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revolution 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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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把狄更斯的《双城记》看完,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老爷子太会打伏笔，前面几章铺了好几条不同的线，让人云里雾里，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后来几条线索汇集，就像舞台突然拉下了帷幕，观众一下子从黑暗进入了波澜起伏摧枯拉朽的法国大革命的剧本中。草蛇灰线，豁然开朗。真想对老爷子大唱一曲：Baby you are firework，Come on let your colors burst!”~~~墨色的夜空一下子被点燃了。
很有意思的一点，老爷子虽然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正义性，但是对其采取的手段却抱有否定的态度。从几点表现出来：首先是对贵族代尔纳的同情，他否定法国大革命中“父债子还”和对贵族“阶级灭绝”的做法；其次，他着重描写了复仇女神，们在巴黎的肆虐：告密、陷害、猜忌成风，人与人的关系非常紧张；其次，法制凋零，草菅人命，许多平民也无辜被杀……第三，无政府主义状态下整个城市的混乱：曾经巴黎最干净的街道也成了菜市场……可以看出，老爷子不太赞同这种过激的血腥的革命。
《双城记》是1859年出版的，他写这本书的时候英国也面临着相似的革命危险。老爷子表现出深切的忧心。《双城记》明写巴黎，暗写伦敦。或许他在祈祷另一场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吧。
这让我想到了德国文学巨擘歌德。歌德所处时代也是德国四分五裂的时候。有人质疑歌德为什么不参加革命，痛骂他是“保皇党”。面对此类责难，歌德也是很圆滑的规避：“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虽然我也觉得很多地方不如人意，但是摧枯拉朽的革命会伤及更多的无辜啊！
知识分子跟革命的关系是很有趣的话题。好像很少有文人领导或完成了革命：
被称为“投向敌人胸口的一把匕首”的鲁迅，虽然嘴上骂骂国民党，但一样拿国民政府的钱；最多写写《纪念刘和珍君》这样的文章；
温文尔雅的蔡元培早期曾参加刺客团，幻想通过刺杀政要来闹革命。但当了校长后反对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还被情绪激动得学生打了；
国学大家傅斯年在学生时代曾担任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学生队伍里还有罗家伦。最后两人都没“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是乖乖进入体制内当中央大学的校长去了；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先锋李大钊早期积极宣传和投身革命，创建了共产党，但最后划清了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
曾两度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瞿秋白早期积极参与了很多革命，但就义之前却开始质疑曾经的共产主义理想
……
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历史书告诉我们，他们不敢发动革命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因为知识精英本身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是剥削者，所以自然会维护自身的利益。
但是这种解释太单薄了，我们还有沙俄贵族列夫托尔斯泰呢！
1910年10月27日深夜，一位82岁的老人用颤抖的双手穿上衣服，点燃蜡烛，给妻子写下了最后一封信：“我不能再在这种奢华的环境中生活了。我要像我这个年龄上的老人所习惯的那样去做，从尘世的生活中逃出来，在孤独和寂寞中度过自己的晚年。”
然后他走了不到两周，就死在了车站附近:
“1910年11月7日，托尔斯泰在他离家出走后的第11天，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站长家的一栋小屋里，与世长辞，终年82岁。”
知识精英为何难以领导革命？原因绝不可以简单地归结于轻飘飘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那是为什么呢？首先从革命的模型说起：
在历次革命中，我们发现这么一个公式：
学生冲在最前面，无产阶级成功推翻旧政府，资产阶级建立新制度。
学生单纯热血，理想主义。一经鼓动很容易闹事；而单纯的学生又是最值得被同情的，所以一被打击马上会引起各方的愤慨和支援、所以学生是割肉喂鹰来卖可怜的，他们的牺牲经常是革命的导火线。
无产阶级力量最为强大， 往往是灭亡旧制度的主力。一是因为人员众多，不怕牺牲；二是因为容易被操纵和鼓动，缺乏个人判断；三是因为很少顾及后果，往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所以摧枯拉朽，力量强大。
而知识精英们则负责建立和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成为最后的利益既得者。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不愿投身革命的原因如下：
客观原因：
首先，人数不够多，阶级力量比较弱。
接受教育是昂贵的，知识精英毕竟属于社会的中上层，人数比较少。必须依靠其他阶级的力量。
主观原因：
第一，教育带来的理性和良知。
