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精英史观与平等追求》全文,一篇文章总结了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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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史观与平等追求
文 / 郑也夫 _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对影响人类生存方式的精英人物排座次,已有很多版本和研究,是个雅俗共赏的题目。帝王将相的历史观无疑是英雄史观的最古老的版本。我们绝难赞同帝王将相版的英雄史观,却不否定英雄史观,打算提出它的新版本—以文化科技为支点的精英史观
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豪迈,且暗合近现代自然科学家对简约美的追求。达尔文说:“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说:我们‘想象的理念’来自预先存在的灵魂,而不是来自经验。然而预先存在的是猴子。”如此叛逆、自信、决绝的思想实乃千年一遇。沐浴了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学者们以为,一个透彻的道理必须贯穿动物与人。因为前者是我们的起点,因为我们至今依旧是动物。
笔者笃信英雄史观,从来没有被“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话语忽悠。今日尝试的是从源头论证英雄史观。英雄是群体中的极少数人,大众是群体中的大多数人,这是语义上的约定俗成。所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话其实不通 。所谓英雄史观还是群众史观,争论的是英雄还是群众决定了其所属群体的演变。自然选择是达尔文思想的基石,自然选择的本质是“差异存活”。差异是基因决定的,基因的多样性是突变导致的。如果一个群体的特征永远保持为它的多数成员的特征,那就意味着静止。不幸“树欲静而风不止”,环境的变化迫使物种的体态也要变。多数成员的特性是此前环境的产物,往往难以适应剧变了的新环境,物种得以存活全赖其成员中尚有各色异类,其中某位的品质或许可以适应剧变。少数异类度过了难关,而多数成员或死掉或较少留下后代,久而久之群体的特征变成了当年少数异类的特征。比如伦敦的蛾子本来是浅色的,工业革命后,烟囱将环境变黑,浅色的蛾子在新的环境中变得显眼,易被天敌捕获,而原本数量极少的一种变异的黑蛾子成为“适者”,它们的基因传播开来,以后伦敦的蛾子统统是黑色的了。在环境的剧变面前,不是浅色的“大众”,而是黑色的“极少数”决定了蛾子体色的未来走向。雄孔雀的尾巴为什么这么绚丽修长?孔雀们的尾巴长度从来是不等的,这是基因决定的。尾巴绚丽修长可以赢得更多的雌孔雀的青睐,获得更多的交配权,拥有更多的后代,后代当然继承了父辈尾巴绚丽修长的特征。公牛角为什么这么大?是因为大角的公牛可以打败小角的公牛,胜者垄断异性,败者难得染指。雄孔雀靠魅力,公牛靠蛮力,二者的共同点是少数雄性“精英”为多数雌性注入了精子,从而它们的体征成为了本物种未来的体征。环境会有一段稳定期,与之伴随物种也会渐趋稳定。如果它们发生演变的话,就一定是某些基因从少到多的历史,并且一发不止,因为自然选择要大中挑大(比如公牛角)、快里挑快(比如鹿或猎豹)。您说“大众史观”能解释动物的演化吗?一定会有一些鹿被虎豹吃掉的,虽然最终的事实是跑得快的鹿保存了自己,且为本物种传宗接代,但是鹿中的慢者和大众也做出了贡献,他们被吃掉,才有捷足的鹿的幸存—如此说法能够成为大众史观及格的辩护词吗?
