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经学杂说（十三哥）
摘自：http://9.douban.com/site/entry/681837896/
经学杂说
一、从《经学抉原》说起
蒙文通《经学抉原》对《毛诗》的定位，是很值得注意的。以蒙氏言，《毛诗》之“故训”多同《尔雅》，《鲁诗》亦同《尔雅》，由此而《毛诗》与《鲁诗》大义略同。《毛诗》的问题，从廖季平以礼制分今古，判《毛诗》为古学，到康长素《新学伪经考》直斥《毛诗》为伪，而今，蒙氏以《毛》、《鲁》大义相符为言，可谓异论。
《毛诗》到底是今学还是古学？蒙氏为何重提《毛诗》问题？
首先看一下蒙氏自己的说法：
蒙氏言“三家有与《毛》义不合，则编诗、咏诗、作诗、本义、旁义之殊，偶有别耳。”通观全文，此处“三家与《毛》义不合”之“三家”，当是特指《鲁诗》。三家之有《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例》辨之已详，兹不赘述。然考之王氏之集三家之义，与《毛诗》相违者不可胜言，何止《关雎》、《葛覃》？
蒙氏言“故齐、鲁、韩《诗》皆二十八卷，毛独二十九卷，其长一卷即此众篇之义，至毛公为《故训传》，乃散此众篇之义于自篇之端”。其所谓“众篇之义”乃是今所见之《诗序》。揆诸《汉志》，三家均系二十八卷，而独《毛》为二十九卷，故蒙氏臆以所多为集《诗序》为一篇耳，而毛公作《故训传》散《序》使就篇首。若果如蒙氏所言，则《故训传》当为二十八卷，而《汉志》所载乃三十卷。由此可见，即使不言大义，篇幅结构三家与《毛诗》绝异。蒙氏牵合郑《笺》，以证成己说，然康成虽取三家义以注《毛传》，何曾言四家符同？
蒙氏言“《毛传》故训多符《尔雅》，《尔雅》同于《鲁诗》，则《毛》、《鲁》故训不相远也”。此处蒙氏所言“故训”当是误解为“诂训”，一如《尔雅序》所言“尔雅者，所以同诂训之指归”。而《汉志》颜注云：“故者，通其指义也。它皆类此。今流俗《毛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耳”。《尔雅》系诂训之书，明文字之指归，则所谓“《毛传》故训多符《尔雅》”之说，乃言其文字指归相符而已，而与经文大义毫无关涉。以此证明《毛》、《鲁》符同，是偷换概念耳。
蒙氏言“《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皆有《义》而无其辞，则《篇义》自不限于孔子所定三百五篇，亦不必三百五篇之义悉备于是，或有毛公所补者”。此六篇向来为攻讦《毛诗》者所诟病，如《左氏》哀十五年以后之经传。蒙氏以《毛诗》及三家之《序》一本《诗》之古《传》，或有补缺润色之故。唯申公存信阙疑，故《鲁诗》为最淳。然《诗》传自子夏，何以其《传》不传夫子手订之三百五篇？又何以三家皆三百五篇，而独《毛诗》另有逸诗篇目大义？
蒙氏乃井研廖氏弟子，廖氏谙熟今古，一变平分今古，二变斥刘歆伪造诸经，包括《毛诗》，何以蒙氏重提《毛诗》今古文问题？
《汉书·儒林传》载孟喜改师法，遂不立博士。师法所承，实是经学之关键。然师法之追溯，也止西汉而已。六经师承言之凿凿者唯《易》，其他如《诗》之申公，《书》之伏生等均为秦汉时人，是师法所由，仅此而已。蒙氏欲为经学“抉原”，必“超越”师法，另辟蹊径。蒙氏以文化史之眼光，抉得齐、鲁、晋、楚诸文化背景，以其为基础，重构先秦孔子以下之经学形态。齐学之代表为《公羊传》，鲁学之代表为《谷梁》、《鲁诗》，晋学之代表为《左传》是有事实可证者。至于《毛诗》、《古文尚书》、《周官》之晋学特征，除《汉书》言出自河间外，并无确凿证据。故蒙氏言《毛诗》，以为符同《鲁诗》；言《古文尚书》，以为古传，非经也；言《周官》，则一本旧说，以为刘歆借“周公兴太平书”助新莽篡立。是其于古文经并无法冠以晋学之特征。
