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读《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斯波义信先生是国际著名的日本汉学家，也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宋史和经济史学者之一。他的两部关于宋代经济史的巨著，即《宋代商业史研究》和《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前者是斯波先生的成名之作，一经出版，便在全球经济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广受赞誉。后者则是以崭新的思路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里程碑著作，与前者相比，更有匠心独运、炉火纯青之感。毫不夸张的说，本书自1988年问世以来，迄今为止，仍是学界关于宋代江南经济研究最为全面、系统的著作。由方健、何忠礼、李伯重合作翻译的中译本，被江苏人民出版社纳入著名的“海外研究中国丛书”，于2001年出版，2012年再版，经典之作，魅力不衰。
关于宋代经济的评价问题，长期以来是宋史和经济史学界探究的热点。“宋代经济革命”说，曾是中国经济史坛上最重要且最流行的成说之一，本书涉及的大背景即在此。作者在序章“考察的缘起”节中，将宋代的经济成就与16世纪（明代中叶）的另一个经济大发展时期相对照，认为宋代的商业确有充分证据表明有质的飞跃。农业方面，水利建设、二熟制之推行、优良作物和相关技术的改进等，宋代也跨时代地完成了。至于宋代与“16世纪的农业革命、商业革命”相比，是否匹敌，以及交通技术、动力源等，尚有待实证。可见作者持论严谨，不轻易下结论。
而在宋代各主要经济区中，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或是在全国经济中所占有的分额来说，“江南”都居于首位，这已经是学界共识，无需赘言。 作者选择江南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因为该地区基础资料比较丰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在社会经济方面发挥的重要功能远远压倒其他地域。正如作者所言，虽然江南不能代表宋代经济的典型，但对于从经济史层面上考察巨大的中国社会而言，把江南视为含有若干独立成长周期的“大地域”的集合，比较符合实际。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即序章、前篇和后篇。第一部分序章内含两个章节，主要是讨论本书所涉及的理论和方法，阐明问题的研究背景。第二部分前篇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包含五个章节，分别从生产力、水利组织、赋税问题、城市化、局部地区事例等方面，对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宏观观察。第三部分后篇是以亚地域——宁波和绍兴，进行精确度更高的分析。现依次概述各部分内容。
一、序章“宋代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差异”
在序章第一节“考察的缘起”中，作者系统地总结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汉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并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学术史回顾。作者广泛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方法，博采众长又自成一家。这一节中，最重要的是他对施坚雅区域系统理论的吸收和补充。施坚雅以市场为中心，以“河川流域”为基础，将全中国分为九个大区。 作者基本沿用其区域划分模型，但也结合自己的研究作了一些修正和补充。他指出，施坚雅的理论着眼于市场，重视河流，是以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晚清中国为参照，并不适用于处在周期发展中“始发阶段”的宋代江南。因此在施坚雅的“地文区域”理论的基础上，他借鉴高古好一关于泰国湄南河流域稻作农业的研究成果，引入生态系作为考察的依据，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这是区域史理论的一大创造，也是本书的一大贡献。
而序章第二节“宋代社会和长江下游地区”中，作者先是在第一小节，对宋代的中国社会做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将江南放在整个中国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在妥善处理了全国与江南关系的基础上，作者又在第二小节，对自北宋开国到明永乐初（950—1421年）这一地区的经济周期和各个阶段的特点，做了清晰的阐明。他运用政治史的创业、中兴、衰亡分期，以政变、战争、和议、变法、迁都等重大事件为线索，将宋代长江下游区域史划分为七期，即开拓疆土的开国期、上升开始发动期、上升期、实质成长期、下降始动期、下降期、上升始动期。正如作者所言，在统计资料缺乏难以使用计量学方法划分经济周期的情况下，从分析政治、制度的变化状况入手，不失为一种较好的研究方法。
二、前篇“宋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状况”
在这一部分，作者一方面从生产力、水利组织、赋税问题、城市化等方面，尽可能地对整个长江下游地区进行全方位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叙述宋代湖州和徽州，以及江西袁州、湖北汉阳军等地域发展的个案事例，为比较研究提供参照。
（一）、宋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生产力