知道革命进行时和革命后会有长时间的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死伤无数。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肯定要杀人，杀很多的人。首先作为社会的既得利益者，跟统治者没有那么大的深仇大恨，其次，教育谆谆教诲我们说“生命可贵”，一般而言educated people对生命有着更大的敬畏。而革命往往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经常根据种族或者阶级等单一标准而杀人。例如文革中枪毙了很多地主，难道每个地主都十恶不赦？因此很多无辜因此丧命。这有违知识分子从教育中得来的理性和良知，杀人什么的实在比较难下手。就像很多农民可以很自在的在街上乱扔垃圾或者乱吐痰，但对EDUCATED PEOPLE来说即使没人管，但这样做会比较受自己良心的谴责。因此在革命中，他们不愿当侩子手，手上沾满无辜人的鲜血。
其次，投资回报比不佳。
成功的是少数，不成功的是多数。成功了固然好，不成功往往会被反攻倒算，身首异处。 知识分子以出售专业技能为生，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都能有一席之地，起码能够保证衣食无忧。所以知识精英革命的动力不强。第二，革命毕竟危险重重，不如等无产阶级经过了巨大牺牲推翻了旧社会，再坐收渔利。反正社会建设离不开他们，知识精英永远是社会的主人。
虽然说新中国是“无产阶级”的，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我们发现无产阶级经常是利益受损的那一方。例如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农村的粮食还是率先支持城市，即使农村饿殍遍野，易子而食；文革时期，城市无法吸收大量学生就业，因为怕引起社会动荡，于是搞一个“上山下乡”运动，让学生去接受“农民再教育”，学生能有多大的劳动力？其实就是把要吃饭的那么多张嘴都塞给了农民；第三，户口政策带来了城市和农村在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长期不平等。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农民进城都是很难的。
城市就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而农村则是母亲。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农民利益——“先城市，后农村”，虽然说现在农民的福利越来越好，但还是与城市相差甚远。政府在积极推进城市化，但我很怀疑农民们是否愿意离开世代居住的老宅，“移村建镇”被赶在一起，住在耸立的楼房？"建镇”之后，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能否跟上？面对越来越严重的阶级固化，农村子弟如何“鲤鱼跳龙门”，通过教育改变自我命运？
在我看来，“城市化”更像是拉动疲软经济的一次豪赌，一场剧烈的国家运动带来的社会变迁。农民是否需要这些？这是否保护了农民的权益“？很多农民是不是被所谓的“城市化”的历史洪流裹挟了？
有点扯远了。只是认为，知识分子没有在革命中冲锋陷阵，与其说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老谋深算。
老爷子太会打伏笔，前面几章铺了好几条不同的线，让人云里雾里，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后来几条线索汇集，就像舞台突然拉下了帷幕，观众一下子从黑暗进入了波澜起伏摧枯拉朽的法国大革命的剧本中。草蛇灰线，豁然开朗。真想对老爷子大唱一曲：Baby you are firework，Come on let your colors burst!”~~~墨色的夜空一下子被点燃了。
很有意思的一点，老爷子虽然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正义性，但是对其采取的手段却抱有否定的态度。从几点表现出来：首先是对贵族代尔纳的同情，他否定法国大革命中“父债子还”和对贵族“阶级灭绝”的做法；其次，他着重描写了复仇女神，们在巴黎的肆虐：告密、陷害、猜忌成风，人与人的关系非常紧张；其次，法制凋零，草菅人命，许多平民也无辜被杀……第三，无政府主义状态下整个城市的混乱：曾经巴黎最干净的街道也成了菜市场……可以看出，老爷子不太赞同这种过激的血腥的革命。
《双城记》是1859年出版的，他写这本书的时候英国也面临着相似的革命危险。老爷子表现出深切的忧心。《双城记》明写巴黎，暗写伦敦。或许他在祈祷另一场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吧。
这让我想到了德国文学巨擘歌德。歌德所处时代也是德国四分五裂的时候。有人质疑歌德为什么不参加革命，痛骂他是“保皇党”。面对此类责难，歌德也是很圆滑的规避：“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虽然我也觉得很多地方不如人意，但是摧枯拉朽的革命会伤及更多的无辜啊！
知识分子跟革命的关系是很有趣的话题。好像很少有文人领导或完成了革命：
被称为“投向敌人胸口的一把匕首”的鲁迅，虽然嘴上骂骂国民党，但一样拿国民政府的钱；最多写写《纪念刘和珍君》这样的文章；
温文尔雅的蔡元培早期曾参加刺客团，幻想通过刺杀政要来闹革命。但当了校长后反对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还被情绪激动得学生打了；
国学大家傅斯年在学生时代曾担任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学生队伍里还有罗家伦。最后两人都没“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是乖乖进入体制内当中央大学的校长去了；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先锋李大钊早期积极宣传和投身革命，创建了共产党，但最后划清了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