其后《晋学篇》言“《毛诗》传于赵国毛苌，《左氏》传于赵国贯长卿，二家并为河间献王博士，《孝经》为河间颜芝所藏，《周官》为献王所得，河间，故赵地也。进而推之，李克传《毛诗》，魏文侯之相也，吴起传《左氏春秋》，魏文侯之将也，蔡邕《月令章句》引魏文侯《孝经传》，汉得魏文侯乐人窦公，献其书则《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也。则今文之学源于齐、鲁，古文之学源于梁、赵也。”蒙氏自云《毛》、《鲁》符同，又因李克传《毛诗》判其为晋学，个中矛盾姑且置诸不论，单以地域判经学特征，亦极荒谬，诚如蒙氏言，贯长卿为赵人，然据《汉书·贾谊传》而言，贾谊以洛阳人传《左传》，《左传》为周学？吴起卫人也，起起初为魏将，后为楚将，然《左氏》为楚学乎？卫学乎？《四库提要》引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毛苌，故赵人也，然其师毛亨鲁人也，何以因毛苌赵人，《毛诗》便是晋学，而毛亨鲁人，《毛诗》何以非鲁学？
总而言之，蒙氏欲上溯先秦经学，变师法而言地域，变师徒授受为地域文化特征，则其中扞格之处，自然难免。
蒙文通虽师事井研廖季平、仪征刘申叔，然其本质上是史学家，其言经学以“抉原”之名而上溯经学史之流变。即便其后来有《孔子与今文学》，由今文家之“明堂”、“辟雍”、“封禅”、“井田”而阐发平等之大义，虽以学“经”世，然其思维方式无外乎史家之以古讽今。
或许，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学已不可避免的死去，学界关于今古文之争论尚在继续，然核心范畴早已暗中偷换，一场经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演成史学关于真、伪之争，“古史辨”派之涉足，便是明证。康南海之后，崔觯甫有《史记探源》，辨刘歆之篡伪。若说崔适之学尚属经学，崔氏之弟子钱玄同一九三一年写成《重论今古文学问题》，已入“古史辨”派，本师之经学余遗，一扫而尽。一九二九年钱穆先生撰《刘向、歆父子年谱》，以驳正康南海之说，便是以史学反驳经学的实例。蒙文通《经学抉原》写于一九二七年，此时，经史转向之风正盛，蒙氏一改师说，只与时俱进而已，只是经学自此亡矣。
经学杂说
一、从《经学抉原》说起
蒙文通《经学抉原》对《毛诗》的定位，是很值得注意的。以蒙氏言，《毛诗》之“故训”多同《尔雅》，《鲁诗》亦同《尔雅》，由此而《毛诗》与《鲁诗》大义略同。《毛诗》的问题，从廖季平以礼制分今古，判《毛诗》为古学，到康长素《新学伪经考》直斥《毛诗》为伪，而今，蒙氏以《毛》、《鲁》大义相符为言，可谓异论。
《毛诗》到底是今学还是古学？蒙氏为何重提《毛诗》问题？
首先看一下蒙氏自己的说法：
蒙氏言“三家有与《毛》义不合，则编诗、咏诗、作诗、本义、旁义之殊，偶有别耳。”通观全文，此处“三家与《毛》义不合”之“三家”，当是特指《鲁诗》。三家之有《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例》辨之已详，兹不赘述。然考之王氏之集三家之义，与《毛诗》相违者不可胜言，何止《关雎》、《葛覃》？
蒙氏言“故齐、鲁、韩《诗》皆二十八卷，毛独二十九卷，其长一卷即此众篇之义，至毛公为《故训传》，乃散此众篇之义于自篇之端”。其所谓“众篇之义”乃是今所见之《诗序》。揆诸《汉志》，三家均系二十八卷，而独《毛》为二十九卷，故蒙氏臆以所多为集《诗序》为一篇耳，而毛公作《故训传》散《序》使就篇首。若果如蒙氏所言，则《故训传》当为二十八卷，而《汉志》所载乃三十卷。由此可见，即使不言大义，篇幅结构三家与《毛诗》绝异。蒙氏牵合郑《笺》，以证成己说，然康成虽取三家义以注《毛传》，何曾言四家符同？
蒙氏言“《毛传》故训多符《尔雅》，《尔雅》同于《鲁诗》，则《毛》、《鲁》故训不相远也”。此处蒙氏所言“故训”当是误解为“诂训”，一如《尔雅序》所言“尔雅者，所以同诂训之指归”。而《汉志》颜注云：“故者，通其指义也。它皆类此。今流俗《毛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耳”。《尔雅》系诂训之书，明文字之指归，则所谓“《毛传》故训多符《尔雅》”之说，乃言其文字指归相符而已，而与经文大义毫无关涉。以此证明《毛》、《鲁》符同，是偷换概念耳。