关于生产力水平的考察，一直是经济史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作者以稻米亩产量的时空偏差为主要变量，结合人口密度、课税制度等其他相关变量，探究宋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并得出结论：宋代长江下游地区农业的高生产率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如从时、空发展的轨迹来看，中心区和边缘区伴随时间的流逝有了相对大的变化差别。
（二）、长江下游流域的水利组织
作者以长江下游流域的水利组织为切入点，从而对宋代该地区农业开发过程进行详细考察。作者总结到：与泰国湄南河流域的模式相同，在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内的定居和开发，其一般趋势是从“山地”逐渐向“三角洲”地区扩展。 而在三角洲低湿地开发利用阶段，国家功能的发挥，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主要水利组织一旦成立后，政府的责任相应地被淡化。水利经营的主导权有着日益向地方政府和社会过渡的趋向。
（三）、长江下游流域的市籴问题
本章主要讨论宋朝政府的财政赋税对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的影响。宋统一以前，江南地区赋税沉重。宋初，考虑到该地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朝廷推行了轻赋政策。宋室南渡后，两浙路成为京畿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但却仍然保持了北宋租税的原额，轻税率一直得以延续，直到南宋灭亡。由于本地区生产发展潜力的巨大，加以充足的劳动力和资金，轻赋政策成为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的因素之一。
（四）、城市化的局面及其事例
本章中，作者根据宋代府州县城形态有关的资料，应用城周值这一量化标准，将143个城内面积数据以长江下游为中心进行了地区间的比较。从得到的相关数值来看，长江下游地区各个级别的城周值的分布，显示了均衡地向城市化前进的面貌。作者又进一步依据南宋首都杭州的资料，论述城市内部空间的功能划分，指出杭州是行政和经济这两大影响城市化的因素相互平衡的地区。最终得出结论，与其他地区相比，江浙是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
（五）、局部地区事例
本章包括对四个州级地域实体的个案分析。其中位于长江下游地区的有湖州与徽州，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是江西的袁州和湖北的汉阳军。这四个地区情况各异，可视为一种总发展趋势的不同表现。作者对湖州的研究，从时间和空间要素两方面探索湖州定居史的沿革，重点考察其长期性的生态变迁；对徽州的研究，叙述了长江下游流域山村型的经济类型，重点在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对袁州的研究，着重于分析地方水利合作组织对促进该地区人口增加和城市成长的作用；对汉阳军的研究，则从荒政史料入手，描述了一个主要依赖与外地贸易而非本地农业而生存的地方变化状况。通过作者对四地的叙述分析，可以看出宋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类型。
三、后篇“宁绍亚地域的经济景况”
在这一部分，作者将观察的范围和焦点集中于特定的亚地域，以若干精确度更高的基本材料，从内部做系统的研究。既注意地域的整体共性，更关注两个地区的特色个性。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对宁波和绍兴两个地域予以区分。宁波地区，以商业经济为主；绍兴地区，以水利史为主。
关于宁波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宁波商业经济发展的变迁上。围绕这个中心论题，作者将宁波的发展变迁史分为宋代和宋以后两个阶段。从宁波的地域开发、产业分化、城市化、辐辏的商业组织、与中国经济的整合等多个方面展开考察论述。他总结道：“综上所述，宁波的经济发展确实显示了这样一点，即它是植根于它固有的各种制度和发展节奏上，也是宁波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在长江下游流域的城市组织发生深刻的重新组合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关于绍兴地区的研究，主要以鉴湖、湘湖、三江闸水利组织和麻溪坝为个案，从它们的修建、管理和维护等方面，考察了自东汉至民国近两千年来绍兴水利发展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作者从水利史的角度切入，探析了绍兴地区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历程，并揭示了其发展方向。他指出，随着时间的向后推移，对水利机构和设施的维护管理，以及利益的调整和利用资源的对策等，倾向以民间为主体的形式来予以解决。换句话说，即水利行政的民间化。
纵观全书，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可谓是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其中，有三点尤其值得称道。
