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白谦慎《傅山的世界》
#读书札记#白谦慎《傅山的世界》
2014年春节，小假七天，往返于湖南、陕西之间，虽舟车甚烦，然欢愉之事亦多，其间未顷刻忘读书之事耳。年初五，陕西，雪，夜读白谦慎《傅山的世界》，略记笔记如下，聊以自适耳！
1、晚明城市文化尚“奇”的审美时尚，为书法上的尚“奇”之风与标榜个性提供了丰饶的土壤:
1) 在思想文化方面，从李贽倡导的“童心说”到汤显祖等人都在宣扬“奇”的思想。汤显祖在《合序奇》中写道：“予文章之妙，不再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
2) 在文艺批评方面，稍晚于王铎的李渔，公开主张文艺作品“非奇不传”，并屡屡用“奇幻”、“奇绝”等语汇批评文艺作品，俨然成为晚明的审美标准。
3) 耶稣会在晚明的传教活动相当活跃，异国的物产以及器物都为“奇”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晚明是一个处处搬出经典而经典又处于式微的时代。在文学作品上，顾炎武曾痛斥晚明人妄改古书的风气：“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在书法上，则是王铎、傅山等辈对于二王经典的篡改、游戏、拼贴式的创作。
3、一直以来，笔者认为清代文字狱的兴盛导致文人士子从事一种较为安全的学术活动，所以考据学在清兴盛。但事实是，在晚明复社面对晚明的危机，提倡“兴复古学”即开考据学的先河。在清代，考据学的兴盛其实为学术的承上启下。
4、王铎的不服：“吾学书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之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吾不服。”
5、晚明，文征明之子文彭的主要贡献在于引入石章，使得更多文人直接参与治印。
6、以流美著称的《曹全碑》出土于万历初年，有草隶之称的《石门颂》则更晚。
7、傅山一生的简历较为丰富，曾为遗民、书法家、访民、剑客、医生，而且尤精妇科。
8、明晚后期，作为乱世遗民的傅山，曾一度想卖酒度日，但是禁酒令的颁布，让傅山不得不以书法和经营医馆为生。尤其是傅山卖字度日的时候，戴廷栻是其书画上的经纪人，而其子傅眉和其侄傅仁是其“金牌”代笔，曾为山西布政使司的魏一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傅山的“金主”，为傅山提供居所以及必要的政治庇护。
9、明清鼎革之际，傅山曾有一方印章为“太史公牛马走”，以司马迁自比，委婉的表达了他的忍辱偷生如同太史公，并期待自己完成见证明清鼎革的史家之责。
10、傅山在书法上的取法对象，从赵孟頫到颜真卿的变化和褒贬，至少从三个方面可以解释：
1) 从政治立场上必然选择，坚决不做清的“贰臣”，所以贬赵而褒颜。
2) 16-17世纪的书法家，如王铎、祝枝山、董其昌都在试图打破风格上单一取向，皆致力于掌握数种古代大师的风格，所以从赵到颜是书法史时间轴上的一个上上溯，也是实现风格多样性的必要尝试。
3) 颜真卿在书法形式上的特质对于傅山本人的吸引，颜真卿的书法是连接帖学传统和这一传统外的书法资源的桥梁。
11、傅山的“四宁四勿”主张，标示着傅山对于赵氏风格的决裂和全新书法审美理念。
12、晚明书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量使用异体字在书法创作中。在晚明重要书家如倪元璐、黄道周、王铎、傅山的作品中，异体字大量使用。而这种文字游戏的流行，一方面是因为晚明的尚“奇”风气，另一个方面则是因为文人篆刻的兴起。
13、清初的“访碑”活动密集进行，凭吊废墟、仿造古迹、抚读残碑，为文人士子提供了一个心灵上的依归。明末清初，明遗民的访碑活动不但促进金石学的复兴，更为书法的在清初的嬗变提供了丰富的书法资源。
14、傅山对于应酬之烦如是说：“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常笑此两句。知己遍天下，尚有已哉！何人不识，与鸦噪鲍佐何异！
