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篇有关赫希曼的文章（转载）
神秘博士赫希曼
原载《南都周刊》2012年度第5期
西闪/文
上世纪30年代，一名年轻的美国记者瓦里安•弗莱（Varian Fry）常驻柏林。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纳粹的崛起，以及犹太人的悲惨遭遇。1940年6月，当法国投降的消息传到纽约，弗莱在家中举行了一场募捐餐会，向他的贵格会（Quaker）教友以及哈佛同窗筹款，为那些正在遭受迫害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工会骨干募集逃难的经费。会上有人提出，营救的对象不应局限于政治人物，而应该把那些已经逃到法国的犹太文化精英包括在内。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大家决定成立一个“紧急营救委员会”（ERC），负责滞法犹太精英的营救工作。于是，1940年8月，带着一张200余人的营救名单和3000美元募款，弗莱只身前往法国马赛，开始了秘密的救援活动。
受制于反犹排犹的社会氛围，当时的美国政府不仅拒绝帮助犹太人，还对民间自发的救援多有阻挠，因此弗莱在马赛的工作一开始既孤独又艰难。好在一个绰号“闪亮”的年轻人主动找上门来做助手，令弗莱的工作大有起色。
“闪亮”只有25岁，虽然年轻，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他1915年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8岁的时候为躲避反犹浪潮逃到法国，就读于索邦大学。1935年，他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奖学金，赴英国留学。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21岁的“闪亮”投笔从戎，成为一名年轻的共和军战士。1938年，他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rieste）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翌年二战爆发，“闪亮”立刻赶回法国，以志愿军身份参加陆军，抵抗德国入侵。
法国投降后，“闪亮”流亡到马赛，很快就与弗莱开始了高效的合作。他们找到了救援名单中的大部分犹太人，给他们代办签证，伪造证明，制订出逃路线，安排过境护送等等。在完成原定任务的同时，他们也从不拒绝其他犹太人的求助。在弗莱眼中，他的这位年轻的助手简直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后来他在回忆录《无条件引渡》（Surrender on Demand）中写到，“闪亮”不仅聪明善良，个性令人愉悦，还是一个“非法活动的专家”。当他们给逃亡者使用的捷克护照失效时，“闪亮”很快开发出另一个伪造证件的地下渠道；当他们的经费彻底耗尽时，“闪亮”又迅速地搭起了募款私汇马赛的秘密管道；当逃亡者无法乘坐火车离境，他又悄悄建立了偷渡网络，以及沿途的接待地点。在他们的领导下，只运转了一年零一个月的紧急营救委员会就帮助4000犹太人逃过了纳粹的魔爪，包括200多名犹太文化精英。画家夏加尔（Marc chagall）、杜尚（Marcel Duchamp）、作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诺贝尔生化学家奥托•迈尔霍夫（Otto Fritz Meyerhof）等等，以及未来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都在其中。
当然很快，紧急营救委员会就成为纳粹德国和维希政权的眼中钉。1940年12月，遭纳粹搜捕的“闪亮”不得不离开马赛，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经由西班牙、葡萄牙，于次年元月逃至美国纽约。“闪亮”走后，弗莱的工作也就陷入困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自从他（指‘闪亮’）离开之后，我尤其感到寂寞。我突然发觉我多么依赖他。不仅依赖他解决最棘手的问题，也依赖他的陪伴。在法国，只有他一个人真正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这么做。自从他离开以后，我就完全孤独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1941年9月，被美国国务院和法国当局视为共同外交麻烦的弗莱也被驱逐回了美国。然而弗莱没有料到，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做了两年研究员后，“闪亮”又于1943年加入了美国陆军，并重返欧洲战场，从北非一直战斗到意大利。
1946年，31岁的“闪亮”刚刚退伍，就以联邦储备委员会（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了“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为欧洲重建工作至1952年。只不过，彼时再没有人叫他的法国绰号，而是尊敬地称他为“赫希曼博士”，因为他的真实姓名叫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就在1952年，哥伦比亚延请赫希曼担任了国家规划委员会的财政顾问，为国家政策出谋献计。两年后，“闪亮”自己在波哥大开设了一家私人顾问公司，继续为该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帮助。
1956年至1957年，耶鲁大学聘请赫希曼担任了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讲座教授。正是基于哥伦比亚的那段宝贵的实践经验，他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在书中他不仅首次将“发展战略”运用于经济诸领域，还为发展经济学奠定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基础。上世纪80年代，这本著述被译介到大陆，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1958年至1964年，赫希曼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国家经济关系，接下来在哈佛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长达10年。1974年，他转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教授，直到1985年荣休。
