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不倒，媒体不死

文/严杰夫

3月初，马航一架飞往北京的客机航班神秘失踪，此后伴随人们对失踪航班的猜测，最被人关注的就是媒体在消息的发布和澄清中显出的无所适从。针对媒体的这种尴尬，网上有段子做出如是评论：马航事件中的媒体无非就是干三件事，“上午造谣、下午辟谣、晚上竞猜”。这个讽刺性的段子，尽管不能不说有冤枉大众媒体的情形，却也形象地勾勒出了新时代里媒体所面临的困境。

这种令传统媒体处境尴尬的时代，被很多人都称为新媒体时代。《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的作者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在他们的新作《真相》中，则将其称为“信息超载时代”。相对于前者，这两位新闻业的资深人士，显然更精准地击中了当下的时代特征。

在《真相》的开头，作者用一个虚构的案例来展现“信息超载时代”的特征。在互联网时代的三哩岛，一座核电厂的反应堆芯出现了问题，有可能使一个地方性电厂变成一场国际性灾难，如果那样的话，美国整个中大西洋地区都将身处险境。这个消息首先通过博客圈、社交网站、邮件分享等迅速扩散开来；然后一些知名博主则开始大谈核电安全，而核电厂自己的网站则在为核电的作用辩护；等到稍晚时候的广播中，核事件则在脱口秀节目中成为一个争议性的政治议题；最后缺乏时效性的报纸尽管提供了谨慎的报道，但已无法遏制恐惧和犹疑在人群中散布。这个虚构的案例中呈现出的情景，与当下发生的马航事件几乎如出一辙，作者可谓是准确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信息超载时代”的舆论场景：新媒体的信息报道呈现碎片状，且常常自相矛盾，各类信息消息混杂在一起，没能让事件更清晰，却令我们陷入迷惘和恐惧。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真相》就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在“信息超载时代”或者我们通常所称的“新媒体时代”里，读者遇到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获得了足够的信息，而在于是否获得了“真相”。对此，作者认为，这种困境的背后其实是两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观察和经验的知识。与信仰和信念的知识——之间的矛盾，正是这对矛盾主导了人类传播史的发展，也决定了未来媒体的何去何从。

在公元前15000年左右的洞穴时代，人类就用不同的壁画传递两种知识：一种是世俗的经验性的，另一种则是建立在不能证明的信念之上。此后，文字的发明让知识传播更加持久、复杂，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但这种信息传播方式也让上述这对矛盾得以扩大，特别是古希腊时期，文字传播虽然达到新的程度，但事实与信仰之间的矛盾却被扩大了。此后，中世纪末期印刷术的出现，造成了我们熟知的那个情形：写作和阅读人群骤增，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物质世界比中世纪权威所声称的更重要，同时，语言和写作造成了社群、民主化和社会的重组。及至电报、广播、电视乃至于数字技术的出现，新技术更是给新闻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伴随着技术进步，我们也更容易了解所处的世界并参与其中，在这样的趋势下，信息不再是权威掌控和垄断的特权，而成为全民共舞的盛宴。对于这种变化，《真相》指出，在过去的时代，或许可以被称为新闻的“信我”时代，而今天则处在新闻的“秀我”时代。在这两个短语中，“我”作为主体发生了变化，“信我”中的“我”指的是新闻工作者，而“秀我”中的我则是指受众，即新闻消费者。这一变化体现的是媒体权力的更替，曾经作为新闻把关人的记者将权力交给了自己充当编辑的消费者或公民。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狄更斯式的时代里，作为公民也好，亦或媒体也罢，我们该如何辨别哪些信息值得信赖？

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当下存在的新闻类型进行一下区分。《真相》的作者将“信息超载时代”的新闻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确证式新闻，这类新闻模式属于强调准确和语境的传统模式，同时也是理想的新闻模式；第二种是断言式新闻，这类新闻模式表现为强调即时性，采取有闻必录的原则，新闻工作者只是起到被动的速记和通道作用，它的标志即为对所引录的消息和观点不加质疑；第三种类型则是肯定式新闻，这类新闻是通过肯定受众的信念来构筑忠诚度的新型政治媒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类新闻常常是刻意拣选信息，而非追求真相和中立，它的特征是辩论文化让位于答案文化；第四种类型是利益集团式的新闻，这些新闻通常有特定利益集团资助，内容包装的像新闻，其实则是为了特定群体的利益，实现他们的宣传目标。尽管这一分类是基于美国新闻业做出的，但在新传播技术得以普遍应用的全球化时代里，这个分类基本上适用于大多数国家，例如，在我国，新浪微博这类社交媒体就具有典型的断言式新闻特点，而微信等自媒体的订阅号则具备肯定式新闻和利益集团式新闻的特征。

对于读者来说，无论新闻传播技术发生何种变化，最具有价值以及值得去阅读的，当然主要还是第一类“确证式新闻”。那么，在各类型新闻混杂出现的当下，如何去区分辨识哪些是属于“确证式新闻”，也就成为了我们在海量信息中“找到真相”的关键。

对此，《真相》的作者提出了“怀疑式认知”的概念。作者认为，怀疑性认知方法是指知道如何提出并回答一系列问题，这个“提问”过程其实就构成了确证新闻的规则。如前所述，在这个公民即为记者、消费者即为编辑的新媒体时代里，读者在被赋予了更大的新闻权力的同时，也被要求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就必须采用和完善这种怀疑性认知方法。《真相》根据媒体的内容和本质，对这种怀疑性认知方法提出了六项规则：一，“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二，信息完整吗？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三，信源是谁？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四，提供了什么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五，其它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六、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

第一个问题其实针对的就是对此前四类新闻模式的辨识；第二个问题则是在谈论新闻的要素，不过与通常对新闻报道需含有“5W1H”六要素的要求不同，《真相》还要求再加上一个Q要素，即读者必须进一步提问：受众有关新闻事件的问题，在报道中提及了吗？这个提问意味着完整的新闻应该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不会推断无法证实的结论；第三、四个问题，则是通过信源、证据两个方面，来讨论对新闻事实的求证核实，它其实是要求我们学会对新闻的真实性给予检验；第五个问题，事实上即是第二个问题中的那个“Q”要素，这个要素帮助我们摆脱肯定式新闻和利益集团式新闻的迷惑；第六个问题，则是跳出新闻本身来谈消费者的需求，在新闻碎片化和信息过载的时代里，我们必须依靠自己来决定新闻的价值，以从中辨识出对我们个人而言真正重要的新闻。

尽管，从表面上来看，《真相》是一本面向受众的读本，然而作者并不讳言，这也是一本写给新闻工作者的书。作者在最后预测新闻业的未来时，将新型新闻消费者对新闻的需求归纳为八个主要功能：鉴定者、释义者、调查者、见证者、赋权者、聪明的聚合者、论坛组织者以及新闻榜样。面对此起彼伏的“传统新闻已死”的呼声，作者的这个归纳似乎既是给了新闻工作者一种鼓励，也是提出一种要求。简而言之，在受众和媒体融合加速的今天，新闻行业并不会就此消逝，反而应当承担起更多的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释义、为自媒体的发声提供便携的平台和进行有序的组织，同时最重要的是，为所有的新闻主体提供榜样。这样来看，新闻行业所需要做出的改变，其实并非仅是回应来自技术进步的要求，更为根本上的仍是做好对“真相”二字的诠释。毕竟，在信息的世界里，一切都在飞速改变，惟有那两个字亘古未变。

刊于2014年3月27日《上海证券报》 刊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