15、1678年，清政府为延揽人才，设博学鸿词科，傅山受举荐，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进京却不不进城，以身体不适停宿在崇文门外的荒寺中。
16、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董其昌
17、董其昌对于晚明的书法的贡献有三：
1) 作为晚明的书法领域执牛耳者，倡导“生”与“奇”的艺术审美理想，为其他艺术家以董其昌未曾采用的方式去超越传统的限制；
2) 在中国书法史上，以临书而论，相较于之前传统的保守的临帖观念，董其昌更倡导临书者主观性和表现性的诠释，即“臆造性临书”，展现出与范本的差异；
3) 在支撑该观点方面的案例有，董其昌在书论中评价柳公权“不欲与《兰亭》面目相似，所谓神奇化为臭腐，故离之耳”。在临帖方面，董其昌将张旭楷法精详的《郎官壁石记》临成大草。
18、“涨墨”的笔法在晚明中出现，一方面是因为生宣在创作中的应用，另一方面则是篆刻的影响。晚明书家对于古代印章残破朦胧的美学趣味的激赏，直接影响到对于书法的审美趣味和创作趣味。（白谦慎关于明末清初“涨墨”的技法来源似与陈振濂略有不同）
19、关于“臆造性临书”：在晚明董其昌、王铎的临书中，不仅有古代的法帖经典和“临”书人之间的对话，还有“临”书人通过肆意改造、肢解、拼凑、假托经典所造成的“文字游戏”，操纵着观书人游戏的主动权。在看似漫不经心的临书中，出人意料的花样层出不穷。造谜与猜谜成为晚明书法创作和欣赏的一种特有现象。
20、以“王羲之”精致优雅的书风为核心的中国名家经典体系-帖学传统，发轫于魏晋之际，在唐朝成为正统，此后1000年直到明末清初，第一次受到挑战。
21、傅山的书法作品同时呈现出（明末清初）两个历史时期的特征，因而可以成为观察中国书法17世纪嬗变的窗口。
22、傅山是兼具晚明和清初艺术风格的艺术家。一方面，他是求“奇”最为激进的艺术家，是那个时代最后一位狂草大师。另一方面，他是碑学思想最早的雄辩鼓吹者。
23、傅山虽然是清初碑学思想的鼓吹者，但一生都在临《淳化阁帖》，并在晚年嘱咐其弟子翻刻《淳化阁帖》，称此为必传之业。
2014年春节，小假七天，往返于湖南、陕西之间，虽舟车甚烦，然欢愉之事亦多，其间未顷刻忘读书之事耳。年初五，陕西，雪，夜读白谦慎《傅山的世界》，略记笔记如下，聊以自适耳！
1、晚明城市文化尚“奇”的审美时尚，为书法上的尚“奇”之风与标榜个性提供了丰饶的土壤:
1) 在思想文化方面，从李贽倡导的“童心说”到汤显祖等人都在宣扬“奇”的思想。汤显祖在《合序奇》中写道：“予文章之妙，不再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
2) 在文艺批评方面，稍晚于王铎的李渔，公开主张文艺作品“非奇不传”，并屡屡用“奇幻”、“奇绝”等语汇批评文艺作品，俨然成为晚明的审美标准。
3) 耶稣会在晚明的传教活动相当活跃，异国的物产以及器物都为“奇”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晚明是一个处处搬出经典而经典又处于式微的时代。在文学作品上，顾炎武曾痛斥晚明人妄改古书的风气：“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在书法上，则是王铎、傅山等辈对于二王经典的篡改、游戏、拼贴式的创作。
3、一直以来，笔者认为清代文字狱的兴盛导致文人士子从事一种较为安全的学术活动，所以考据学在清兴盛。但事实是，在晚明复社面对晚明的危机，提倡“兴复古学”即开考据学的先河。在清代，考据学的兴盛其实为学术的承上启下。
4、王铎的不服：“吾学书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之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吾不服。”
5、晚明，文征明之子文彭的主要贡献在于引入石章，使得更多文人直接参与治印。
6、以流美著称的《曹全碑》出土于万历初年，有草隶之称的《石门颂》则更晚。
7、傅山一生的简历较为丰富，曾为遗民、书法家、访民、剑客、医生，而且尤精妇科。