动物的演化就是它们身体的演化,它们的身体就是它们的生存之道。人类逃脱了自然选择的剪刀,因为他的能力太强了,人类中的弱智同样可以生存繁衍,传递自己的基因。所以数百年来,甚至上溯到更久远的时段中,人类的体能和智商就不再变化了,我们没有进一步“优选”。在体质的意义上,人类终止了进化,在生存方式的变迁上,人类却继续着进化。人类以文化的进化替代了体质的进化。人类的文化堪称博大,习俗、制度、技术、科学都可冠名文化。对人类生存方式的进化贡献最大的是技术和科学。人类的文化与动物的体质是两股道上的进化,但二者中贯穿着“精英史观”。都是由代表新的方向的少数分子推动。在动物那里是蛾子黑体色的基因,是雄孔雀长尾巴的基因,是公牛大角的基因,这些基因由少到多,推动着这些物种在特定的方向上前行。人类生存方式的进化依赖一些新技术,它们改变了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并迅速扩张,被其他民族效仿、取代乃至摧毁旧的技术和生存方式。青铜、冶铁、马鞍、造纸、雕版印刷、古登堡印刷术、蒸汽机、电流、电话、电脑,都是少数人的发明,都是从小到大的趋势。笔者不是从帝王将相,而是从少数人这个角度,论证英雄史观。虽然帝王将相也是少数人,但只有少数帝王创造了历史,比如开创科举制的隋代和唐初的帝王,多数帝王没有创造历史。技术和科学的发明和发现者,每每创造着历史,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对影响人类生存方式的精英人物排座次,已有很多版本和研究,是个雅俗共赏的题目。帝王将相的历史观无疑是英雄史观的最古老的版本。我们绝难赞同帝王将相版的英雄史观,却不打算否定英雄史观,打算提出它的新版本—以文化科技为支点的精英史观。
以上是本文的第一个论点。第二个论点是,在坚持英雄史观的同时,笔者亦主张减少社会差距,论证如下。
科学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看待今天科学成就高低的一个简易的指标是诺贝尔奖。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教育背景的学者还没有一人荣获诺贝尔科学奖。如此漫长的时段中无一胜出,应该排除了偶然的因素。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教育的问题。我说过这样的话:凡在中国大陆受过中小学12年教育的人,不管在哪里读大学,即使是哈佛、牛津,日后不可能获得科学诺贝尔奖。 我以为受到12年中国中小学教育修理的人,身上最卓越的创造力几乎殆尽。那么我们中小学教育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复习严重过头。中小学的前11年中我们学生的复习已经饱和,第12年整整一年又完全投入到复习中。
过度复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罪过?说句糙点的话,一匹马拉了12年的磨,你让它飞奔,可能吗,不仅今天奔不起来,永远也不会像一个从不拉磨的马一样飞奔。 我们漫长的12年中的过多的复习,使得学生们失去了敏感、兴奋、对新知的巨大好奇。没有了这些,他们将与一流的科学创造力绝缘。
我们为什么要搞如此频率、如此强度的复习?因为要伺候各级考试,最终是高考。考试为了什么?小的考试为了比较同学们学习这门课程的效果,大的考试为了筛选潜力好的同学去深造。我相信,减少复习时间,对全体师生都是福音,因为这减轻了同学的负担,且照样完成了老师的检验或筛选。 在漫长的复习及考试中,智力不足者以耐心补之,耐心并非不重要,但不应在选拔人才中权重过大。事实证明,在我们过度复习的教育制度中,是弱者绑架了强者。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高二结束时就高考,免去了最无聊的高三这一年。接下来的推论是,为什么不可以是高一时完成重要的筛选和分流,为什么不可以是初三、初二,乃至小学毕业时?这不是胡思乱想。德国人的实践更彻底,他们在孩子10岁时完成了一次分流,学习优秀的孩子上文法中学—日后上大学的比例很高,后进的同学上主体中学或实科中学—日后基本上进技术学校。这思路的支点是10岁时可以判断“大部分”孩子的潜力。这思路也包含两个弱点,其一有些早熟的孩子日后可能不成才,其二有些晚熟的孩子10岁时潜力被低估了。以精细见长的德意志民族的设计不可能是粗糙的,他们以制度弥补这两个缺陷。1994年61%的文法中学毕业生当年考取大学,即10岁时的成功不能担保日后。如果成绩优秀且有读大学的愿望,主体中学的学生可以在6、7年级的时候,实科中学的学生可以在10年级的时候,转入文法中学。分流的好处是,潜力不足的同学不必在漫长的学习中遭罪;潜力好的同学因为考大学的同学大幅度减少而降低了竞争的压力,可以充分开发个人兴趣。
