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译】《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第十章:访太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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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秋天,有两个志趣相投的传教士以及曾兰生打算去南京拜访太平军,他们邀请我同行,我决定随同。我此行的目的是要确定太平军的人物,他们是否适合建立一个新政府来取代满清皇朝。因此1859年11月6日,我们乘坐一艘“无锡快”船离开上海,当时恰好刮着强劲的东北顺风,尽管我们必须逆行等待退潮一个小时。沿途天气晴朗,所有人兴致都很高。船上刚好有一条美国国旗,我们不加思索地让它迎风招展,但是冷静下来后仔细一想,还是把它降落了下来,因为这样才不会引起过度的注意,以阻碍我们达到此行的目的。我们被告知有一支中国满清炮舰停泊在松江,为了避免被他们阻挠并送回上海,我们改变了路线,不走松江去苏州的捷径。我们发现上海三十里半径内的周边城市都很安静,完全没有政治骚乱的迹象,农民们都正忙着收割稻谷。
顺便在这里说一下,在我去内地采茶期间,太平军已经占领了苏州,在殖民地的外国人有些恐惧,怕太平军会突袭占领上海和租界。这就是松江上为什么有中国炮舰巡视和外国纠察队会在远超外国特权的边界范围外巡视的原因了。
我们于11月9日到达苏州,沿路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和阻碍,也没有受到满清军队和太平军的阻挠,这也显示出了即使在战争时期,中国的管理也是多么的松散和粗疏。在到达娄门时,因为苏州正在实行戒严令,我们必须在一个军站内等待,进城的人要在那里领取护照,出城的时候要将护照归还。由于我们想要进城去见指挥官,找他开具一张介绍信,让我们可以见到去南京路上其他城市的首领,我们必须要派两个同伴去指挥部,来检验我们是否可以被允许入城。在娄门附近的那个军站,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最终我们的同伴和同去的信差出现了,警长已经委托信差和我们一同前往拜见司令官。我们得到了允许,四个一同进城。当时民政官员恰好不在,但是我们被引见到军官刘某处。他很高,穿着红衣服。刚开始他假装得很傲慢,但是他太瘦,缺乏他想要伪装出来的强硬品格。他开始十分好奇,问我们南京此行的目的。他对待我们很友善,并且给我们开具了一张给丹阳指挥官的介绍信,给我们了通过无锡和常州的护照。在军官刘某的礼堂,我们被介绍给四个外国人——两个美国人、一个英国人、还有一个法国贵族。其中一个美国人说他是一个医生,英国人应该是一个军官,法国人如前文所述,声称是一个贵族。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投机主义者,每个人都居心叵测。其中一个美国人有一支步枪和子弹出售,他索要极高的价钱,他们立即就回绝了。法国人说他已经失去了一大笔钱,不得不来中国赚回它。我们的传教士朋友在得到刘某的款待,并听他们流利地背诵赞美诗后,感到十分满意。傍晚,当我们回到船上时,他给我们送来了许多鸡,另外还有一头山羊,我们去丹阳的旅途上因此有了足够的供给。我们11月11日离开苏州,在我们到达无锡护照受到检查后,得到了太平军很有礼貌的对待。指挥官首领邀请我们共进晚餐,饭后他送给我们很多水果和坚果,并且亲自上船目送我们离开。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最后也在诵读赞美诗中结束。