一是史料丰富，考订详实。高度重视史料，进行严密的考证，是日本汉学界的优良传统。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中，作者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将其发扬到极致。书中共有作者自己制作和转引他人的140余幅图表，将近全书四分之一篇幅，可谓图文并茂，引人入胜。如前篇第二章中的两浙地区的重要水利工程表（P203—P217），第四章中的宋代城郭规模资料一览表（P270—P282），后篇中的宁波鄞县主要姓氏的来历、移居、就业资料一览表（P518—P539）等，篇幅均长达十几页，使用了正史、方志、文集、政书、档案、家谱、笔记等十几种史料。阅读这些图表，让人不得不对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史料功底感到由衷地敬佩。而建立在坚实史料基础上的结论，言之成理，论之有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是视野开阔，领域宽广。正如李伯重评价的那样，“本书作者不但把江南放在宋代中国这样一个大空间范围内加以研究，而且也放在一个起止远超过宋代的大时间范围中进行考察”。 一方面，作者考察的虽是江南区域，但不就江南而论江南。他将该地区放在全国背景下，与其他大区如华中、华南等进行比较，从而在整体上把握江南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本书虽以宋代为题，但考察范围绝对不限于两宋。作者以北宋开国到明永乐初（960—1421年）这一时段为研究主体，上溯到秦汉，下延至清末民国，在长时段的范围中，提取出宋代的特点。这种打破地域范围和朝代界限的整体学术视野，无疑值得学习和借鉴。
三是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称本书最大贡献，“乃在以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对宋代经济宏观和微观许多问题，提出创新的见解”。 本书汲取了西方学者许多先进的理论与方法，融会贯通，自成体系。理论上，最主要的是布罗代尔的结构主义历史观以及施坚雅的区域系统理论。作者对这些理论并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取其精华，加以创造。如对于年鉴学派的历史结构观，作者虽然重视“长时段”内的“结构史”以及“中时段”内的“情态史”，但并未忽视短时段内的“事件史”，对于宋朝战争、和议、变法、迁都等对经济变化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极为重视。而在方法上，主要使用了“广义社会史学”和比较研究方法。“广义社会史学”即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如作者所言，应当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口学、人类学、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 比较研究方法既包括社会间比较，如将中国东南部三角洲的开发模式与泰国湄南河三角洲的生态系统相比较；又包含社会内比较，如占据书中较多篇幅的个案研究——湖州、徽州、江西袁州、湖北汉阳军以及亚区域考察——宁波、绍兴。总而言之，作者将日本学者传统的实证治学风格和西方先进的理论方法巧妙结合，融为一炉，实乃学者典范。
当然，本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由于作者学术视野异常开阔，所涉领域又极其宽广，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疏误。如本书第312页中写道，“据范成大《入蜀记》记载”，范成大入蜀无记，出蜀有记，书名为《吴船录》，《入蜀记》为陆游所作。又如本书第350页，将吴王濞误认为是春秋时吴国的君主，而吴王濞乃西汉刘濞，是刘邦的侄子，被分封为吴王。再如第78页，作者写道“南唐在淮南的盐场和农地为宋夺取”。确切地说，南唐淮南之地是为后周世宗柴荣攻占，宋朝沿之而已。这类可以判明的常识性错误，在书中还是存在一些的。但瑕不掩瑜，本书仍是该领域最具学术价值的经典著作之一。更值得庆幸的是，中译本译者在翻译时逐条核对了原书征引的史料，校正了引文中的衍误讹夺，并且对著者因误解史料而影响文意乃至论点的地方，都一一加以脚注。这些译者注不但充分体现了本书翻译的专业水准，也提高了中译本的学术价值。
关于宋代经济的评价问题，长期以来是宋史和经济史学界探究的热点。“宋代经济革命”说，曾是中国经济史坛上最重要且最流行的成说之一，本书涉及的大背景即在此。作者在序章“考察的缘起”节中，将宋代的经济成就与16世纪（明代中叶）的另一个经济大发展时期相对照，认为宋代的商业确有充分证据表明有质的飞跃。农业方面，水利建设、二熟制之推行、优良作物和相关技术的改进等，宋代也跨时代地完成了。至于宋代与“16世纪的农业革命、商业革命”相比，是否匹敌，以及交通技术、动力源等，尚有待实证。可见作者持论严谨，不轻易下结论。
而在宋代各主要经济区中，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或是在全国经济中所占有的分额来说，“江南”都居于首位，这已经是学界共识，无需赘言。 作者选择江南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因为该地区基础资料比较丰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在社会经济方面发挥的重要功能远远压倒其他地域。正如作者所言，虽然江南不能代表宋代经济的典型，但对于从经济史层面上考察巨大的中国社会而言，把江南视为含有若干独立成长周期的“大地域”的集合，比较符合实际。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即序章、前篇和后篇。第一部分序章内含两个章节，主要是讨论本书所涉及的理论和方法，阐明问题的研究背景。第二部分前篇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包含五个章节，分别从生产力、水利组织、赋税问题、城市化、局部地区事例等方面，对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宏观观察。第三部分后篇是以亚地域——宁波和绍兴，进行精确度更高的分析。现依次概述各部分内容。
一、序章“宋代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差异”
