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生而自由，也应保持自由——评《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
《读药》第113期：盗火者——解读《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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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生而自由，也应保持自由
萧轶
文/萧轶（独立书评人）
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独家专稿，如无授权，请勿转载。
“读者生而自由，也应保持自由。”——纳博科夫
一、禁忌下的阅读生活
虽然阅读作为一种私人化的生活方式本身并不构成政治化事件，但它却在充满禁忌的高压政治环境之下构成了一种反抗政治的私密之举。在极权国度东德，年轻人巴德尔·哈泽尚未从痛苦的初恋失败经历中走出来，收到了笔友雷纳寄来的一本书。封面是荒无人烟的灰色地带之上，飘落着一张写着“Iloveyou”的皱巴巴的纸条。巴德尔·哈泽以为这是一本有关于爱情的故事书，以为是雷纳寄给他疗治情伤的，并相信会在书中找到自己的患难之交。七个月后，他被国安局逮捕，成为反东德、反党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犯。
最重要的犯罪证据之一，就是搁在床头柜上的那本书——乔治·奥威尔的《1984》。逮捕之后，巴德尔·哈泽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国安局布下的一个圈套，因为国安人员早就写好了对他以及对那本书的一切鉴定报告。他的姐夫是国安局的通报合作者，他举报巴德尔与西德文学青年保持不正当关系，而雷纳寄来《1984》一事国安局早就了如指掌，故意放行到巴德尔手中，为了方便日后给他定罪。但《1984》给巴德尔·哈泽以巨大的思想震撼，因为他在书中读到的所有恐怖，都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活生生的例子，最后他自己也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九九一年，巴德尔·哈泽以合法财产为由从法院要回了那本《1984》，并且将这本书放在了书架的首要位置。像巴德尔·哈泽这种“在东德读奥威尔”的人，并非仅其一人，而是拥有一个庞大的群体。
二、禁忌下的禁书传播
二战后的德国，苏联接管了东德之后，继纳粹之后，极权再一次蹂躏这块土地。同样的，继希特勒焚书禁书之后，为了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以及为了防止西方资本主义腐化纯洁的社会主义，东德政府继续着禁书大业。1946年，东德国民教育中央管理局编辑出版了一份长达526页的“筛除书单”，到了1952年的第三次补充，这份禁书书单已经长达785页。其中，不仅包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书刊，还包括殖民史、经济史、地理、前德国东部史等方面的书籍，甚至还包括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被官方认定为对制造武器弹药有帮助。只是在任何时代，书作为人类精神粮食，再怎么“严防死守”的禁书手段也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越是禁忌的图书，被极权奴役下的人们反而越发好奇，用尽各种办法以求一窥，哪怕获得一本书之后会被东德警察敲门查水表。哪怕会带来灭顶之灾，也无法禁锢着人们浓厚的好奇心。
由于严密的禁书政策，东德的出版和图书的传播变得极为难得，一书难求的境遇让东德人不惜付出生命去获得。当年很多禁书，都是从西德流到东德的，黑市汇率让西方图书变得如同天价。然而即使如此，也无法阻止东德人去换取一册西方图书。很多人到西德探亲回来之时，都会带上一两册禁书，或偷偷地留给自己看，或私底下给朋友传阅，甚至当做礼品赠送给朋友。当年从西德到东德火车里，很多图书是偷偷放在厕所或座位下面带过境的，以躲避审查人员的视线。还有一些从西德往返东德的私家车，将书籍放在车底部或改装车皮来运送禁书。审查人员在每个交通检查站的一项重大任务，便是检查车辆或行人是否携带具有腐蚀思想方面的“大毒草”。每年高速公路过境处被查获的“思想道德败坏”的图书案例多大十万多起。
