师，又做看门人。国立语言大学许多专业，每天只有上午半天排课，于是宿舍楼的铁门，总是早早就锁了。倘若外出晚归，敲门总是大费周章，甚至还会被舍监责怪，于是住校的女学生平日几乎都不外出——日常生活里短少了针头线脑，就请校工隔日去市场买菜时顺便带回。
那么多伊斯兰堡炎热而冗长的下午，我们的活动空间便只限于这栋石质的宿舍楼，和铁门与围墙隔出的院落——在这有限的空间内，娱乐活动是无尽的串门聊天。开学后一个星期，几乎楼里的每一个姑娘都来我屋里聊过天。除了玛丽亚姆——写着她名字的那扇门，也总是紧闭着的。
到了开斋节，住校的巴基斯坦女学生大多都回家了，整栋小楼突然冷清下来。到了饭点，平日吵吵嚷嚷的食堂里只听见一台旧电视放着晚间档肥皂剧。少了聊天的人，时间多的仿佛无法填补。某天下午，玛丽亚姆害羞地敲了敲我宿舍的门——那才是我第一次真正结识玛丽亚姆。
我想告诉你，我至今都记得那个下午玛丽亚姆和我说的所有话：她告诉我，之所以没有回家过开斋节，是因为担心节后的考试。她告诉我，在冬天时，她把袖子整个浸湿，脱了毛衣坐在室外学习，靠寒冷保持清醒。她的口头禅是“你说我能及格么”和“帮我祈祷，保佑我考试顺利吧”，这两句话填补了我们对话过程中所有空白的间隙。而我也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平时总是见不到玛丽亚姆串门聊天——她一直在学习。 “如果我考试不通过，我父母就要让我退学回家结婚了。”她说，“我还不想结婚，我想去欧洲工作。”
那个下午，玛丽亚姆还跑回屋取出一叠照片给我看：照片里是她在古吉拉瓦拉家乡的童年：每张照片上，五六岁的玛丽亚姆身旁总还站着一个小女孩，两个孩子紧紧牵着手。那个下午，玛丽亚姆指着那个小女孩，语调平缓地告诉我，“这是我小时候最好朋友，我们一样大。如今她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而那个下午，也是我最后一次与玛丽亚姆长谈。
开斋节后，住校的女学生陆续回来，宿舍楼又重新热闹起来，玛丽亚姆又重新消失在那扇紧闭的门后。再之后，伊斯兰堡进入冬天。考试、放假、开学，时间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短的好像一瞬，初夏时我离开伊斯兰堡，没有与任何人告别。
博士一年级时，我阴差阳错地成了哈佛研究生院“学生会”里乌尔都语/印地语语言角的负责人。乌尔都语与印地语口语极其相似，于是并在一起。我每个月组织一两次活动，大家坐在一起用乌尔都语聊聊天。和其他“大语种”语言角不同，乌尔都语/印地语语言角每次来的都只有寥寥几人，全是女生——她们多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移民，对于乌尔都语并不会说，甚至也听不大懂。于是多数时候，我们不过是坐在剑桥小镇上的咖啡馆里，用英文随意地聊着漫长的天——上什么课、做什么课题、选谁做导师。
偶尔，她们也会兴致勃勃地问我，“XX用乌尔都语怎么说？”——XX总是极其简单的词，比如窗子、牛奶、苹果、阳光。那些随意而漫长的聊天，偶尔让我想起伊斯兰堡那些炎热而冗长的午后。当然我们很少聊起巴基斯坦——与它相关的乌尔都语太复杂，而坐在剑桥小镇光线充足的咖啡馆里，捧着一杯加了蜂蜜的热拿铁时，巴基斯坦实在显得太远了。
再之后，我开始做助教，班上有巴基斯坦来的留学生。她有回来约我见面，谈学期论文，末了开心地说“喜欢中国助教，因为我们是邻居呢”——“中巴友谊地久天长”在整个巴基斯坦都是极其强大的政治话语。于是我告诉她，我大学时学的是乌尔都语文学，曾经在伊斯兰堡住过。之后，那个学生私下里和我便只用乌尔都语讲话。她告诉我自己在哈佛参加的各种课外活动，毕业后的种种打算。她说，没有想好要不要回巴基斯坦，多半应该暂时不回去了。
有一次，她向我推荐一本讲伊斯兰教与重新阐释《古兰经》的书——她说她觉得全巴基斯坦的人都该读这本书，因为他们需要“放轻松”。她说“放轻松”时用了英文，长发甩过肩头，笑容满面里又带着些满不在乎的神色。她也来自旁遮普省，她的家乡甚至离古吉拉瓦拉并不遥远——而我，听着这个在哈佛读书的巴基斯坦姑娘讲自己丰富的课外活动，讲自己完全开放的未来计划，讲家乡人民需要“放轻松”，那一瞬间，竟然突然想起古吉拉瓦拉的玛丽亚姆，冬天时把袖子浸上冷水在院中读书，害怕考试不及格就要回家结婚，希望能去欧洲工作，和我只聊过一次天的玛丽亚姆。
“她或许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她或许熟练说四种语言；
她或许从不被允许出门；她或许在周游世界；
她的手里或许握着试管；她的手里或许握着锅铲；
可是她是我们之前、之中与之后的每一个人——于是她的故事，也是我的。”
------
侯赛尼出生于喀布尔，少年时代移民美国。《灿烂千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回忆，也是想象。从某种程度上，我也清楚地知道，和《灿烂千阳》一样，我对玛丽亚姆的故事的转述，夹杂着我对自己伊斯兰堡生活的回忆，极其符合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一切想象——在我们的故事里，有包办婚姻、被围墙与面纱隔绝与隐藏的女性、不平等的教育与就业机会。而在这样的转述与回忆里，伊斯兰世界被一次次重构成“他者”——这样的重构或许是不公平的，甚至极其危险，和一切局外人的偏见一样。
然而，倘若说三年社会学质性方法的训练让我懂得什么，便是“现实”的流动与开放——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转述故事，修正叙述、重构记忆、创造意义。一切理解，同时也都是想象与阐述。侯赛尼的玛丽亚姆，我的玛丽亚姆——她们的故事会被如何阐释，这是另一个问题；可无论如何，这个故事，和其余任何一个故事是同等重要的，也都值得被讲出来。
有关键情节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