在序章第一节“考察的缘起”中，作者系统地总结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汉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并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学术史回顾。作者广泛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方法，博采众长又自成一家。这一节中，最重要的是他对施坚雅区域系统理论的吸收和补充。施坚雅以市场为中心，以“河川流域”为基础，将全中国分为九个大区。 作者基本沿用其区域划分模型，但也结合自己的研究作了一些修正和补充。他指出，施坚雅的理论着眼于市场，重视河流，是以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晚清中国为参照，并不适用于处在周期发展中“始发阶段”的宋代江南。因此在施坚雅的“地文区域”理论的基础上，他借鉴高古好一关于泰国湄南河流域稻作农业的研究成果，引入生态系作为考察的依据，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这是区域史理论的一大创造，也是本书的一大贡献。
而序章第二节“宋代社会和长江下游地区”中，作者先是在第一小节，对宋代的中国社会做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将江南放在整个中国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在妥善处理了全国与江南关系的基础上，作者又在第二小节，对自北宋开国到明永乐初（950—1421年）这一地区的经济周期和各个阶段的特点，做了清晰的阐明。他运用政治史的创业、中兴、衰亡分期，以政变、战争、和议、变法、迁都等重大事件为线索，将宋代长江下游区域史划分为七期，即开拓疆土的开国期、上升开始发动期、上升期、实质成长期、下降始动期、下降期、上升始动期。正如作者所言，在统计资料缺乏难以使用计量学方法划分经济周期的情况下，从分析政治、制度的变化状况入手，不失为一种较好的研究方法。
二、前篇“宋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状况”
在这一部分，作者一方面从生产力、水利组织、赋税问题、城市化等方面，尽可能地对整个长江下游地区进行全方位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叙述宋代湖州和徽州，以及江西袁州、湖北汉阳军等地域发展的个案事例，为比较研究提供参照。
（一）、宋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生产力
关于生产力水平的考察，一直是经济史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作者以稻米亩产量的时空偏差为主要变量，结合人口密度、课税制度等其他相关变量，探究宋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并得出结论：宋代长江下游地区农业的高生产率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如从时、空发展的轨迹来看，中心区和边缘区伴随时间的流逝有了相对大的变化差别。
（二）、长江下游流域的水利组织
作者以长江下游流域的水利组织为切入点，从而对宋代该地区农业开发过程进行详细考察。作者总结到：与泰国湄南河流域的模式相同，在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内的定居和开发，其一般趋势是从“山地”逐渐向“三角洲”地区扩展。 而在三角洲低湿地开发利用阶段，国家功能的发挥，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主要水利组织一旦成立后，政府的责任相应地被淡化。水利经营的主导权有着日益向地方政府和社会过渡的趋向。
（三）、长江下游流域的市籴问题
本章主要讨论宋朝政府的财政赋税对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的影响。宋统一以前，江南地区赋税沉重。宋初，考虑到该地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朝廷推行了轻赋政策。宋室南渡后，两浙路成为京畿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但却仍然保持了北宋租税的原额，轻税率一直得以延续，直到南宋灭亡。由于本地区生产发展潜力的巨大，加以充足的劳动力和资金，轻赋政策成为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的因素之一。
（四）、城市化的局面及其事例
本章中，作者根据宋代府州县城形态有关的资料，应用城周值这一量化标准，将143个城内面积数据以长江下游为中心进行了地区间的比较。从得到的相关数值来看，长江下游地区各个级别的城周值的分布，显示了均衡地向城市化前进的面貌。作者又进一步依据南宋首都杭州的资料，论述城市内部空间的功能划分，指出杭州是行政和经济这两大影响城市化的因素相互平衡的地区。最终得出结论，与其他地区相比，江浙是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
（五）、局部地区事例
本章包括对四个州级地域实体的个案分析。其中位于长江下游地区的有湖州与徽州，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是江西的袁州和湖北的汉阳军。这四个地区情况各异，可视为一种总发展趋势的不同表现。作者对湖州的研究，从时间和空间要素两方面探索湖州定居史的沿革，重点考察其长期性的生态变迁；对徽州的研究，叙述了长江下游流域山村型的经济类型，重点在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对袁州的研究，着重于分析地方水利合作组织对促进该地区人口增加和城市成长的作用；对汉阳军的研究，则从荒政史料入手，描述了一个主要依赖与外地贸易而非本地农业而生存的地方变化状况。通过作者对四地的叙述分析，可以看出宋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类型。
三、后篇“宁绍亚地域的经济景况”
在这一部分，作者将观察的范围和焦点集中于特定的亚地域，以若干精确度更高的基本材料，从内部做系统的研究。既注意地域的整体共性，更关注两个地区的特色个性。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对宁波和绍兴两个地域予以区分。宁波地区，以商业经济为主；绍兴地区，以水利史为主。
