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中的大革命

       林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一书视角非常独特，有文有图，逻辑环环紧扣，让人读来酣畅淋漓。作为新文化史的杰出代表作，在书的第一部分“权力的诗学”中，林亨特分析了玛丽安娜、赫拉克勒斯、服装等象征的形成与变化，如三色帽是人民发明的，而玛丽安娜是政府发明的，不过因为两者都有利于革命的发展，便一并被放入到大革命的话语体系当中。
       对革命语言的解读通常都遵循着以前一些理论方法，比如语言是社会冲突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观点），是政治自欺的载体（托克维尔的观点），或文化统一的媒介（涂尔干的观点），而林亨特在第一部分中便抛出了他略显另类的观点：语言是革命者自己的修辞学。不同于传统观点：语言与象征是权力的隐喻，他认为语言与象征是获得权力的工具与目的。仪式的形式同具体的政治内容一样重要。细细品来的确颇为深刻，这也是新文化史的核心价值观所在，虽然林亨特是研究大革命政治的，但我们看到整本书是通过文化来解读政治，正如他本人所说“本书的焦点不是诸如谷物限价、罗伯斯庇尔或者雅各宾派俱乐部之类，而是革命语言的普遍原则、革命象征物的运作，以及对仪式与体态的普遍关注。采取富有政治意义的象征性行动会使具体的政策、个人和组织产生比在非革命时期更强大的冲击力。”显而易见，这已全然不是上个世纪的那种政治史了。
       在书的第二部分，林亨特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深入法国各个大区和省份，比较不同省份的政治转向，比如西部农村地区不易更改他们的政治观点，在卢瓦尔省（Loire），农村公社被描绘成“公共观点的杠杆无法撬起的大山”，而巴黎周边的城市地区在大革命后不久便几乎全部导向了右翼。从而分析不同地区的政治忠诚延续性。最后得出“革命的政治地理学”这个新概念。在这个概念下面还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某些因素，如家庭网络、组织经历和共同的文化联系，这些都有助于有助于新政治阶级的形成。
       书中，林亨特认为大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是极其复杂的，不只像托克维尔认为的大革命孕育于旧制度中那样简单。大革命中的恐怖统治与共和主义思想是在由一环套一环的“修辞”下，在一个个时刻的不断积累下爆发出来的。革命者拒绝一切旧的东西，这使他们可以用更具普世价值的思维去思考，因而使他们的观点更具魅力与深远之影响。然而革命者抛弃建立政党，拒绝政党纷争的途径统治，“政府没有组织一个中央政党，并拒绝鼓励任何有组织的反对团体的发展”，便只好用恐怖统治或者专制来消灭异己、镇压人民反叛，这何尝不显得鬼铞。
       法国大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主义思想，现代化和专制，但如林亨特所说波拿巴从雅各宾派的经验中认识到了民众动员的价值，但没有采用相同的方式来培育它，反而取消了所有有意义的政治参与。投票和政治俱乐部让位给强大的政治宣传；积极参与让位给被动旁观。因此大革命的政治成果并没有在波拿巴的统治下得到充分的巩固，因为他只捡起了现代化的一半，却压制了另一半。民主从来没有效率，又无法预测，还经常危机四伏。结果，现代化者们，置理性与标准化高于一切的人，后来都聚集到了波拿巴的旗帜之下，认为没有民主共和也可以实现现代化。何其谬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