比起高速公路的查获案例，邮政海关每年查获的数量则比之多几十倍，那里每年大约查获300万起，内含印刷物的邮政包裹总计1200万件。海关管理处作为出入境的必经之地，海关的安保工作极为严密，检查工作的口号被定为“不能放过敌人”。每年，在海关被没收的包裹不计其数。惩罚措施依旧走私的形式和数量而定，轻者进行说教，重者大量图书被没收，更为严重的则被上诉到检察机关，接受刑事处分。而对于一些诸如艺术家、宗教界名流、科学家、作家和记者身份的人，海关则使用针对性措施，以防他们公开发表不利言论或携带“不健康”图书。每年约有12000份来自各个研究领域的专业杂志被没收，因为杂志中刊登有招聘启事，国家安全部担心西德会“有目的地挖走东德的专家人才”，所以这些杂志被国安部认定为高度危险刊物。而审查官和海关检查官自身也同时被高度监控，害怕他们因检查西德刊物而思想被“腐化”。当然，极具反讽的是，海关关员本身也是东德秘密读者中的一员，虽然成为海关关员之前他们都需要经历被洗脑之后才能上任。然而，正如书中所言：“即使严厉的惩罚措施也不能完全阻止这些精挑细选通过考核的统一社会党拥护者，利用西德报纸杂志，越过自己所处的体制这堵思想高墙，看看外面的世界。”
另外，二战之后的冷战对峙，西德方面也不断使用各种方式渗透东德，欧美国家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中也帮助着西德的渗透计划。西德有政府出头或民间组织的文化机构，专门定期印制各种传单或杂志，利用火车、汽车或人本身带入东德境内，送到东德人手中。在东德，参与这项计划的人则定期收到这类杂志，再在自己的圈子内流传这些印刷品。在过境处附近，西德使用高音喇叭宣传西方民主思想和极权奴役危害等。更有如同当下的南韩与北韩，西德使用热气球将印刷品投放免费传单或西方图书。于是，东德边防人员则增加了一项任务，那就是将飘过境的热气球击落。很多东德人当年就是如此得到禁书的，还有人因为采蘑菇而捡到一本图书，从此启蒙了他的思想之门。
在各种“严防死守”的禁书政策之下，东德的图书出版处境也十分难堪。不仅图书被严格地被各种政策或黑名单所钳制，即使编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的图书，也有可能在书籍出版之后被迫无辜接受惩罚。但是，东德的图书管理学典范著作和文艺学专业字典里，读者所读到的却是“审查在东德是不存在的”：“审查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文化政策，社会主义既不存在政治上的也不存在道德上的审查问题……对特殊文献设置使用权限通常是出于藏书保护的目的”。在禁忌遍布的东德境内，图书审查作为一种统治实践活动，不仅显示政府的公开强制及民众的顺应顺从，而且体现出一种以管教和征服为目的、细致入微的统治机制，其独特之处不在于实行压迫，而在于被统治者情愿接受的主观意志。“它不是统治集团的独角戏，而是一个全社会的工程，连同图书走私一起就像一场众人参与的礼拜仪式。”而出版社编辑作为写作者与读者的中间人，作为图书行业能够第一时间接触书稿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活也被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下。曾是东德人民与世界出版社总编的罗兰德o林克斯说，他在国安部的档案有500页，都是阿尔弗雷德记录的。阿尔弗雷德在1958年被判两年多的监禁，在狱中被国安部招募。罗兰德·林克斯调侃说：“要是为我写传记的话，这些档案材料可就太棒了，可惜从来没有人对我做过什么……”当然，异见写作者也难逃罗网。诸如，东德作家希尔毕西与西德某社签约出版诗集《缺席》。1979年5月，一熟人在旅馆将其诗稿烧毁，国安部立马以涉嫌纵火为由将其投入国安部监狱，恐吓其达两月之久。拒绝撤消出版后，好友及其自己遭莫名殴打。出版后被处以2000东德马克罚款。
