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种“相遇”——格非小说《相遇》的主题
有同学问我如何看待格非的短篇《相遇》，我用一个小时重读完这篇两万多字的小说，然后随便从几个方面写了几点内容，但发现在写最后一点时越写越多，最后几乎成了一篇近万字的论文了，中间写着写着还禁不住画起了图，然后又将图调整至前面，逐条分配，再逐条分析。用一万字的文字去解读两万字的小说，这不仅是“文本细读”，简直就是“过度解读”了。没办法，套用上次通篇拍下来的句式，“也许只有偶像的书才会逐页逐页拍下来吧”，这次——也许只有偶像的小说才会值得花费这多么笔墨去解读吧。
下面的解读，可以看出我本来没想写长文的痕迹。语言、叙事写得都很简单，本来第三点应该写“结构”的，但又觉得形式分析可能并非读者所期望的，可能人们更关注这篇忧伤的小说到底在说了什么，“相遇”到底在讲什么。于是重点就分析了一下内容。
首先，语言层面。
冷静客观、优雅从容，精准而饶有诗意。既有中国语言的古典之美，又有现代西化语言的句式。但两者又不冲突，完美融合，达到了一种纯正的现代汉语写作。
其次，叙事方面。
对于熟稔博尔赫斯的人来说，一眼便可以看出这是典型的博尔赫斯式的叙述模式。某年某月月，发生了某某事，然后细心考证，慢慢推进，口气冷静得让人不容置疑。但事实上，却是一次蒙上历史叙事外衣虚构叙事，一种逃离宏大叙事的个人叙事。事情发生在1903年，而小说写于1993年，时间差近百年。事情发生在遥远的西藏，而作者身在江南水乡，空间上有万里之遥。这完全是在用史料与想象叙事，典型的博尔赫斯式或者说图书馆式的“百科全书型”作家叙事。
最后，内容层面。
标题为《相遇》，题材是战争。但作者关心的并不是枪林弹雨意义上的战争，而是文化或曰文明意义上的战争。这里面的几个人物的身份非常耐人寻味。四个主要人物，荣赫鹏是上校，代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强势文明；约翰•纽曼是英国的传教士，代表传统的基督教文明；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代表东方藏传佛教文明；何文钦代表东方儒家文明。他们的“相遇”其实可以看成是几种不同文化或文明的“相遇”。四个人物，两两组合，正好六对。如下图所示：
上由图可知，一些文明或文化的“相遇”是有共同特点的，六组“相遇”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文明内的“相遇”，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遇”。前者没有跨文明，后者跨越了文明。前者包括两组“相遇“，一是以荣赫鹏上校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和以传教士为代表的传统基督教文明的“相遇”，同时也象征战争与和平的“相遇”；二是以大住持为代表的佛教文明与以何文钦为代表的儒家文明的“相遇”，也隐含藏族和汉族两种民族的“相遇”。后者包括四组“相遇”，一是以荣赫鹏上校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与以大住持为代表的东方藏传佛教文明的“相遇”；二是以荣赫鹏上校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与以何文钦为代表的东方儒家文明的“相遇”；三是以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以大住持为代表的东方藏传佛教文明的“相遇”；四是以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何文钦为代表的东方儒家文明的“相遇”。另一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每一处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相遇”时，所凸显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荣赫鹏与大住持相遇时，因为强调的是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所以要强调自己的“西方”属性，但当荣赫鹏与约翰•纽曼“相遇”时，因为二者都属西方，所以要凸显“现代”和“战争”，以与“传统”和“和平”区分。同理，同为东方文明的藏传佛教文明的大住持与儒家文明的何文钦“相遇”时，就要强调二者在“藏族”与“汉族”之间的区别了。其他亦同理。下面分面述之。
第一，传统基督教文明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相遇”。
荣赫鹏是英国远征军的上校，代表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约翰•纽曼是英国的传教士，代表基督教文明。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传教士代表和平，但希望基督教能够在西藏地方传播开来。上校代表战争，希望用武力征服西藏。二者还发生过冲突，上校曾下令传教士到他的军营做随军传牧师，传教士说他是自由的传教士，除了来自国内教会的指令外，没有兴趣承担别的义务，并说自己也闻不了血腥味。而上校的手下布雷瑟顿少校却说：“你现在是在荣赫鹏上榜的战地指挥所里，而不是在苏格兰乡间的修道院，你闻不了血腥味也许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如果荣赫鹏上榜现在命令你将一盆血喝下去，我想你恐怕也不会拒绝吧？”传教士无奈被迫屈服。但他心里却没有屈服，他曾断言：“英国人永远也到不了拉萨。”其实正是基于宗教意义上的说这句话的。传教士为什么会这样说？其实涉及到了第二种更重要的相遇。
第二，基督教文明与佛教文明的相遇。
