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姆

重读了一遍《灿烂千阳》,于是想写一写我所认识的一位也叫玛丽亚姆的穆斯林姑娘的故事。
那年我们都才到伊斯兰堡,在巴基斯坦国立语言大学念书——我刚刚离开北京,在乌尔都语系做交换生;她刚刚离开旁遮普省的古吉拉瓦拉,在英语系读一年级。
外乡来的女学生都住校。宿舍楼在校园角落里,四面围墙与高大的乳白色铁门将它与周围的环境隔离开,形成一个封闭的院落。宿舍一楼是厨房与餐厅,几位男校工既做厨师,又做看门人。国立语言大学许多专业,每天只有上午半天排课,于是宿舍楼的铁门,总是早早就锁了。倘若外出晚归,敲门总是大费周章,甚至还会被舍监责怪,于是住校的女学生平日几乎都不外出——日常生活里短少了针头线脑,就请校工隔日去市场买菜时顺便带回。
那么多伊斯兰堡炎热而冗长的下午,我们的活动空间便只限于这栋石质的宿舍楼,和铁门与围墙隔出的院落——在这有限的空间内,娱乐活动是无尽的串门聊天。开学后一个星期,几乎楼里的每一个姑娘都来我屋里聊过天。除了玛丽亚姆——写着她名字的那扇门,也总是紧闭着的。
到了开斋节,住校的巴基斯坦女学生大多都回家了,整栋小楼突然冷清下来。到了饭点,平日吵吵嚷嚷的食堂里只听见一台旧电视放着晚间档肥皂剧。少了聊天的人,时间多的仿佛无法填补。某天下午,玛丽亚姆害羞地敲了敲我宿舍的门——那才是我第一次真正结识玛丽亚姆。
我想告诉你,我至今都记得那个下午玛丽亚姆和我说的所有话:她告诉我,之所以没有回家过开斋节,是因为担心节后的考试。她告诉我,在冬天时,她把袖子整个浸湿,脱了毛衣坐在室外学习,靠寒冷保持清醒。她的口头禅是“你说我能及格么”和“帮我祈祷,保佑我考试顺利吧”,这两句话填补了我们对话过程中所有空白的间隙。而我也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平时总是见不到玛丽亚姆串门聊天——她一直在学习。 “如果我考试不通过,我父母就要让我退学回家结婚了。”她说,“我还不想结婚,我想去欧洲工作。”
那个下午,玛丽亚姆还跑回屋取出一叠照片给我看:照片里是她在古吉拉瓦拉家乡的童年:每张照片上,五六岁的玛丽亚姆身旁总还站着一个小女孩,两个孩子紧紧牵着手。那个下午,玛丽亚姆指着那个小女孩,语调平缓地告诉我,“这是我小时候最好朋友,我们一样大。如今她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而那个下午,也是我最后一次与玛丽亚姆长谈。
开斋节后,住校的女学生陆续回来,宿舍楼又重新热闹起来,玛丽亚姆又重新消失在那扇紧闭的门后。再之后,伊斯兰堡进入冬天。考试、放假、开学,时间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短的好像一瞬,初夏时我离开伊斯兰堡,没有与任何人告别。
博士一年级时,我阴差阳错地成了哈佛研究生院“学生会”里乌尔都语/印地语语言角的负责人。乌尔都语与印地语口语极其相似,于是并在一起。我每个月组织一两次活动,大家坐在一起用乌尔都语聊聊天。和其他“大语种”语言角不同,乌尔都语/印地语语言角每次来的都只有寥寥几人,全是女生——她们多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移民,对于乌尔都语并不会说,甚至也听不大懂。于是多数时候,我们不过是坐在剑桥小镇上的咖啡馆里,用英文随意地聊着漫长的天——上什么课、做什么课题、选谁做导师。
偶尔,她们也会兴致勃勃地问我,“XX用乌尔都语怎么说?”——XX总是极其简单的词,比如窗子、牛奶、苹果、阳光。那些随意而漫长的聊天,偶尔让我想起伊斯兰堡那些炎热而冗长的午后。当然我们很少聊起巴基斯坦——与它相关的乌尔都语太复杂,而坐在剑桥小镇光线充足的咖啡馆里,捧着一杯加了蜂蜜的热拿铁时,巴基斯坦实在显得太远了。
再之后,我开始做助教,班上有巴基斯坦来的留学生。她有回来约我见面,谈学期论文,末了开心地说“喜欢中国助教,因为我们是邻居呢”——“中巴友谊地久天长”在整个巴基斯坦都是极其强大的政治话语。于是我告诉她,我大学时学的是乌尔都语文学,曾经在伊斯兰堡住过。之后,那个学生私下里和我便只用乌尔都语讲话。她告诉我自己在哈佛参加的各种课外活动,毕业后的种种打算。她说,没有想好要不要回巴基斯坦,多半应该暂时不回去了。