东德图书馆也在政府禁忌之下，像出版社或报刊杂志的编辑一样，一套自主的审查体系早早地就融入了图书馆的管理流程：“在图书面前的无能、苛刻、不安、顺从、愚昧和自大充斥着东德各图书馆无处不在的审查。”在经历了一层黑名单的审查之后，馆长及其他图书管理员还会亲自再一次对图书的使用权限进行设置，以免因图书馆里的书而惹祸上身：“审查机制源于社会体制而建立起来，主观性强，透明度低。投机主义、政治责任意识、惧怕决策错误、因祸得福（统一社会党成员去往国外，与西方建立私人关系）还有惧怕被免职，这些构成了审查机制的大杂烩。”如果说，出版方面的审查机制让图书市场变得荒漠化；那么，图书馆的审查则让本是知识宝库的图书馆变成掩藏知识的存库。
不仅仅图书馆有着审查，当年的莱比锡书展理所当然也成为审查的重要目标。东德对图书的巨大需求源于图书的匮乏，而图书匮乏与图书供给严重分裂，这就决定着书展的特殊角色。战后的莱比锡书展，所有图书事先已被国安部严格审查过，有些西方的图书只能以空壳无字之书现身于书展。前往书展的东德人，要么站着读完，要么手抄或组团抄书，要么做偷书贼，国安人员扮成学生等便衣身份混入书展，继续审查图书，以及监控东德读书人；涉嫌偷窃西德图书者，将被送去国安部。理所当然的，最拥挤的展台当然是内容多样且又展出“非正常图书”的西德出版社展台，或者说是展出那些未受审查的图书展台。1982年莱比锡书展的第一天，就有44人被抓，其中15人被送往国安部。国安人员自己也参与了图书偷窃，当然，有些国安人员是在夜里将西德展览区的图书偷走，以免第二天东德人前来阅读或摘抄，但也有很多国安“窃书贼”也像海关关员一样，借助莱比锡舒展中饱私囊，他们也成了体制内的体制反叛者——“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一位作者在书中如此评论莱比锡书展：“从经济上的预期收益来看，西德的出版社几乎没有为书展做出任何贡献，国安部就此认为，本来为促进图书贸易举办的书展仅仅成了服务于敌对宣传活动的工具。”
三、禁忌下的“专制育人”
在这种社会环境里，书籍成为奢侈品，要想读一本书，并不是金钱的问题，而是书籍有无的问题。莱比锡书展的举办，让东德人在一书难求的精神困境下培养了民主国家里大部分人没有的能力。那就是，东德人为了读书，不得不练就好的记忆力，不得不学会速记，不得不练就快速抄写的能力。另外，有一些人为了获得知识，不得不学习外语。因为只有掌握了外语，才能学到德语之外的知识。除此之外，一些图书的传播或者文章的传阅，让底下文学涌动起来，也就是萨米亚特。有些胆大的艺术家，则利用印刷艺术图书的形式在纸张上附带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不健康的文字”。而由于对出版的控制严格，后期出现一些民间出版机构则自己改装机器来印刷出版物。对于这一系列因审查而带来的连锁反应现象，书中极具反讽地称之为“专制育人”。
在阅读《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的过程中，有一个疑问一直困扰着我：读与不读，有何区别？别人所回忆的，我们正在经历；别人所抛弃的，我们正在且还将继续。在别人的历史里，满纸都是我们的生活，魔幻现实主义国度总给人时空错乱感。过着他人早已抛弃的荒诞，而我们依旧是如此的无力。值得一说的是，制造恐惧与邪恶的极权机器螺丝钉们，在《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的作者回忆录或口述史里，他们最终与受害人及其荒诞的历史，一同被铭记在册。
朱大可说，读禁书是心灵练习，为思想飞跃提供了隐秘而坚实的支点；在恐惧与战栗之中，提前实现灵魂觉醒。上一代国人靠偷窥禁书自我启蒙，这一代国人靠翻墙上网获取认知，不过是新一轮偷窥运动。无论是偷窥禁书，还是翻墙上网，正如本书中恩斯特·蒂利西所说的那样：“对极权主义的反抗开始并结束于每一个人身上。”在另一本关于伊朗高压政策之下阅读禁书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阿扎尔·纳菲西写道，阅读造就想象，想象虚构的生存环境，以虚构世界创造出的无限可能去对抗现实。通过阅读，“书籍开拓出一片无际的自由国度，也可以说是将国家权力通过艺术和文学来塑造灵魂的要求内在化并辩证地实现逆转。如果转向文化知识界，那么便无须再柏林墙后弥补经历的贫乏，同时又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用微妙的方式体现出反抗精神。”因为，在审查体系之下，无论是被允许出版的还是被政府禁止的，它们都被迫带上了政治色彩，而秘密读者们手里拿起一本禁书来阅读，本身就构成了反抗极权的象征意义，虽然它或许是一种最简单的表现形式。