除了《经济发展战略》一书，赫希曼还有多部经典著作。就像他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进出边界》（Crossing boundaries）的书名那样，他的著作不仅内容极其丰富，而且领域非常广阔，往往跨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多重边界。例如他的名作《退出、呼吁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就是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则用历史学的方法对观念演化的过程予以厘清，而《转变参与》（Shifting involvements）在理解集体行为方面，也比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L. Olson）更加深刻。
赫希曼认同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的观点，认为“对直接经验的解释是任何思想得以成立的惟一依据，而思想的起点是对这种经验的分析与观察。”所以他既反对空洞无物的各种形而上学假设，又鄙夷那些流行的表面客观实则狭隘的理性主义理论。他不相信人类的本性可以用成本-收益的公式来概括，也不赞同人类的追求、付出与牺牲用所谓“偏好”来形容。他认为，只有在充分理解历史境遇、社会背景、个人经验等诸多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把握人类行为的方向才有可能。事实上，在他的诸多考察中，人类行为并不存在亘古不变的铁律，反倒具有某种“自我颠覆的倾向”，总在希望与失望的摇摆之间，在进步与反动的往返当中，实现曲折而多变的前行，一如他的自传书名：“A propensity to self-subversion”。
赫希曼如此强调人类研究中各种因素的的复杂作用，毫无疑问，缘于他丰富而多彩的个人经历。这种对生命体验的高度重视，将他的鲜活思想与众多“转椅理论家”生产的苍白理论永久地区分开来。他是人类进步的探索者，而不是单纯的鼓吹者。他总是提醒人们，如果不能清晰地辨识“考虑周详的愿望” (thinkful wishing)与一厢情愿式的“如意算盘”(wishful thinking)，不能充分地理解和体察人类的情感和心理，任何人类知识上的进展都会得而复失。也因如此，赫希曼从来不是正统的经济学家，而是所有人类奥秘探求者的同伴，乃至向导。不少学者将赫希曼放在马克思、托克维尔、韦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以及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等人组成的思想谱系中进行考察，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西方学界，赫希曼被公认为第一流的、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最有洞察力、想象力和原创性的社会科学家”，还被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称做“当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 ，都是基于类似的理由。2007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设立了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赫希曼奖（The Albert O. Hirschman Prize），目前得主有三位，依次是政治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政治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每一位都符合赫希曼的思想家原型。
最近，赫希曼的又一部著作《反动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Reaction）引进国内了。在这本书中，赫希曼集中处理的是保守与进步的修辞学（rhetoric）。他注意到，对应于人类历史上几个重要的进步时刻，那些反对者——即保守者或反动派（均无贬义）所做出的反对往往是情境式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反对本质上是刺激-反应型的，没有恒定的反对原则，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反对对象，并且几乎总是陷入一个不断自我筑垒的循环之中。换句话说，人们的反动更多地是缘于面对风险的复杂心理而采取的拒绝进步的断然态度，反动的话语往往也是基于“论证的必要性”（the imperatives of argument）而塑造出来的一套套专横而不妥协的修辞，并不涉及反动者的欲求、道德和信念。
赫希曼认为，正面攻击反动派的心灵或人格很可能加深人与人之间的鸿沟。相反，理解反动派的修辞，从而冲击他们脆弱的逻辑，反倒可能促使壁垒的瓦解，达到沟通融合的目的。因此，他归纳出三大类反对进步的“反动修辞”：悖谬论、无效论及危险论，试图从逻辑和心理两方面缴反动派的械。在《反动的修辞》中，他用激情与简洁兼具的论述达成了这一目标。
然而在本书的最后部分，赫希曼再次表现出他那自我颠覆的倾向。针对“反动修辞”的敌手“进步修辞”，他也展开了分析与批评。并且他指出，这两种互相对立的修辞居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毫不妥协——这种专断的、拒绝沟通的话语特征妨碍了人类的合作和进步。
很显然，赫希曼对待智识的诚实态度只会令反动派和进步派都心怀不满。然而正如爱默生所说：“一致性是心胸狭隘者的魔障”，只有热爱人类、视野广阔且深具创造精神的思想家才敢于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尚未解决的矛盾，赫希曼就是这样的人。
原载《南都周刊》2012年度第5期