蒙氏言“《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皆有《义》而无其辞，则《篇义》自不限于孔子所定三百五篇，亦不必三百五篇之义悉备于是，或有毛公所补者”。此六篇向来为攻讦《毛诗》者所诟病，如《左氏》哀十五年以后之经传。蒙氏以《毛诗》及三家之《序》一本《诗》之古《传》，或有补缺润色之故。唯申公存信阙疑，故《鲁诗》为最淳。然《诗》传自子夏，何以其《传》不传夫子手订之三百五篇？又何以三家皆三百五篇，而独《毛诗》另有逸诗篇目大义？
蒙氏乃井研廖氏弟子，廖氏谙熟今古，一变平分今古，二变斥刘歆伪造诸经，包括《毛诗》，何以蒙氏重提《毛诗》今古文问题？
《汉书·儒林传》载孟喜改师法，遂不立博士。师法所承，实是经学之关键。然师法之追溯，也止西汉而已。六经师承言之凿凿者唯《易》，其他如《诗》之申公，《书》之伏生等均为秦汉时人，是师法所由，仅此而已。蒙氏欲为经学“抉原”，必“超越”师法，另辟蹊径。蒙氏以文化史之眼光，抉得齐、鲁、晋、楚诸文化背景，以其为基础，重构先秦孔子以下之经学形态。齐学之代表为《公羊传》，鲁学之代表为《谷梁》、《鲁诗》，晋学之代表为《左传》是有事实可证者。至于《毛诗》、《古文尚书》、《周官》之晋学特征，除《汉书》言出自河间外，并无确凿证据。故蒙氏言《毛诗》，以为符同《鲁诗》；言《古文尚书》，以为古传，非经也；言《周官》，则一本旧说，以为刘歆借“周公兴太平书”助新莽篡立。是其于古文经并无法冠以晋学之特征。
其后《晋学篇》言“《毛诗》传于赵国毛苌，《左氏》传于赵国贯长卿，二家并为河间献王博士，《孝经》为河间颜芝所藏，《周官》为献王所得，河间，故赵地也。进而推之，李克传《毛诗》，魏文侯之相也，吴起传《左氏春秋》，魏文侯之将也，蔡邕《月令章句》引魏文侯《孝经传》，汉得魏文侯乐人窦公，献其书则《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也。则今文之学源于齐、鲁，古文之学源于梁、赵也。”蒙氏自云《毛》、《鲁》符同，又因李克传《毛诗》判其为晋学，个中矛盾姑且置诸不论，单以地域判经学特征，亦极荒谬，诚如蒙氏言，贯长卿为赵人，然据《汉书·贾谊传》而言，贾谊以洛阳人传《左传》，《左传》为周学？吴起卫人也，起起初为魏将，后为楚将，然《左氏》为楚学乎？卫学乎？《四库提要》引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毛苌，故赵人也，然其师毛亨鲁人也，何以因毛苌赵人，《毛诗》便是晋学，而毛亨鲁人，《毛诗》何以非鲁学？
总而言之，蒙氏欲上溯先秦经学，变师法而言地域，变师徒授受为地域文化特征，则其中扞格之处，自然难免。
蒙文通虽师事井研廖季平、仪征刘申叔，然其本质上是史学家，其言经学以“抉原”之名而上溯经学史之流变。即便其后来有《孔子与今文学》，由今文家之“明堂”、“辟雍”、“封禅”、“井田”而阐发平等之大义，虽以学“经”世，然其思维方式无外乎史家之以古讽今。
或许，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学已不可避免的死去，学界关于今古文之争论尚在继续，然核心范畴早已暗中偷换，一场经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演成史学关于真、伪之争，“古史辨”派之涉足，便是明证。康南海之后，崔觯甫有《史记探源》，辨刘歆之篡伪。若说崔适之学尚属经学，崔氏之弟子钱玄同一九三一年写成《重论今古文学问题》，已入“古史辨”派，本师之经学余遗，一扫而尽。一九二九年钱穆先生撰《刘向、歆父子年谱》，以驳正康南海之说，便是以史学反驳经学的实例。蒙文通《经学抉原》写于一九二七年，此时，经史转向之风正盛，蒙氏一改师说，只与时俱进而已，只是经学自此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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