这个集中体现在传教士纽曼和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的“相遇”上。大住持邀请传教士去藏式城堡同窗，传教士鬼使神差地同意了。接下来就有了一番针锋相对，非常精彩辩论。大住持说：“我们从来就同有认为你的基督教存在着什么缺陷……没有派人去苏格兰或者伦敦传教。”言外之意，你们也不应该说我们的藏传佛教有什么问题，也没必要飘洋过海不远万里来我们这传教。我们的宗教没有侵略性，你们的宗教却老想着一统天下。接下来大住持说了更多习俗上的不同，你们在水里洗澡，我们在风里洗澡，不用老说我们“肮脏”；给病人看病时，你们用听诊器诊断，汉人号脉诊断，我们藏人根据木桶里的小便声音诊断……没什么高下之分。
后来就说到了关键，传教士质问：“你们信仰佛陀，但如何知道佛陀的的确存在，存在于何处，又以怎样的方式了解尘世的苦难呢？”大住持反问：“在基督教里，你们凭什么知道耶稣的存在？”传教士说，依靠神迹，比如先知将蛇变成拐杖。大住持说，那不过是魔术，很多人都会。然后传教士就激动了，脸都红了。接着大住持给他看了一个真正的“神迹”，一棵神树，树上每一片叶子上都有一个栩栩如生的佛教人物。传教士叹为观止，问：“我可以摘下一片叶子带走吗？”大住持未置可否地笑了笑。
后来的事情表明，大住持的笑是有意味的。因为不久，大住持派康巴兵刺杀荣赫鹏上校失败，藏兵被杀，住持死去。传教士把那枚枯干的树叶放在显微镜下去看，发现原来的佛像都消失了。可以推测大住持笑中的含意：你摘了也没用，心中无佛，用显微镜看也是看不到的。另外，树叶离开树是会死去的，就像宗教离开土壤也是不会有结果的。你千里迢迢从欧洲跑到西藏，想传播基督教，注意不会有什么结果。事实上也是如此。传教士在远征军入藏十年前就来传教了，结果却始终未成让藏民们改变信仰。这也是他为什么对荣赫鹏上校说“英国人永远也到不了拉萨”深层次原因。
另外，还有一处骇人听闻的情节，就是大住持临死前告诉传教士，曾经有一位叫伊萨的以色列少年历经重重艰险，只身一人来到喜马拉雅山山脚的一个寺院修行，因为天生聪慧，悟性出众，不到几年便修成正果，后来回到耶路撒冷传播教义。这个人其实就是耶稣。大住持言外之意是说：不用争了，就连你们信奉的耶稣也曾是佛祖的一个弟子呢。藏传佛教、基督教，不过都佛教这棵树上结出的果子一样，何必非要争个你死我活呢？
说到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下，根据宗教发展史，我们知道伊斯兰脱胎于基督教，和犹太教、基督教一样都视耶路撒冷为圣地。如果格非小说中的这个情节成立，那么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三大宗教其实是一回事，只不过流变不同。可以解开很多宗教间的争端。其实格非小说中有一处提到穆斯林，即218页：“约翰•纽曼正要说些什么，一名穆斯林装束的尼泊尔香客走了进来。他的怀里夹着一个青布包裹。”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心里激动了一下，终于伊斯兰教出现了，这一下三大宗教终于正面“相遇”了。但可惜格非只是把它当成了路人甲，让他出现一下就退下了。但他的出现并没白费，他送来的是一把枪，送给谁的？送给何文钦的。他是谁？中国驻藏官员。于是，另一种文明出现了。儒家文明。
第三，基督教文明与东方儒家文明的相遇。
这主要体现在传教士纽曼和中国驻藏官员何文钦的“相遇”上。何文钦虽在西藏，却不是藏民，他的家在江南水乡杨州。是十一年前被贬到西藏来的。他终日想着家乡，想着古城杨州的画舫珠帘，所以可以将何文钦看成儒家文明的代表。
何文钦起初是把纽曼当成一个会变花样的魔术师请到家中的。然后纽曼就给他看照相机和显微镜，纽曼对他说照相机可以将人的面目固定在纸上而对人体毫无伤害，显微镜可以使地图上的线脉迅速变粗。何文钦像听笑话一样摇了摇头，于是纽曼顺手捉起一个虱子，将它放在显微镜下，当何文钦看到那只虱子在镜片下迅速变成一只老鼠的时候，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后来何文钦向传教士坦率地说明了自己在那一瞬间的真实感受：“我一度以为时间出了问题。”
时间确实出了问题，这是两个文明的碰撞，而文明说到底首先是时间观的问题。基督教文明的时间观是：“时间像一条射线”，时间一去不复返。而儒家文明的时间观是：“时间像一个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像太极圈，永无尽头。在圆形时间观下，虱子永远是虱子，即便他要变成老鼠，也要经过几番轮回（佛教的时间观念也是圆形的，整个东方的除了伊斯兰教受基督教影响之外其他的都是如此）才能如此，而纽曼的显微镜却让他在瞬间“迅速”变成了一只老鼠，显然是有悖于圆形时间观念的。而基督教的时间观念却可以做到，他们相信时间是直的，未来是进步的，科技是发展的，人是可以发明创造，征服自然的。所以有了艰船利炮，有了照相机和显微镜。
照相机的例子在何文钦身上没有详说，却在另一处表现得特别鲜明。大住持派人去刺杀荣赫鹏上校，给了带兵的首领一个荣赫鹏的相片，这还是传教士曾经送给大主持的。“康巴人的首领朝照片瞥了一眼，立刻将它丢在地上，仿佛它像炭火一样烫手。”这个细节使人瞬间想起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的情节，热带的马孔多人终生未见过冰，当有人第一次触摸到冰时，立即把手伸了回来，感觉那东西非常“烫手”。虽然格非对马尔克斯的挪用并不十分精彩（把照片比喻成碳火显然没有把冰比喻成碳火更有张力），但却可以传达出马尔克斯同样的意思，一个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器物的无知和恐慌。
后来因为英国入藏的原因，各为其主的传教士和何文钦显然已经不能再做哪怕是形式上的朋友了。这在荣赫鹏接待他们时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当荣赫鹏和大住持在屋内会谈的时候，本是朋友的何文钦和传教士却不尴不尬地站在外面，“何教士满面笑容地走向何文钦，伸开双臂做出一副想要拥抱他的样子。何文钦却在荞麦地里连连后退。”另一处牴牾就是发生在那才提到的那位穆斯林香客递来一把手枪之际，何文钦对着纽曼的头连射两枪，都是空膛，吓得纽曼大汗淋漓，用一种怪声怪气的语调对何文钦喊道：“何先生，我对你的恶作剧一点也不欣赏，一点也不！”这些情节都可以看成两种文明差距、冲突，试图融合而又举步维艰的窘境。
第四，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与东方藏传统佛教文明的相遇。