专题地址http://book.ifeng.com/shupingzhoukan/special/duyao114/
读者生而自由，也应保持自由
萧轶
文/萧轶（独立书评人）
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独家专稿，如无授权，请勿转载。
“读者生而自由，也应保持自由。”——纳博科夫
一、禁忌下的阅读生活
虽然阅读作为一种私人化的生活方式本身并不构成政治化事件，但它却在充满禁忌的高压政治环境之下构成了一种反抗政治的私密之举。在极权国度东德，年轻人巴德尔·哈泽尚未从痛苦的初恋失败经历中走出来，收到了笔友雷纳寄来的一本书。封面是荒无人烟的灰色地带之上，飘落着一张写着“Iloveyou”的皱巴巴的纸条。巴德尔·哈泽以为这是一本有关于爱情的故事书，以为是雷纳寄给他疗治情伤的，并相信会在书中找到自己的患难之交。七个月后，他被国安局逮捕，成为反东德、反党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犯。
最重要的犯罪证据之一，就是搁在床头柜上的那本书——乔治·奥威尔的《1984》。逮捕之后，巴德尔·哈泽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国安局布下的一个圈套，因为国安人员早就写好了对他以及对那本书的一切鉴定报告。他的姐夫是国安局的通报合作者，他举报巴德尔与西德文学青年保持不正当关系，而雷纳寄来《1984》一事国安局早就了如指掌，故意放行到巴德尔手中，为了方便日后给他定罪。但《1984》给巴德尔·哈泽以巨大的思想震撼，因为他在书中读到的所有恐怖，都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活生生的例子，最后他自己也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九九一年，巴德尔·哈泽以合法财产为由从法院要回了那本《1984》，并且将这本书放在了书架的首要位置。像巴德尔·哈泽这种“在东德读奥威尔”的人，并非仅其一人，而是拥有一个庞大的群体。
二、禁忌下的禁书传播
二战后的德国，苏联接管了东德之后，继纳粹之后，极权再一次蹂躏这块土地。同样的，继希特勒焚书禁书之后，为了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以及为了防止西方资本主义腐化纯洁的社会主义，东德政府继续着禁书大业。1946年，东德国民教育中央管理局编辑出版了一份长达526页的“筛除书单”，到了1952年的第三次补充，这份禁书书单已经长达785页。其中，不仅包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书刊，还包括殖民史、经济史、地理、前德国东部史等方面的书籍，甚至还包括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被官方认定为对制造武器弹药有帮助。只是在任何时代，书作为人类精神粮食，再怎么“严防死守”的禁书手段也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越是禁忌的图书，被极权奴役下的人们反而越发好奇，用尽各种办法以求一窥，哪怕获得一本书之后会被东德警察敲门查水表。哪怕会带来灭顶之灾，也无法禁锢着人们浓厚的好奇心。
由于严密的禁书政策，东德的出版和图书的传播变得极为难得，一书难求的境遇让东德人不惜付出生命去获得。当年很多禁书，都是从西德流到东德的，黑市汇率让西方图书变得如同天价。然而即使如此，也无法阻止东德人去换取一册西方图书。很多人到西德探亲回来之时，都会带上一两册禁书，或偷偷地留给自己看，或私底下给朋友传阅，甚至当做礼品赠送给朋友。当年从西德到东德火车里，很多图书是偷偷放在厕所或座位下面带过境的，以躲避审查人员的视线。还有一些从西德往返东德的私家车，将书籍放在车底部或改装车皮来运送禁书。审查人员在每个交通检查站的一项重大任务，便是检查车辆或行人是否携带具有腐蚀思想方面的“大毒草”。每年高速公路过境处被查获的“思想道德败坏”的图书案例多大十万多起。