西闪/文
上世纪30年代，一名年轻的美国记者瓦里安•弗莱（Varian Fry）常驻柏林。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纳粹的崛起，以及犹太人的悲惨遭遇。1940年6月，当法国投降的消息传到纽约，弗莱在家中举行了一场募捐餐会，向他的贵格会（Quaker）教友以及哈佛同窗筹款，为那些正在遭受迫害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工会骨干募集逃难的经费。会上有人提出，营救的对象不应局限于政治人物，而应该把那些已经逃到法国的犹太文化精英包括在内。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大家决定成立一个“紧急营救委员会”（ERC），负责滞法犹太精英的营救工作。于是，1940年8月，带着一张200余人的营救名单和3000美元募款，弗莱只身前往法国马赛，开始了秘密的救援活动。
受制于反犹排犹的社会氛围，当时的美国政府不仅拒绝帮助犹太人，还对民间自发的救援多有阻挠，因此弗莱在马赛的工作一开始既孤独又艰难。好在一个绰号“闪亮”的年轻人主动找上门来做助手，令弗莱的工作大有起色。
“闪亮”只有25岁，虽然年轻，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他1915年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8岁的时候为躲避反犹浪潮逃到法国，就读于索邦大学。1935年，他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奖学金，赴英国留学。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21岁的“闪亮”投笔从戎，成为一名年轻的共和军战士。1938年，他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rieste）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翌年二战爆发，“闪亮”立刻赶回法国，以志愿军身份参加陆军，抵抗德国入侵。
法国投降后，“闪亮”流亡到马赛，很快就与弗莱开始了高效的合作。他们找到了救援名单中的大部分犹太人，给他们代办签证，伪造证明，制订出逃路线，安排过境护送等等。在完成原定任务的同时，他们也从不拒绝其他犹太人的求助。在弗莱眼中，他的这位年轻的助手简直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后来他在回忆录《无条件引渡》（Surrender on Demand）中写到，“闪亮”不仅聪明善良，个性令人愉悦，还是一个“非法活动的专家”。当他们给逃亡者使用的捷克护照失效时，“闪亮”很快开发出另一个伪造证件的地下渠道；当他们的经费彻底耗尽时，“闪亮”又迅速地搭起了募款私汇马赛的秘密管道；当逃亡者无法乘坐火车离境，他又悄悄建立了偷渡网络，以及沿途的接待地点。在他们的领导下，只运转了一年零一个月的紧急营救委员会就帮助4000犹太人逃过了纳粹的魔爪，包括200多名犹太文化精英。画家夏加尔（Marc chagall）、杜尚（Marcel Duchamp）、作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诺贝尔生化学家奥托•迈尔霍夫（Otto Fritz Meyerhof）等等，以及未来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都在其中。
当然很快，紧急营救委员会就成为纳粹德国和维希政权的眼中钉。1940年12月，遭纳粹搜捕的“闪亮”不得不离开马赛，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经由西班牙、葡萄牙，于次年元月逃至美国纽约。“闪亮”走后，弗莱的工作也就陷入困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自从他（指‘闪亮’）离开之后，我尤其感到寂寞。我突然发觉我多么依赖他。不仅依赖他解决最棘手的问题，也依赖他的陪伴。在法国，只有他一个人真正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这么做。自从他离开以后，我就完全孤独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1941年9月，被美国国务院和法国当局视为共同外交麻烦的弗莱也被驱逐回了美国。然而弗莱没有料到，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做了两年研究员后，“闪亮”又于1943年加入了美国陆军，并重返欧洲战场，从北非一直战斗到意大利。
1946年，31岁的“闪亮”刚刚退伍，就以联邦储备委员会（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了“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为欧洲重建工作至1952年。只不过，彼时再没有人叫他的法国绰号，而是尊敬地称他为“赫希曼博士”，因为他的真实姓名叫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就在1952年，哥伦比亚延请赫希曼担任了国家规划委员会的财政顾问，为国家政策出谋献计。两年后，“闪亮”自己在波哥大开设了一家私人顾问公司，继续为该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帮助。
1956年至1957年，耶鲁大学聘请赫希曼担任了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讲座教授。正是基于哥伦比亚的那段宝贵的实践经验，他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在书中他不仅首次将“发展战略”运用于经济诸领域，还为发展经济学奠定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基础。上世纪80年代，这本著述被译介到大陆，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1958年至1964年，赫希曼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国家经济关系，接下来在哈佛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长达10年。1974年，他转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教授，直到1985年荣休。