集中体现在荣赫鹏上校与大住持之间。第2节就讲述了二人的会谈。当时有三个人都要见荣赫鹏上校，传教士约翰•纽曼，驻藏官员何文钦和在扎什伦布寺大住持。荣赫鹏上校凭着直觉与兴趣，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大住持加以接见，将另外两个凉在了营帐外的荞麦地里。但二位的交谈并不深入，“他们最初的谈话巧妙地绕开了侵略、占领等一系列字眼”，“大住持不仅没有刺探出任何有用的情报，甚至原先计划中劝阻英国人向拉萨挺进的建议始终没有机会向上校提出来。”那二人谈的是什么呢？不过是些宗教习俗、医学、巫术和神迹，最后竟在哲学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在他们不到两个小时的谈话中，双方为地球是否是圆的这样一个问题颇费了一些口舌。”这在读者看来几近一种笑话，但在当时却是世界观的根本分歧。上面谈到到传教士和何文钦在时间观上的分歧，这里又有世界观的分歧。其实两种都属于东西方文明“相遇”时的冲突。这是二人的初步交涉。接下来的故事就没那么友好了。
大住持从传教士那里得到暗示，派一支康巴人组成突击部队准备刺杀荣赫鹏。一开始进展很顺利，康巴人很顺利地包围了荣赫鹏的军营，把一位英国人的士兵吓坏了，“足足僵立了四五分钟之久，才回过神来鸣枪报警”，“使团内的一位年老的军医穿着白短裤在场地在中央瑟瑟打抖。”但情况马上急转直下，由于西藏部队对于围攻一无所知，不懂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他们本来越过围墙可以将指挥部全军覆没，但他们却只会趴在围墙上盲目射击。其结果只造成了五名敌方士兵阵亡，而自己却很快被对方扭转局面，反败为胜，一举拿下，牺牲了六十三名士兵。“扎什伦布寺的住持酝酿数月之久的袭击计划终于流产”。这是两种文明短兵相接的情节，以西方文明的胜利告终，也是整个近现代东西文明结果的缩影。但这还不是最终的结局。
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当然表面上没有什么意外发生。还是荣赫鹏取得了胜利，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拉萨，但并没有获得期望中的荣誉和满足。先是上级的严厉指责，印度事务大臣罗德里克在给原印度总督寇松的信中，指责他“是一个粗俗、没有教养的人”，斥责他“在西藏的所作所为证明，他对于二十世纪欧洲及亚洲的政治格局缺乏足够的理解。为了国家的荣誉，在某种程度上抛弃荣赫鹏上榜看来已经不可避免……”后来是他自己的感受，也即小说的结尾：
在漫长的西藏之旅即将结束的前夕，荣赫鹏上校独自一人骑马来到了纳木错湖边，在念青唐古拉山的雪峰之下，荣赫鹏上榜一度忘了自己置身于何处。他仿佛感觉到自己的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甚至包括时间本身在进入西藏以后都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他的耳畔再一次响起扎什伦布的大住持的那种衰老不堪的声音。当时是在甘宗坝，他与大住持在指挥所的营帐里为一些地理常识发生激烈的争吵。大住持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固执告诉他：
地球并不是圆的，而是三角形，就像羊的肩胛骨一样。
可见他虽然在战争意义上征服了拉萨，但却无法征服当地的文明，最后反被当地的文明所征服，认可了自己原来认为很荒诞的世界观：地球并不是圆的。
另一处东方与西方文明冲突体现在荣赫鹏与何文钦之间，二者的“相遇”更能凸显“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的的“冲突”。这就说到了第五种“相遇”。
第五、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与东方传统儒家文明的“相遇”。
其实荣赫鹏并没有直接与何文钦正面接触，荣赫鹏上校嫌何文钦官衔太小没有接见他。但不见也是一种“相遇”，何况有更强大的国与国的“相遇”实际上已经发生。可以说整个小说最重要的故事和背景就是以荣赫鹏为代表的英国与以何文钦为代表的中国之间发生的国家战争。
何文钦其实一直是想有作为的，“他曾经写信给驻藏大臣，建议朝廷忙从青海发兵，以便在英国人进入拉萨之前，从江孜平原和英军展开决战。”但“他的建议立刻遭到了驻藏大臣的严词批驳”。为什么？格非接下来让何文钦的一翻猜测再鲜明不过地说到了要害：“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引发了何文钦的一连串不祥的猜测：古老帝国本身似乎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祸乱，原先驻防在青海、四川的军队纷纷内调便是明证。看来，进行对西南边陲的统辖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1903年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1月，洪全福、谢缵泰等谋广州举事；4月，京师大学堂“鸣钟上学”，声讨沙俄侵略；5月，邹容《革命军》出版；6月，《苏报》案发，章炳麟被捕；8月，孙中山在日本秘密组建军事学校……外，列强依然虎视眈眈；内，革命思潮风起云涌。大清帝国处于风雨飘摇的风口浪尖，生死存亡之际，尚且自顾不暇，哪有什么功夫去管西南边陲一个流放官员的发兵请求呢。
这个更大的历史背景其实也是东方儒家文明气息奄奄的一个旁证，这个已经喘息了二千多年的东方帝国，自知已经难以抵抗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强烈攻击，索性放弃了事。在这一次“相遇”中，东方传统儒家文明显然是失败了。最后何文钦被当作失败的信号被绑在圆木柱上顺流而下，就是一个有力的象征。
第六、佛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相遇。