11月12日我们离开无锡前往常州。从苏州向前行,我们都是在大运河中航行,大运河沿岸的路况良好。大部分我们所见和所遇到的人都是太平军,他们在丹阳和苏州之间移动,但是很少见到有船在这两地之间航行。两城之间的运河周边的村庄似乎已经被农民丢弃了,耕地上不见繁茂的农作物,而是铺满了成片的杂草。如果一个不明真相的旅客看到这种情况,他可能会理所当然地将所有的事情都怪罪到太平军的头上,但是那些与太平军冲突的官军,与他们的敌人一样罪不可恕。我们在公路上遇到的太平军普遍都很文明,他们用尽方法保护民众,来取得民众的信任。纵火、掠夺、盗窃和虐待民众会被太平军处死。我们晚上到达常州,发现在无锡和常州之间,几乎所有沿路的房子都已经完全被百姓抛弃,空无一人。偶然可以看到几个居民会挎站小篮子,装着鸡蛋、橙子、蛋糕、蔬菜和猪肉,沿着河岸叫卖。他们大部分都是老人,他们的面容显露出他们所遭遇过的灾难和绝望。11月13日早上6点钟,我们重新出发去丹阳。在快要靠近丹阳时,我们发现民众似乎有了信心,田地似乎也得到了耕种。太平军对他们和管理是周到而值得称赞的。早上我们看见有一支千来人的军队向着丹阳行军。我们还没有完全到达丹阳,便停船歇一晚,而丹阳就在眼前,触目可及。
第二天一早,我们进城拜见刘军官,给他看我们从苏州得到的介绍信,但是他恰好不在城中。刘的副官秦某是个文职,他出来接见了我们。他平易近人,十分友善和礼貌地接待我们。我们中一人问到太平军中的宗教信仰问题,秦说他对基督教的见解,是由太平军的领袖洪秀全教授的。他说:“我们信仰天父,他和耶稣、圣灵构成了真神;上帝是精神的真谛。”
然后他诵读了赞美诗。他说太平军有两种赞美诗——旧诗和新诗;他们已经放弃了新诗采纳了旧诗。他说,天王被带上天堂,接受了天父的命令,下来消除所有的罪恶,正本清源;摧毁偶像崇拜和罪恶的思想,最后会传授民众关于上帝的知识。他不知道天王是肉体上了天堂还是灵魂上了天堂,或者灵与肉皆有之。他说天王说自己也不能和上帝相提并论,他对上帝的敬仰是一种宗教崇拜,但是天王受人敬礼,只不过了一种宫廷礼仪,就像历朝历代的丞相和官员对他们的君主的礼仪一样,并不是一种宗教崇拜。他也说到天王是基督的弟弟,但是也不是说他们由同一个母亲生养。天王自己解释说,他之所以是基督的弟弟,是因为他得到了上帝的特别任命去指引民众。基督也是受到了上帝的特别任命,去改良和救赎世界。关于三杯茶——他说它们实际是指感谢上帝的赋予,并没有赎罪的含义。
“一杯茶,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喝,我们都感恩天父。三杯茶与三位一体无关,每一杯的目的都相同。选择‘3’这个数字,是因为这是中国人喜爱的数字,这甚至在中国古典典籍中都有提到。”
关于救赎,他说,“任何祭祀都不能带走我们的罪恶,基督才有救赎的力量,他拯救我们,而我们的责任是对自身的观念进行忏悔。即使是天王都会非常细心,怕得罪上帝。”
关于在战争时期军队远离民众,他说,“这是一个远古的传统,几乎每一个王朝都会采纳。民众应该前往乡村,而士兵要驻扎在城市。当占领一个城市时,会容易征服周边的乡村。”
在苏州和运河沿路我们看到变成废墟的地方,一部分是由张玉良的军队在撤退时毁坏,一部分是因为当地的土匪强盗掠夺,而另一部分刚则由太平军自己毁坏。当忠王在苏州时,他尽其所能去抑制纵火掠夺,他给那些在这方面有积极作用的人提供奖励和加官进爵。他下达了三个命令:1、士兵禁止杀害或屠杀平民;2、禁止屠杀家禽;3、禁止纵火烧毁民房。违反其中任何一个规定都会被判处死刑。当他来到无锡时,他曾经将一名当地长官斩首,因为他允许当地土匪焚毁民房。这些都是我们从和秦某的谈话中得到的信息。他还说忠王和英王都才华横溢——无论是在军事事务上还是民政事务上。
他给我们说了太平军占领各地的情况,和怎样在南京击败官家军队,在1860年早期,整座城市都处在官军的围攻之下。他也给我们看了一封由徽州首领写的信,说已经完全击溃了曾国藩军队,并为太平军强大的军队所困,曾国藩应该在战役中被杀。他说围攻南京的官军将军张玉良在被打败后退往杭州,接受肺出血的医治,大运河一带,扬子江以北的城镇都已经在太平军的掌控之中;忠王和英王溯河而上,占领湖北;另一个首领石达开,派往征战云南、贵州和四川等省。此时镇江正在被太平军围攻,西王指挥陆军监察江南。这就是秦某和我们漫谈的内容,太平军已由不同的首领或诸王做好了部署。
