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缠于家族与时代罅隙间

钱理群说《我的精神自传》“本也谈及我的家庭，但语焉不详”，那如今《我的家庭回忆录》应该算是一种补充了，自心灵的历程至家族在大时代中的变迁，予我们观察一位学者之思想嬗变的极佳路径。而钱理群的家族，亦真是令人唏嘘，以他自己的话讲，“谈到我们钱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人生道路和遭遇，几乎是现代知识分子各种选择和命运的一个浓缩”。语无夸张，时代在一家族中之投影如此集中，固然成为研究者的良好审视切片，但这个家族所遭受的苦难坎坷亦是可以想见的了。

若以阵营划分，钱氏家族大致可分为若干派，父亲与三哥是国民党员，跨专业技术人员与官员之界，1949年之后分别去了台湾和美国，大哥为留美回国报效的水利泥沙专家，二姐、二姐夫、四哥则都是共产党员，在大陆遭际不一，而母亲和作为小弟的钱理群无党无派，夹在中间时有困扰。一家子将现代史上的纷争派别几乎占全，确是奇事，而由之带来的灾难也是为每一个体所痛彻心扉的。少年钱理群因保存一张暌违已久的父亲的照片，而遭遇造反派严苛的责难，产生极大的现实与精神危机，因为没有和“反动父亲”划清界限。当骨肉亲情被阶级理论无情斩断，人性无可避免地扭曲了（虽然“人性”二字恰是那个时代所大力抨击及试图连根拔除的），那所谓“革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后来的钱理群反思，“鲁迅早就说过，真正的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更勿论要灭亲？”若为了一个所谓高尚的、空中楼阁的目标，不择任何恐怖的、卑鄙的手段，无所畏忌释放出人内心的极黑暗面来，那与人类历史上众多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又有何区别？最令我心悸的是，钱理群回忆自己焚毁父亲的照片的场景，“我的眼前，永远晃动着那地狱般的图景：我亲手点燃的火，一点一点地吞食了我的父亲——他的沉思、微笑，连同他对我全部的爱和期待……”在某些特殊的年代，人的尊严与肉体脆弱之极，处于崩毁的边缘，即使侥幸未被消灭，但心灵在地狱中的磨难亦是无可遁逃了。

钱理群引用了清人笔记《双节堂庸训》中的话语，“吾母寡言笑，……终日织作无他语”，因此句引起他对母亲回忆的共鸣。而家族里的人都告诉自己，母亲其实是喜欢热闹的，但自他记事起，母亲“又确乎是这样终日织作无他语，也无笑容”。这是时代风云变幻之后，父亲到了海峡的那一边，两个儿子在大洋彼岸，南京的家中只留下了母亲和最小的三个子女，在时代的重压下，母亲的性情突变，一时令人莫名与悲哀。即使美国的三哥辗转托人带来口信，想资助家里，母亲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令人诧异的是，七十年代中美建交，三哥“又托人登门看望，请母亲在录音带上留下几句话，母亲依然一口回绝：她宁愿沉默到底”。这一切似不近情理之处，尽归于母亲晚年对从数千里外赶回探望的钱理群道出的话语：“这几十……年来……总算……没有……连累……你们。”时代扭曲了一切，但仍没有改变母爱，可这爱如许沉重，没有任何个体可承受得起，更勿论心脉相连的血亲。

在钱理群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如“鲁迅研究”、“1957年学研究”、“毛泽东时代研究”，都处于20世纪的时间段上，他自己也说，“相比外国研究和古代研究，20世纪中国研究更贴切，也更能解决问题”。做出如此的学术选择，是与其生活与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的，纷繁复杂的成员汇聚在一个家庭，在时代的播弄下分崩离析，个体无任何商榷与反抗的余地，家史与国史交织错杂，无法拆解，给个人的成长带来怎样强调都难以言尽的大影响。我们读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丰富的痛苦》、《1948：天地玄黄》、《话说周氏兄弟》、《鲁迅远行之后：1949-2000》等著作，能清晰地感知其间奔涌着一股激流，抑制不住的情感的激流，所谓笔尖常带感情是也，这显然是其生命体验的外化，对逝去时代与现时代的交缠思考，对“个”与“群”错综关系的重新审视。

20世纪是风云激荡的时代，亦是苦难不绝的时代，钱理群与其家族感同身受，而作为学者的他，是要思考其中的意涵的，“我们现在谈国共两党历史，都是宏观的，有历史事件没有人，有大人物没有小人物，有事件但是缺乏内心关照。国共两党的历史实际上影响每个人的命运，这部分历史没有进入研究”。个体虽然渺小，却是鲜活生命的所在，是历史的真正落足点所在，钱理群对个体生命史的重视与书写，既为其家族立此存照，亦汇入现代史学的洪流中，有大的意义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