这一组文明的“相遇”比较含蓄，但绝不能忽视。当然，我们不能断定何文钦的汉族身份，只知道他身在杨州。有两种情况，一是他是汉族，那么他在西藏，不仅可以看成是佛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相遇”，也可以成看是“汉”“藏”两个民族的“相遇”，其中还隐含着“汉”与“满”的纠葛。二是他不是汉族，满族或者其他什么少数民族，也没关系，同样可以看成是儒家文明的代表。所以我们的小标题不有直接说汉族与藏族的“相遇”，而笼统地说佛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相遇，这在学理上是说得通的。
为什么说是儒家文明？因为汉族虽然被满族征服，但却用汉族的文化治国，所以清朝依然可以看成是儒家文明延续。另外书中提到何文钦的家乡杨州时，用的那些典故和景观叙事，如“古城扬州的画舫珠帘”、“二十四桥迷蒙的月色”、“独处小楼”、“谛听一夜风雨”等等，了解中国诗词的人一看便知这是唐诗宋词的意象、竟境，明显就是儒家叙事传统的一部分。
而这么一位儒家文明的代表者，在西藏遭遇了什么呢？
首先他不习惯，思念家乡，小说中写道：“他像一只急于返回花蕊深处的甲虫，日复一日地等待着皇帝陛下的诏书，渴望重新回到二十四桥迷蒙的月色中去。”每当看到牦牛经过苍南，西去印度和锡金，“一种不可遏制的思乡之情便油然而生。”“他时常梦见淮扬城外的舟楫危顶，幽深的街巷，一夜风雨送来桂子的芳香。清晨醒来的时候，竟然泪流满面。”西藏的一次飘泼大雨马上让他想起江南的梅雨季节，整夜坐在酥油灯下，度过一个不眠之夜。还常常“独处小楼，在幽幽的灯光下谛听一夜风雨……”对家乡的思念表示着对当地文明的不认同，或者至少可以产是没有什么归属感。他代表了千百个远离家乡驻扎在西藏的中原或江南人士，他们也许并非不爱国，但让他们远离熟稔的家乡来到异族的土地难免就会不适应。这里隐隐透出作者对两种文化融合的担忧。
其次他未能善终，暴死他人之手。死于谁手？一个康巴人手里，也即藏族人手里。当然我们不能夸大两个民族之间的对立，但作者设计这个结局难免引起人的遐想。故事是这样的，大住持布置的刺杀军队失败了，他只教给了他们发送成功信号的方式，在江孜河里放一要圆木并且将头上的箍带绑在上面，却没有教发送失败信号的方式。于是当一位幸存的康巴人遇到何文钦的时候，就建议对方把自己杀死，将尸体绑在圆木上，这样，大住持就明白一切了。但何文钦却拒绝了。而当他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何文钦突然感到一阵冰冷的寒气袭入他的腰部，很快流遍了全身……”康巴人的尖刀夺去了他的生命，然后把他绑在了圆木上，当作报信的信号了。
这一段写何文钦的死非常唯美：“当康巴人将何文钦的身体拽向河边的时候，他并未完全死去磁 。纷乱的光线刺得他眼不开双眼，但他能同时感爱到植物清新的芳香和阳光的温暖。”何文钦似乎死得如愿以偿，因为他的上级已经写信怒斥了他一顿，说他里通英国传教士，致使军队长驱直入，令他闭门思过，听候处置。回家全然已经不大可能，而这时候的他最好的归宿也许只有一死。
而在康巴人那边，可能也完全不理解他要做什么。事实上，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去向哪里。之前他骑着马离家出走，几乎要闯进了英国人的驻地。经侍从官提醒才知道危险将至。“何文钦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英国人的营地去。同样，他也不知道，那匹疲弱的那曲马最终会把将带往何处。”从中可以看出这一位失去家乡无所归属的人的迷茫。康巴人也许以为他要告密，可能会站在英国人那边。索性杀了他，一举两得。既除去了隐患，也能传递失败的信号了。也许在藏族人那里，汉人本来就不是和他们一伙的。他们驻扎在这里和英军驻扎在这里有什么两样呢？也许在藏族人那里，他本就不相信汉人会帮他们抵抗英军，事实上朝廷早已经将他们放弃了，留下的何文钦也是无所作为。抵抗英军的事完全是由藏族自己发动起来的，指挥的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是藏族人；部队是康巴人组成的，也是藏族人。汉人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所以，既然不能做朋友，那就有可能是敌人。不是我死，就是你亡。所以康巴人杀死了何文钦，藏族人杀死了汉族人。（注：此处的汉人泛指儒家文明的主要代表民族。）
当然这点写得非常隐晦，考虑到其中的政治因素和民族因素，再考到这篇小说写于1993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刚过去四年，格非的选择这种写法就不难理解了。当然，也不排除“作者本无意，读者胡联想”的可能，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过度解读”。但既然图形已经划出，箭在弦上，就不得不发了。
至此，六种“相遇”已经悉数说完，其实也可以解读成六种“冲突”，巧合的是，就在这本小说写成的同一年，也就是1993年，另一本享誉全球的书问世了。这就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他直接冠名为“冲突”，主要观点就是认为当今世界很多冲突，其实就发生在两种文明的断裂处。他的观点可以用这样一个比方去形容，就像地球板块断裂处容易发生地震一样，文明的断裂处也容易发生冲突。这种理论早已成为共识，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他可以用来解释世界上大量的民族冲突问题。但格非没用“冲突”这个词，他用了“相遇”，至于“冲突”还是“融合”，都是后来的事，充满了无限可能。我解读的时候可能偏向了“冲突”，毕竟这是不同文化的首次集中的“相遇”，“冲突”也是在所难免。但以后会怎样？却绝不仅仅是“冲突”所能解决的。它充满了可能，也许正是这样，所以冯唐才说“有限的文字，满纸无限的开始和可能”。事实上小说的最后也暗示了融合的一种可能，一个相信地球是圆的上校在征服了拉萨之后，却也开始相信地球可能真是一个三角形。
这就是“相遇”，事实上除了这六种和内容直接相关的“相遇”，我们还可以视之为虚构与历史的“相遇”，文本与解读的“相遇”，作者与读者的“相遇”。而且有时候这种“相遇”还需要“重逢”，就像十年前，我在江南的梅雨季节，在苏州图书馆第一次看格非的这篇《相遇》时，我只读到了遥远的西藏遥远的年代的那种潮湿的感觉；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在往北不远便可入藏的云南丽江重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却读出了六种不同的“相遇”。谁知道再过十年，我再与《相遇》“相遇”时，又会读出什么呢？