在与他共进晚餐后,我们回到船中过夜。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1月15日,我们再次进城拜访刘某,但是还是没有见到他。我们再次拜访了秦某,请他安排运输我们的行李,而我们要从丹阳去南京。副官告诉我们秦会帮我们运送所有的行李,如果我们的船留在丹阳,在我们回来之前,船都会得到很好的照料和保护。所以第二天一早,也就是11月16日,我们从丹阳步行了15英里到达一个叫宝堰的村庄,宝堰离句容6英里,我们在那里停留过夜。在那儿找一个休息的地方有点困难,那儿的百姓很穷,他们对陌生人不太信任。在费了一翻口舌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些稻草,铺在地上过夜,第二天,我们给了那个老妇人1美元。早餐我们吃了些白粥、白切鸡和薄饼干。在11月17日9点到达句容后,我们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处大门都对着我们关闭,其他人也不得入内,因为有谣言传来说太平军在镇江被打败,他们正涌来句容避难。我们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南京旅程,尽管我们的传教士朋友差点决定要返回丹阳,再沿路返回上海。我们在句容不远处找到了一些轿子和骡子,最终得以继续行程。
在经过一段难受和疲乏的旅程后,我们在11月18日到达南京。我最先到达南门,在那儿等待同伴到来,共同入城。我们被接进了城内,有个几仆人陪伴我们到了罗伯茨传教士的寓所,罗伯茨的寓所在干王洪仁玕军寓旁边。
在我们与罗伯茨传教士初步接触后,因长途仆仆,我先行告退,让其他同伴继续和他聊天,我则回到住处收拾房间休息。事实上,在罗伯茨在场时,我很少说话,也不想让他知道我是谁。在20多年前,我在澳门郭士立夫人的学校时,经常会看到他,我一看到他就已经认出了他。他现在当然显得老了,他穿着黄缎官袍和笨拙的中国鞋子,行动缓慢。我一点都不知道他在南京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仍然是洪秀全的宗教顾问吗?还是太平天国的国务大臣?似乎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第二天(11月19日),我被邀请去拜访干王。他是太平军领袖天王洪秀全的侄子(干王洪仁玕和洪仁达同辈,与洪秀全为兄弟行,此处恐有误)。在洪仁来到南京前,我1856年在香港时就已经认识了他。他当时是伦敦传道会的中国牧师,其主教是詹姆斯·莱格博士,莱格博士是中国古典文学著名的译者。在香港时,我多次与他见面,就在那里,他就已经大发宏愿,将来某一天可能会与我在南京相见。他那时叫洪仁,但自从他跟着舅舅到了南京,他就提升到了王子的地位。干的含义是“保护”,所以干王表示“护王”。他很诚挚地向我致以问候,明显很高兴见到我。在惯常的问候之后,他想知道我对太平军的想法,我是否赞同他们的事业,是否愿意加入他们。作为回答,我说我没有投靠他们的意图,我来这里只是想简单地看看他和表达我的敬意,同时,我想确定南京中真实的情形。我说从苏州到南京,让我明白了几件事,我觉得他可能会感兴趣。它们如下:
用科学的制度来组织军队;
创办军事学校,培训合格的军官;
创办海军学校;
组建公民政府,让能干和老练的人在不同的行政部门担当顾问;
组建银行系统,由其决定度量衡;
创建不同等级的教育系统,并将《圣经》作为教科书之一;
创办工业学校系统。
这些都是我在这趟旅程中的感悟。如果太平军政府愿意,我说,采取这些措施,拨取合适的款项让它们运作,我会很愿意去将它们实现。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可以为太平军事业作出最大的贡献,而在其他方面,我只是一个累赘,会妨碍他们。