比起高速公路的查获案例，邮政海关每年查获的数量则比之多几十倍，那里每年大约查获300万起，内含印刷物的邮政包裹总计1200万件。海关管理处作为出入境的必经之地，海关的安保工作极为严密，检查工作的口号被定为“不能放过敌人”。每年，在海关被没收的包裹不计其数。惩罚措施依旧走私的形式和数量而定，轻者进行说教，重者大量图书被没收，更为严重的则被上诉到检察机关，接受刑事处分。而对于一些诸如艺术家、宗教界名流、科学家、作家和记者身份的人，海关则使用针对性措施，以防他们公开发表不利言论或携带“不健康”图书。每年约有12000份来自各个研究领域的专业杂志被没收，因为杂志中刊登有招聘启事，国家安全部担心西德会“有目的地挖走东德的专家人才”，所以这些杂志被国安部认定为高度危险刊物。而审查官和海关检查官自身也同时被高度监控，害怕他们因检查西德刊物而思想被“腐化”。当然，极具反讽的是，海关关员本身也是东德秘密读者中的一员，虽然成为海关关员之前他们都需要经历被洗脑之后才能上任。然而，正如书中所言：“即使严厉的惩罚措施也不能完全阻止这些精挑细选通过考核的统一社会党拥护者，利用西德报纸杂志，越过自己所处的体制这堵思想高墙，看看外面的世界。”
另外，二战之后的冷战对峙，西德方面也不断使用各种方式渗透东德，欧美国家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中也帮助着西德的渗透计划。西德有政府出头或民间组织的文化机构，专门定期印制各种传单或杂志，利用火车、汽车或人本身带入东德境内，送到东德人手中。在东德，参与这项计划的人则定期收到这类杂志，再在自己的圈子内流传这些印刷品。在过境处附近，西德使用高音喇叭宣传西方民主思想和极权奴役危害等。更有如同当下的南韩与北韩，西德使用热气球将印刷品投放免费传单或西方图书。于是，东德边防人员则增加了一项任务，那就是将飘过境的热气球击落。很多东德人当年就是如此得到禁书的，还有人因为采蘑菇而捡到一本图书，从此启蒙了他的思想之门。
在各种“严防死守”的禁书政策之下，东德的图书出版处境也十分难堪。不仅图书被严格地被各种政策或黑名单所钳制，即使编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的图书，也有可能在书籍出版之后被迫无辜接受惩罚。但是，东德的图书管理学典范著作和文艺学专业字典里，读者所读到的却是“审查在东德是不存在的”：“审查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文化政策，社会主义既不存在政治上的也不存在道德上的审查问题……对特殊文献设置使用权限通常是出于藏书保护的目的”。在禁忌遍布的东德境内，图书审查作为一种统治实践活动，不仅显示政府的公开强制及民众的顺应顺从，而且体现出一种以管教和征服为目的、细致入微的统治机制，其独特之处不在于实行压迫，而在于被统治者情愿接受的主观意志。“它不是统治集团的独角戏，而是一个全社会的工程，连同图书走私一起就像一场众人参与的礼拜仪式。”而出版社编辑作为写作者与读者的中间人，作为图书行业能够第一时间接触书稿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活也被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下。曾是东德人民与世界出版社总编的罗兰德o林克斯说，他在国安部的档案有500页，都是阿尔弗雷德记录的。阿尔弗雷德在1958年被判两年多的监禁，在狱中被国安部招募。罗兰德·林克斯调侃说：“要是为我写传记的话，这些档案材料可就太棒了，可惜从来没有人对我做过什么……”当然，异见写作者也难逃罗网。诸如，东德作家希尔毕西与西德某社签约出版诗集《缺席》。1979年5月，一熟人在旅馆将其诗稿烧毁，国安部立马以涉嫌纵火为由将其投入国安部监狱，恐吓其达两月之久。拒绝撤消出版后，好友及其自己遭莫名殴打。出版后被处以2000东德马克罚款。
东德图书馆也在政府禁忌之下，像出版社或报刊杂志的编辑一样，一套自主的审查体系早早地就融入了图书馆的管理流程：“在图书面前的无能、苛刻、不安、顺从、愚昧和自大充斥着东德各图书馆无处不在的审查。”在经历了一层黑名单的审查之后，馆长及其他图书管理员还会亲自再一次对图书的使用权限进行设置，以免因图书馆里的书而惹祸上身：“审查机制源于社会体制而建立起来，主观性强，透明度低。投机主义、政治责任意识、惧怕决策错误、因祸得福（统一社会党成员去往国外，与西方建立私人关系）还有惧怕被免职，这些构成了审查机制的大杂烩。”如果说，出版方面的审查机制让图书市场变得荒漠化；那么，图书馆的审查则让本是知识宝库的图书馆变成掩藏知识的存库。