中国人认识到了分流的作用,但是无法收获德国人的效果,任凭我们怎样宣传和鼓吹中等技术学校,依旧是过多的人要读高中。原因有二。其一是读大学和不读大学对日后前途的影响太大,前途者收入和声誉也。其二是独子政策导致众多家庭逼迫孩子读高中考大学,不考虑孩子的潜力和兴趣。第二个因素有一定的独立性—当年多子女时代很多家庭都完成了子女教育上的分流,但也与第一因素有相当大的关联,如果技工的收入和声誉大幅度提升,一部分家长有可能改变初衷。收入和声誉也是关联的,收入是基础,如果收入高了,声誉往往会提升。
其实我们可以推导出中国教育的梗结。复习过度导致我们培养不出顶尖人才,复习过重是考试竞争惨烈所致,竞争过烈是因为参与者太多。参与者太多是因为不能及早分流,完不成分流是因为两大流派在收入和声誉上差距太大,技工的职业完全缺乏吸引力。
到此本文也呈现出了一种二律背反。一方面笔者笃信精英史观。另一方面力主:社会必须善待非精英,否则将走向一种复杂、混沌、捆绑式的教育机会的竞争,导致无法培养出真正的精英。搞好了社会财富分配,大家各得其所。搞不好财富的分配,几乎全体父辈都会驱赶孩子加入到上述风格的教育竞争中。这是一种多米诺式的压迫:潜力三流的学生靠过度的复习挑战潜力二流的学生,潜力二流的学生靠过度复习挑战潜力一流的学生。偌大的中国没有几个松弛的、自由的、轻负的学生,都要在压抑中没完没了地复习。正是屡屡目睹此等铺天盖地的精神窒息现象,笔者断言:在中国受过12年教育的人日后不可能摘取诺贝尔科学奖。
笔者以精英史观贯穿动物和人类。在动物那里优秀的成员靠着为群体注入更多的精子而决定了物种日后的品性。在人类这里其精英成员靠着科学、文化、政治上的卓越构想影响着人类生存方式日后的走向。熊彼特说得透彻,民主制度不过是精英政治的另一种形式。另一方面,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越大,被剥夺的就越可能是反对派中的精英份子。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保证反对派精英份子的政治权利的最好办法。人权与精英不是一回事。保护人权的一个重要红利,是异端的精英得到了保护。在笔者的史观视野中,他们是极端宝贵的。
人类与动物的一个不同点是,精英向大众出让资源和利益是一个历史趋势。灵长目动物有3种婚配方式:群婚、多偶制(首领垄断多数异性)、一夫一妻制。在统计过婚配方式的68种灵长目动物中,群婚34种,多偶23种,一夫一妻制11种。人类在体质上并非典型的一夫一妻制的动物,长臂猿才是,它们的二态性最小(雄雌个头差异小。若有残酷的择偶竞争必定导致雄性身体日益高大)。人类何以完成了性资源上的权利的平等,虽然远非完全的平等?是因为人类中的弱智要比动物中的弱智在本物种中更有挑战的能力,工具和武器补足了成员间身体天赋的差距,弱智也可以给强人造成危险。为了不生活在无数性饥渴的弱智们屡屡图穷匕首见的威胁下,社会完成了一夫一妻的法制化。
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人类有条件完成精英向大众出让财富,这是与性资源并驾齐驱的资源。因为我们正在跨进温饱的门槛,人类的生理条件决定了过多的财富只是符号,不能真正消费掉。出让财富后,精英仍旧占据着两大优势。其一,吸引眼球是零和博弈,此范畴中精英必然占据优势。其二,他们的工作更有乐趣。乐趣是温饱解决后的重要追求,精英应该满足自己在工作乐趣上的优势。应该提升大众的收入,因为他们的工作更乏味。
精英出让利益符合交换的潜规则。老话说:大恩不报。我们该给瓦特、爱迪生、法拉第、爱因斯坦、袁隆平什么样的回报?爱因斯坦的回报是最难确定和获取的,因为其理论转化成现实福祉的时间跨度太大。与之对应,近期的、直接的、微观的服务,最有讨价还价的根据和空间。