这便是我第一次会见的情形。两天后,我又再次被邀请去拜访。在第二次会见,我们讨论第一次会见时提出的七个建议的优点和重点。干王比其他王子和领袖,甚至比洪秀全更加见多识广,知道英国政府和其他欧洲政权强大的秘密力量,并完全领会到这些建议的重要性。但是他孤独一人,没有人会在背后支持他提倡这些建议。其他王子或者领袖,都不在城里,他们正在开展对官军的反对活动。他说他完全意识到这些措施的重要性,但是在他们回来之前什么事情都开展不了,因为任何一条措施在实施之前都需要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
几天后,干王派人给了我一个小包裹。打开时我惊讶地发现里面有一个长四英寸宽一英寸的木印,上面镌刻着我的名字和一个“义”字官阶。“义”的含义是“正义”, 是四等官爵,而王是一等官爵。我的官阶写在一片黄缎上,上面盖有干王的官印。我有点困惑,茫然不知其中的意图——是想把我长久地留在南京还是不管我愿不愿意,强行把我拉进太平军的事业中呢?无论如何,这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干王很明显站在他的位置上,理所当然地认为授予我太平军四等官爵这么高的官阶,我就会被说服接受并且加入太平军的事业中。但是从领袖的行为、性格和政府来判断,我强烈地怀疑这事业最终的成功与否。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同伴,最终决定我必须马上归还这个印章,婉谢这个诱人的小玩意。我亲自去感谢干王对我高度的重视,给予我这么高贵的标志,并且告诉他任何时候当太平军的领袖决定实施我与他第一次会见时提出的任何一条或者全部建议的时候,那时如果我的服务会对事情有所帮助,我都会很乐意为他们服务。然后我还请求他给我一张特别例外的护照,可以保证我无论是在进行商业业务还是旅行,在通过太平军管辖的领土时都能得以安全通行。护照第二天(12月24日)就发给了我,并且给我们提供回去丹阳的交通工具和足够的供给,我们的船停在那儿,由丹阳城的第二把手秦某保管着,等待我们从南京返回。我们12月27日从南京沿着来时的路线启程返回上海,在1861年1月上旬安全到达丹阳。在返回上海的路上,我已经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形成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判——它的起源、特征和意义。
顺便在这里说一下,在我去内地采茶期间,太平军已经占领了苏州,在殖民地的外国人有些恐惧,怕太平军会突袭占领上海和租界。这就是松江上为什么有中国炮舰巡视和外国纠察队会在远超外国特权的边界范围外巡视的原因了。
我们于11月9日到达苏州,沿路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和阻碍,也没有受到满清军队和太平军的阻挠,这也显示出了即使在战争时期,中国的管理也是多么的松散和粗疏。在到达娄门时,因为苏州正在实行戒严令,我们必须在一个军站内等待,进城的人要在那里领取护照,出城的时候要将护照归还。由于我们想要进城去见指挥官,找他开具一张介绍信,让我们可以见到去南京路上其他城市的首领,我们必须要派两个同伴去指挥部,来检验我们是否可以被允许入城。在娄门附近的那个军站,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最终我们的同伴和同去的信差出现了,警长已经委托信差和我们一同前往拜见司令官。我们得到了允许,四个一同进城。当时民政官员恰好不在,但是我们被引见到军官刘某处。他很高,穿着红衣服。刚开始他假装得很傲慢,但是他太瘦,缺乏他想要伪装出来的强硬品格。他开始十分好奇,问我们南京此行的目的。