除了《经济发展战略》一书，赫希曼还有多部经典著作。就像他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进出边界》（Crossing boundaries）的书名那样，他的著作不仅内容极其丰富，而且领域非常广阔，往往跨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多重边界。例如他的名作《退出、呼吁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就是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则用历史学的方法对观念演化的过程予以厘清，而《转变参与》（Shifting involvements）在理解集体行为方面，也比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L. Olson）更加深刻。
赫希曼认同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的观点，认为“对直接经验的解释是任何思想得以成立的惟一依据，而思想的起点是对这种经验的分析与观察。”所以他既反对空洞无物的各种形而上学假设，又鄙夷那些流行的表面客观实则狭隘的理性主义理论。他不相信人类的本性可以用成本-收益的公式来概括，也不赞同人类的追求、付出与牺牲用所谓“偏好”来形容。他认为，只有在充分理解历史境遇、社会背景、个人经验等诸多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把握人类行为的方向才有可能。事实上，在他的诸多考察中，人类行为并不存在亘古不变的铁律，反倒具有某种“自我颠覆的倾向”，总在希望与失望的摇摆之间，在进步与反动的往返当中，实现曲折而多变的前行，一如他的自传书名：“A propensity to self-subversion”。
赫希曼如此强调人类研究中各种因素的的复杂作用，毫无疑问，缘于他丰富而多彩的个人经历。这种对生命体验的高度重视，将他的鲜活思想与众多“转椅理论家”生产的苍白理论永久地区分开来。他是人类进步的探索者，而不是单纯的鼓吹者。他总是提醒人们，如果不能清晰地辨识“考虑周详的愿望” (thinkful wishing)与一厢情愿式的“如意算盘”(wishful thinking)，不能充分地理解和体察人类的情感和心理，任何人类知识上的进展都会得而复失。也因如此，赫希曼从来不是正统的经济学家，而是所有人类奥秘探求者的同伴，乃至向导。不少学者将赫希曼放在马克思、托克维尔、韦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以及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等人组成的思想谱系中进行考察，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西方学界，赫希曼被公认为第一流的、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最有洞察力、想象力和原创性的社会科学家”，还被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称做“当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 ，都是基于类似的理由。2007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设立了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赫希曼奖（The Albert O. Hirschman Prize），目前得主有三位，依次是政治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政治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每一位都符合赫希曼的思想家原型。
最近，赫希曼的又一部著作《反动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Reaction）引进国内了。在这本书中，赫希曼集中处理的是保守与进步的修辞学（rhetoric）。他注意到，对应于人类历史上几个重要的进步时刻，那些反对者——即保守者或反动派（均无贬义）所做出的反对往往是情境式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反对本质上是刺激-反应型的，没有恒定的反对原则，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反对对象，并且几乎总是陷入一个不断自我筑垒的循环之中。换句话说，人们的反动更多地是缘于面对风险的复杂心理而采取的拒绝进步的断然态度，反动的话语往往也是基于“论证的必要性”（the imperatives of argument）而塑造出来的一套套专横而不妥协的修辞，并不涉及反动者的欲求、道德和信念。
赫希曼认为，正面攻击反动派的心灵或人格很可能加深人与人之间的鸿沟。相反，理解反动派的修辞，从而冲击他们脆弱的逻辑，反倒可能促使壁垒的瓦解，达到沟通融合的目的。因此，他归纳出三大类反对进步的“反动修辞”：悖谬论、无效论及危险论，试图从逻辑和心理两方面缴反动派的械。在《反动的修辞》中，他用激情与简洁兼具的论述达成了这一目标。
然而在本书的最后部分，赫希曼再次表现出他那自我颠覆的倾向。针对“反动修辞”的敌手“进步修辞”，他也展开了分析与批评。并且他指出，这两种互相对立的修辞居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毫不妥协——这种专断的、拒绝沟通的话语特征妨碍了人类的合作和进步。
很显然，赫希曼对待智识的诚实态度只会令反动派和进步派都心怀不满。然而正如爱默生所说：“一致性是心胸狭隘者的魔障”，只有热爱人类、视野广阔且深具创造精神的思想家才敢于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尚未解决的矛盾，赫希曼就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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