精英出让利益符合自身的利益。你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你也是一个七情六欲的动物。你希望食堂的饭菜可口;希望居室的装修精良;希望所在的城市清洁,希望周末看一场好球赛,等等。这些高质量服务直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而促进这些服务提升的一个要素是给这些生产者和服务者更高的收入,虽然他们在历史观的意义上无法与精英比肩。伺候人类感官的成员和改变人类前途的成员,应该在财富分配上达成良好的妥协。
如果有大学文凭的群体和无大学文凭的群体的收入比大于7:3就很难自愿分流。如果二者是6:4,笔者相信,我们一定会顺利地完成这一分流。那将是真正的双赢。我们的少年天才因为解脱了科举的压力,可望成为真正的精英。技工们因为收入高了,声誉会提升,声誉的产生又将带来技工的分层,它将催化出最好的服务、最好的手艺、最好的技工。
文 / 郑也夫 _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对影响人类生存方式的精英人物排座次,已有很多版本和研究,是个雅俗共赏的题目。帝王将相的历史观无疑是英雄史观的最古老的版本。我们绝难赞同帝王将相版的英雄史观,却不否定英雄史观,打算提出它的新版本—以文化科技为支点的精英史观
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豪迈,且暗合近现代自然科学家对简约美的追求。达尔文说:“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说:我们‘想象的理念’来自预先存在的灵魂,而不是来自经验。然而预先存在的是猴子。”如此叛逆、自信、决绝的思想实乃千年一遇。沐浴了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学者们以为,一个透彻的道理必须贯穿动物与人。因为前者是我们的起点,因为我们至今依旧是动物。
笔者笃信英雄史观,从来没有被“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话语忽悠。今日尝试的是从源头论证英雄史观。英雄是群体中的极少数人,大众是群体中的大多数人,这是语义上的约定俗成。所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话其实不通 。所谓英雄史观还是群众史观,争论的是英雄还是群众决定了其所属群体的演变。自然选择是达尔文思想的基石,自然选择的本质是“差异存活”。差异是基因决定的,基因的多样性是突变导致的。如果一个群体的特征永远保持为它的多数成员的特征,那就意味着静止。不幸“树欲静而风不止”,环境的变化迫使物种的体态也要变。多数成员的特性是此前环境的产物,往往难以适应剧变了的新环境,物种得以存活全赖其成员中尚有各色异类,其中某位的品质或许可以适应剧变。少数异类度过了难关,而多数成员或死掉或较少留下后代,久而久之群体的特征变成了当年少数异类的特征。比如伦敦的蛾子本来是浅色的,工业革命后,烟囱将环境变黑,浅色的蛾子在新的环境中变得显眼,易被天敌捕获,而原本数量极少的一种变异的黑蛾子成为“适者”,它们的基因传播开来,以后伦敦的蛾子统统是黑色的了。在环境的剧变面前,不是浅色的“大众”,而是黑色的“极少数”决定了蛾子体色的未来走向。雄孔雀的尾巴为什么这么绚丽修长?孔雀们的尾巴长度从来是不等的,这是基因决定的。尾巴绚丽修长可以赢得更多的雌孔雀的青睐,获得更多的交配权,拥有更多的后代,后代当然继承了父辈尾巴绚丽修长的特征。公牛角为什么这么大?是因为大角的公牛可以打败小角的公牛,胜者垄断异性,败者难得染指。雄孔雀靠魅力,公牛靠蛮力,二者的共同点是少数雄性“精英”为多数雌性注入了精子,从而它们的体征成为了本物种未来的体征。环境会有一段稳定期,与之伴随物种也会渐趋稳定。如果它们发生演变的话,就一定是某些基因从少到多的历史,并且一发不止,因为自然选择要大中挑大(比如公牛角)、快里挑快(比如鹿或猎豹)。您说“大众史观”能解释动物的演化吗?一定会有一些鹿被虎豹吃掉的,虽然最终的事实是跑得快的鹿保存了自己,且为本物种传宗接代,但是鹿中的慢者和大众也做出了贡献,他们被吃掉,才有捷足的鹿的幸存—如此说法能够成为大众史观及格的辩护词吗?