关于宁波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宁波商业经济发展的变迁上。围绕这个中心论题，作者将宁波的发展变迁史分为宋代和宋以后两个阶段。从宁波的地域开发、产业分化、城市化、辐辏的商业组织、与中国经济的整合等多个方面展开考察论述。他总结道：“综上所述，宁波的经济发展确实显示了这样一点，即它是植根于它固有的各种制度和发展节奏上，也是宁波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在长江下游流域的城市组织发生深刻的重新组合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关于绍兴地区的研究，主要以鉴湖、湘湖、三江闸水利组织和麻溪坝为个案，从它们的修建、管理和维护等方面，考察了自东汉至民国近两千年来绍兴水利发展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作者从水利史的角度切入，探析了绍兴地区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历程，并揭示了其发展方向。他指出，随着时间的向后推移，对水利机构和设施的维护管理，以及利益的调整和利用资源的对策等，倾向以民间为主体的形式来予以解决。换句话说，即水利行政的民间化。
纵观全书，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可谓是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其中，有三点尤其值得称道。
一是史料丰富，考订详实。高度重视史料，进行严密的考证，是日本汉学界的优良传统。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中，作者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将其发扬到极致。书中共有作者自己制作和转引他人的140余幅图表，将近全书四分之一篇幅，可谓图文并茂，引人入胜。如前篇第二章中的两浙地区的重要水利工程表（P203—P217），第四章中的宋代城郭规模资料一览表（P270—P282），后篇中的宁波鄞县主要姓氏的来历、移居、就业资料一览表（P518—P539）等，篇幅均长达十几页，使用了正史、方志、文集、政书、档案、家谱、笔记等十几种史料。阅读这些图表，让人不得不对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史料功底感到由衷地敬佩。而建立在坚实史料基础上的结论，言之成理，论之有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是视野开阔，领域宽广。正如李伯重评价的那样，“本书作者不但把江南放在宋代中国这样一个大空间范围内加以研究，而且也放在一个起止远超过宋代的大时间范围中进行考察”。 一方面，作者考察的虽是江南区域，但不就江南而论江南。他将该地区放在全国背景下，与其他大区如华中、华南等进行比较，从而在整体上把握江南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本书虽以宋代为题，但考察范围绝对不限于两宋。作者以北宋开国到明永乐初（960—1421年）这一时段为研究主体，上溯到秦汉，下延至清末民国，在长时段的范围中，提取出宋代的特点。这种打破地域范围和朝代界限的整体学术视野，无疑值得学习和借鉴。
三是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称本书最大贡献，“乃在以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对宋代经济宏观和微观许多问题，提出创新的见解”。 本书汲取了西方学者许多先进的理论与方法，融会贯通，自成体系。理论上，最主要的是布罗代尔的结构主义历史观以及施坚雅的区域系统理论。作者对这些理论并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取其精华，加以创造。如对于年鉴学派的历史结构观，作者虽然重视“长时段”内的“结构史”以及“中时段”内的“情态史”，但并未忽视短时段内的“事件史”，对于宋朝战争、和议、变法、迁都等对经济变化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极为重视。而在方法上，主要使用了“广义社会史学”和比较研究方法。“广义社会史学”即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如作者所言，应当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口学、人类学、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 比较研究方法既包括社会间比较，如将中国东南部三角洲的开发模式与泰国湄南河三角洲的生态系统相比较；又包含社会内比较，如占据书中较多篇幅的个案研究——湖州、徽州、江西袁州、湖北汉阳军以及亚区域考察——宁波、绍兴。总而言之，作者将日本学者传统的实证治学风格和西方先进的理论方法巧妙结合，融为一炉，实乃学者典范。
当然，本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由于作者学术视野异常开阔，所涉领域又极其宽广，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疏误。如本书第312页中写道，“据范成大《入蜀记》记载”，范成大入蜀无记，出蜀有记，书名为《吴船录》，《入蜀记》为陆游所作。又如本书第350页，将吴王濞误认为是春秋时吴国的君主，而吴王濞乃西汉刘濞，是刘邦的侄子，被分封为吴王。再如第78页，作者写道“南唐在淮南的盐场和农地为宋夺取”。确切地说，南唐淮南之地是为后周世宗柴荣攻占，宋朝沿之而已。这类可以判明的常识性错误，在书中还是存在一些的。但瑕不掩瑜，本书仍是该领域最具学术价值的经典著作之一。更值得庆幸的是，中译本译者在翻译时逐条核对了原书征引的史料，校正了引文中的衍误讹夺，并且对著者因误解史料而影响文意乃至论点的地方，都一一加以脚注。这些译者注不但充分体现了本书翻译的专业水准，也提高了中译本的学术价值。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