——2014/4/14丽江
下面的解读，可以看出我本来没想写长文的痕迹。语言、叙事写得都很简单，本来第三点应该写“结构”的，但又觉得形式分析可能并非读者所期望的，可能人们更关注这篇忧伤的小说到底在说了什么，“相遇”到底在讲什么。于是重点就分析了一下内容。
首先，语言层面。
冷静客观、优雅从容，精准而饶有诗意。既有中国语言的古典之美，又有现代西化语言的句式。但两者又不冲突，完美融合，达到了一种纯正的现代汉语写作。
其次，叙事方面。
对于熟稔博尔赫斯的人来说，一眼便可以看出这是典型的博尔赫斯式的叙述模式。某年某月月，发生了某某事，然后细心考证，慢慢推进，口气冷静得让人不容置疑。但事实上，却是一次蒙上历史叙事外衣虚构叙事，一种逃离宏大叙事的个人叙事。事情发生在1903年，而小说写于1993年，时间差近百年。事情发生在遥远的西藏，而作者身在江南水乡，空间上有万里之遥。这完全是在用史料与想象叙事，典型的博尔赫斯式或者说图书馆式的“百科全书型”作家叙事。
最后，内容层面。
标题为《相遇》，题材是战争。但作者关心的并不是枪林弹雨意义上的战争，而是文化或曰文明意义上的战争。这里面的几个人物的身份非常耐人寻味。四个主要人物，荣赫鹏是上校，代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强势文明；约翰•纽曼是英国的传教士，代表传统的基督教文明；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代表东方藏传佛教文明；何文钦代表东方儒家文明。他们的“相遇”其实可以看成是几种不同文化或文明的“相遇”。四个人物，两两组合，正好六对。如下图所示：
上由图可知，一些文明或文化的“相遇”是有共同特点的，六组“相遇”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文明内的“相遇”，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遇”。前者没有跨文明，后者跨越了文明。前者包括两组“相遇“，一是以荣赫鹏上校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和以传教士为代表的传统基督教文明的“相遇”，同时也象征战争与和平的“相遇”；二是以大住持为代表的佛教文明与以何文钦为代表的儒家文明的“相遇”，也隐含藏族和汉族两种民族的“相遇”。后者包括四组“相遇”，一是以荣赫鹏上校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与以大住持为代表的东方藏传佛教文明的“相遇”；二是以荣赫鹏上校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与以何文钦为代表的东方儒家文明的“相遇”；三是以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以大住持为代表的东方藏传佛教文明的“相遇”；四是以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何文钦为代表的东方儒家文明的“相遇”。另一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每一处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相遇”时，所凸显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荣赫鹏与大住持相遇时，因为强调的是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所以要强调自己的“西方”属性，但当荣赫鹏与约翰•纽曼“相遇”时，因为二者都属西方，所以要凸显“现代”和“战争”，以与“传统”和“和平”区分。同理，同为东方文明的藏传佛教文明的大住持与儒家文明的何文钦“相遇”时，就要强调二者在“藏族”与“汉族”之间的区别了。其他亦同理。下面分面述之。
第一，传统基督教文明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相遇”。
荣赫鹏是英国远征军的上校，代表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约翰•纽曼是英国的传教士，代表基督教文明。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传教士代表和平，但希望基督教能够在西藏地方传播开来。上校代表战争，希望用武力征服西藏。二者还发生过冲突，上校曾下令传教士到他的军营做随军传牧师，传教士说他是自由的传教士，除了来自国内教会的指令外，没有兴趣承担别的义务，并说自己也闻不了血腥味。而上校的手下布雷瑟顿少校却说：“你现在是在荣赫鹏上榜的战地指挥所里，而不是在苏格兰乡间的修道院，你闻不了血腥味也许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如果荣赫鹏上榜现在命令你将一盆血喝下去，我想你恐怕也不会拒绝吧？”传教士无奈被迫屈服。但他心里却没有屈服，他曾断言：“英国人永远也到不了拉萨。”其实正是基于宗教意义上的说这句话的。传教士为什么会这样说？其实涉及到了第二种更重要的相遇。
第二，基督教文明与佛教文明的相遇。
这个集中体现在传教士纽曼和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的“相遇”上。大住持邀请传教士去藏式城堡同窗，传教士鬼使神差地同意了。接下来就有了一番针锋相对，非常精彩辩论。大住持说：“我们从来就同有认为你的基督教存在着什么缺陷……没有派人去苏格兰或者伦敦传教。”言外之意，你们也不应该说我们的藏传佛教有什么问题，也没必要飘洋过海不远万里来我们这传教。我们的宗教没有侵略性，你们的宗教却老想着一统天下。接下来大住持说了更多习俗上的不同，你们在水里洗澡，我们在风里洗澡，不用老说我们“肮脏”；给病人看病时，你们用听诊器诊断，汉人号脉诊断，我们藏人根据木桶里的小便声音诊断……没什么高下之分。