曾两度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瞿秋白早期积极参与了很多革命，但就义之前却开始质疑曾经的共产主义理想
……
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历史书告诉我们，他们不敢发动革命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因为知识精英本身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是剥削者，所以自然会维护自身的利益。
但是这种解释太单薄了，我们还有沙俄贵族列夫托尔斯泰呢！
1910年10月27日深夜，一位82岁的老人用颤抖的双手穿上衣服，点燃蜡烛，给妻子写下了最后一封信：“我不能再在这种奢华的环境中生活了。我要像我这个年龄上的老人所习惯的那样去做，从尘世的生活中逃出来，在孤独和寂寞中度过自己的晚年。”
然后他走了不到两周，就死在了车站附近:
“1910年11月7日，托尔斯泰在他离家出走后的第11天，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站长家的一栋小屋里，与世长辞，终年82岁。”
知识精英为何难以领导革命？原因绝不可以简单地归结于轻飘飘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那是为什么呢？首先从革命的模型说起：
在历次革命中，我们发现这么一个公式：
学生冲在最前面，无产阶级成功推翻旧政府，资产阶级建立新制度。
学生单纯热血，理想主义。一经鼓动很容易闹事；而单纯的学生又是最值得被同情的，所以一被打击马上会引起各方的愤慨和支援、所以学生是割肉喂鹰来卖可怜的，他们的牺牲经常是革命的导火线。
无产阶级力量最为强大， 往往是灭亡旧制度的主力。一是因为人员众多，不怕牺牲；二是因为容易被操纵和鼓动，缺乏个人判断；三是因为很少顾及后果，往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所以摧枯拉朽，力量强大。
而知识精英们则负责建立和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成为最后的利益既得者。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不愿投身革命的原因如下：
客观原因：
首先，人数不够多，阶级力量比较弱。
接受教育是昂贵的，知识精英毕竟属于社会的中上层，人数比较少。必须依靠其他阶级的力量。
主观原因：
第一，教育带来的理性和良知。
知道革命进行时和革命后会有长时间的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死伤无数。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肯定要杀人，杀很多的人。首先作为社会的既得利益者，跟统治者没有那么大的深仇大恨，其次，教育谆谆教诲我们说“生命可贵”，一般而言educated people对生命有着更大的敬畏。而革命往往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经常根据种族或者阶级等单一标准而杀人。例如文革中枪毙了很多地主，难道每个地主都十恶不赦？因此很多无辜因此丧命。这有违知识分子从教育中得来的理性和良知，杀人什么的实在比较难下手。就像很多农民可以很自在的在街上乱扔垃圾或者乱吐痰，但对EDUCATED PEOPLE来说即使没人管，但这样做会比较受自己良心的谴责。因此在革命中，他们不愿当侩子手，手上沾满无辜人的鲜血。
其次，投资回报比不佳。
成功的是少数，不成功的是多数。成功了固然好，不成功往往会被反攻倒算，身首异处。 知识分子以出售专业技能为生，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都能有一席之地，起码能够保证衣食无忧。所以知识精英革命的动力不强。第二，革命毕竟危险重重，不如等无产阶级经过了巨大牺牲推翻了旧社会，再坐收渔利。反正社会建设离不开他们，知识精英永远是社会的主人。
虽然说新中国是“无产阶级”的，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我们发现无产阶级经常是利益受损的那一方。例如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农村的粮食还是率先支持城市，即使农村饿殍遍野，易子而食；文革时期，城市无法吸收大量学生就业，因为怕引起社会动荡，于是搞一个“上山下乡”运动，让学生去接受“农民再教育”，学生能有多大的劳动力？其实就是把要吃饭的那么多张嘴都塞给了农民；第三，户口政策带来了城市和农村在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长期不平等。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农民进城都是很难的。
城市就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而农村则是母亲。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农民利益——“先城市，后农村”，虽然说现在农民的福利越来越好，但还是与城市相差甚远。政府在积极推进城市化，但我很怀疑农民们是否愿意离开世代居住的老宅，“移村建镇”被赶在一起，住在耸立的楼房？"建镇”之后，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能否跟上？面对越来越严重的阶级固化，农村子弟如何“鲤鱼跳龙门”，通过教育改变自我命运？
在我看来，“城市化”更像是拉动疲软经济的一次豪赌，一场剧烈的国家运动带来的社会变迁。农民是否需要这些？这是否保护了农民的权益“？很多农民是不是被所谓的“城市化”的历史洪流裹挟了？
有点扯远了。只是认为，知识分子没有在革命中冲锋陷阵，与其说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老谋深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