他对待我们很友善,并且给我们开具了一张给丹阳指挥官的介绍信,给我们了通过无锡和常州的护照。在军官刘某的礼堂,我们被介绍给四个外国人——两个美国人、一个英国人、还有一个法国贵族。其中一个美国人说他是一个医生,英国人应该是一个军官,法国人如前文所述,声称是一个贵族。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投机主义者,每个人都居心叵测。其中一个美国人有一支步枪和子弹出售,他索要极高的价钱,他们立即就回绝了。法国人说他已经失去了一大笔钱,不得不来中国赚回它。我们的传教士朋友在得到刘某的款待,并听他们流利地背诵赞美诗后,感到十分满意。傍晚,当我们回到船上时,他给我们送来了许多鸡,另外还有一头山羊,我们去丹阳的旅途上因此有了足够的供给。我们11月11日离开苏州,在我们到达无锡护照受到检查后,得到了太平军很有礼貌的对待。指挥官首领邀请我们共进晚餐,饭后他送给我们很多水果和坚果,并且亲自上船目送我们离开。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最后也在诵读赞美诗中结束。
11月12日我们离开无锡前往常州。从苏州向前行,我们都是在大运河中航行,大运河沿岸的路况良好。大部分我们所见和所遇到的人都是太平军,他们在丹阳和苏州之间移动,但是很少见到有船在这两地之间航行。两城之间的运河周边的村庄似乎已经被农民丢弃了,耕地上不见繁茂的农作物,而是铺满了成片的杂草。如果一个不明真相的旅客看到这种情况,他可能会理所当然地将所有的事情都怪罪到太平军的头上,但是那些与太平军冲突的官军,与他们的敌人一样罪不可恕。我们在公路上遇到的太平军普遍都很文明,他们用尽方法保护民众,来取得民众的信任。纵火、掠夺、盗窃和虐待民众会被太平军处死。我们晚上到达常州,发现在无锡和常州之间,几乎所有沿路的房子都已经完全被百姓抛弃,空无一人。偶然可以看到几个居民会挎站小篮子,装着鸡蛋、橙子、蛋糕、蔬菜和猪肉,沿着河岸叫卖。他们大部分都是老人,他们的面容显露出他们所遭遇过的灾难和绝望。11月13日早上6点钟,我们重新出发去丹阳。在快要靠近丹阳时,我们发现民众似乎有了信心,田地似乎也得到了耕种。太平军对他们和管理是周到而值得称赞的。早上我们看见有一支千来人的军队向着丹阳行军。我们还没有完全到达丹阳,便停船歇一晚,而丹阳就在眼前,触目可及。
第二天一早,我们进城拜见刘军官,给他看我们从苏州得到的介绍信,但是他恰好不在城中。刘的副官秦某是个文职,他出来接见了我们。他平易近人,十分友善和礼貌地接待我们。我们中一人问到太平军中的宗教信仰问题,秦说他对基督教的见解,是由太平军的领袖洪秀全教授的。他说:“我们信仰天父,他和耶稣、圣灵构成了真神;上帝是精神的真谛。”
然后他诵读了赞美诗。他说太平军有两种赞美诗——旧诗和新诗;他们已经放弃了新诗采纳了旧诗。他说,天王被带上天堂,接受了天父的命令,下来消除所有的罪恶,正本清源;摧毁偶像崇拜和罪恶的思想,最后会传授民众关于上帝的知识。他不知道天王是肉体上了天堂还是灵魂上了天堂,或者灵与肉皆有之。他说天王说自己也不能和上帝相提并论,他对上帝的敬仰是一种宗教崇拜,但是天王受人敬礼,只不过了一种宫廷礼仪,就像历朝历代的丞相和官员对他们的君主的礼仪一样,并不是一种宗教崇拜。他也说到天王是基督的弟弟,但是也不是说他们由同一个母亲生养。天王自己解释说,他之所以是基督的弟弟,是因为他得到了上帝的特别任命去指引民众。基督也是受到了上帝的特别任命,去改良和救赎世界。关于三杯茶——他说它们实际是指感谢上帝的赋予,并没有赎罪的含义。
“一杯茶,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喝,我们都感恩天父。三杯茶与三位一体无关,每一杯的目的都相同。选择‘3’这个数字,是因为这是中国人喜爱的数字,这甚至在中国古典典籍中都有提到。”
关于救赎,他说,“任何祭祀都不能带走我们的罪恶,基督才有救赎的力量,他拯救我们,而我们的责任是对自身的观念进行忏悔。即使是天王都会非常细心,怕得罪上帝。”