后来就说到了关键，传教士质问：“你们信仰佛陀，但如何知道佛陀的的确存在，存在于何处，又以怎样的方式了解尘世的苦难呢？”大住持反问：“在基督教里，你们凭什么知道耶稣的存在？”传教士说，依靠神迹，比如先知将蛇变成拐杖。大住持说，那不过是魔术，很多人都会。然后传教士就激动了，脸都红了。接着大住持给他看了一个真正的“神迹”，一棵神树，树上每一片叶子上都有一个栩栩如生的佛教人物。传教士叹为观止，问：“我可以摘下一片叶子带走吗？”大住持未置可否地笑了笑。
后来的事情表明，大住持的笑是有意味的。因为不久，大住持派康巴兵刺杀荣赫鹏上校失败，藏兵被杀，住持死去。传教士把那枚枯干的树叶放在显微镜下去看，发现原来的佛像都消失了。可以推测大住持笑中的含意：你摘了也没用，心中无佛，用显微镜看也是看不到的。另外，树叶离开树是会死去的，就像宗教离开土壤也是不会有结果的。你千里迢迢从欧洲跑到西藏，想传播基督教，注意不会有什么结果。事实上也是如此。传教士在远征军入藏十年前就来传教了，结果却始终未成让藏民们改变信仰。这也是他为什么对荣赫鹏上校说“英国人永远也到不了拉萨”深层次原因。
另外，还有一处骇人听闻的情节，就是大住持临死前告诉传教士，曾经有一位叫伊萨的以色列少年历经重重艰险，只身一人来到喜马拉雅山山脚的一个寺院修行，因为天生聪慧，悟性出众，不到几年便修成正果，后来回到耶路撒冷传播教义。这个人其实就是耶稣。大住持言外之意是说：不用争了，就连你们信奉的耶稣也曾是佛祖的一个弟子呢。藏传佛教、基督教，不过都佛教这棵树上结出的果子一样，何必非要争个你死我活呢？
说到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下，根据宗教发展史，我们知道伊斯兰脱胎于基督教，和犹太教、基督教一样都视耶路撒冷为圣地。如果格非小说中的这个情节成立，那么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三大宗教其实是一回事，只不过流变不同。可以解开很多宗教间的争端。其实格非小说中有一处提到穆斯林，即218页：“约翰•纽曼正要说些什么，一名穆斯林装束的尼泊尔香客走了进来。他的怀里夹着一个青布包裹。”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心里激动了一下，终于伊斯兰教出现了，这一下三大宗教终于正面“相遇”了。但可惜格非只是把它当成了路人甲，让他出现一下就退下了。但他的出现并没白费，他送来的是一把枪，送给谁的？送给何文钦的。他是谁？中国驻藏官员。于是，另一种文明出现了。儒家文明。
第三，基督教文明与东方儒家文明的相遇。
这主要体现在传教士纽曼和中国驻藏官员何文钦的“相遇”上。何文钦虽在西藏，却不是藏民，他的家在江南水乡杨州。是十一年前被贬到西藏来的。他终日想着家乡，想着古城杨州的画舫珠帘，所以可以将何文钦看成儒家文明的代表。
何文钦起初是把纽曼当成一个会变花样的魔术师请到家中的。然后纽曼就给他看照相机和显微镜，纽曼对他说照相机可以将人的面目固定在纸上而对人体毫无伤害，显微镜可以使地图上的线脉迅速变粗。何文钦像听笑话一样摇了摇头，于是纽曼顺手捉起一个虱子，将它放在显微镜下，当何文钦看到那只虱子在镜片下迅速变成一只老鼠的时候，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后来何文钦向传教士坦率地说明了自己在那一瞬间的真实感受：“我一度以为时间出了问题。”
时间确实出了问题，这是两个文明的碰撞，而文明说到底首先是时间观的问题。基督教文明的时间观是：“时间像一条射线”，时间一去不复返。而儒家文明的时间观是：“时间像一个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像太极圈，永无尽头。在圆形时间观下，虱子永远是虱子，即便他要变成老鼠，也要经过几番轮回（佛教的时间观念也是圆形的，整个东方的除了伊斯兰教受基督教影响之外其他的都是如此）才能如此，而纽曼的显微镜却让他在瞬间“迅速”变成了一只老鼠，显然是有悖于圆形时间观念的。而基督教的时间观念却可以做到，他们相信时间是直的，未来是进步的，科技是发展的，人是可以发明创造，征服自然的。所以有了艰船利炮，有了照相机和显微镜。
照相机的例子在何文钦身上没有详说，却在另一处表现得特别鲜明。大住持派人去刺杀荣赫鹏上校，给了带兵的首领一个荣赫鹏的相片，这还是传教士曾经送给大主持的。“康巴人的首领朝照片瞥了一眼，立刻将它丢在地上，仿佛它像炭火一样烫手。”这个细节使人瞬间想起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的情节，热带的马孔多人终生未见过冰，当有人第一次触摸到冰时，立即把手伸了回来，感觉那东西非常“烫手”。虽然格非对马尔克斯的挪用并不十分精彩（把照片比喻成碳火显然没有把冰比喻成碳火更有张力），但却可以传达出马尔克斯同样的意思，一个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器物的无知和恐慌。
后来因为英国入藏的原因，各为其主的传教士和何文钦显然已经不能再做哪怕是形式上的朋友了。这在荣赫鹏接待他们时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当荣赫鹏和大住持在屋内会谈的时候，本是朋友的何文钦和传教士却不尴不尬地站在外面，“何教士满面笑容地走向何文钦，伸开双臂做出一副想要拥抱他的样子。何文钦却在荞麦地里连连后退。”另一处牴牾就是发生在那才提到的那位穆斯林香客递来一把手枪之际，何文钦对着纽曼的头连射两枪，都是空膛，吓得纽曼大汗淋漓，用一种怪声怪气的语调对何文钦喊道：“何先生，我对你的恶作剧一点也不欣赏，一点也不！”这些情节都可以看成两种文明差距、冲突，试图融合而又举步维艰的窘境。
第四，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与东方藏传统佛教文明的相遇。