有一次,她向我推荐一本讲伊斯兰教与重新阐释《古兰经》的书——她说她觉得全巴基斯坦的人都该读这本书,因为他们需要“放轻松”。她说“放轻松”时用了英文,长发甩过肩头,笑容满面里又带着些满不在乎的神色。她也来自旁遮普省,她的家乡甚至离古吉拉瓦拉并不遥远——而我,听着这个在哈佛读书的巴基斯坦姑娘讲自己丰富的课外活动,讲自己完全开放的未来计划,讲家乡人民需要“放轻松”,那一瞬间,竟然突然想起古吉拉瓦拉的玛丽亚姆,冬天时把袖子浸上冷水在院中读书,害怕考试不及格就要回家结婚,希望能去欧洲工作,和我只聊过一次天的玛丽亚姆。
“她或许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她或许熟练说四种语言;
她或许从不被允许出门;她或许在周游世界;
她的手里或许握着试管;她的手里或许握着锅铲;
可是她是我们之前、之中与之后的每一个人——于是她的故事,也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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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赛尼出生于喀布尔,少年时代移民美国。《灿烂千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回忆,也是想象。从某种程度上,我也清楚地知道,和《灿烂千阳》一样,我对玛丽亚姆的故事的转述,夹杂着我对自己伊斯兰堡生活的回忆,极其符合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一切想象——在我们的故事里,有包办婚姻、被围墙与面纱隔绝与隐藏的女性、不平等的教育与就业机会。而在这样的转述与回忆里,伊斯兰世界被一次次重构成“他者”——这样的重构或许是不公平的,甚至极其危险,和一切局外人的偏见一样。
然而,倘若说三年社会学质性方法的训练让我懂得什么,便是“现实”的流动与开放——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转述故事,修正叙述、重构记忆、创造意义。一切理解,同时也都是想象与阐述。侯赛尼的玛丽亚姆,我的玛丽亚姆——她们的故事会被如何阐释,这是另一个问题;可无论如何,这个故事,和其余任何一个故事是同等重要的,也都值得被讲出来。
那年我们都才到伊斯兰堡,在巴基斯坦国立语言大学念书——我刚刚离开北京,在乌尔都语系做交换生;她刚刚离开旁遮普省的古吉拉瓦拉,在英语系读一年级。
外乡来的女学生都住校。宿舍楼在校园角落里,四面围墙与高大的乳白色铁门将它与周围的环境隔离开,形成一个封闭的院落。宿舍一楼是厨房与餐厅,几位男校工既做厨师,又做看门人。国立语言大学许多专业,每天只有上午半天排课,于是宿舍楼的铁门,总是早早就锁了。倘若外出晚归,敲门总是大费周章,甚至还会被舍监责怪,于是住校的女学生平日几乎都不外出——日常生活里短少了针头线脑,就请校工隔日去市场买菜时顺便带回。
那么多伊斯兰堡炎热而冗长的下午,我们的活动空间便只限于这栋石质的宿舍楼,和铁门与围墙隔出的院落——在这有限的空间内,娱乐活动是无尽的串门聊天。开学后一个星期,几乎楼里的每一个姑娘都来我屋里聊过天。除了玛丽亚姆——写着她名字的那扇门,也总是紧闭着的。
到了开斋节,住校的巴基斯坦女学生大多都回家了,整栋小楼突然冷清下来。到了饭点,平日吵吵嚷嚷的食堂里只听见一台旧电视放着晚间档肥皂剧。少了聊天的人,时间多的仿佛无法填补。某天下午,玛丽亚姆害羞地敲了敲我宿舍的门——那才是我第一次真正结识玛丽亚姆。
我想告诉你,我至今都记得那个下午玛丽亚姆和我说的所有话:她告诉我,之所以没有回家过开斋节,是因为担心节后的考试。她告诉我,在冬天时,她把袖子整个浸湿,脱了毛衣坐在室外学习,靠寒冷保持清醒。她的口头禅是“你说我能及格么”和“帮我祈祷,保佑我考试顺利吧”,这两句话填补了我们对话过程中所有空白的间隙。而我也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平时总是见不到玛丽亚姆串门聊天——她一直在学习。 “如果我考试不通过,我父母就要让我退学回家结婚了。”她说,“我还不想结婚,我想去欧洲工作。”
那个下午,玛丽亚姆还跑回屋取出一叠照片给我看:照片里是她在古吉拉瓦拉家乡的童年:每张照片上,五六岁的玛丽亚姆身旁总还站着一个小女孩,两个孩子紧紧牵着手。那个下午,玛丽亚姆指着那个小女孩,语调平缓地告诉我,“这是我小时候最好朋友,我们一样大。如今她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而那个下午,也是我最后一次与玛丽亚姆长谈。