关于在战争时期军队远离民众,他说,“这是一个远古的传统,几乎每一个王朝都会采纳。民众应该前往乡村,而士兵要驻扎在城市。当占领一个城市时,会容易征服周边的乡村。”
在苏州和运河沿路我们看到变成废墟的地方,一部分是由张玉良的军队在撤退时毁坏,一部分是因为当地的土匪强盗掠夺,而另一部分刚则由太平军自己毁坏。当忠王在苏州时,他尽其所能去抑制纵火掠夺,他给那些在这方面有积极作用的人提供奖励和加官进爵。他下达了三个命令:1、士兵禁止杀害或屠杀平民;2、禁止屠杀家禽;3、禁止纵火烧毁民房。违反其中任何一个规定都会被判处死刑。当他来到无锡时,他曾经将一名当地长官斩首,因为他允许当地土匪焚毁民房。这些都是我们从和秦某的谈话中得到的信息。他还说忠王和英王都才华横溢——无论是在军事事务上还是民政事务上。
他给我们说了太平军占领各地的情况,和怎样在南京击败官家军队,在1860年早期,整座城市都处在官军的围攻之下。他也给我们看了一封由徽州首领写的信,说已经完全击溃了曾国藩军队,并为太平军强大的军队所困,曾国藩应该在战役中被杀。他说围攻南京的官军将军张玉良在被打败后退往杭州,接受肺出血的医治,大运河一带,扬子江以北的城镇都已经在太平军的掌控之中;忠王和英王溯河而上,占领湖北;另一个首领石达开,派往征战云南、贵州和四川等省。此时镇江正在被太平军围攻,西王指挥陆军监察江南。这就是秦某和我们漫谈的内容,太平军已由不同的首领或诸王做好了部署。
在与他共进晚餐后,我们回到船中过夜。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1月15日,我们再次进城拜访刘某,但是还是没有见到他。我们再次拜访了秦某,请他安排运输我们的行李,而我们要从丹阳去南京。副官告诉我们秦会帮我们运送所有的行李,如果我们的船留在丹阳,在我们回来之前,船都会得到很好的照料和保护。所以第二天一早,也就是11月16日,我们从丹阳步行了15英里到达一个叫宝堰的村庄,宝堰离句容6英里,我们在那里停留过夜。在那儿找一个休息的地方有点困难,那儿的百姓很穷,他们对陌生人不太信任。在费了一翻口舌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些稻草,铺在地上过夜,第二天,我们给了那个老妇人1美元。早餐我们吃了些白粥、白切鸡和薄饼干。在11月17日9点到达句容后,我们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处大门都对着我们关闭,其他人也不得入内,因为有谣言传来说太平军在镇江被打败,他们正涌来句容避难。我们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南京旅程,尽管我们的传教士朋友差点决定要返回丹阳,再沿路返回上海。我们在句容不远处找到了一些轿子和骡子,最终得以继续行程。
在经过一段难受和疲乏的旅程后,我们在11月18日到达南京。我最先到达南门,在那儿等待同伴到来,共同入城。我们被接进了城内,有个几仆人陪伴我们到了罗伯茨传教士的寓所,罗伯茨的寓所在干王洪仁玕军寓旁边。
在我们与罗伯茨传教士初步接触后,因长途仆仆,我先行告退,让其他同伴继续和他聊天,我则回到住处收拾房间休息。事实上,在罗伯茨在场时,我很少说话,也不想让他知道我是谁。在20多年前,我在澳门郭士立夫人的学校时,经常会看到他,我一看到他就已经认出了他。他现在当然显得老了,他穿着黄缎官袍和笨拙的中国鞋子,行动缓慢。我一点都不知道他在南京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仍然是洪秀全的宗教顾问吗?还是太平天国的国务大臣?似乎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第二天(11月19日),我被邀请去拜访干王。他是太平军领袖天王洪秀全的侄子(干王洪仁玕和洪仁达同辈,与洪秀全为兄弟行,此处恐有误)。在洪仁来到南京前,我1856年在香港时就已经认识了他。