动物的演化就是它们身体的演化,它们的身体就是它们的生存之道。人类逃脱了自然选择的剪刀,因为他的能力太强了,人类中的弱智同样可以生存繁衍,传递自己的基因。所以数百年来,甚至上溯到更久远的时段中,人类的体能和智商就不再变化了,我们没有进一步“优选”。在体质的意义上,人类终止了进化,在生存方式的变迁上,人类却继续着进化。人类以文化的进化替代了体质的进化。人类的文化堪称博大,习俗、制度、技术、科学都可冠名文化。对人类生存方式的进化贡献最大的是技术和科学。人类的文化与动物的体质是两股道上的进化,但二者中贯穿着“精英史观”。都是由代表新的方向的少数分子推动。在动物那里是蛾子黑体色的基因,是雄孔雀长尾巴的基因,是公牛大角的基因,这些基因由少到多,推动着这些物种在特定的方向上前行。人类生存方式的进化依赖一些新技术,它们改变了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并迅速扩张,被其他民族效仿、取代乃至摧毁旧的技术和生存方式。青铜、冶铁、马鞍、造纸、雕版印刷、古登堡印刷术、蒸汽机、电流、电话、电脑,都是少数人的发明,都是从小到大的趋势。笔者不是从帝王将相,而是从少数人这个角度,论证英雄史观。虽然帝王将相也是少数人,但只有少数帝王创造了历史,比如开创科举制的隋代和唐初的帝王,多数帝王没有创造历史。技术和科学的发明和发现者,每每创造着历史,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对影响人类生存方式的精英人物排座次,已有很多版本和研究,是个雅俗共赏的题目。帝王将相的历史观无疑是英雄史观的最古老的版本。我们绝难赞同帝王将相版的英雄史观,却不打算否定英雄史观,打算提出它的新版本—以文化科技为支点的精英史观。
以上是本文的第一个论点。第二个论点是,在坚持英雄史观的同时,笔者亦主张减少社会差距,论证如下。
科学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看待今天科学成就高低的一个简易的指标是诺贝尔奖。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教育背景的学者还没有一人荣获诺贝尔科学奖。如此漫长的时段中无一胜出,应该排除了偶然的因素。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教育的问题。我说过这样的话:凡在中国大陆受过中小学12年教育的人,不管在哪里读大学,即使是哈佛、牛津,日后不可能获得科学诺贝尔奖。 我以为受到12年中国中小学教育修理的人,身上最卓越的创造力几乎殆尽。那么我们中小学教育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复习严重过头。中小学的前11年中我们学生的复习已经饱和,第12年整整一年又完全投入到复习中。
过度复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罪过?说句糙点的话,一匹马拉了12年的磨,你让它飞奔,可能吗,不仅今天奔不起来,永远也不会像一个从不拉磨的马一样飞奔。 我们漫长的12年中的过多的复习,使得学生们失去了敏感、兴奋、对新知的巨大好奇。没有了这些,他们将与一流的科学创造力绝缘。
我们为什么要搞如此频率、如此强度的复习?因为要伺候各级考试,最终是高考。考试为了什么?小的考试为了比较同学们学习这门课程的效果,大的考试为了筛选潜力好的同学去深造。我相信,减少复习时间,对全体师生都是福音,因为这减轻了同学的负担,且照样完成了老师的检验或筛选。 在漫长的复习及考试中,智力不足者以耐心补之,耐心并非不重要,但不应在选拔人才中权重过大。事实证明,在我们过度复习的教育制度中,是弱者绑架了强者。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高二结束时就高考,免去了最无聊的高三这一年。接下来的推论是,为什么不可以是高一时完成重要的筛选和分流,为什么不可以是初三、初二,乃至小学毕业时?这不是胡思乱想。德国人的实践更彻底,他们在孩子10岁时完成了一次分流,学习优秀的孩子上文法中学—日后上大学的比例很高,后进的同学上主体中学或实科中学—日后基本上进技术学校。这思路的支点是10岁时可以判断“大部分”孩子的潜力。这思路也包含两个弱点,其一有些早熟的孩子日后可能不成才,其二有些晚熟的孩子10岁时潜力被低估了。以精细见长的德意志民族的设计不可能是粗糙的,他们以制度弥补这两个缺陷。1994年61%的文法中学毕业生当年考取大学,即10岁时的成功不能担保日后。如果成绩优秀且有读大学的愿望,主体中学的学生可以在6、7年级的时候,实科中学的学生可以在10年级的时候,转入文法中学。分流的好处是,潜力不足的同学不必在漫长的学习中遭罪;潜力好的同学因为考大学的同学大幅度减少而降低了竞争的压力,可以充分开发个人兴趣。