开斋节后,住校的女学生陆续回来,宿舍楼又重新热闹起来,玛丽亚姆又重新消失在那扇紧闭的门后。再之后,伊斯兰堡进入冬天。考试、放假、开学,时间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短的好像一瞬,初夏时我离开伊斯兰堡,没有与任何人告别。
博士一年级时,我阴差阳错地成了哈佛研究生院“学生会”里乌尔都语/印地语语言角的负责人。乌尔都语与印地语口语极其相似,于是并在一起。我每个月组织一两次活动,大家坐在一起用乌尔都语聊聊天。和其他“大语种”语言角不同,乌尔都语/印地语语言角每次来的都只有寥寥几人,全是女生——她们多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移民,对于乌尔都语并不会说,甚至也听不大懂。于是多数时候,我们不过是坐在剑桥小镇上的咖啡馆里,用英文随意地聊着漫长的天——上什么课、做什么课题、选谁做导师。
偶尔,她们也会兴致勃勃地问我,“XX用乌尔都语怎么说?”——XX总是极其简单的词,比如窗子、牛奶、苹果、阳光。那些随意而漫长的聊天,偶尔让我想起伊斯兰堡那些炎热而冗长的午后。当然我们很少聊起巴基斯坦——与它相关的乌尔都语太复杂,而坐在剑桥小镇光线充足的咖啡馆里,捧着一杯加了蜂蜜的热拿铁时,巴基斯坦实在显得太远了。
再之后,我开始做助教,班上有巴基斯坦来的留学生。她有回来约我见面,谈学期论文,末了开心地说“喜欢中国助教,因为我们是邻居呢”——“中巴友谊地久天长”在整个巴基斯坦都是极其强大的政治话语。于是我告诉她,我大学时学的是乌尔都语文学,曾经在伊斯兰堡住过。之后,那个学生私下里和我便只用乌尔都语讲话。她告诉我自己在哈佛参加的各种课外活动,毕业后的种种打算。她说,没有想好要不要回巴基斯坦,多半应该暂时不回去了。
有一次,她向我推荐一本讲伊斯兰教与重新阐释《古兰经》的书——她说她觉得全巴基斯坦的人都该读这本书,因为他们需要“放轻松”。她说“放轻松”时用了英文,长发甩过肩头,笑容满面里又带着些满不在乎的神色。她也来自旁遮普省,她的家乡甚至离古吉拉瓦拉并不遥远——而我,听着这个在哈佛读书的巴基斯坦姑娘讲自己丰富的课外活动,讲自己完全开放的未来计划,讲家乡人民需要“放轻松”,那一瞬间,竟然突然想起古吉拉瓦拉的玛丽亚姆,冬天时把袖子浸上冷水在院中读书,害怕考试不及格就要回家结婚,希望能去欧洲工作,和我只聊过一次天的玛丽亚姆。
“她或许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她或许熟练说四种语言;
她或许从不被允许出门;她或许在周游世界;
她的手里或许握着试管;她的手里或许握着锅铲;
可是她是我们之前、之中与之后的每一个人——于是她的故事,也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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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赛尼出生于喀布尔,少年时代移民美国。《灿烂千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回忆,也是想象。从某种程度上,我也清楚地知道,和《灿烂千阳》一样,我对玛丽亚姆的故事的转述,夹杂着我对自己伊斯兰堡生活的回忆,极其符合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一切想象——在我们的故事里,有包办婚姻、被围墙与面纱隔绝与隐藏的女性、不平等的教育与就业机会。而在这样的转述与回忆里,伊斯兰世界被一次次重构成“他者”——这样的重构或许是不公平的,甚至极其危险,和一切局外人的偏见一样。
然而,倘若说三年社会学质性方法的训练让我懂得什么,便是“现实”的流动与开放——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转述故事,修正叙述、重构记忆、创造意义。一切理解,同时也都是想象与阐述。侯赛尼的玛丽亚姆,我的玛丽亚姆——她们的故事会被如何阐释,这是另一个问题;可无论如何,这个故事,和其余任何一个故事是同等重要的,也都值得被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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