不仅仅图书馆有着审查，当年的莱比锡书展理所当然也成为审查的重要目标。东德对图书的巨大需求源于图书的匮乏，而图书匮乏与图书供给严重分裂，这就决定着书展的特殊角色。战后的莱比锡书展，所有图书事先已被国安部严格审查过，有些西方的图书只能以空壳无字之书现身于书展。前往书展的东德人，要么站着读完，要么手抄或组团抄书，要么做偷书贼，国安人员扮成学生等便衣身份混入书展，继续审查图书，以及监控东德读书人；涉嫌偷窃西德图书者，将被送去国安部。理所当然的，最拥挤的展台当然是内容多样且又展出“非正常图书”的西德出版社展台，或者说是展出那些未受审查的图书展台。1982年莱比锡书展的第一天，就有44人被抓，其中15人被送往国安部。国安人员自己也参与了图书偷窃，当然，有些国安人员是在夜里将西德展览区的图书偷走，以免第二天东德人前来阅读或摘抄，但也有很多国安“窃书贼”也像海关关员一样，借助莱比锡舒展中饱私囊，他们也成了体制内的体制反叛者——“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一位作者在书中如此评论莱比锡书展：“从经济上的预期收益来看，西德的出版社几乎没有为书展做出任何贡献，国安部就此认为，本来为促进图书贸易举办的书展仅仅成了服务于敌对宣传活动的工具。”
三、禁忌下的“专制育人”
在这种社会环境里，书籍成为奢侈品，要想读一本书，并不是金钱的问题，而是书籍有无的问题。莱比锡书展的举办，让东德人在一书难求的精神困境下培养了民主国家里大部分人没有的能力。那就是，东德人为了读书，不得不练就好的记忆力，不得不学会速记，不得不练就快速抄写的能力。另外，有一些人为了获得知识，不得不学习外语。因为只有掌握了外语，才能学到德语之外的知识。除此之外，一些图书的传播或者文章的传阅，让底下文学涌动起来，也就是萨米亚特。有些胆大的艺术家，则利用印刷艺术图书的形式在纸张上附带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不健康的文字”。而由于对出版的控制严格，后期出现一些民间出版机构则自己改装机器来印刷出版物。对于这一系列因审查而带来的连锁反应现象，书中极具反讽地称之为“专制育人”。
在阅读《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的过程中，有一个疑问一直困扰着我：读与不读，有何区别？别人所回忆的，我们正在经历；别人所抛弃的，我们正在且还将继续。在别人的历史里，满纸都是我们的生活，魔幻现实主义国度总给人时空错乱感。过着他人早已抛弃的荒诞，而我们依旧是如此的无力。值得一说的是，制造恐惧与邪恶的极权机器螺丝钉们，在《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的作者回忆录或口述史里，他们最终与受害人及其荒诞的历史，一同被铭记在册。
朱大可说，读禁书是心灵练习，为思想飞跃提供了隐秘而坚实的支点；在恐惧与战栗之中，提前实现灵魂觉醒。上一代国人靠偷窥禁书自我启蒙，这一代国人靠翻墙上网获取认知，不过是新一轮偷窥运动。无论是偷窥禁书，还是翻墙上网，正如本书中恩斯特·蒂利西所说的那样：“对极权主义的反抗开始并结束于每一个人身上。”在另一本关于伊朗高压政策之下阅读禁书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阿扎尔·纳菲西写道，阅读造就想象，想象虚构的生存环境，以虚构世界创造出的无限可能去对抗现实。通过阅读，“书籍开拓出一片无际的自由国度，也可以说是将国家权力通过艺术和文学来塑造灵魂的要求内在化并辩证地实现逆转。如果转向文化知识界，那么便无须再柏林墙后弥补经历的贫乏，同时又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用微妙的方式体现出反抗精神。”因为，在审查体系之下，无论是被允许出版的还是被政府禁止的，它们都被迫带上了政治色彩，而秘密读者们手里拿起一本禁书来阅读，本身就构成了反抗极权的象征意义，虽然它或许是一种最简单的表现形式。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