集中体现在荣赫鹏上校与大住持之间。第2节就讲述了二人的会谈。当时有三个人都要见荣赫鹏上校，传教士约翰•纽曼，驻藏官员何文钦和在扎什伦布寺大住持。荣赫鹏上校凭着直觉与兴趣，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大住持加以接见，将另外两个凉在了营帐外的荞麦地里。但二位的交谈并不深入，“他们最初的谈话巧妙地绕开了侵略、占领等一系列字眼”，“大住持不仅没有刺探出任何有用的情报，甚至原先计划中劝阻英国人向拉萨挺进的建议始终没有机会向上校提出来。”那二人谈的是什么呢？不过是些宗教习俗、医学、巫术和神迹，最后竟在哲学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在他们不到两个小时的谈话中，双方为地球是否是圆的这样一个问题颇费了一些口舌。”这在读者看来几近一种笑话，但在当时却是世界观的根本分歧。上面谈到到传教士和何文钦在时间观上的分歧，这里又有世界观的分歧。其实两种都属于东西方文明“相遇”时的冲突。这是二人的初步交涉。接下来的故事就没那么友好了。
大住持从传教士那里得到暗示，派一支康巴人组成突击部队准备刺杀荣赫鹏。一开始进展很顺利，康巴人很顺利地包围了荣赫鹏的军营，把一位英国人的士兵吓坏了，“足足僵立了四五分钟之久，才回过神来鸣枪报警”，“使团内的一位年老的军医穿着白短裤在场地在中央瑟瑟打抖。”但情况马上急转直下，由于西藏部队对于围攻一无所知，不懂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他们本来越过围墙可以将指挥部全军覆没，但他们却只会趴在围墙上盲目射击。其结果只造成了五名敌方士兵阵亡，而自己却很快被对方扭转局面，反败为胜，一举拿下，牺牲了六十三名士兵。“扎什伦布寺的住持酝酿数月之久的袭击计划终于流产”。这是两种文明短兵相接的情节，以西方文明的胜利告终，也是整个近现代东西文明结果的缩影。但这还不是最终的结局。
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当然表面上没有什么意外发生。还是荣赫鹏取得了胜利，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拉萨，但并没有获得期望中的荣誉和满足。先是上级的严厉指责，印度事务大臣罗德里克在给原印度总督寇松的信中，指责他“是一个粗俗、没有教养的人”，斥责他“在西藏的所作所为证明，他对于二十世纪欧洲及亚洲的政治格局缺乏足够的理解。为了国家的荣誉，在某种程度上抛弃荣赫鹏上榜看来已经不可避免……”后来是他自己的感受，也即小说的结尾：
在漫长的西藏之旅即将结束的前夕，荣赫鹏上校独自一人骑马来到了纳木错湖边，在念青唐古拉山的雪峰之下，荣赫鹏上榜一度忘了自己置身于何处。他仿佛感觉到自己的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甚至包括时间本身在进入西藏以后都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他的耳畔再一次响起扎什伦布的大住持的那种衰老不堪的声音。当时是在甘宗坝，他与大住持在指挥所的营帐里为一些地理常识发生激烈的争吵。大住持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固执告诉他：
地球并不是圆的，而是三角形，就像羊的肩胛骨一样。
可见他虽然在战争意义上征服了拉萨，但却无法征服当地的文明，最后反被当地的文明所征服，认可了自己原来认为很荒诞的世界观：地球并不是圆的。
另一处东方与西方文明冲突体现在荣赫鹏与何文钦之间，二者的“相遇”更能凸显“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的的“冲突”。这就说到了第五种“相遇”。
第五、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与东方传统儒家文明的“相遇”。
其实荣赫鹏并没有直接与何文钦正面接触，荣赫鹏上校嫌何文钦官衔太小没有接见他。但不见也是一种“相遇”，何况有更强大的国与国的“相遇”实际上已经发生。可以说整个小说最重要的故事和背景就是以荣赫鹏为代表的英国与以何文钦为代表的中国之间发生的国家战争。
何文钦其实一直是想有作为的，“他曾经写信给驻藏大臣，建议朝廷忙从青海发兵，以便在英国人进入拉萨之前，从江孜平原和英军展开决战。”但“他的建议立刻遭到了驻藏大臣的严词批驳”。为什么？格非接下来让何文钦的一翻猜测再鲜明不过地说到了要害：“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引发了何文钦的一连串不祥的猜测：古老帝国本身似乎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祸乱，原先驻防在青海、四川的军队纷纷内调便是明证。看来，进行对西南边陲的统辖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1903年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1月，洪全福、谢缵泰等谋广州举事；4月，京师大学堂“鸣钟上学”，声讨沙俄侵略；5月，邹容《革命军》出版；6月，《苏报》案发，章炳麟被捕；8月，孙中山在日本秘密组建军事学校……外，列强依然虎视眈眈；内，革命思潮风起云涌。大清帝国处于风雨飘摇的风口浪尖，生死存亡之际，尚且自顾不暇，哪有什么功夫去管西南边陲一个流放官员的发兵请求呢。
这个更大的历史背景其实也是东方儒家文明气息奄奄的一个旁证，这个已经喘息了二千多年的东方帝国，自知已经难以抵抗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强烈攻击，索性放弃了事。在这一次“相遇”中，东方传统儒家文明显然是失败了。最后何文钦被当作失败的信号被绑在圆木柱上顺流而下，就是一个有力的象征。
第六、佛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相遇。
这一组文明的“相遇”比较含蓄，但绝不能忽视。当然，我们不能断定何文钦的汉族身份，只知道他身在杨州。有两种情况，一是他是汉族，那么他在西藏，不仅可以看成是佛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相遇”，也可以成看是“汉”“藏”两个民族的“相遇”，其中还隐含着“汉”与“满”的纠葛。二是他不是汉族，满族或者其他什么少数民族，也没关系，同样可以看成是儒家文明的代表。所以我们的小标题不有直接说汉族与藏族的“相遇”，而笼统地说佛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相遇，这在学理上是说得通的。