他当时是伦敦传道会的中国牧师,其主教是詹姆斯·莱格博士,莱格博士是中国古典文学著名的译者。在香港时,我多次与他见面,就在那里,他就已经大发宏愿,将来某一天可能会与我在南京相见。他那时叫洪仁,但自从他跟着舅舅到了南京,他就提升到了王子的地位。干的含义是“保护”,所以干王表示“护王”。他很诚挚地向我致以问候,明显很高兴见到我。在惯常的问候之后,他想知道我对太平军的想法,我是否赞同他们的事业,是否愿意加入他们。作为回答,我说我没有投靠他们的意图,我来这里只是想简单地看看他和表达我的敬意,同时,我想确定南京中真实的情形。我说从苏州到南京,让我明白了几件事,我觉得他可能会感兴趣。它们如下:
用科学的制度来组织军队;
创办军事学校,培训合格的军官;
创办海军学校;
组建公民政府,让能干和老练的人在不同的行政部门担当顾问;
组建银行系统,由其决定度量衡;
创建不同等级的教育系统,并将《圣经》作为教科书之一;
创办工业学校系统。
这些都是我在这趟旅程中的感悟。如果太平军政府愿意,我说,采取这些措施,拨取合适的款项让它们运作,我会很愿意去将它们实现。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可以为太平军事业作出最大的贡献,而在其他方面,我只是一个累赘,会妨碍他们。
这便是我第一次会见的情形。两天后,我又再次被邀请去拜访。在第二次会见,我们讨论第一次会见时提出的七个建议的优点和重点。干王比其他王子和领袖,甚至比洪秀全更加见多识广,知道英国政府和其他欧洲政权强大的秘密力量,并完全领会到这些建议的重要性。但是他孤独一人,没有人会在背后支持他提倡这些建议。其他王子或者领袖,都不在城里,他们正在开展对官军的反对活动。他说他完全意识到这些措施的重要性,但是在他们回来之前什么事情都开展不了,因为任何一条措施在实施之前都需要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
几天后,干王派人给了我一个小包裹。打开时我惊讶地发现里面有一个长四英寸宽一英寸的木印,上面镌刻着我的名字和一个“义”字官阶。“义”的含义是“正义”, 是四等官爵,而王是一等官爵。我的官阶写在一片黄缎上,上面盖有干王的官印。我有点困惑,茫然不知其中的意图——是想把我长久地留在南京还是不管我愿不愿意,强行把我拉进太平军的事业中呢?无论如何,这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干王很明显站在他的位置上,理所当然地认为授予我太平军四等官爵这么高的官阶,我就会被说服接受并且加入太平军的事业中。但是从领袖的行为、性格和政府来判断,我强烈地怀疑这事业最终的成功与否。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同伴,最终决定我必须马上归还这个印章,婉谢这个诱人的小玩意。我亲自去感谢干王对我高度的重视,给予我这么高贵的标志,并且告诉他任何时候当太平军的领袖决定实施我与他第一次会见时提出的任何一条或者全部建议的时候,那时如果我的服务会对事情有所帮助,我都会很乐意为他们服务。然后我还请求他给我一张特别例外的护照,可以保证我无论是在进行商业业务还是旅行,在通过太平军管辖的领土时都能得以安全通行。护照第二天(12月24日)就发给了我,并且给我们提供回去丹阳的交通工具和足够的供给,我们的船停在那儿,由丹阳城的第二把手秦某保管着,等待我们从南京返回。我们12月27日从南京沿着来时的路线启程返回上海,在1861年1月上旬安全到达丹阳。在返回上海的路上,我已经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形成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判——它的起源、特征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