8、明晚后期，作为乱世遗民的傅山，曾一度想卖酒度日，但是禁酒令的颁布，让傅山不得不以书法和经营医馆为生。尤其是傅山卖字度日的时候，戴廷栻是其书画上的经纪人，而其子傅眉和其侄傅仁是其“金牌”代笔，曾为山西布政使司的魏一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傅山的“金主”，为傅山提供居所以及必要的政治庇护。
9、明清鼎革之际，傅山曾有一方印章为“太史公牛马走”，以司马迁自比，委婉的表达了他的忍辱偷生如同太史公，并期待自己完成见证明清鼎革的史家之责。
10、傅山在书法上的取法对象，从赵孟頫到颜真卿的变化和褒贬，至少从三个方面可以解释：
1) 从政治立场上必然选择，坚决不做清的“贰臣”，所以贬赵而褒颜。
2) 16-17世纪的书法家，如王铎、祝枝山、董其昌都在试图打破风格上单一取向，皆致力于掌握数种古代大师的风格，所以从赵到颜是书法史时间轴上的一个上上溯，也是实现风格多样性的必要尝试。
3) 颜真卿在书法形式上的特质对于傅山本人的吸引，颜真卿的书法是连接帖学传统和这一传统外的书法资源的桥梁。
11、傅山的“四宁四勿”主张，标示着傅山对于赵氏风格的决裂和全新书法审美理念。
12、晚明书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量使用异体字在书法创作中。在晚明重要书家如倪元璐、黄道周、王铎、傅山的作品中，异体字大量使用。而这种文字游戏的流行，一方面是因为晚明的尚“奇”风气，另一个方面则是因为文人篆刻的兴起。
13、清初的“访碑”活动密集进行，凭吊废墟、仿造古迹、抚读残碑，为文人士子提供了一个心灵上的依归。明末清初，明遗民的访碑活动不但促进金石学的复兴，更为书法的在清初的嬗变提供了丰富的书法资源。
14、傅山对于应酬之烦如是说：“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常笑此两句。知己遍天下，尚有已哉！何人不识，与鸦噪鲍佐何异！
15、1678年，清政府为延揽人才，设博学鸿词科，傅山受举荐，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进京却不不进城，以身体不适停宿在崇文门外的荒寺中。
16、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董其昌
17、董其昌对于晚明的书法的贡献有三：
1) 作为晚明的书法领域执牛耳者，倡导“生”与“奇”的艺术审美理想，为其他艺术家以董其昌未曾采用的方式去超越传统的限制；
2) 在中国书法史上，以临书而论，相较于之前传统的保守的临帖观念，董其昌更倡导临书者主观性和表现性的诠释，即“臆造性临书”，展现出与范本的差异；
3) 在支撑该观点方面的案例有，董其昌在书论中评价柳公权“不欲与《兰亭》面目相似，所谓神奇化为臭腐，故离之耳”。在临帖方面，董其昌将张旭楷法精详的《郎官壁石记》临成大草。
18、“涨墨”的笔法在晚明中出现，一方面是因为生宣在创作中的应用，另一方面则是篆刻的影响。晚明书家对于古代印章残破朦胧的美学趣味的激赏，直接影响到对于书法的审美趣味和创作趣味。（白谦慎关于明末清初“涨墨”的技法来源似与陈振濂略有不同）
19、关于“臆造性临书”：在晚明董其昌、王铎的临书中，不仅有古代的法帖经典和“临”书人之间的对话，还有“临”书人通过肆意改造、肢解、拼凑、假托经典所造成的“文字游戏”，操纵着观书人游戏的主动权。在看似漫不经心的临书中，出人意料的花样层出不穷。造谜与猜谜成为晚明书法创作和欣赏的一种特有现象。
20、以“王羲之”精致优雅的书风为核心的中国名家经典体系-帖学传统，发轫于魏晋之际，在唐朝成为正统，此后1000年直到明末清初，第一次受到挑战。
21、傅山的书法作品同时呈现出（明末清初）两个历史时期的特征，因而可以成为观察中国书法17世纪嬗变的窗口。
22、傅山是兼具晚明和清初艺术风格的艺术家。一方面，他是求“奇”最为激进的艺术家，是那个时代最后一位狂草大师。另一方面，他是碑学思想最早的雄辩鼓吹者。
23、傅山虽然是清初碑学思想的鼓吹者，但一生都在临《淳化阁帖》，并在晚年嘱咐其弟子翻刻《淳化阁帖》，称此为必传之业。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