为什么说是儒家文明？因为汉族虽然被满族征服，但却用汉族的文化治国，所以清朝依然可以看成是儒家文明延续。另外书中提到何文钦的家乡杨州时，用的那些典故和景观叙事，如“古城扬州的画舫珠帘”、“二十四桥迷蒙的月色”、“独处小楼”、“谛听一夜风雨”等等，了解中国诗词的人一看便知这是唐诗宋词的意象、竟境，明显就是儒家叙事传统的一部分。
而这么一位儒家文明的代表者，在西藏遭遇了什么呢？
首先他不习惯，思念家乡，小说中写道：“他像一只急于返回花蕊深处的甲虫，日复一日地等待着皇帝陛下的诏书，渴望重新回到二十四桥迷蒙的月色中去。”每当看到牦牛经过苍南，西去印度和锡金，“一种不可遏制的思乡之情便油然而生。”“他时常梦见淮扬城外的舟楫危顶，幽深的街巷，一夜风雨送来桂子的芳香。清晨醒来的时候，竟然泪流满面。”西藏的一次飘泼大雨马上让他想起江南的梅雨季节，整夜坐在酥油灯下，度过一个不眠之夜。还常常“独处小楼，在幽幽的灯光下谛听一夜风雨……”对家乡的思念表示着对当地文明的不认同，或者至少可以产是没有什么归属感。他代表了千百个远离家乡驻扎在西藏的中原或江南人士，他们也许并非不爱国，但让他们远离熟稔的家乡来到异族的土地难免就会不适应。这里隐隐透出作者对两种文化融合的担忧。
其次他未能善终，暴死他人之手。死于谁手？一个康巴人手里，也即藏族人手里。当然我们不能夸大两个民族之间的对立，但作者设计这个结局难免引起人的遐想。故事是这样的，大住持布置的刺杀军队失败了，他只教给了他们发送成功信号的方式，在江孜河里放一要圆木并且将头上的箍带绑在上面，却没有教发送失败信号的方式。于是当一位幸存的康巴人遇到何文钦的时候，就建议对方把自己杀死，将尸体绑在圆木上，这样，大住持就明白一切了。但何文钦却拒绝了。而当他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何文钦突然感到一阵冰冷的寒气袭入他的腰部，很快流遍了全身……”康巴人的尖刀夺去了他的生命，然后把他绑在了圆木上，当作报信的信号了。
这一段写何文钦的死非常唯美：“当康巴人将何文钦的身体拽向河边的时候，他并未完全死去磁 。纷乱的光线刺得他眼不开双眼，但他能同时感爱到植物清新的芳香和阳光的温暖。”何文钦似乎死得如愿以偿，因为他的上级已经写信怒斥了他一顿，说他里通英国传教士，致使军队长驱直入，令他闭门思过，听候处置。回家全然已经不大可能，而这时候的他最好的归宿也许只有一死。
而在康巴人那边，可能也完全不理解他要做什么。事实上，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去向哪里。之前他骑着马离家出走，几乎要闯进了英国人的驻地。经侍从官提醒才知道危险将至。“何文钦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英国人的营地去。同样，他也不知道，那匹疲弱的那曲马最终会把将带往何处。”从中可以看出这一位失去家乡无所归属的人的迷茫。康巴人也许以为他要告密，可能会站在英国人那边。索性杀了他，一举两得。既除去了隐患，也能传递失败的信号了。也许在藏族人那里，汉人本来就不是和他们一伙的。他们驻扎在这里和英军驻扎在这里有什么两样呢？也许在藏族人那里，他本就不相信汉人会帮他们抵抗英军，事实上朝廷早已经将他们放弃了，留下的何文钦也是无所作为。抵抗英军的事完全是由藏族自己发动起来的，指挥的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是藏族人；部队是康巴人组成的，也是藏族人。汉人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所以，既然不能做朋友，那就有可能是敌人。不是我死，就是你亡。所以康巴人杀死了何文钦，藏族人杀死了汉族人。（注：此处的汉人泛指儒家文明的主要代表民族。）
当然这点写得非常隐晦，考虑到其中的政治因素和民族因素，再考到这篇小说写于1993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刚过去四年，格非的选择这种写法就不难理解了。当然，也不排除“作者本无意，读者胡联想”的可能，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过度解读”。但既然图形已经划出，箭在弦上，就不得不发了。
至此，六种“相遇”已经悉数说完，其实也可以解读成六种“冲突”，巧合的是，就在这本小说写成的同一年，也就是1993年，另一本享誉全球的书问世了。这就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他直接冠名为“冲突”，主要观点就是认为当今世界很多冲突，其实就发生在两种文明的断裂处。他的观点可以用这样一个比方去形容，就像地球板块断裂处容易发生地震一样，文明的断裂处也容易发生冲突。这种理论早已成为共识，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他可以用来解释世界上大量的民族冲突问题。但格非没用“冲突”这个词，他用了“相遇”，至于“冲突”还是“融合”，都是后来的事，充满了无限可能。我解读的时候可能偏向了“冲突”，毕竟这是不同文化的首次集中的“相遇”，“冲突”也是在所难免。但以后会怎样？却绝不仅仅是“冲突”所能解决的。它充满了可能，也许正是这样，所以冯唐才说“有限的文字，满纸无限的开始和可能”。事实上小说的最后也暗示了融合的一种可能，一个相信地球是圆的上校在征服了拉萨之后，却也开始相信地球可能真是一个三角形。
这就是“相遇”，事实上除了这六种和内容直接相关的“相遇”，我们还可以视之为虚构与历史的“相遇”，文本与解读的“相遇”，作者与读者的“相遇”。而且有时候这种“相遇”还需要“重逢”，就像十年前，我在江南的梅雨季节，在苏州图书馆第一次看格非的这篇《相遇》时，我只读到了遥远的西藏遥远的年代的那种潮湿的感觉；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在往北不远便可入藏的云南丽江重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却读出了六种不同的“相遇”。谁知道再过十年，我再与《相遇》“相遇”时，又会读出什么呢？
——2014/4/14丽江
有关键情节透露