中国人认识到了分流的作用,但是无法收获德国人的效果,任凭我们怎样宣传和鼓吹中等技术学校,依旧是过多的人要读高中。原因有二。其一是读大学和不读大学对日后前途的影响太大,前途者收入和声誉也。其二是独子政策导致众多家庭逼迫孩子读高中考大学,不考虑孩子的潜力和兴趣。第二个因素有一定的独立性—当年多子女时代很多家庭都完成了子女教育上的分流,但也与第一因素有相当大的关联,如果技工的收入和声誉大幅度提升,一部分家长有可能改变初衷。收入和声誉也是关联的,收入是基础,如果收入高了,声誉往往会提升。
其实我们可以推导出中国教育的梗结。复习过度导致我们培养不出顶尖人才,复习过重是考试竞争惨烈所致,竞争过烈是因为参与者太多。参与者太多是因为不能及早分流,完不成分流是因为两大流派在收入和声誉上差距太大,技工的职业完全缺乏吸引力。
到此本文也呈现出了一种二律背反。一方面笔者笃信精英史观。另一方面力主:社会必须善待非精英,否则将走向一种复杂、混沌、捆绑式的教育机会的竞争,导致无法培养出真正的精英。搞好了社会财富分配,大家各得其所。搞不好财富的分配,几乎全体父辈都会驱赶孩子加入到上述风格的教育竞争中。这是一种多米诺式的压迫:潜力三流的学生靠过度的复习挑战潜力二流的学生,潜力二流的学生靠过度复习挑战潜力一流的学生。偌大的中国没有几个松弛的、自由的、轻负的学生,都要在压抑中没完没了地复习。正是屡屡目睹此等铺天盖地的精神窒息现象,笔者断言:在中国受过12年教育的人日后不可能摘取诺贝尔科学奖。
笔者以精英史观贯穿动物和人类。在动物那里优秀的成员靠着为群体注入更多的精子而决定了物种日后的品性。在人类这里其精英成员靠着科学、文化、政治上的卓越构想影响着人类生存方式日后的走向。熊彼特说得透彻,民主制度不过是精英政治的另一种形式。另一方面,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越大,被剥夺的就越可能是反对派中的精英份子。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保证反对派精英份子的政治权利的最好办法。人权与精英不是一回事。保护人权的一个重要红利,是异端的精英得到了保护。在笔者的史观视野中,他们是极端宝贵的。
人类与动物的一个不同点是,精英向大众出让资源和利益是一个历史趋势。灵长目动物有3种婚配方式:群婚、多偶制(首领垄断多数异性)、一夫一妻制。在统计过婚配方式的68种灵长目动物中,群婚34种,多偶23种,一夫一妻制11种。人类在体质上并非典型的一夫一妻制的动物,长臂猿才是,它们的二态性最小(雄雌个头差异小。若有残酷的择偶竞争必定导致雄性身体日益高大)。人类何以完成了性资源上的权利的平等,虽然远非完全的平等?是因为人类中的弱智要比动物中的弱智在本物种中更有挑战的能力,工具和武器补足了成员间身体天赋的差距,弱智也可以给强人造成危险。为了不生活在无数性饥渴的弱智们屡屡图穷匕首见的威胁下,社会完成了一夫一妻的法制化。
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人类有条件完成精英向大众出让财富,这是与性资源并驾齐驱的资源。因为我们正在跨进温饱的门槛,人类的生理条件决定了过多的财富只是符号,不能真正消费掉。出让财富后,精英仍旧占据着两大优势。其一,吸引眼球是零和博弈,此范畴中精英必然占据优势。其二,他们的工作更有乐趣。乐趣是温饱解决后的重要追求,精英应该满足自己在工作乐趣上的优势。应该提升大众的收入,因为他们的工作更乏味。
精英出让利益符合交换的潜规则。老话说:大恩不报。我们该给瓦特、爱迪生、法拉第、爱因斯坦、袁隆平什么样的回报?爱因斯坦的回报是最难确定和获取的,因为其理论转化成现实福祉的时间跨度太大。与之对应,近期的、直接的、微观的服务,最有讨价还价的根据和空间。
精英出让利益符合自身的利益。你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你也是一个七情六欲的动物。你希望食堂的饭菜可口;希望居室的装修精良;希望所在的城市清洁,希望周末看一场好球赛,等等。这些高质量服务直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而促进这些服务提升的一个要素是给这些生产者和服务者更高的收入,虽然他们在历史观的意义上无法与精英比肩。伺候人类感官的成员和改变人类前途的成员,应该在财富分配上达成良好的妥协。
如果有大学文凭的群体和无大学文凭的群体的收入比大于7:3就很难自愿分流。如果二者是6:4,笔者相信,我们一定会顺利地完成这一分流。那将是真正的双赢。我们的少年天才因为解脱了科举的压力,可望成为真正的精英。技工们因为收入高了,声誉会提升,声誉的产生又将带来技工的分层,它将催化出最好的服务、最好的手艺、最好的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